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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有两种，一种以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与政治架构为基本目标，而在价值领域与社会文化领域依其自然秩序演化，比如美国革命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而另一种则是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价值等领域全方位地颠覆固有的模式，而建构一种全新的、总体性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世界模式，法国大革命、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都大体上属于这一类。二十世纪初最早的宪政实践失败以后，中国社会就开始抛弃第一种模式，而迅速地拥抱总体性革命，这与林毓生所谓以思想文化模式寻求根本解决的思维模式形成共振，希图一劳永逸地解决传统社会崩溃后的政治、文化与心灵秩序的危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语）这种暴力维度，以及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精神维度，在在都说明共产主义革命属于后者。
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已经渐行渐远，而革命者曾经标举的理想主义气质与批判精神越来越稀薄的今天，重访革命年代如何可能？高华教授的新著《革命年代》直接地给我们这些“后革命产儿”提供了一种进入革命历史与革命记忆的途径。以笔者之见，这本论文结集对一般读者最有意义的是第三辑《革命词语》和第四辑《时代湍流》以及第一辑讨论近代中国转型的教训、第五辑的讨论战后国民党失败的文章，这些内容紧扣了第二种类型的“革命”。高华教授青年时代也曾经参与了一些所谓的集体性科研项目，后来毅然退出，一头扎入日渐边缘化的“革命史学”的潜流，从学术界的“合作社”转型成独守书斋的“个体户”。在此书之前，他已经有《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及《身份和差异：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五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等著作在港台出版，这些著作在史学界、知识界都引起了较大反响。
《革命年代》是高华教授在长长短短的艰难岁月里写下的论著，它让笔者的内心世界掀起无限的波澜。“革命”不再仅仅是一个被抛弃或者崇拜的意识形态符号，它成为实实在在的政治实践、话语操作与历史记忆。不管你是反对或者肯定，革命都是切实的带着体温的具体的政治、生活与回忆。《“新人”的诞生》一文，从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制度设计、思想改造与政治运作等层面展开，展现了“革命新人”是如何通过“和风细雨”和“疾风暴雨”两种交替性上演的改造模式锻炼出来的。通过写“反省笔记”，填“小广播调查表”，“审干、反奸”，“脱裤子、割尾巴”等接二连三的政治操弄与思想改造，延安实现了高度的政治统一和思想统一，一个“大公无私”的高度一元化的共同体在政治压力与灵魂清洗的双重努力下逐渐浮出水面，私谊、故交、温情、反思性和批判性都在被压制之列。对党员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清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个人历史与社会关系的反复筛查等，混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中国革命特有的政治文化。
这种政治文化在特殊的战争年代不可否认其形成战斗集体的有效性，但这种党文化形成的历史惯性，却在建国后继续生效，并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高华教授精准地拿捏了延安模式是如何消解党员对于“审干、反奸”等非正规方式（王实味等就是这种超常规方式的牺牲品）的正当性的疑虑的：“这时毛泽东的崇高理想层面就发挥出解释‘正当性’的作用：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粉碎国民党对边区的特务破坏活动，组织上对党员进行严格的审查是必须的，就是使用了‘过火’的方法，其出发点也是好的，个人受些委屈不算什么，只要党纯洁了，党巩固了，个人蒙受再大的委屈都值得。政治手段的非正规性，由革命理想的崇高性给予解释，而崇高的革命理想又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方式来加以落实，这两种方式的交替使用，最终使毛泽东的革命政治运作中的两个层面实现了良性的对流和互补，促成了整风目标的完全实现。”这就是革命的逻辑，它建立在毛泽东所象征的党组织永不犯错的前提之上，问题是这个前提本身显然违背常识。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一文则更多的是从革命者如何通过历史叙述与话语操作的方式，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的。延安初期，有着三种历史话语，即瑞金时期的俄式话语、“五四”遗留的启蒙话语以及毛泽东正在创造的新话语。高华教授呈现了毛泽东新话语的生产机制与生产过程，且精彩地描述了毛是如何通过定义的方式，来重新界定“知识”、“理论”、“人性”等基本概念，并使这些基本概念与延安时期的中国革命实际对接起来（与此相对应的，则是高华教授在《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一文里所指出的蒋介石在语词创造和历史叙述上的贫乏，他一生都在道学家与基督教的术语里无法自拔，这些话语对于蒋个人的道德自律或许不无意义，与中国革命实际却难以对接）。对于俄式话语，主要通过对党内的宗派教条主义的压制和清算以及各类机构名称的更改来完成，而对于“五四”话语的覆盖与转换，则主要通过整风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来完成。
