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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生产性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逐渐增加。创新点之一是对萨格瑞模型的进一步推导，得出一个适合使用贸易额进行回归的线性模型。另一个与前者研究不同的方面是将资本和劳动力进一步分类，以考察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对“信息、计算机和电信服务”类服务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萨格瑞模型比传统的H-O模型更加符合现实情况，“信息、计算机和电信服务”类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主要来源于各相应层次的人力资本。
关键词：服务贸易;萨格瑞模型;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14.004
1 引言及文献综述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服务贸易增速明显优于商品贸易，引起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2009年至2018年，全球服务出口额从365万亿美元增长至592万亿美元，年均增长552%。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亮点。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生产性服务贸易（参照张昕（2018）对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分类方式，将《2010 年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中的“对他人拥有的有形投入进行的制造服务（加工服务）”“别处未包括的保养和维修服务”“运输”“建筑”“保险和养恤金服务”“金融服务”“别处未包括的知识产权使用费”“信息、计算机和电信服务”及“其他商业服务”划分为生产性服务贸易）所占比重很大，2017年生产性服务贸易占全部服务贸易的7337%（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目前服务贸易数据更新至2018年，但“信息、计算机和电信服务”类服务贸易仅更新至2017年），因此探讨其比较优势的影响因素十分重要。
目前学者对服务贸易产生的原因，尤其是传统的H-O模型是否适用于服务贸易仍有争论。Hoekman et al.（1992）认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是类似的，标准的国际贸易理论完全可以运用于服务贸易;Djajic et al. （1989）使用H-O模型对和耐用物相关的服务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国家的要素禀赋既决定了贸易的量和贸易的方向，又决定了该服务是否能够贸易。也有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例如Feketekuty（1988）认为，服务贸易是劳动活动与货币的交换，而非实物与货币的交换;服务贸易的生产和消费通常都是同时发生的，具有不可储藏的性质;而且服务贸易统计在国际收支当中，而非在海关统计中，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并不适用于服务贸易。更多的学者则倾向于对传统H-O模型进行修正，认为修正后的模型可以适用于服务贸易领域，如迪尔道夫模型、伯格斯模型、萨格瑞模型等。
我国对服务贸易的研究起步较晚，国内学者在国外学者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上开始对服务贸易问题进行研究，其成果大多体现在对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等理论研究方面。例如夏晴（2003）从服务贸易不同于货物贸易的特点出发，在服务的特征和职能以及活动类型等多个方面探讨了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同时提出了将比较优势培育发展成为竞争优势的方法建议。冯晓玲等（2009）以美国的服务贸易作为基础进行了研究，提出服务贸易中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本具有积极作用，要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则可以从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两方面进行尝试。刘辉煌（2000）认为金融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主要受到资本、人力资本、信息技术、自然资源、企业竞争力等影响。从现有文献看来，国内外学者很少在萨格瑞模型提出以后再次对其进行理论推导，以对比较优势的来源进行探讨。
