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词汇系统中的三音词不多，到近代，三音词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到现代汉语，三音词开始大量出现。时人前贤对三音节词与语的区分问题、韵律问题、结构问题、语义问题等进行了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一定问题。
关键词：汉语 三音节词语 成就 不足 综述
与单音节、双音节和四音节词语研究相比，汉语的三音节词语研究还相对薄弱。王彦坤曾在其编的《现代汉语三音词词典》的前言中感慨道：“……与二字格、四字格词语相比，三字格词语可以说是长期地受到冷落。历史上，清张廷玉等编的《骈字类编》、程际盛撰的《骈字分笺》、民国王峻著的《迭语》、符定一编的《联绵字典》等辞书，都是专门收录某类两字格词的。至于四字格词语，先后出版的不下数十种的成语词典，基本上都以它们为主体。惟独三字词语，于辞书中零星散落，多所遗漏，而至今未见有其汇编，令人遗憾。”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开始掀起研究三音节词语的热潮尽管许多研究并未严格区分“词”和“语”，但也取得不少成果。我们从对前人时贤研究成果的梳理来切入本问题的研究。
一、近代汉语的三音节词语研究
“汉语里的三音节词，中古开始产生。元以后有了巨大的发展。”对中古、近代汉语三音节词语的研究散见于方言俗语考释的文章、专著，以及词典、各词类研究的专著中。比如宋代洪迈的《俗说》、明代杨慎的《俗言》、清代钱大昕的《恒言录》等。诚如刘坚、江蓝生等所说：“从明清开始，已经有学者做过汇集资料、证古寻源的工作。本世纪20年代以后，出现了胡朴安的《俗语典》、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朱居易的《元剧俗语方言例释》三部俗语专著。”建国后更是出现了大批诸如《戏曲词语汇释》等词语汇释的专著。从资料汇集到诠释词语、探求语源，这是一种进步。但这种研究并非针对三音节词语的专门研究，缺乏理论性、系统性。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一批词典和各词类的研究专著，比如《<红楼梦>辞典》等专书词典；《元语言词典》等断代词典；《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近代汉语助词》等词类研究专著等。此外系统性的研究比如《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简明汉语史》、《近代汉语纲要》等也涉及到了三音节词语。陈宝勤（2002）对各时期的偏正等不同结构类型的三音词进行了历时研究。向熹（1998）对近代汉语的三音词的四种格式：附加式、偏正式、补充式、重叠式作了详细分析，并专门设节讨论了“近代西方文化对汉语词汇发展的影响”。此外，赵亚芳的硕士论文《〈唐五代语言词典〉三字词语研究》对《唐五代语言词典》中三字词语的结构类型、语义构成方式和组合特点进行深入探讨。翟燕（2006）对元代ABB式三音词激增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在语言内部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变化两方面因素激荡交加之下出现的结果。”
对近代汉语三音节词语做出专门、系统研究的，是杨爱姣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增改修订而成的《近代汉语三音词研究》一书。该研究以从《近代汉语词典》等6部词典中收集到的可作结构分析的3208个三音词为研究对象，从发展原因、结构方式、语义构成、语法功能、修辞特点五个方面对近代汉语三音词作了一些探讨。她发现，汉语从双音节发展到三音节，语义构词的思路发生了变化，“构词的思维方式开始向重分析、重理据、重实证的方向转化，反映在三音词的构词实践中，就是组合性的有理词构词法开始胜于意合性的‘无理’构词法，逐渐成为现代汉语中占绝对优势的语义-语法构词法。”该书“不但勾勒出三音词发展演变的轨迹，而且还建立了一个近代汉语三音词的理论框架”，它对于我们研究现代汉语三音节词语具有很大的启发。
二、现代汉语的三音节词语研究