毛的新话语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巨大，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遭受毁灭性打击，并形成知识分子原罪的集体无意识。工农不再是启蒙的对象，而成为应该虚心学习的对象。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角色发生了倒转。仔细想来，这其实也是毛泽东在处理中共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的棘手问题，即中共自身的阶级基础（工农大众，主要是中国农民大众）与核心组成（核心成员大多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冲突，这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生活方式与政治意识等。从革命现实的有效运作而言，知识分子党员必须使自己认同于普罗大众，从个性气质和思维方式等抽象层面而言，知识分子党员似乎与普罗大众有着天然的疏离感乃至紧张感。毛的新话语的创造与实践，成功地消除了二者之间的心理鸿沟，使革命实践与革命话语完美地对接了起来。这也是在儒教中国崩溃之后，语词与实际（即思想意识与社会现实越来越遥远，知识分子的言说与实践越来越背离等现象）越来越分离乃至对立的近代中国，第一次通过意识形态和革命暴力的双重努力，将二者成功地扭合聚结在一起。
这种扭合聚结并不是将革命理想主义降格为平庸的现实世界，反而是通过这一系列新语词的操作，在中国的西北角——延安建构出了一个充满民主主义色彩和道德感召力的革命乌托邦，正如高华教授所言，延安提供了一个革命乌托邦的所有迷人的魅力，那儿有革命、激情、青春、战斗，还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斯巴达式的律己主义，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以革命为中心的平等的基础上。著名作家丁玲就是在这种革命理想的召唤下，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一九三六年到达延安（见书中《能不说丁玲？》一文）。作为后来者，我们不能否认当时一大批从沿海城市历尽艰难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的革命真诚性。可这种真诚在被热烈地欢迎的同时，也在被习惯性地顾忌乃至怀疑。作为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丁玲，虽然在努力适应延安的新革命文化（以毛的新话语为中心），但还是有点格格不入，才会写下《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招致中央领导批评的杂文。说到底，这还是那个老问题的新形式，一个思想、政治和组织高度一元化的且主要依靠农民的政党，如何对待不得不依赖的知识分子（要从知识分子中培养党员干部）阶层？高华教授对于左翼文化人与革命的关系以及左翼文化人的心灵世界的叙述，让我们可以从中管窥革命者逻辑与知识者逻辑的根本冲突：“左翼知识分子倾向革命，这就和共产党发生思想和组织的关联；左翼知识分子还要‘民主’和‘个性解放’，这就和共产党的‘思想一致性’、集体主义发生矛盾；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最具革命性’的农民，革命自要满足和代表他们的利益和心理、情感要求，左翼文化人却深受五四‘改造国民性’等‘启蒙’思想的影响，不思改造自己，反而要去改造农民的所谓‘落后’和‘愚昧’；革命要前进，离不开思想和组织的高度一元化，更离不开革命的化身——革命领袖的思想和组织领导，左翼文化人却喜欢高谈‘个性独立’和‘抽象的平等’，对敬仰和服膺革命领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码的认识，更不会像朴实的陕北农民那样去欢呼‘大救星’。”
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已经渐行渐远，而革命者曾经标举的理想主义气质与批判精神越来越稀薄的今天，重访革命年代如何可能？高华教授的新著《革命年代》直接地给我们这些“后革命产儿”提供了一种进入革命历史与革命记忆的途径。以笔者之见，这本论文结集对一般读者最有意义的是第三辑《革命词语》和第四辑《时代湍流》以及第一辑讨论近代中国转型的教训、第五辑的讨论战后国民党失败的文章，这些内容紧扣了第二种类型的“革命”。高华教授青年时代也曾经参与了一些所谓的集体性科研项目，后来毅然退出，一头扎入日渐边缘化的“革命史学”的潜流，从学术界的“合作社”转型成独守书斋的“个体户”。在此书之前，他已经有《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及《身份和差异：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五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等著作在港台出版，这些著作在史学界、知识界都引起了较大反响。
《革命年代》是高华教授在长长短短的艰难岁月里写下的论著，它让笔者的内心世界掀起无限的波澜。“革命”不再仅仅是一个被抛弃或者崇拜的意识形态符号，它成为实实在在的政治实践、话语操作与历史记忆。不管你是反对或者肯定，革命都是切实的带着体温的具体的政治、生活与回忆。《“新人”的诞生》一文，从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制度设计、思想改造与政治运作等层面展开，展现了“革命新人”是如何通过“和风细雨”和“疾风暴雨”两种交替性上演的改造模式锻炼出来的。通过写“反省笔记”，填“小广播调查表”，“审干、反奸”，“脱裤子、割尾巴”等接二连三的政治操弄与思想改造，延安实现了高度的政治统一和思想统一，一个“大公无私”的高度一元化的共同体在政治压力与灵魂清洗的双重努力下逐渐浮出水面，私谊、故交、温情、反思性和批判性都在被压制之列。对党员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清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个人历史与社会关系的反复筛查等，混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中国革命特有的政治文化。
