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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伟先生的新著《城市微空间的死与生》《城市化的权力傲慢》几乎同时出版。小精装的开本、体量以及装帧风格如出一辙，仿佛并蒂莲、姐妹书。两本书有很强的关联性，有一致的诉求和指向，前后呼应，相得益彰，都是对城市物理形态、建筑功能定位、城市与人的关系、历史建筑保护等议题的观察与评论。
对一般读者来说，王国伟这个名字还不能说“家喻户晓”，但余秋雨今天“家喻户晓”的影响力，应该是从一本《文化苦旅》开始的，而这本书的策划者和出版人正是王国伟。他策划过的好书太多了，好几本被我仔细阅读，至今还插在书柜便于查阅的位置，比如 《阳光与荒原的诱惑》 《精神守望》《荒芜英雄路》《咖啡地图》《当代世界著名作家丛书》《当代中国作家随笔丛书》等。早在20年前，王国伟就被《出版广角》杂志评为新中国50年里最有成就的100个出版人之一。进入新世纪后，他从出版界激流勇退，成为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转型跨界近20年，使他有了众多弟子和另一种成就，还获得了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为跌宕的思想冲浪。
数年前，我对王国伟教授做过一次专访，话题就是他着意关注并给出精彩解读的“艺术展览与商业空间的关系”。我觉得他在城市空间课题上的研究，体现了一种前瞻性和国际视野，廓清了他转型后的学者身份和别具一格的学术思维。
在《城市化的权力傲慢》一书中，王国伟用《何时能找回那份行走的殊荣》《文化决定城市的高度》《美術馆的生理距离与心理距离》等一系列文章来表达自己的焦虑与期望。在他的视域内，纵向是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以及一百多年里城市化的急剧嬗变，横向是国际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城市发展的典型案例，当然他还向读者提供了更多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
他还把浓重的笔墨放在城市与人的关系上。他说：“城市的人口密度、亲近性和实地交流，形成了持续性创造力和消费力，城市是创新的发动机，而这极具想象的创新环境形成基础，是城市街道两侧的日常性人际交流。”由此他得出结论：“城市不仅是技术之手捏出来的物体，更是在物质属性之上叠加了精神的、文化的、历史的、心理的众多元素，城市空间显然已超越了物质和技术的层面，在空间维度、历史维度的基础上，建构出一个城市的精神向度。”城市的精神向度，在今天规划、建设、改造城市的时候，仍应成为主事者与设计师的思想原点。
在好几篇文章里，王国伟还强调了一个“微空间”的概念。因为他发现“眼前林林总总的所谓景观性建筑，它们只是满足了我们的视觉观赏和虚荣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本质关联”。“以身体和心灵构成的人文维度，在城市化进程中，被严重忽略，甚至缺失”。所以，“微空间”也是他对城市空间修复与重建的更具体的可行性研究。
在这个“回归人的本质需求”的细节问题上，王国伟同样不是孤独的，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伍江先生在《城市微空间的死与生》一书的序中写道：“城市更新不应该是、至少不应该总是大规模的、手术式的大拆大建，也不应该总是一成不变的、死气沉沉的、一切按照事先规划的、效果图式的景象。城市的生命力恰恰主要体现在那些细小尺度上的、微观层面上的非预见性的、自发的和偶然的、不断涌现的变化和持续更新的过程之中。”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建筑学家和人文学者开始重审城市微空间了，也有越来越多的街心花园、商业街区的小广场、滨江大道等公共空间被整理、开辟出来，使城市不再那么沉闷乏味甚至令人窒息。好几年前，某个建筑公司着手清理一大片老城区，我向公司负责人建议：老城区里的老宅庭院里留下了许多百年老树，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你们应该将这些杂七杂八的老树编好档案，做好铭牌，寄养在郊区的苗圃里。老房子拆除后的旧砖、石板、瓦片也要选择性地保存一些。等建设滨江绿化带时可将旧砖、石条砌成低矮的围墙，将老树们移植在有围墙的公园里，组成一个可能不那么整齐却也相当可观的方阵，成为原住民的对故园依稀可辨的记忆载体。这位负责人很感兴趣，不过后来是否实施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当我看到书中王国伟深情地写道：“因为葆有精神内涵的物质细节会让我们重温过去的岁月”，就想起了这几十株阅尽沧桑的老树。
重温过去的岁月很重要吗？王国伟在书里这样说了：我们回望历史有多深，展望未来就有多远。
最后，作者谦逊而又自信地自许：“观点鲜明和批评立场，以及感性的叙述，是我坚持的基本行文风格。也许，这种批评的声音是微弱的，但我只是想表达一个城市人内心的声音以及传递深深的悲天悯人的情怀，由此，它一定不是速朽的。”
在“技术改变世界”的想象中，人们对社会现象与文化事件的审视与评说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多元与复杂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变化则是对怀疑与否定有了更大的包容，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证明。像王国伟教授在这两本书里的观察与批评，不仅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社会责任，还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对市民生态、城市气质的深切关怀。所以王国伟教授的这两本书肯定不会是速朽的，相反，它们在学界和民间的影响力是持久的，会辐射至很远很广的时空。只要城市还在成长，这些话题就会不停发酵。
