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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40多年前——20世纪80年代，我还是刚刚走进高校的大学生。那时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我们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心里荡漾着幸福的涟漪，眼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一切都是充满希望的，未来是具有无限吸引力的……
那是怎样的一个文学环境啊，那时的文学，不但没有“失去轰动效应”，而且还处于社会和人们关注的中心。所以，那时的文学期刊编辑部是神圣的殿堂，作家是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人人手里都拿着书，或小说，或诗歌，或散文，记得《小说月报》最高的月发行量是180万册。王蒙、张贤亮、蒋子龙、冯骥才等著名作家都是我们中文系大学生的偶像……汪兆骞先生的《我们的8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文人》，真实地回放了80年代作家群体的录像，他们的激情、光荣与梦想，他们无畏的奋斗，他们曾经压抑了的感情宣泄，他们的歌哭，感天动地的纵情歌唱，使我们穿越 40多年的时光隧道……
当代文学代表作家群英图谱的集中展示
20世纪80年代作家的作品折射出复兴中的古老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大变动中的种种面容，构成了一部部宏大的叙事。在《我们的8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文人》中，汪兆骞精心选取了22位极具代表性的作家，他们的成名之路及其代表作诞生的时代背景、人生故事，让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80年代的人们，重温那个时代故事的温馨；80年代文學的光荣与梦想，大时代下人性与文学的无限可能；同时，给那些没有经历过80年代的年轻读者，打开那个时代的大门和窗棂，吹拂进新时期文学的开放新风……
首先，汪兆骞的《我们的80年代》一书，带领广大读者一起重温80年代的时代经典。
1981年，古华的《芙蓉镇》发表在《当代》第一期，后获得茅盾文学奖；莫应丰的《将军吟》获得茅盾文学奖；张炜虽然以《你在高原》获得茅盾文学奖，但他的《古船》却命运多舛，曲折万般。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根据《灵与肉》改编为电影的《牧马人》上映后，更是达到万人空巷的地步。陆文夫的《围墙》《美食家》分别获全国短篇、中篇小说奖；路遥《平凡的世界》遭遇《当代》的退稿而发表在广东的《花城》，最后也获得茅盾文学奖。邓贤的《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均获“人民文学奖”。梁晓声的《人世间》是一部交织着人生命运的变奏曲，聚焦充满向往的青年，关注焦虑挣扎的中年，书写豁达的桑榆晚年，因而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且排名第一。
汪兆骞并非简单地罗列获得各类奖项的当代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而是从自己在多年的编辑生涯中，与各位作家约稿、改稿、退稿、笔会等深度交流中，展示出这些作家的精神面貌和艰辛的心路历程，使我们不是一般浅层地了解，而是深入心底窥探作家的创作秘密，使我们了解不为外人所知的内情，那些是作家心中的历史，故事中的故事。
从某个角度可以说，汪兆骞《我们的80年代》里选中的这一批22位作家，基本上代表了当代文学优秀作家的群体，他们所创造的文学经典，为汉语言文学在世界上获得了荣誉，为民族文化的国际化表达争取了话语权。例如，藏族青年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曾获得茅盾文学奖，并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仅英语就有三个版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向世界敞开胸怀，中国文学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在拿来主义与本土经验，文化自信与国际视野的融合上艰辛探索。经过持续发力和苦心经营，中国当代文学正在不断赢得世界性声誉。80年代以来的这批作家，以强劲的势头将中国故事、审美趣味和思想观念传播给世界各地读者，实现文明共鉴。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说过，当代中国文学已完全接轨世界文学。这与80年代的这批作家以及后来的作家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汪兆骞的《我们的80年代》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佐证。