这种政治文化在特殊的战争年代不可否认其形成战斗集体的有效性，但这种党文化形成的历史惯性，却在建国后继续生效，并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高华教授精准地拿捏了延安模式是如何消解党员对于“审干、反奸”等非正规方式（王实味等就是这种超常规方式的牺牲品）的正当性的疑虑的：“这时毛泽东的崇高理想层面就发挥出解释‘正当性’的作用：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粉碎国民党对边区的特务破坏活动，组织上对党员进行严格的审查是必须的，就是使用了‘过火’的方法，其出发点也是好的，个人受些委屈不算什么，只要党纯洁了，党巩固了，个人蒙受再大的委屈都值得。政治手段的非正规性，由革命理想的崇高性给予解释，而崇高的革命理想又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方式来加以落实，这两种方式的交替使用，最终使毛泽东的革命政治运作中的两个层面实现了良性的对流和互补，促成了整风目标的完全实现。”这就是革命的逻辑，它建立在毛泽东所象征的党组织永不犯错的前提之上，问题是这个前提本身显然违背常识。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一文则更多的是从革命者如何通过历史叙述与话语操作的方式，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的。延安初期，有着三种历史话语，即瑞金时期的俄式话语、“五四”遗留的启蒙话语以及毛泽东正在创造的新话语。高华教授呈现了毛泽东新话语的生产机制与生产过程，且精彩地描述了毛是如何通过定义的方式，来重新界定“知识”、“理论”、“人性”等基本概念，并使这些基本概念与延安时期的中国革命实际对接起来（与此相对应的，则是高华教授在《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一文里所指出的蒋介石在语词创造和历史叙述上的贫乏，他一生都在道学家与基督教的术语里无法自拔，这些话语对于蒋个人的道德自律或许不无意义，与中国革命实际却难以对接）。对于俄式话语，主要通过对党内的宗派教条主义的压制和清算以及各类机构名称的更改来完成，而对于“五四”话语的覆盖与转换，则主要通过整风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来完成。
毛的新话语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巨大，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遭受毁灭性打击，并形成知识分子原罪的集体无意识。工农不再是启蒙的对象，而成为应该虚心学习的对象。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角色发生了倒转。仔细想来，这其实也是毛泽东在处理中共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的棘手问题，即中共自身的阶级基础（工农大众，主要是中国农民大众）与核心组成（核心成员大多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冲突，这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生活方式与政治意识等。从革命现实的有效运作而言，知识分子党员必须使自己认同于普罗大众，从个性气质和思维方式等抽象层面而言，知识分子党员似乎与普罗大众有着天然的疏离感乃至紧张感。毛的新话语的创造与实践，成功地消除了二者之间的心理鸿沟，使革命实践与革命话语完美地对接了起来。这也是在儒教中国崩溃之后，语词与实际（即思想意识与社会现实越来越遥远，知识分子的言说与实践越来越背离等现象）越来越分离乃至对立的近代中国，第一次通过意识形态和革命暴力的双重努力，将二者成功地扭合聚结在一起。
这种扭合聚结并不是将革命理想主义降格为平庸的现实世界，反而是通过这一系列新语词的操作，在中国的西北角——延安建构出了一个充满民主主义色彩和道德感召力的革命乌托邦，正如高华教授所言，延安提供了一个革命乌托邦的所有迷人的魅力，那儿有革命、激情、青春、战斗，还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斯巴达式的律己主义，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以革命为中心的平等的基础上。著名作家丁玲就是在这种革命理想的召唤下，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一九三六年到达延安（见书中《能不说丁玲？》一文）。作为后来者，我们不能否认当时一大批从沿海城市历尽艰难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的革命真诚性。可这种真诚在被热烈地欢迎的同时，也在被习惯性地顾忌乃至怀疑。作为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丁玲，虽然在努力适应延安的新革命文化（以毛的新话语为中心），但还是有点格格不入，才会写下《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招致中央领导批评的杂文。说到底，这还是那个老问题的新形式，一个思想、政治和组织高度一元化的且主要依靠农民的政党，如何对待不得不依赖的知识分子（要从知识分子中培养党员干部）阶层？高华教授对于左翼文化人与革命的关系以及左翼文化人的心灵世界的叙述，让我们可以从中管窥革命者逻辑与知识者逻辑的根本冲突：“左翼知识分子倾向革命，这就和共产党发生思想和组织的关联；左翼知识分子还要‘民主’和‘个性解放’，这就和共产党的‘思想一致性’、集体主义发生矛盾；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最具革命性’的农民，革命自要满足和代表他们的利益和心理、情感要求，左翼文化人却深受五四‘改造国民性’等‘启蒙’思想的影响，不思改造自己，反而要去改造农民的所谓‘落后’和‘愚昧’；革命要前进，离不开思想和组织的高度一元化，更离不开革命的化身——革命领袖的思想和组织领导，左翼文化人却喜欢高谈‘个性独立’和‘抽象的平等’，对敬仰和服膺革命领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码的认识，更不会像朴实的陕北农民那样去欢呼‘大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