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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两方面，与美国依旧存在较大差距，且有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需要引起政策的高度关注。
受国际分工格局变化以及世界性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未来中美两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竞争会进一步加剧。从双向投资的角度来看，尽管中国近年来对美国投资增长较快，流量上已经超过美国对华投资，但存量仍不到美国在华投资存量值的一半，在美国外资总存量中占比不足2%。中国应破除在对外投资领域的一些错误认识，深刻理解中美兩国在经贸领域的冲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两手抓，及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灵活调整有关政策，不断提高对外投资领域的管理水平。
中美两国外国直接投资（FDI）规模比较与发展态势
过去两年多来，美国和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呈现“冰火两重天”的格局。美国经济持续复苏向好以及美元作为世界性的避险货币需求增加，使得美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很快。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近两年来下降较为明显，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国内产能过剩与国际产业转移、外国在华投资营商成本增加、和周边国家相比外商政策优惠不断减少以及全球经济不景气等。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中国2016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为1337亿美元，美国为3911亿美元，分别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流量的7.7%和22.4%。中国和美国相比，差距不小。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来看，两国当前的差距虽较2000年要小，但还是较为明显。
2008年以来，中美两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呈现一定的相互竞争态势，当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有持续下滑的趋势。从中国2000年加入WTO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一直处于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而同时期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波动较大。但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能力方面，美国在这一阶段明显比中国有优势。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在2009年遭遇重挫，中国相比较而言受影响较小。2009-2014年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水平持续赶超美国，但自2015年以来被美国反超，而且中美间差距有持续扩大的趋势。
从对外直接投资的角度来看，美国长期以来维持世界第一投资大国的地位，但中国自2008年以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速较快，与美国的差距持续缩小。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金额为1831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达2990亿美元，两国分别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12.6%和20.6%。这显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不断增强的发展趋势。但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来看，中国相较于美国而言仍有较大差距。
近三年来，中国资本加速外流的情况比较突出，美国对全球资本的吸附性则进一步加强。2000年以来，美国资本净流入（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差额）在大多数年份均为负值，中国的资本净流入则为正值。但是随着近年来中国“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下滑，中国资本净流入的正值不断缩小。2014年“3·17”汇改与2015年的“8·11”汇改，推高了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快了资本外流的速度，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2016年中国资本净流入第一次出现明显的负值，而同年美国资本净流入为正值。
中美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与产业比较
从地域偏好来看，美国自2000年以来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一直在欧洲、南方的拉丁美洲以及北方的加拿大，这反映了市场环境、贸易成本、地理距离以及文化联结等因素的巨大影响。2000-2007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投资出现了显著的增长，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投资规模明显回落。但是，亚太板块如今仍旧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版图中占据了较为重要的位置，与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投资规模大致相当。从亚太地区内部来看，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日本丧失了美国重要投资对象国的地位，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投资重镇，美国在两国的投资超过在整个亚太地区投资的50%。总体而言，当前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投资较为有限，其中仅有中国和印度吸收了较多的美国资本，其次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除了中国的市场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全球产业链的分工格局以及由此产生的中美巨大贸易额也是美国对华投资规模的抑制因素。从具体的行业来看，除非银行类的控股公司投资之外，近年来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为：制造业、信息产业、批发贸易以及科技服务业，金融类的对外投资自2014年以来下降较为明显。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官方统计数据中，由于对香港地区的投资流量占总流量的比重常年超过50%，因此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偏好时，比较方便的做法是将香港地区的数据排除在外。这样，中国近年来的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其次是欧洲和大洋洲，在非洲的投资流量过去五年来一直维持较为稳定的水平。在亚洲范围（不含香港地区）内，东盟地区又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中之重，近三年其占中国对亚洲地区投资流量的比重保持在70%上下。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导向与建设成效。从行业上来看，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为制造业、信息技术产业和软件业以及科技服务业。