关于现代汉语三音节词语的研究成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还不多见，只是零散见于一些论文、词典或专著的章节中。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许多三音节词语产生并活跃于人们的交际中，于是陆续有学者开始关注汉语三音节词语。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大批三音节词语的涌现，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研究三音节词语。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三音节成词、三音节的词与短语区分问题的研究。郭绍虞（1979）对ABB式三音节的成词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认为“有些象声的当然是‘词’，如‘扑刺刺’，‘扑邓邓’之类，‘扑刺’、‘扑邓’本是词，不过把末一字重叠一下，所以都可以肯定是词。”刘丹青（1996）认为“在名词的各项功能中，双音节、三音节是自由的”，而“动词和动词性短语的基本界限在双音节内部，三音节和三音节以上单位将继续保持短语性、难以进入词的行列。”吴为善（1986、1989、2003）分别从韵律角度、三音节的组合规律及三音节中单音节的黏附性探讨了三音节是否成词的问题。刘中富（2014）认为，“判定现代汉语三音节词不能以词典是否收录和是否标注词性为依据，而是要以实际使用的情况和人们的词感为依据，坚持语音、语义、语法、语用和语感综合考察，以语用和语感为主的定性标准。具体操作上可采用语音形式识别法、语素数量识别法、语素性质识别法、语法特点识别法、语义特点识别法、语用对比识别法等方法。”该文结合大量例词，对提出的现代汉语三音词的判定原則和具体方法进行了分析，对我们判定三音词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刘中富（2014）认为语感应当作为判定词的定性标准之一，而就“词”进行大规模社会调查的当数王立。王立（2003）就汉语“词”的公众语感问题进行了社会语言学的调查、统计与分析，从她对5次问卷调查的数据统计分析来看，三音结构的词感倾向有别：“三音结构词感倾向远远不如双音结构词感倾向强烈……定中结构的成词均值为89.41%，呈强烈词化倾向……数量结构成词均值为78.75%，呈显著词化倾向……述补结构的成词均值为56.83%，呈准词化倾向，其中‘1+2式’动趋结构成词倾向明显强于‘2+1式’……名方结构的成词均值为41.30%，但不论是‘1+2式’还是‘2+1式’，均见非词倾向占上风……三音节动宾结构的成词均值为27.85%……三音节状中结构的成词均值为26.05%，两者均呈现明显的非词倾向。”从王立的研究来看，语音轻重、单音节是否黏着、韵律结构都会影响公众对某个结构的“语感”。因为该研究“考察汉语社团公众对于三音词的认同程度，其实也就是变换一个视角来观察汉语双音构词的基本格局”，所以它对三音词的主谓、联合等结构并未涉及，但它仍旧为我们研究三音词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周荐（2004）“从三字组合所以构成的成分以及成分与成分间的关系入手”对三字组合的归属进行了探讨，他分析了韵律词理论、三字组合中双字是否有黏合性、三字组合中单字是否具有独立性、三字组合的意义是否是字面性的、结构的1+2式或2+1式都不能确定某个三字结构为词或非词。 2.对三音节词语语音、韵律等问题的研究。赵元任（1979）谈到了汉语的三音节问题，他列举了三音节结构类型并论述了汉语三音节词语的变调情况，以及三音节的1+2式和2+1式的重音情况。郭秧（1989）对现代汉语书面语和口语中三音词的轻声情况进行了分析。许浩（1997）通过对《现代汉语词典》、《汉语新词词典》等权威词典中收录的三音节词语的量化统计发现，“1+2”和“2+1”是两个重要节律类型，其中，“1+2”主要是语的节律类型，而“2+1”主要是词的节律类型。李志江（1998）、文宪（2009）对ABB式形容词的注音问题进行了探讨。陶维青等（1998）对汉语三字词声调的模式进行了分析，“在进行特征抽取、统计和分析的基础上， 研究了三字调整声调的模式和变调规则。”张超男、姜岚（2008）基于结构类型，辅之以意义、习惯、操作性等标准，提出了三音节词目的标音处理方式及标音的基本模式。邓丹（2007）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对语料库中的普通话多音节韵律词的韵律特征进行了分析，得到了在声调特征、组合结构等因素制约下韵律词的音高及时长模式；对三音节韵律词的音高、变调现象和时长都进行了分析。