实证方面，Sagari（1989）使用了1977年44个国家的银行业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认为熟练劳动力是金融服务中比较优势的来源，Sagari使用的数据样本较少且过于陈旧，不能很好的体现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的实际情况。黄蓉（2016）利用了2001年至2013年中国的保险服务差额与金融服务差额数据，通过实证检验认为，在不考虑技术差异的情况下，资本是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加入了技术进步之后，劳动力成为最主要的因素。该文只考虑了中国一个国家的情况，并不具有代表性，而且去除了土地这种资源的影响。
2 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8年至2017年间，生产性服务贸易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量的比重稳定在70%左右，为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表2）。可见，生产性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举足轻重。具体到各门类来看，“信息、计算机和电信服务”既属于生产性服务，又属于新兴服务，并且其出口额占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额的13.64%，因而很具有代表性。
3 理论模型
3.1 萨格瑞模型
萨格瑞模型在H-O模型的基础上放宽了“生产技术相同”的假定，即技术水平在各国可以使不一样的。如果只关注某一类服务（TF）净贸易量，可作如下表示：
TFj=ngnenj/d（j）+gn+1Bj（1）
其中，enj表示j國第n种要素，d（j）表示j国的技术差异矩阵的对角线元素（尽管不同产品的技术差异可能是不同的，即D的主对角线元素不同，但是由于无法具体的观测各产品、各部门的技术差异，这里假定各部门的技术差异都为dj，从长期来看，考虑到技术可以在国内各部门流动或产生溢出效应，这个假设是可接受的），Bj表示j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余额（Sagari等所用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从1993年的第五版《国际收支手册》开始，明确的将服务和收入进行了区分。这里定义的余额是包括现在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下的“（要素）收入”的，参见Sagari（1989），第10页。在第六版中，“收入”账户又修改为“初次收入”），gn和gn+1表示前面的系数。 3.2 对萨格瑞模型的进一步推导
萨格瑞模型的是对H-O模型的修正，加入了技术水平这一因素。但是需要注意的是（1）式的等式左边都是净出口量（数量），而各国的服务贸易统计数据都只有产值（贸易值）。服务贸易具有多样性和无形性等特点，有时又与商品贸易同时发生，数量上也无法具体地分割核算，因此使用服务贸易值作为统计量更为合理（Sagari（1989）中考虑的服务贸易为银行业服务贸易，其业务仅包含银行的存款和贷款活动，故用贷款和存款差额的美元值作为银行业服务贸易数量的差额。显然这无法推广到其他服务贸易部门）。
对（1）式两边同时乘以该商品（服务）的世界价格pi，同时为了避免混淆并推广到更一般商品（服务）的，对相关的变量符号作替换：令tij表示j国第i种服务的净出口量，tvij表示j国第i种服务的净出口值，则有tvij=pitij，令h=qi/Y即（1）式中的gn+1，可得等式如下：
tvij=kpigkekj/d（j）+pihBj（k=1，2，…，n）（2）
值得注意的是Bj中也包含了tvij。为了避免模型两边都出现因变量导致估计不一致的问题，令bj=Bj-tvij，即除tvij以外其他貨物和服务贸易余额，将其代入（2）式，并整理可得：
tvij=pi1-pihkgkekj/d（j）+pih1-pihbj
令βk=pigk1-pih，γ=pih1-pih，则上式可以写成：
tvij=kβkekj/d（j）+γbj（3）
从（3）式可以看出，一国的某种商品（服务）的净出口值与其资源禀赋及其他商品（服务）的贸易差额呈线性关系。在不考虑技术差异的H-O模型中，d（j）=1。从γ的定义来看，γ应为正值（ r=pih/（1-pih），pi为i种商品（服务）的世界价格， h=qi/Y是该商品（服务）的世界产量除以世界总产值，故pih必小于1，从而 为正数）。
4 实证研究
4.1 计量模型的建立
为了考察不同的资本形式在贸易中的作用，本文将资本存量进一步分解为公共资本存量（GK）和私人资本存量（PK）。根据对里昂惕夫之谜的解释，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之间生产率（也包括投入成本）有较大差异。本文将劳动力分为熟练劳动力（SL）、准熟练劳动力（QL）、非熟练劳动力（UL），具体的变量选取见数据说明部分。由此可以建立以下模型：
Vi=β1GK+β2PK+β3SL+β4QL+β5UL+β6AL+β7B+ε
式中若加入了技术水平（Q）的影响，将各要素变为ek/ln（Q），则可以检验技术水平对服务贸易的影响。
现实中，萨格瑞模型某些假设并不成立，比如各国的市场并非完全竞争的，国际服务贸易受到各种限制。本文加入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作为控制变量，以作比较。
4.2 相关数据的说明
具体的变量名、说明和数据来源见表3，涉及金额（流量、存量及余额均使用PPP因子转化为“2011年不变价国际元”）。
4.3 计量方法
本文采用“OLS+稳健标准误”的回归方法对模型进行回归，以减少数据的异方差问题。Sagari（1989）在文中使用的加权最小二乘法（WLS）方法（由于实际检验过程中一般无法知道扰动项的协方差矩阵，通常实际使用的是可行加权最小二乘法（FWLS），WLS是广义二乘法（GLS）的特例）同样适用于解决，但根据Stock et al.（2011）的建议，使用“OLS+稳健标准误”在大多数情况下较为稳健。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数据的多重共线性会降低单个变量的显著性，因此，各变量显著时较为可信，但是不显著时，则很难得出不受其影响结论。在本文中大部分变量的显著性明显，且符合预期。
