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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口可持续发展、性别平等、儿童教育及发展日益成为新世纪全球关心的议题时，许多学者对中国儿童照顾展开研究。
学者们的基本共识是，家庭成员，尤其是母亲作为儿童照料的主要承担者，承受巨大的照顾压力。这种困境与我国缺乏对普通家庭儿童照顾的家庭政策及支持性服务有关;同时，转型期家庭规模小型化、关系多样化，人口流动增加，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儿童照顾精细化也加剧了照顾资源的紧张。大量研究发现，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和祖辈发展出代际合作育儿（下称隔代抚养）方式。
隔代抚养在我国农村和城镇均十分普遍。《2015年家庭发展报告》指出，根据中国老龄中心2014年调查数据，在全国0—2岁儿童中，主要由祖辈照顾的比例高达60%-70%;其中，30%的儿童完全交由祖辈照顾。即便3岁以后儿童上幼儿园，由祖辈直接抚养的比例也有约40%。Ko和Hank两位学者2014年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08年数据，发现58%的中国老年人曾经帮忙照顾过成年子女的孩子。2014年，中国老龄中心的全国城乡调查数据显示，该比例上升至66.47%;其中，（外）祖母照顾孙辈占70%左右。可见，隔代抚养成为我国家庭跨地域、跨阶层的儿童照顾主要模式。
长寿社会的全球现象
尽管祖辈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隔代抚养的研究近年来也明显增加，但是目前研究更多采用一种“朝下”的视角。它们从父母（尤其是母亲）或者儿童的角度出发，很少从祖辈自身感受和经验出发，来探讨老年人的角色与作用、动机与行为，以及隔代抚养对老年人晚年生活影响，包括社会政策的意涵等问题。在隔代抚养和儿童照料研究议题上，祖辈主体性缺失。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把老年人提供隔代照顾看作是家庭义务，甚至还存在一种浪漫化的想象，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习俗，老年人也很享受天伦之乐。
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的祖辈参与儿童照料，这是一种全球现象。Buchanan认为，这种全球趋同现象与人类寿命更长、低生育、家庭关系剧变等人口变动有密切关系。一方面，老年人的寿命更长，身体更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世界卫生统计2018》报告指出，全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2000的年66.5岁提高至2018年的72岁。祖辈与子女、孙辈共享生命的时间拉长，也更有能力照顾孙辈。另一方面，全球生育率逐步下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60年到2017年，全球总和生育率由4.979下降到2.432。以中国为例，基于2015年全国1%人口的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显示，2015年总和生育率为1.05。每个家庭中的孩子数量减少，意味着孩子对家庭和社会而言变得更为珍贵，祖辈更有可能、也更愿意以参与照料来投资于儿童。此外，全球家庭关系激烈变动，也成为催化剂。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增多、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以及工作全球化引发的人口流动，也增加了儿童失养失教的风险。这三方面变化都促使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祖辈参与儿童照料。
真正的“无名英雄”
祖辈们不仅为孙辈付出照顾服务，还提供着一定程度的经济资助。例如，2017年国际长寿中心发布的报告指出，在英国有超过900万的祖辈参与孙辈照料;其中，近300万祖辈定期提供照顾，三分之二的祖辈为孙辈教育提供经济资助，花钱请保姆。根据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发现，参与隔代抚养的祖辈中，近一半（46%）老年人为孙辈提供平均每天8个小时的照顾。换句话，每周至少超过40个小时。许多研究也表明，照料孙辈的中国老年人的个人睡眠时间被压缩，休闲时间变得零碎，社交活动机会也明显减少。除此之外，他们的精神压力和体力负担也较大，有时候还需要补贴子女的生活开支。这种压力在三代人共同居住、低收入或者由外婆带孙辈的家庭尤为常见。因此，中国参与儿童照料的祖辈不仅在老年总人口中占比高，而且照料时间长、强度大。
世界各国隔代抚养的差异性，是特定制度条件、文化规则以及家庭情况形塑的结果。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母系祖辈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孙辈照料。Ko 和 Hank在2014年比较2008年中韩两国隔代抚养的相关數据发现，韩国祖辈更愿意照顾（就业）女儿的孩子，而不是儿子的孩子;而中国祖辈没有表现出这种特点。他们认为，父系传统的重要性在韩国开始逐步下降，即祖辈更多基于子女及孙辈的实际需要来提供帮助，尤其是就业的女儿。但是，张聪、冯文等学者2020年基于对南京77个家庭的追踪调查研究发现，中国祖辈们正在摆脱父系传统，转而根据具体情况（譬如，祖辈与子女/其配偶的关系、自身照顾能力、子女是否需要人帮忙等）来提供照顾。这促使更多外祖辈，尤其是外祖母参与照顾孙辈。Baker 等学者2012年比较中国农村祖辈和美国祖辈在隔代抚养中的角色时认为，美国祖辈倾向于对中间一代的危机（例如忽视、虐待等）进行干预，他们扮演“儿童拯救者”;而中国农村祖辈是为了实现家庭更大的经济目标，化解外出务工子女的后顾之忧，提高其经济生产力，他们是“家庭利益最大化者”。换句话，对于城市和农村祖辈而言，为子女更好地安心工作，提高家庭整体利益，是他们参与儿童照料的重要原因。
自改革开放以来，祖辈这一庞大的儿童照料群体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没有他们用自己的时间无偿地照顾孙辈，包括中国妇女在内的中青年一代不可能有如此高的经济生产力，国家也不可能节省巨额的托幼服务开支。用 Buchanan、Baker 等学者的话来概括，这群祖辈是真正的 “无名英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照顾付出需要得到社会及国家的承认，长期缺位的家庭政策应该尽快完善，给予他们充分支持。