中美两国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与产业发展情况，深刻反映了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以及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就地域来说，拉丁美洲、欧洲和东南亚都是中美近年来的投资重点地区，体现了生产要素集聚的马太效应以及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倾向。从产业来看，由于当前中美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有趋同的发展趋势，其中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侧重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下游产业布局，目的在于减少成本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中国则越来越注重通过海外并购寻求在国际产业链上的位势跃升，目的主要在于获取战略性资产。此外，当前世界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正使得那些拥有巨大市场的地区成为热门的投资地。综合而言，未来中美两国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竞争有较大的可能性会加剧。 中美两国双向投资的现状和趋势
从美国对华投资流量的角度来看，其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一直呈下滑趋势，从2000年的11%左右降至2016年的2%左右。这与美国作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形成明显反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2016年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14.1%。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有关中美两国双向投资的数据采集自国际收支平衡表，使用的是对外投资净流量的统计口径。根据此一统计，2016年美国对华投资净流量仅为64亿美元，相比2015年略有减少。美国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统计分析显示，2016年美国对华投资流量约为138亿美元，相比2015年基本持平。就投资存量而言，美国对华投资在2016年年底已超过2400亿美元，根据世界投资报告数据，约占中国外资总存量的18%。
从中国对美国投资的角度来看，近年来中国对美国投资增长较快，但占美国外资流量总量的比重较低。尽管流量持续超过美国对华投资，但比重在2016年仅达到美国外资流量总量的2%左右，与美国对华投资在中国外资总量中的比重相当。2016年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投资净流量为122亿美元，相比2015年增长超过1倍。美国荣鼎咨询的统计指出，中国对美国投资在2016年达到破纪录的460亿美元，是2015年的3倍，持续了近年来中国对美国投资流量超过美国对华投资流量的趋势。但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存量仍不到美国在华投资存量的一半，仅为1100亿美元。根据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占比不到美国外资总存量的2%。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流量持续超过美国对华投资，这一发展趋势已经引起美国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美国的企业、商会和智库普遍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市场还不够开放以及营商环境有待改善，具体包括：美国对外商投资开放的行业比中国要多，国有企业相较外资企业在中国具有非市场性质的竞争优势，中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基本不对外国投资者开放等。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17》，美国的营商环境在全球排名第8，中国排名第78，明显落后于美国。为了避免中国未来在对美投资领域出现和当前中美贸易领域类似的不平衡问题，美国政府近年来一直施压中国要求对外资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尽量减少对外资的各种限制，继续扩大市场开放的程度。
从投资的具体行业来看，當前传统制造业在美国对华投资中的重要性不断降低，而先进制造业和娱乐服务业等领域的投资维持了较高的投资增长水平，并且未来有望继续增长。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对华投资的三大行业是：信息和通讯技术、娱乐服务业和传统制造业部门。和2015年相比，美国对华传统制造业的投资进一步缩减，尤其在汽车、原材料和工业机械等行业的投资减少明显。这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制造业回流以及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国内产能过剩以及内需不足的担忧。
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增长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信息和通讯技术、房地产、酒店业、交通设备行业等，中国的地方性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其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中国未来有望继续加强对美国消费品制造业、先进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以适应中美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尽管美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缺口较大，但是中国企业在该领域的投资有较大的困难和挑战，特别是美国在法律法规、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审查等方面设置的市场壁垒和非市场壁垒较多。需要高度关注的是，2016年中国对美国房地产和酒店行业的投资高达170亿美元，而且还有持续增长的趋势。此外，中国对美国娱乐产业的投资增长也值得关注。这些领域中的一些投资被认为属于“非理性投资”或有“资本外逃”的嫌疑。
从投资的主要方式和地域来看，美国对华投资越来越偏向于绿地投资，且主要集中在沿海省份。而中国对美国投资则更多倾向于使用企业并购的方式，在地域分布上偏好美国西海岸、东北部以及美国中西部的资源富集州和城市。近年来，海航收购英迈国际以及海尔收购美国通用电气等大型并购案在美国市场上屡见不鲜。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对中美两国外国直接投资和双向投资的分析，本文提出下述五条政策建议供参考：
一、破除对外直接投资阶段论的错误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和智库人士提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逐渐超过外商对华投资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将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种“阶段论”的认识罔顾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需要依靠外资带来市场活力和先进技术的基本发展经验，也没有看到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对外投资大国，一直以来也十分重视吸引外资，长期保持世界头号大国地位。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是一体两面，二者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可偏废。中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和需要，及时对吸引外资的政策、对外投资的政策以及政策优先目标进行灵活的调整，不可片面强调吸引外资或对外投资的重要性，更不能僵化地认为对外投资超过吸引外资就是中国经济进入更高发展阶段的标志。
二、促进中美两国更深入理解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冲突。从表面上来看，贸易的不平衡是当前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力求解决的首要问题，而中国一直希望推动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却被美方长期搁置。但是贸易和投资问题实际上紧密相联，一方面投资和贸易之间有很强的相互替代效应，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对外汇储备及汇率能够产生较大影响，进而可以给贸易带来重要影响。当前中美不仅存在贸易的不平衡问题，也存在投资的不平衡问题，但这两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互为因果的，因此孤立地看待贸易和投资将无助于冲突的解决，中美应该同时推动这两个重要议题的协商。