4.4 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了标准化回归系数，以便比较各个要素对信息、计算机和电信服务贸易的影响程度，回归结果见表4。
TS0：不考虑技术差异，不考虑服务贸易壁垒;
TS1：不考虑技术差异，但考虑服务贸易壁垒;
TSQ0：考虑技术差异，不考虑服务贸易壁垒;
TSQ1：考虑技术差异，也考虑服务贸易壁垒。
从信息、计算机和电信服务贸易来看，在未考虑技术差异（TS0、TS1）时，私人资本（gk）、熟练劳动力（sl）和非熟练劳动力（ul）有显著正的影响，而准熟练劳动力（ql）影响为负。即高级、低级的劳动力有正影响，中级的劳动力有负影响。在考虑技术进步之后，各类劳动力的影响方向完全相反，准劳动力（ql）显著为正，而熟练劳动力（sl）和非熟练劳动力（ul）显著为负。在考虑技术进步之后，中等级别的准熟练劳动力有正的影响。这与现实情况更加相符，信息、计算机和电信服务对技术有一定的要求，也需要较多的相对熟练的人力资源，因此准熟练劳动力数量较多，就更有优势。在诸如呼叫中心等电信服务中，对相对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需求明显，但是这类服务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不如准熟练劳动力。拥有大量熟练劳动力的国家往往社会发展水平较高，根据产业转移理论，类似技术含量一般的产业，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转移到其他国家，因此熟练劳动力的影响为负，准熟练劳动力的影响为正。与运输服务贸易相同，贸易壁垒有明显的负的影响。
对比影响程度，熟练劳动力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私人资本和准熟练劳动力，最后是土地和非熟练劳动力。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萨格瑞模型的推导，使用125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回归，得出以下结论：
（1）考虑技术差异的萨格瑞模型对“信息、计算机和电信服务”有着更好的拟合效果; （2）从信息、计算机和电信服务贸易来看，加入技术进步的模型更加符合现实情况;
（3）这类服务技术已经較为成熟，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不如准熟练劳动力。各类要素中，高水平的熟练劳动力影响最大，且有明显的挤出效应。私人资本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准熟练劳动力对该类服务的出口也有较大影响。
因此，如果我国想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就应该鼓励私人资本对该领域的投入，同时加强对相关人才培养，对不同的行业和不同层次的人才加以引导，从而增强生产性服务贸易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Slobodan Djajic，Kierzkowski Henryk.Goods，Services and Trade[J].Economica，1989，56（221）：8395.
[2] Géza Feketekúty.Internationaltrade in services：an overview and blueprint for negotiations[M].Ballinger Pub.Co.，1988.
[3] HarryL Greenfield.Manpower and the Growth of Producer Service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6.
[4] Bernard Hoekman，Karsenty Gu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in Services[J].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1992，10（3）：211236.
[5] SilviaB Sagari.International trade in financial services[R].The World Bank，1989.
[6] 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7] 冯晓玲，赵放.人力资本和R&D投入与美国服务贸易的关系分析[J].财贸经济，2009，（06）：7582+136.
[8] 胡昭玲，刘彦磊.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工资差距的影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01）：8995+160.
[9] 黄蓉.技术进步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研究[J].中国市场，2016，（42）：179180.
[10]刘辉煌.论金融服务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及其决定因素[J].经济评论，2000，（05）：5962+76.