王洪君（1994、2000、2001）基于汉语韵律层级构架的角度，对三音节词语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讨论。冯胜利（2009）把两个音节作为汉语最基本的音步，称为“标准音步”，三音节是“超音步”（super foot），可以产生“超韵律词”。他探讨了1+2式和2+1式“超音步”的不同之处及它们是否可以成词。他的韵律构词理论对我们判定、研究三音词很有启发，但需要指出的是，“汉语没有三个音节的动词（包括形容词）”是不符合汉语实际的，在我们的语料库中，三音动词和三音形容词并不少，比如：半脱产、表面化、吃不消、单相思（以上为动词）、第一流、多年生、高精尖、孩子气（以上为形容词）。
3.对三音节词语结构问题的研究。陆志韦（1957）在详细列举汉语的各种构词类型时，也详细论述了汉语三音节词语的各种构词类型。许浩（1997）对《现代汉语词典》、《汉语新词词典》等权威词典中收录的三音节词语进行了量化统计，对三音节词语的结构类型、节律类型和词性类别进行了综合对比研究。卞成林（1998）对三音节复合词的结构层次、结构关系和语法属性进行定量分析后，对其结果特征进行了总结分析。周玉琨（2001）对三语素合成词的构词问题进行分析，指出“合成词素”和“合层词素”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语素的组合体，“现代汉语词的构词分析， 要把意义和形式结合起来， 单纯以意义为标准或者单纯以形式为标准来分析其结果， 有可能是不符合人们实际语感的。”郑庆君（2003）对三音节合成词的结构类型及层次进行了详细分类与研究。“复合型中以偏正形式为绝对优势， 偏正式中又以‘定+ 中’型为优势， 体现出汉语三音节合成词强烈的名词化倾向。” 王润熙（2004）对三音词，特别是三语素三音词的结构类型进行了分类分析：三语素三音词主要有定中式、动宾式、附加式，然后是状中式、主谓式、后补式、并列式、简略式等，有的类别还下分小类和小小类，极为详尽。周荐（2004）对《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版）中所收词条做了封闭式统计，对三字格的结构类型、构成成分和结构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占勇、杨爱姣（2009）基于中文信息处理的角度，对现代汉语三音词的词类分布、结构模式进行了分析，并对三音词中“单字”的词缀化现象进行了解释。
4.对三音节词语的语义问题的研究。周荐（2004）认为三字格的表义机制是“与俚俗的市井文化相适应的”。罗树林（2014）对三音节聚合词语的结构、语义特征和词汇化程度的现状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出它们在结构、语义方面的一些典型特征。文章认为，结构上的可拆性容易导致其词形凝固困难；语义上的“累积/并合性”容易导致其语义凝固困难；韵律上的等重性也容易导致其朝着自由短语方向发展，这些原因都直接造成了大多数三音节聚合体的词汇化困难。文章最后认为，并列本身又是一种模因，可以源源不断地造出大量新的三音节聚合体，但绝大多数三音节聚合体始终难以突破词汇化瓶颈，真正完成词汇化的很少。”
5.对三音节词语发展倾向的预测。胡以鲁（1923）意识到“今者二节语日甚普遍，学术术语有进向三节以上之倾向。”陆志韦（1956），指出：“北京话中的多音词多半是两个音的。四音的也不在少数……三音的并不多。五个音以上的简直是少极了。并指出汉语的多音词会一天一天的加多，特别是多音的名词，其次是形容词……”杨爱姣（2002）提到，近代汉语的三音词发展迅速，但三音化却不能成为词汇发展的主流趋势，究其原因，汉语词汇要求表义的复杂化、精准化，但又要求音节数目的简单化、經济化，“这种矛盾斗争的结果是：汉语词汇的双音化依然占绝对优势，三音词有节制地发展。”葛本仪（2003）分析了汉语的双音化趋势，“当前汉语中，不但双音词大量增加，而且也出现了不少的三音节词和四音节词等”，“在词的音节数量上，一般要经历一个‘单音-双音-多音-简缩为双音或三音’的过程……就现在的情况看，双音词的数量依然占着优势。”王立（2003）认为，“三音词是在双音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初步的发展迹象显示，三音词将有节制地发展”，“汉语构词的双音格局将不会被轻易打破，汉语三音构词只是双音构词的一种补充形式。”各学者都认为双音化是现代汉语的主流，但也认同三音词越来越多的事实。