三、当前应抓住全球经济不景气而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有利时机，着力加大从美、日、欧盟等发达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外资的力度，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自由贸易区内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行业产业与市场领域，努力提供良好的外资营商环境，下大力气引进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外商投资。争取早日签署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在继续推动中国对美国投资的同时，积极吸引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在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同时，应继续坚持给予中西部地区特殊的财政金融政策，或允许这些地区采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中国东中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在推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之外，也要注重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以及在中國国内开展的国际产能合作与第三方市场合作。
四、对于不同主体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政府应该分类施策、精细管理，切忌搞政策一刀切。在促进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应继续鼓励、引导和充分发挥民营企业以及地方性国有企业的作用与积极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对于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要明确投资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投资风险防控和事中事后监管。在经济较落后的国家以及风险较大的国家，要提高企业投资行为和政府援助行为间的协同性，改善和增强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经济外交水平与保驾护航作用。
五、继续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监管，审慎推进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注意防范国家金融风险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对涉及敏感国家、敏感地区和敏感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要继续加强宏观审慎管理，要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功能监管，更加重视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监管。应密切关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异动，及时调整敏感国家、敏感地区和敏感行业的名录。在推进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时，要做好充分的风险评估和防控措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良性发展，严厉打击“资本外逃”和洗钱等违法行为，积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摘自财新《中国改革》2017年第6期。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战略研究处处长）
受国际分工格局变化以及世界性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未来中美两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竞争会进一步加剧。从双向投资的角度来看，尽管中国近年来对美国投资增长较快，流量上已经超过美国对华投资，但存量仍不到美国在华投资存量值的一半，在美国外资总存量中占比不足2%。中国应破除在对外投资领域的一些错误认识，深刻理解中美兩国在经贸领域的冲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两手抓，及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灵活调整有关政策，不断提高对外投资领域的管理水平。
中美两国外国直接投资（FDI）规模比较与发展态势
过去两年多来，美国和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呈现“冰火两重天”的格局。美国经济持续复苏向好以及美元作为世界性的避险货币需求增加，使得美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很快。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近两年来下降较为明显，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国内产能过剩与国际产业转移、外国在华投资营商成本增加、和周边国家相比外商政策优惠不断减少以及全球经济不景气等。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中国2016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为1337亿美元，美国为3911亿美元，分别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流量的7.7%和22.4%。中国和美国相比，差距不小。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来看，两国当前的差距虽较2000年要小，但还是较为明显。
2008年以来，中美两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呈现一定的相互竞争态势，当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有持续下滑的趋势。从中国2000年加入WTO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一直处于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而同时期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波动较大。但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能力方面，美国在这一阶段明显比中国有优势。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在2009年遭遇重挫，中国相比较而言受影响较小。2009-2014年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水平持续赶超美国，但自2015年以来被美国反超，而且中美间差距有持续扩大的趋势。
从对外直接投资的角度来看，美国长期以来维持世界第一投资大国的地位，但中国自2008年以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速较快，与美国的差距持续缩小。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金额为1831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达2990亿美元，两国分别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12.6%和20.6%。这显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不断增强的发展趋势。但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来看，中国相较于美国而言仍有较大差距。