[11]夏晴.论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J].国际贸易问题，2003，（09）：1618.
[12]张昕.中德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现状与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J].价格月刊，2018，（11）：4554.
关键词：服务贸易;萨格瑞模型;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14.004
1 引言及文献综述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服务贸易增速明显优于商品贸易，引起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2009年至2018年，全球服务出口额从365万亿美元增长至592万亿美元，年均增长552%。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亮点。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生产性服务贸易（参照张昕（2018）对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分类方式，将《2010 年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中的“对他人拥有的有形投入进行的制造服务（加工服务）”“别处未包括的保养和维修服务”“运输”“建筑”“保险和养恤金服务”“金融服务”“别处未包括的知识产权使用费”“信息、计算机和电信服务”及“其他商业服务”划分为生产性服务贸易）所占比重很大，2017年生产性服务贸易占全部服务贸易的7337%（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目前服务贸易数据更新至2018年，但“信息、计算机和电信服务”类服务贸易仅更新至2017年），因此探讨其比较优势的影响因素十分重要。
目前学者对服务贸易产生的原因，尤其是传统的H-O模型是否适用于服务贸易仍有争论。Hoekman et al.（1992）认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是类似的，标准的国际贸易理论完全可以运用于服务贸易;Djajic et al. （1989）使用H-O模型对和耐用物相关的服务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国家的要素禀赋既决定了贸易的量和贸易的方向，又决定了该服务是否能够贸易。也有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例如Feketekuty（1988）认为，服务贸易是劳动活动与货币的交换，而非实物与货币的交换;服务贸易的生产和消费通常都是同时发生的，具有不可储藏的性质;而且服务贸易统计在国际收支当中，而非在海关统计中，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并不适用于服务贸易。更多的学者则倾向于对传统H-O模型进行修正，认为修正后的模型可以适用于服务贸易领域，如迪尔道夫模型、伯格斯模型、萨格瑞模型等。
我国对服务贸易的研究起步较晚，国内学者在国外学者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上开始对服务贸易问题进行研究，其成果大多体现在对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等理论研究方面。例如夏晴（2003）从服务贸易不同于货物贸易的特点出发，在服务的特征和职能以及活动类型等多个方面探讨了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同时提出了将比较优势培育发展成为竞争优势的方法建议。冯晓玲等（2009）以美国的服务贸易作为基础进行了研究，提出服务贸易中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本具有积极作用，要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则可以从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两方面进行尝试。刘辉煌（2000）认为金融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主要受到资本、人力资本、信息技术、自然资源、企业竞争力等影响。从现有文献看来，国内外学者很少在萨格瑞模型提出以后再次对其进行理论推导，以对比较优势的来源进行探讨。
实证方面，Sagari（1989）使用了1977年44个国家的银行业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认为熟练劳动力是金融服务中比较优势的来源，Sagari使用的数据样本较少且过于陈旧，不能很好的体现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的实际情况。黄蓉（2016）利用了2001年至2013年中国的保险服务差额与金融服务差额数据，通过实证检验认为，在不考虑技术差异的情况下，资本是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加入了技术进步之后，劳动力成为最主要的因素。该文只考虑了中国一个国家的情况，并不具有代表性，而且去除了土地这种资源的影响。