（摘自8月9日《文汇报》）
对一般读者来说，王国伟这个名字还不能说“家喻户晓”，但余秋雨今天“家喻户晓”的影响力，应该是从一本《文化苦旅》开始的，而这本书的策划者和出版人正是王国伟。他策划过的好书太多了，好几本被我仔细阅读，至今还插在书柜便于查阅的位置，比如 《阳光与荒原的诱惑》 《精神守望》《荒芜英雄路》《咖啡地图》《当代世界著名作家丛书》《当代中国作家随笔丛书》等。早在20年前，王国伟就被《出版广角》杂志评为新中国50年里最有成就的100个出版人之一。进入新世纪后，他从出版界激流勇退，成为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转型跨界近20年，使他有了众多弟子和另一种成就，还获得了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为跌宕的思想冲浪。
数年前，我对王国伟教授做过一次专访，话题就是他着意关注并给出精彩解读的“艺术展览与商业空间的关系”。我觉得他在城市空间课题上的研究，体现了一种前瞻性和国际视野，廓清了他转型后的学者身份和别具一格的学术思维。
在《城市化的权力傲慢》一书中，王国伟用《何时能找回那份行走的殊荣》《文化决定城市的高度》《美術馆的生理距离与心理距离》等一系列文章来表达自己的焦虑与期望。在他的视域内，纵向是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以及一百多年里城市化的急剧嬗变，横向是国际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城市发展的典型案例，当然他还向读者提供了更多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
他还把浓重的笔墨放在城市与人的关系上。他说：“城市的人口密度、亲近性和实地交流，形成了持续性创造力和消费力，城市是创新的发动机，而这极具想象的创新环境形成基础，是城市街道两侧的日常性人际交流。”由此他得出结论：“城市不仅是技术之手捏出来的物体，更是在物质属性之上叠加了精神的、文化的、历史的、心理的众多元素，城市空间显然已超越了物质和技术的层面，在空间维度、历史维度的基础上，建构出一个城市的精神向度。”城市的精神向度，在今天规划、建设、改造城市的时候，仍应成为主事者与设计师的思想原点。
在好几篇文章里，王国伟还强调了一个“微空间”的概念。因为他发现“眼前林林总总的所谓景观性建筑，它们只是满足了我们的视觉观赏和虚荣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本质关联”。“以身体和心灵构成的人文维度，在城市化进程中，被严重忽略，甚至缺失”。所以，“微空间”也是他对城市空间修复与重建的更具体的可行性研究。
在这个“回归人的本质需求”的细节问题上，王国伟同样不是孤独的，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伍江先生在《城市微空间的死与生》一书的序中写道：“城市更新不应该是、至少不应该总是大规模的、手术式的大拆大建，也不应该总是一成不变的、死气沉沉的、一切按照事先规划的、效果图式的景象。城市的生命力恰恰主要体现在那些细小尺度上的、微观层面上的非预见性的、自发的和偶然的、不断涌现的变化和持续更新的过程之中。”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建筑学家和人文学者开始重审城市微空间了，也有越来越多的街心花园、商业街区的小广场、滨江大道等公共空间被整理、开辟出来，使城市不再那么沉闷乏味甚至令人窒息。好几年前，某个建筑公司着手清理一大片老城区，我向公司负责人建议：老城区里的老宅庭院里留下了许多百年老树，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你们应该将这些杂七杂八的老树编好档案，做好铭牌，寄养在郊区的苗圃里。老房子拆除后的旧砖、石板、瓦片也要选择性地保存一些。等建设滨江绿化带时可将旧砖、石条砌成低矮的围墙，将老树们移植在有围墙的公园里，组成一个可能不那么整齐却也相当可观的方阵，成为原住民的对故园依稀可辨的记忆载体。这位负责人很感兴趣，不过后来是否实施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当我看到书中王国伟深情地写道：“因为葆有精神内涵的物质细节会让我们重温过去的岁月”，就想起了这几十株阅尽沧桑的老树。
重温过去的岁月很重要吗？王国伟在书里这样说了：我们回望历史有多深，展望未来就有多远。
最后，作者谦逊而又自信地自许：“观点鲜明和批评立场，以及感性的叙述，是我坚持的基本行文风格。也许，这种批评的声音是微弱的，但我只是想表达一个城市人内心的声音以及传递深深的悲天悯人的情怀，由此，它一定不是速朽的。”
在“技术改变世界”的想象中，人们对社会现象与文化事件的审视与评说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多元与复杂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变化则是对怀疑与否定有了更大的包容，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证明。像王国伟教授在这两本书里的观察与批评，不仅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社会责任，还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对市民生态、城市气质的深切关怀。所以王国伟教授的这两本书肯定不会是速朽的，相反，它们在学界和民间的影响力是持久的，会辐射至很远很广的时空。只要城市还在成长，这些话题就会不停发酵。
（摘自8月9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