而如果仅考察新词语，三音词所占的比例已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比如刘中富（2002）曾统计《汉语新词词典》（闵家骥、刘庆隆等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和《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林伦伦等编著，花城出版社，2000年）收录的三音词及其所占词典所收汉语词目的比例，发现三音词所占的比例由15%上升为25.5%。惠天罡（2014）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2010年5部《汉语新词语》编年本，汉字词（纯由汉字构成的词）中，三字格已超越双字格等其他格式，成为最能产的格式” ，其统计表明：三字格所占总词数的比例分别为：31.14%、38.12%、46.63%、50.81%和55.06%，可见，其所占比例是逐年上升的。 6.对三音节词语其它方面的研究。马启俊（2014）对三音节词语羡余现象的形成原因和规范问题进行了分析。夏中华、姜敬槐（2013）对《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2011）的新词语进行了统计分析，认为“三音节新词语在构成材料、结构方式、结构层次、功能类型等方面表现出若干特点，为三音节新词语的大量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而类推作用和“词媒体”的发展也是三音节新词语产生的重要成因。”此外，吕叔湘 （1963）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文中多次谈到三音节问题，他从音节的角度讨论了三音节的构成问题、三音节动宾结构和偏正结构的数量及成词问题、三音节在句子中的扩充和缩略问题，此外还特别讨论了一种特殊的“截搭式”造词方式。吕叔湘在该文中还涉及词语的压缩与扩充问题。該文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三、已有研究的成就和不足
从现有的汉语三音节词语研究成果来看，各学者从不同视角、层面对汉语三音节词语进行了研究。有的涉及“词”和“语”的区分，有的涉及结构类型、结构层次，有的涉及修辞特点，有的涉及意义特点，有的涉及韵律问题，有的涉及词典释义问题等。可以说，三音节词语已经引起学者们研究的兴趣，也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但这些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
1.研究对象中存在词、语不分或混淆的状况。学者们多笼统地对三音节词和语进行研究，还有些研究尽管对三音节复合词进行了界定，并制定出标准对三音节复合词进行挑选，但依然存在混淆三音节词和语的现象，比如在一篇现代汉语三音节复合词结构分析的文章中，我们能看到明显是惯用语的举例，如“打群架”、“拉交情”、“帮倒忙”。当然，对有些词不是很好划分也是其中的原因。“词”与“语”的划分历来是学者们比较头疼的事情，但只有制定较好的标准并严格按照标准选取我们的研究对象，才能为研究对象本身特征的挖掘奠定基础。对三音节词、语不分或仅仅笼统地进行研究不利于揭示三音节词本身的特点。
2.研究多是零散的、局部的，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已有研究多就现代汉语三音词的结构层次及关系、语义某些方面的特点等进行探讨，专门针对三音词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其中对语义的研究则更少或分析不深入、系统，三音词的语义方面的特征还有待于继续研究，比如三音词的语义结构、词义透明度等问题。
3.研究多基于共时层面，缺少历时视角。已有研究多基于共时层面来探索三音词的特点，比如现有研究多以《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的三音节词语为研究对象，但如果在共时层面加上历时的视角，则有利于更清楚地揭示三音词的特点，并使我们的研究“形成多维度、立体化的研究格局和模式”。
参考文献：
[1]向熹：《简明汉语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p630.
[2]向熹：《简明汉语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p667.