2 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8年至2017年间，生产性服务贸易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量的比重稳定在70%左右，为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表2）。可见，生产性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举足轻重。具体到各门类来看，“信息、计算机和电信服务”既属于生产性服务，又属于新兴服务，并且其出口额占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额的13.64%，因而很具有代表性。
3 理论模型
3.1 萨格瑞模型
萨格瑞模型在H-O模型的基础上放宽了“生产技术相同”的假定，即技术水平在各国可以使不一样的。如果只关注某一类服务（TF）净贸易量，可作如下表示：
TFj=ngnenj/d（j）+gn+1Bj（1）
其中，enj表示j國第n种要素，d（j）表示j国的技术差异矩阵的对角线元素（尽管不同产品的技术差异可能是不同的，即D的主对角线元素不同，但是由于无法具体的观测各产品、各部门的技术差异，这里假定各部门的技术差异都为dj，从长期来看，考虑到技术可以在国内各部门流动或产生溢出效应，这个假设是可接受的），Bj表示j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余额（Sagari等所用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从1993年的第五版《国际收支手册》开始，明确的将服务和收入进行了区分。这里定义的余额是包括现在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下的“（要素）收入”的，参见Sagari（1989），第10页。在第六版中，“收入”账户又修改为“初次收入”），gn和gn+1表示前面的系数。 3.2 对萨格瑞模型的进一步推导
萨格瑞模型的是对H-O模型的修正，加入了技术水平这一因素。但是需要注意的是（1）式的等式左边都是净出口量（数量），而各国的服务贸易统计数据都只有产值（贸易值）。服务贸易具有多样性和无形性等特点，有时又与商品贸易同时发生，数量上也无法具体地分割核算，因此使用服务贸易值作为统计量更为合理（Sagari（1989）中考虑的服务贸易为银行业服务贸易，其业务仅包含银行的存款和贷款活动，故用贷款和存款差额的美元值作为银行业服务贸易数量的差额。显然这无法推广到其他服务贸易部门）。
对（1）式两边同时乘以该商品（服务）的世界价格pi，同时为了避免混淆并推广到更一般商品（服务）的，对相关的变量符号作替换：令tij表示j国第i种服务的净出口量，tvij表示j国第i种服务的净出口值，则有tvij=pitij，令h=qi/Y即（1）式中的gn+1，可得等式如下：
tvij=kpigkekj/d（j）+pihBj（k=1，2，…，n）（2）
值得注意的是Bj中也包含了tvij。为了避免模型两边都出现因变量导致估计不一致的问题，令bj=Bj-tvij，即除tvij以外其他貨物和服务贸易余额，将其代入（2）式，并整理可得：
tvij=pi1-pihkgkekj/d（j）+pih1-pihbj
令βk=pigk1-pih，γ=pih1-pih，则上式可以写成：
tvij=kβkekj/d（j）+γbj（3）
从（3）式可以看出，一国的某种商品（服务）的净出口值与其资源禀赋及其他商品（服务）的贸易差额呈线性关系。在不考虑技术差异的H-O模型中，d（j）=1。从γ的定义来看，γ应为正值（ r=pih/（1-pih），pi为i种商品（服务）的世界价格， h=qi/Y是该商品（服务）的世界产量除以世界总产值，故pih必小于1，从而 为正数）。
4 实证研究
4.1 计量模型的建立
为了考察不同的资本形式在贸易中的作用，本文将资本存量进一步分解为公共资本存量（GK）和私人资本存量（PK）。根据对里昂惕夫之谜的解释，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之间生产率（也包括投入成本）有较大差异。本文将劳动力分为熟练劳动力（SL）、准熟练劳动力（QL）、非熟练劳动力（UL），具体的变量选取见数据说明部分。由此可以建立以下模型：
Vi=β1GK+β2PK+β3SL+β4QL+β5UL+β6AL+β7B+ε
式中若加入了技术水平（Q）的影响，将各要素变为ek/ln（Q），则可以检验技术水平对服务贸易的影响。
现实中，萨格瑞模型某些假设并不成立，比如各国的市场并非完全竞争的，国际服务贸易受到各种限制。本文加入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作为控制变量，以作比较。
4.2 相关数据的说明
具体的变量名、说明和数据来源见表3，涉及金额（流量、存量及余额均使用PPP因子转化为“2011年不变价国际元”）。
4.3 计量方法
本文采用“OLS+稳健标准误”的回归方法对模型进行回归，以减少数据的异方差问题。Sagari（1989）在文中使用的加权最小二乘法（WLS）方法（由于实际检验过程中一般无法知道扰动项的协方差矩阵，通常实际使用的是可行加权最小二乘法（FWLS），WLS是广义二乘法（GLS）的特例）同样适用于解决，但根据Stock et al.（2011）的建议，使用“OLS+稳健标准误”在大多数情况下较为稳健。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数据的多重共线性会降低单个变量的显著性，因此，各变量显著时较为可信，但是不显著时，则很难得出不受其影响结论。在本文中大部分变量的显著性明显，且符合预期。
4.4 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了标准化回归系数，以便比较各个要素对信息、计算机和电信服务贸易的影响程度，回归结果见表4。