近三年来，中国资本加速外流的情况比较突出，美国对全球资本的吸附性则进一步加强。2000年以来，美国资本净流入（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差额）在大多数年份均为负值，中国的资本净流入则为正值。但是随着近年来中国“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下滑，中国资本净流入的正值不断缩小。2014年“3·17”汇改与2015年的“8·11”汇改，推高了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快了资本外流的速度，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2016年中国资本净流入第一次出现明显的负值，而同年美国资本净流入为正值。
中美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与产业比较
从地域偏好来看，美国自2000年以来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一直在欧洲、南方的拉丁美洲以及北方的加拿大，这反映了市场环境、贸易成本、地理距离以及文化联结等因素的巨大影响。2000-2007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投资出现了显著的增长，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投资规模明显回落。但是，亚太板块如今仍旧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版图中占据了较为重要的位置，与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投资规模大致相当。从亚太地区内部来看，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日本丧失了美国重要投资对象国的地位，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投资重镇，美国在两国的投资超过在整个亚太地区投资的50%。总体而言，当前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投资较为有限，其中仅有中国和印度吸收了较多的美国资本，其次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除了中国的市场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全球产业链的分工格局以及由此产生的中美巨大贸易额也是美国对华投资规模的抑制因素。从具体的行业来看，除非银行类的控股公司投资之外，近年来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为：制造业、信息产业、批发贸易以及科技服务业，金融类的对外投资自2014年以来下降较为明显。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官方统计数据中，由于对香港地区的投资流量占总流量的比重常年超过50%，因此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偏好时，比较方便的做法是将香港地区的数据排除在外。这样，中国近年来的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其次是欧洲和大洋洲，在非洲的投资流量过去五年来一直维持较为稳定的水平。在亚洲范围（不含香港地区）内，东盟地区又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中之重，近三年其占中国对亚洲地区投资流量的比重保持在70%上下。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导向与建设成效。从行业上来看，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为制造业、信息技术产业和软件业以及科技服务业。
中美两国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与产业发展情况，深刻反映了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以及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就地域来说，拉丁美洲、欧洲和东南亚都是中美近年来的投资重点地区，体现了生产要素集聚的马太效应以及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倾向。从产业来看，由于当前中美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有趋同的发展趋势，其中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侧重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下游产业布局，目的在于减少成本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中国则越来越注重通过海外并购寻求在国际产业链上的位势跃升，目的主要在于获取战略性资产。此外，当前世界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正使得那些拥有巨大市场的地区成为热门的投资地。综合而言，未来中美两国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竞争有较大的可能性会加剧。 中美两国双向投资的现状和趋势
从美国对华投资流量的角度来看，其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一直呈下滑趋势，从2000年的11%左右降至2016年的2%左右。这与美国作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形成明显反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2016年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14.1%。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有关中美两国双向投资的数据采集自国际收支平衡表，使用的是对外投资净流量的统计口径。根据此一统计，2016年美国对华投资净流量仅为64亿美元，相比2015年略有减少。美国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统计分析显示，2016年美国对华投资流量约为138亿美元，相比2015年基本持平。就投资存量而言，美国对华投资在2016年年底已超过2400亿美元，根据世界投资报告数据，约占中国外资总存量的18%。
从中国对美国投资的角度来看，近年来中国对美国投资增长较快，但占美国外资流量总量的比重较低。尽管流量持续超过美国对华投资，但比重在2016年仅达到美国外资流量总量的2%左右，与美国对华投资在中国外资总量中的比重相当。2016年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投资净流量为122亿美元，相比2015年增长超过1倍。美国荣鼎咨询的统计指出，中国对美国投资在2016年达到破纪录的460亿美元，是2015年的3倍，持续了近年来中国对美国投资流量超过美国对华投资流量的趋势。但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存量仍不到美国在华投资存量的一半，仅为1100亿美元。根据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占比不到美国外资总存量的2%。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流量持续超过美国对华投资，这一发展趋势已经引起美国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美国的企业、商会和智库普遍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市场还不够开放以及营商环境有待改善，具体包括：美国对外商投资开放的行业比中国要多，国有企业相较外资企业在中国具有非市场性质的竞争优势，中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基本不对外国投资者开放等。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17》，美国的营商环境在全球排名第8，中国排名第78，明显落后于美国。为了避免中国未来在对美投资领域出现和当前中美贸易领域类似的不平衡问题，美国政府近年来一直施压中国要求对外资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尽量减少对外资的各种限制，继续扩大市场开放的程度。