[3]翟燕：《元代ABB式三音词激增原因分析》[J]，《齐鲁学刊》2006（2）.
[4]杨爱姣：《近代汉语三音词研究》[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p150.
[5]见该书序言部分.
[6]刘丹青：《词类和词长的相关性──汉语语法的“语音平面”丛论之二》[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
[7]刘中富：《现代汉语三音节词的判定问题》[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8]王立：《汉语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p249-254.
[9]王立：《汉语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p249.
[10]周荐：《汉语词汇结构论》[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p163.
[11]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M]，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p22，223.
[12]陶维青等：《汉语三字词声调的模式分析》[J]，《中文信息学报》1998（3）.
[13]冯胜利：《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P174.
[14]我们选择《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2版）中所收的三音词，建立了现代汉语三音词语料库（依据我们制定的现代汉语三音词的辨识标准，对其中的“词”进行甄别，剔除非词成分），该语料库共有7691个三音词，按义项来统计，该语料库有8384个三音词词项.
[15]周玉琨：《三语素合成词构词例析》[J]，《语文学刊》2001（1）.
[16]郑庆君：《三音节合成词的结构类型及层次》[J]，《山西大学学报》2003（1）.
[17]周荐：《汉语词汇结构论》[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p189.
[18]罗树林：《三音节聚合词语结构、语义特征及词汇化现状分析》[J]，《语言文字应用》2014（1）.
[19]胡以鲁：《国语学草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3，p32.
[20]陆志韦：《北京话单音词词汇》[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p9-10.
[21]杨爱姣：《近代汉语三音词研究》[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p230.
[22]葛本仪主编：《汉语词汇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p698 .
[23]刘中富：《现代汉语词汇特点初探》[J]，《东岳论丛》2002（6）.
[24]惠天罡：《近十年来汉语新词语的构词、语义、语用特点分析》[J]，《语言文字应用》2014（4）.
[25]我们根据惠天罡（2014）的统计数据，进一步计算得出这些数据.
[26]马启俊：《现代汉语三音节词语羡余现象动因分析》[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2）.
[27]夏中华、姜敬槐：《现阶段三音节新词语大量产生原因的探讨》[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
[28]刁晏斌：《略论共时语法研究中的历时观照》[J]，《宁夏大学学报》2006（4）.
作者简介：吕晓玲（1984—），女，汉族，山东莱芜人，中共济南市委党校讲师。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
关键词：汉语 三音节词语 成就 不足 综述
与单音节、双音节和四音节词语研究相比，汉语的三音节词语研究还相对薄弱。王彦坤曾在其编的《现代汉语三音词词典》的前言中感慨道：“……与二字格、四字格词语相比，三字格词语可以说是长期地受到冷落。历史上，清张廷玉等编的《骈字类编》、程际盛撰的《骈字分笺》、民国王峻著的《迭语》、符定一编的《联绵字典》等辞书，都是专门收录某类两字格词的。至于四字格词语，先后出版的不下数十种的成语词典，基本上都以它们为主体。惟独三字词语，于辞书中零星散落，多所遗漏，而至今未见有其汇编，令人遗憾。”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开始掀起研究三音节词语的热潮尽管许多研究并未严格区分“词”和“语”，但也取得不少成果。我们从对前人时贤研究成果的梳理来切入本问题的研究。