当代文学史的宏大叙事及背后故事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我们的8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文人》中的文学是我们所熟悉的，或者说与我们紧紧相连，休戚与共，息息相关。但是，对于80年代后才出生的“80后”“90后”甚至“00后”们，特别是广大新世纪出生的学子来说，毕竟有了一段距离。世纪新人如何来了解掌握80年代的文学以及之前的社会变迁呢？
汪兆骞是一位合格的时代见证者，他既具有现实的精神原则，又具有历史主义的深邃眼光。他把自己熟悉的作家历数家珍般讲述，他们的创作经历，他们的苦闷踌躇以及他们成功后的喜悦，甚至他们起步阶段吃方便面的镜头等，真实可信地告诉我们，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著名作家也有被退稿的经历，名著也曾明珠暗投。
在《我们的80年代》中，汪兆骞娓娓道来，1979年，蒋子龙的代表作《乔厂长上任记》问世了，首开“改革文学”先河。围绕着乔厂长上任记的轰动，被批判，被肯定再到获奖，并以改革文学的代表作进入当代文学史，这一系列的曲折复杂经历，昭示了文学的非凡影响力的变化。
汪兆骞先生写得最精彩的是“独自掩卷默无声——陈忠实与为传统文化唱挽歌之《白鹿原》”这一篇。汪兆骞写道，费孝通把中国称为“乡土中国”。不错，在这个曾经的农业国家，每个人都与乡土、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陈忠实自己说，“我要全面地反映这个文化。这个文化，有它腐朽的一面，还有很伟大的一面。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不能延续下来。”汪兆骞认为，《白鹿原》叙事苍凉而雄浑，刻画塑造了白嘉轩等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地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革命洪流中始于坚守、终于坍塌的悲剧命运，这是一部民国和解放初期社会生活、文化形态的艺术长卷，不愧为永恒的民族史诗。
汪兆骞善于把自己熟悉的当代作家的创作体验和心路历程，化作一个个曲折优美的故事讲出来。汪兆骞与陈忠实于80年代相识。1987年，陈忠实对一位文友说：“如果50岁还写不出一部死了可当枕头的书，这辈子算白活了！”直到1992年，陈忠实打电话给《当代》，说有一部长篇小说已经脱稿。希望《当代》派人去取。两位资深编辑到达西安，陈忠实陪着编辑参观大雁塔、兵马俑，并不提长篇小说的事，直至把编辑送上火车，才将一摞盈尺的书稿交给编辑，那眼神闪着灼人的光亮，似乎在说：“我连同生命一起交给你们了。”两位编辑在车上一边看，一边拍手叫好。1993年，《当代》分两期刊出《白鹿原》，整个文坛轰动。饶有意味的是围绕着《白鹿原》的问世，肯定和指责一直不断。人民文学出版社坚持把“人民文学奖”授予《白鹿原》。但在评茅盾文学奖时，责令陈忠实删节性描写，果然，“干净”的《白鹿原》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又后来，时过境迁，陈忠实勇敢地以第一版《白鹿原》，取代了“干净”的《白鹿原》。如今，陈忠实已经去世多年，孰是孰非，公道自在人心。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不是谁都知道的。“文学创作需要天赋，需要智慧、文化和思想，又是更需要创新和勇气。”汪兆骞作此总结。 很明显，汪兆骞笔下的当代作家的经典作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代生活的鲜活范本，而且为我们部分重现了更久远的社会生活图景，既有汉族人民的生活画卷，也有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画卷。无论是古老的祠堂，还是那原始的意象，当代杰出作家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时代的灿烂文学画卷。
当代文学史料学和口述文学史之新著
由于编辑职业的特殊性和身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优越位置，曾任《当代》杂志编辑和副主编的汪兆骞跟各位“大咖”级作家非常熟稔，既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编辑作家往来；又建立起犹如知心朋友般的关系。十分难得的是，汪兆骞还与王蒙有师生情谊。王蒙生于1934年，14岁入党，人称“少年布尔什维克”。19岁写成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8年发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后因此沦为“右派”。1962年9月王蒙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做助教。其时，汪兆骞先生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大三学生，所以与王蒙有师生情谊。当王蒙经历磨难后重返文坛时，汪兆骞亲手负责编辑了王蒙的“季节系列”小说，它们是《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和《狂欢的季节》。汪兆骞先生作为责任编辑，对王蒙的季节系列，评价如下：
以磅礴恢弘的氣势，汪洋恣肆的文体与波诡云谲的笔触，呈现了那个漫长而特殊年代中与共和国一起经历了早春阳光大道，满怀真诚与热情的知识分子，长期遭受误解、凌辱，饱受种种精神磨难乃至肉体摧残的生活图景，或曰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史、灵魂史。