从投资的具体行业来看，當前传统制造业在美国对华投资中的重要性不断降低，而先进制造业和娱乐服务业等领域的投资维持了较高的投资增长水平，并且未来有望继续增长。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对华投资的三大行业是：信息和通讯技术、娱乐服务业和传统制造业部门。和2015年相比，美国对华传统制造业的投资进一步缩减，尤其在汽车、原材料和工业机械等行业的投资减少明显。这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制造业回流以及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国内产能过剩以及内需不足的担忧。
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增长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信息和通讯技术、房地产、酒店业、交通设备行业等，中国的地方性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其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中国未来有望继续加强对美国消费品制造业、先进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以适应中美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尽管美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缺口较大，但是中国企业在该领域的投资有较大的困难和挑战，特别是美国在法律法规、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审查等方面设置的市场壁垒和非市场壁垒较多。需要高度关注的是，2016年中国对美国房地产和酒店行业的投资高达170亿美元，而且还有持续增长的趋势。此外，中国对美国娱乐产业的投资增长也值得关注。这些领域中的一些投资被认为属于“非理性投资”或有“资本外逃”的嫌疑。
从投资的主要方式和地域来看，美国对华投资越来越偏向于绿地投资，且主要集中在沿海省份。而中国对美国投资则更多倾向于使用企业并购的方式，在地域分布上偏好美国西海岸、东北部以及美国中西部的资源富集州和城市。近年来，海航收购英迈国际以及海尔收购美国通用电气等大型并购案在美国市场上屡见不鲜。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对中美两国外国直接投资和双向投资的分析，本文提出下述五条政策建议供参考：
一、破除对外直接投资阶段论的错误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和智库人士提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逐渐超过外商对华投资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将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种“阶段论”的认识罔顾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需要依靠外资带来市场活力和先进技术的基本发展经验，也没有看到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对外投资大国，一直以来也十分重视吸引外资，长期保持世界头号大国地位。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是一体两面，二者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可偏废。中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和需要，及时对吸引外资的政策、对外投资的政策以及政策优先目标进行灵活的调整，不可片面强调吸引外资或对外投资的重要性，更不能僵化地认为对外投资超过吸引外资就是中国经济进入更高发展阶段的标志。
二、促进中美两国更深入理解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冲突。从表面上来看，贸易的不平衡是当前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力求解决的首要问题，而中国一直希望推动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却被美方长期搁置。但是贸易和投资问题实际上紧密相联，一方面投资和贸易之间有很强的相互替代效应，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对外汇储备及汇率能够产生较大影响，进而可以给贸易带来重要影响。当前中美不仅存在贸易的不平衡问题，也存在投资的不平衡问题，但这两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互为因果的，因此孤立地看待贸易和投资将无助于冲突的解决，中美应该同时推动这两个重要议题的协商。
三、当前应抓住全球经济不景气而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有利时机，着力加大从美、日、欧盟等发达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外资的力度，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自由贸易区内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行业产业与市场领域，努力提供良好的外资营商环境，下大力气引进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外商投资。争取早日签署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在继续推动中国对美国投资的同时，积极吸引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在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同时，应继续坚持给予中西部地区特殊的财政金融政策，或允许这些地区采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中国东中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在推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之外，也要注重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以及在中國国内开展的国际产能合作与第三方市场合作。
四、对于不同主体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政府应该分类施策、精细管理，切忌搞政策一刀切。在促进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应继续鼓励、引导和充分发挥民营企业以及地方性国有企业的作用与积极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对于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要明确投资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投资风险防控和事中事后监管。在经济较落后的国家以及风险较大的国家，要提高企业投资行为和政府援助行为间的协同性，改善和增强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经济外交水平与保驾护航作用。
五、继续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监管，审慎推进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注意防范国家金融风险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对涉及敏感国家、敏感地区和敏感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要继续加强宏观审慎管理，要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功能监管，更加重视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监管。应密切关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异动，及时调整敏感国家、敏感地区和敏感行业的名录。在推进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时，要做好充分的风险评估和防控措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良性发展，严厉打击“资本外逃”和洗钱等违法行为，积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摘自财新《中国改革》2017年第6期。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战略研究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