一、近代汉语的三音节词语研究
“汉语里的三音节词，中古开始产生。元以后有了巨大的发展。”对中古、近代汉语三音节词语的研究散见于方言俗语考释的文章、专著，以及词典、各词类研究的专著中。比如宋代洪迈的《俗说》、明代杨慎的《俗言》、清代钱大昕的《恒言录》等。诚如刘坚、江蓝生等所说：“从明清开始，已经有学者做过汇集资料、证古寻源的工作。本世纪20年代以后，出现了胡朴安的《俗语典》、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朱居易的《元剧俗语方言例释》三部俗语专著。”建国后更是出现了大批诸如《戏曲词语汇释》等词语汇释的专著。从资料汇集到诠释词语、探求语源，这是一种进步。但这种研究并非针对三音节词语的专门研究，缺乏理论性、系统性。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一批词典和各词类的研究专著，比如《<红楼梦>辞典》等专书词典；《元语言词典》等断代词典；《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近代汉语助词》等词类研究专著等。此外系统性的研究比如《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简明汉语史》、《近代汉语纲要》等也涉及到了三音节词语。陈宝勤（2002）对各时期的偏正等不同结构类型的三音词进行了历时研究。向熹（1998）对近代汉语的三音词的四种格式：附加式、偏正式、补充式、重叠式作了详细分析，并专门设节讨论了“近代西方文化对汉语词汇发展的影响”。此外，赵亚芳的硕士论文《〈唐五代语言词典〉三字词语研究》对《唐五代语言词典》中三字词语的结构类型、语义构成方式和组合特点进行深入探讨。翟燕（2006）对元代ABB式三音词激增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在语言内部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变化两方面因素激荡交加之下出现的结果。”
对近代汉语三音节词语做出专门、系统研究的，是杨爱姣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增改修订而成的《近代汉语三音词研究》一书。该研究以从《近代汉语词典》等6部词典中收集到的可作结构分析的3208个三音词为研究对象，从发展原因、结构方式、语义构成、语法功能、修辞特点五个方面对近代汉语三音词作了一些探讨。她发现，汉语从双音节发展到三音节，语义构词的思路发生了变化，“构词的思维方式开始向重分析、重理据、重实证的方向转化，反映在三音词的构词实践中，就是组合性的有理词构词法开始胜于意合性的‘无理’构词法，逐渐成为现代汉语中占绝对优势的语义-语法构词法。”该书“不但勾勒出三音词发展演变的轨迹，而且还建立了一个近代汉语三音词的理论框架”，它对于我们研究现代汉语三音节词语具有很大的启发。
二、现代汉语的三音节词语研究
关于现代汉语三音节词语的研究成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还不多见，只是零散见于一些论文、词典或专著的章节中。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许多三音节词语产生并活跃于人们的交际中，于是陆续有学者开始关注汉语三音节词语。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大批三音节词语的涌现，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研究三音节词语。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三音节成词、三音节的词与短语区分问题的研究。郭绍虞（1979）对ABB式三音节的成词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认为“有些象声的当然是‘词’，如‘扑刺刺’，‘扑邓邓’之类，‘扑刺’、‘扑邓’本是词，不过把末一字重叠一下，所以都可以肯定是词。”刘丹青（1996）认为“在名词的各项功能中，双音节、三音节是自由的”，而“动词和动词性短语的基本界限在双音节内部，三音节和三音节以上单位将继续保持短语性、难以进入词的行列。”吴为善（1986、1989、2003）分别从韵律角度、三音节的组合规律及三音节中单音节的黏附性探讨了三音节是否成词的问题。