学者们的基本共识是，家庭成员，尤其是母亲作为儿童照料的主要承担者，承受巨大的照顾压力。这种困境与我国缺乏对普通家庭儿童照顾的家庭政策及支持性服务有关;同时，转型期家庭规模小型化、关系多样化，人口流动增加，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儿童照顾精细化也加剧了照顾资源的紧张。大量研究发现，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和祖辈发展出代际合作育儿（下称隔代抚养）方式。
隔代抚养在我国农村和城镇均十分普遍。《2015年家庭发展报告》指出，根据中国老龄中心2014年调查数据，在全国0—2岁儿童中，主要由祖辈照顾的比例高达60%-70%;其中，30%的儿童完全交由祖辈照顾。即便3岁以后儿童上幼儿园，由祖辈直接抚养的比例也有约40%。Ko和Hank两位学者2014年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08年数据，发现58%的中国老年人曾经帮忙照顾过成年子女的孩子。2014年，中国老龄中心的全国城乡调查数据显示，该比例上升至66.47%;其中，（外）祖母照顾孙辈占70%左右。可见，隔代抚养成为我国家庭跨地域、跨阶层的儿童照顾主要模式。
长寿社会的全球现象
尽管祖辈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隔代抚养的研究近年来也明显增加，但是目前研究更多采用一种“朝下”的视角。它们从父母（尤其是母亲）或者儿童的角度出发，很少从祖辈自身感受和经验出发，来探讨老年人的角色与作用、动机与行为，以及隔代抚养对老年人晚年生活影响，包括社会政策的意涵等问题。在隔代抚养和儿童照料研究议题上，祖辈主体性缺失。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把老年人提供隔代照顾看作是家庭义务，甚至还存在一种浪漫化的想象，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习俗，老年人也很享受天伦之乐。
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的祖辈参与儿童照料，这是一种全球现象。Buchanan认为，这种全球趋同现象与人类寿命更长、低生育、家庭关系剧变等人口变动有密切关系。一方面，老年人的寿命更长，身体更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世界卫生统计2018》报告指出，全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2000的年66.5岁提高至2018年的72岁。祖辈与子女、孙辈共享生命的时间拉长，也更有能力照顾孙辈。另一方面，全球生育率逐步下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60年到2017年，全球总和生育率由4.979下降到2.432。以中国为例，基于2015年全国1%人口的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显示，2015年总和生育率为1.05。每个家庭中的孩子数量减少，意味着孩子对家庭和社会而言变得更为珍贵，祖辈更有可能、也更愿意以参与照料来投资于儿童。此外，全球家庭关系激烈变动，也成为催化剂。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增多、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以及工作全球化引发的人口流动，也增加了儿童失养失教的风险。这三方面变化都促使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祖辈参与儿童照料。
真正的“无名英雄”
祖辈们不仅为孙辈付出照顾服务，还提供着一定程度的经济资助。例如，2017年国际长寿中心发布的报告指出，在英国有超过900万的祖辈参与孙辈照料;其中，近300万祖辈定期提供照顾，三分之二的祖辈为孙辈教育提供经济资助，花钱请保姆。根据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发现，参与隔代抚养的祖辈中，近一半（46%）老年人为孙辈提供平均每天8个小时的照顾。换句话，每周至少超过40个小时。许多研究也表明，照料孙辈的中国老年人的个人睡眠时间被压缩，休闲时间变得零碎，社交活动机会也明显减少。除此之外，他们的精神压力和体力负担也较大，有时候还需要补贴子女的生活开支。这种压力在三代人共同居住、低收入或者由外婆带孙辈的家庭尤为常见。因此，中国参与儿童照料的祖辈不仅在老年总人口中占比高，而且照料时间长、强度大。
世界各国隔代抚养的差异性，是特定制度条件、文化规则以及家庭情况形塑的结果。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母系祖辈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孙辈照料。Ko 和 Hank在2014年比较2008年中韩两国隔代抚养的相关數据发现，韩国祖辈更愿意照顾（就业）女儿的孩子，而不是儿子的孩子;而中国祖辈没有表现出这种特点。他们认为，父系传统的重要性在韩国开始逐步下降，即祖辈更多基于子女及孙辈的实际需要来提供帮助，尤其是就业的女儿。但是，张聪、冯文等学者2020年基于对南京77个家庭的追踪调查研究发现，中国祖辈们正在摆脱父系传统，转而根据具体情况（譬如，祖辈与子女/其配偶的关系、自身照顾能力、子女是否需要人帮忙等）来提供照顾。这促使更多外祖辈，尤其是外祖母参与照顾孙辈。Baker 等学者2012年比较中国农村祖辈和美国祖辈在隔代抚养中的角色时认为，美国祖辈倾向于对中间一代的危机（例如忽视、虐待等）进行干预，他们扮演“儿童拯救者”;而中国农村祖辈是为了实现家庭更大的经济目标，化解外出务工子女的后顾之忧，提高其经济生产力，他们是“家庭利益最大化者”。换句话，对于城市和农村祖辈而言，为子女更好地安心工作，提高家庭整体利益，是他们参与儿童照料的重要原因。
自改革开放以来，祖辈这一庞大的儿童照料群体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没有他们用自己的时间无偿地照顾孙辈，包括中国妇女在内的中青年一代不可能有如此高的经济生产力，国家也不可能节省巨额的托幼服务开支。用 Buchanan、Baker 等学者的话来概括，这群祖辈是真正的 “无名英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照顾付出需要得到社会及国家的承认，长期缺位的家庭政策应该尽快完善，给予他们充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