TS0：不考虑技术差异，不考虑服务贸易壁垒;
TS1：不考虑技术差异，但考虑服务贸易壁垒;
TSQ0：考虑技术差异，不考虑服务贸易壁垒;
TSQ1：考虑技术差异，也考虑服务贸易壁垒。
从信息、计算机和电信服务贸易来看，在未考虑技术差异（TS0、TS1）时，私人资本（gk）、熟练劳动力（sl）和非熟练劳动力（ul）有显著正的影响，而准熟练劳动力（ql）影响为负。即高级、低级的劳动力有正影响，中级的劳动力有负影响。在考虑技术进步之后，各类劳动力的影响方向完全相反，准劳动力（ql）显著为正，而熟练劳动力（sl）和非熟练劳动力（ul）显著为负。在考虑技术进步之后，中等级别的准熟练劳动力有正的影响。这与现实情况更加相符，信息、计算机和电信服务对技术有一定的要求，也需要较多的相对熟练的人力资源，因此准熟练劳动力数量较多，就更有优势。在诸如呼叫中心等电信服务中，对相对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需求明显，但是这类服务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不如准熟练劳动力。拥有大量熟练劳动力的国家往往社会发展水平较高，根据产业转移理论，类似技术含量一般的产业，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转移到其他国家，因此熟练劳动力的影响为负，准熟练劳动力的影响为正。与运输服务贸易相同，贸易壁垒有明显的负的影响。
对比影响程度，熟练劳动力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私人资本和准熟练劳动力，最后是土地和非熟练劳动力。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萨格瑞模型的推导，使用125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回归，得出以下结论：
（1）考虑技术差异的萨格瑞模型对“信息、计算机和电信服务”有着更好的拟合效果; （2）从信息、计算机和电信服务贸易来看，加入技术进步的模型更加符合现实情况;
（3）这类服务技术已经較为成熟，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不如准熟练劳动力。各类要素中，高水平的熟练劳动力影响最大，且有明显的挤出效应。私人资本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准熟练劳动力对该类服务的出口也有较大影响。
因此，如果我国想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就应该鼓励私人资本对该领域的投入，同时加强对相关人才培养，对不同的行业和不同层次的人才加以引导，从而增强生产性服务贸易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Slobodan Djajic，Kierzkowski Henryk.Goods，Services and Trade[J].Economica，1989，56（221）：8395.
[2] Géza Feketekúty.Internationaltrade in services：an overview and blueprint for negotiations[M].Ballinger Pub.Co.，1988.
[3] HarryL Greenfield.Manpower and the Growth of Producer Service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6.
[4] Bernard Hoekman，Karsenty Gu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in Services[J].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1992，10（3）：211236.
[5] SilviaB Sagari.International trade in financial services[R].The World Bank，1989.
[6] 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7] 冯晓玲，赵放.人力资本和R&D投入与美国服务贸易的关系分析[J].财贸经济，2009，（06）：7582+136.
[8] 胡昭玲，刘彦磊.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工资差距的影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01）：8995+160.
[9] 黄蓉.技术进步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研究[J].中国市场，2016，（42）：179180.
[10]刘辉煌.论金融服务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及其决定因素[J].经济评论，2000，（05）：5962+76.
[11]夏晴.论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J].国际贸易问题，2003，（09）：1618.
[12]张昕.中德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现状与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J].价格月刊，2018，（11）：4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