汪兆骞先生与王蒙独特的师生情谊，既与王蒙近距离地接触，又与其本人和家人经常联络，亲密交流。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别人只能艳羡，而无法替代。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本书似乎只有汪兆骞才能写出来。
此外，汪兆骞与聂绀弩先生，与严文井先生，既是上下级关系，还是街坊邻居，其间的交往有说不尽的故事和秘密。他非常熟悉这22位作家，无论与王蒙，还是与蒋子龙，陈忠实，梁晓声，张抗抗，莫言，铁凝，王朔，阿来等，既是朋友，又是兄弟，书中所写的不仅是编辑与作家的故事，也是当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真性情。
特别有意思的是，汪兆骞写路遥的“桃花无言一队春”，揭秘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经受到《当代》杂志退稿的遭遇。本来，路遥在《当代》老主编秦兆阳先生手把手的传教下，修改了6万字的《惊心动魄的一幕》，1980年发在《当代》第三期上，秦兆阳还在《中国青年报》上刊文《要有一颗火热的心——致路遥同志》，推荐此作。次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当代》又发表了路遥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获得《当代》当年优秀作品奖。路遥也说：“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之后，路遥的《人生》又获得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6年，《当代》新来的编辑到西安组稿，拿到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手稿。但路遥有三个希望，如果《当代》要用，第一，全文一期发表；第二，头条；第三，大号字体。给《当代》提这样的要求者，没有先例。编辑拿到手稿，在车上读了几页，觉得节奏太慢又缺乏悬念，就退稿了。后来，《花城》发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二、三部在《黄河》上发表。影响也不大。但是，随着广播剧和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以及《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关于路遥和作品的定位问题成为热门话题。事实上，《平凡的世界》在专家层面和普通读者、公众层面得到了“两极评价”。专家读者认为路遥的写法，严重脱离80年代文学的阅读风气，认为《平凡的世界》仿佛一盘樱桃，一半是成熟的，一半是青涩的。大众读者认为，《平凡的世界》语言平实，平铺直叙更易接受。大段抒情议论有效地替读者对文本进行“补白”，从而降低了文本的“解码”难度。时至今日，《平凡的世界》经过多年历史的筛选成为经典，显示了在媒介发达的当前语境中，普通读者拥有了更多的发声渠道。仅2010年以来，有关《平凡的世界》的各类文章高达1000多篇，硕士论文就达70多篇。这说明，《平凡的世界》得到越来越多的专业读者认可，普通读者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
近年来，汪兆骞不但连续出版了七卷本的《民国清流》，还出版了《群星照耀的时刻——百年诺贝尔》，短短几年时间里，老作家马不停蹄地完成了皇皇巨著。这次又把《我们的8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文人》呈送给广大读者。一方面，我们在惊喜地感叹年近八旬的老作家，多产高产；另一方面，也为作者“亲历历史”的写作拍手称快。多年来，他与新时期的著名作家保持良好的编作往来关系。而且很多作家的成名作，获奖作品都是出自汪兆骞之手。在接受稿件，提出意见、修改定稿、圈阅刊发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他既是当事人，又是讲述者。如今，这样的当事人和讲述者越来越稀少了，也因此更加弥足珍贵。
如果说有些不足的话，我觉得有两点可以提出来商榷：一是我们的80年代还有几位似乎比较重要的代表作家没有收录进来，这多少略有遗憾；二是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和文联主席铁凝的创作故事，虽然收入书中，但叙写略显单薄。其实，铁凝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多年来，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以及她作为80年代以来的重要作家的突出表现可圈可点。完全可以展开篇幅充分书写，以满足广大读者的期盼。
但是，瑕不掩瑜。可以不夸张地说，《我们的8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文人》是汪兆骞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所做的一本妙趣横生的辅助教材，是当代文学史料学活色生香的有益补充。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海关总署驻天津特派员办事处研究室原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