刘中富（2014）认为，“判定现代汉语三音节词不能以词典是否收录和是否标注词性为依据，而是要以实际使用的情况和人们的词感为依据，坚持语音、语义、语法、语用和语感综合考察，以语用和语感为主的定性标准。具体操作上可采用语音形式识别法、语素数量识别法、语素性质识别法、语法特点识别法、语义特点识别法、语用对比识别法等方法。”该文结合大量例词，对提出的现代汉语三音词的判定原則和具体方法进行了分析，对我们判定三音词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刘中富（2014）认为语感应当作为判定词的定性标准之一，而就“词”进行大规模社会调查的当数王立。王立（2003）就汉语“词”的公众语感问题进行了社会语言学的调查、统计与分析，从她对5次问卷调查的数据统计分析来看，三音结构的词感倾向有别：“三音结构词感倾向远远不如双音结构词感倾向强烈……定中结构的成词均值为89.41%，呈强烈词化倾向……数量结构成词均值为78.75%，呈显著词化倾向……述补结构的成词均值为56.83%，呈准词化倾向，其中‘1+2式’动趋结构成词倾向明显强于‘2+1式’……名方结构的成词均值为41.30%，但不论是‘1+2式’还是‘2+1式’，均见非词倾向占上风……三音节动宾结构的成词均值为27.85%……三音节状中结构的成词均值为26.05%，两者均呈现明显的非词倾向。”从王立的研究来看，语音轻重、单音节是否黏着、韵律结构都会影响公众对某个结构的“语感”。因为该研究“考察汉语社团公众对于三音词的认同程度，其实也就是变换一个视角来观察汉语双音构词的基本格局”，所以它对三音词的主谓、联合等结构并未涉及，但它仍旧为我们研究三音词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周荐（2004）“从三字组合所以构成的成分以及成分与成分间的关系入手”对三字组合的归属进行了探讨，他分析了韵律词理论、三字组合中双字是否有黏合性、三字组合中单字是否具有独立性、三字组合的意义是否是字面性的、结构的1+2式或2+1式都不能确定某个三字结构为词或非词。 2.对三音节词语语音、韵律等问题的研究。赵元任（1979）谈到了汉语的三音节问题，他列举了三音节结构类型并论述了汉语三音节词语的变调情况，以及三音节的1+2式和2+1式的重音情况。郭秧（1989）对现代汉语书面语和口语中三音词的轻声情况进行了分析。许浩（1997）通过对《现代汉语词典》、《汉语新词词典》等权威词典中收录的三音节词语的量化统计发现，“1+2”和“2+1”是两个重要节律类型，其中，“1+2”主要是语的节律类型，而“2+1”主要是词的节律类型。李志江（1998）、文宪（2009）对ABB式形容词的注音问题进行了探讨。陶维青等（1998）对汉语三字词声调的模式进行了分析，“在进行特征抽取、统计和分析的基础上， 研究了三字调整声调的模式和变调规则。”张超男、姜岚（2008）基于结构类型，辅之以意义、习惯、操作性等标准，提出了三音节词目的标音处理方式及标音的基本模式。邓丹（2007）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对语料库中的普通话多音节韵律词的韵律特征进行了分析，得到了在声调特征、组合结构等因素制约下韵律词的音高及时长模式；对三音节韵律词的音高、变调现象和时长都进行了分析。王洪君（1994、2000、2001）基于汉语韵律层级构架的角度，对三音节词语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讨论。冯胜利（2009）把两个音节作为汉语最基本的音步，称为“标准音步”，三音节是“超音步”（super foot），可以产生“超韵律词”。他探讨了1+2式和2+1式“超音步”的不同之处及它们是否可以成词。他的韵律构词理论对我们判定、研究三音词很有启发，但需要指出的是，“汉语没有三个音节的动词（包括形容词）”是不符合汉语实际的，在我们的语料库中，三音动词和三音形容词并不少，比如：半脱产、表面化、吃不消、单相思（以上为动词）、第一流、多年生、高精尖、孩子气（以上为形容词）。
3.对三音节词语结构问题的研究。陆志韦（1957）在详细列举汉语的各种构词类型时，也详细论述了汉语三音节词语的各种构词类型。许浩（1997）对《现代汉语词典》、《汉语新词词典》等权威词典中收录的三音节词语进行了量化统计，对三音节词语的结构类型、节律类型和词性类别进行了综合对比研究。卞成林（1998）对三音节复合词的结构层次、结构关系和语法属性进行定量分析后，对其结果特征进行了总结分析。周玉琨（2001）对三语素合成词的构词问题进行分析，指出“合成词素”和“合层词素”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语素的组合体，“现代汉语词的构词分析， 要把意义和形式结合起来， 单纯以意义为标准或者单纯以形式为标准来分析其结果， 有可能是不符合人们实际语感的。”郑庆君（2003）对三音节合成词的结构类型及层次进行了详细分类与研究。“复合型中以偏正形式为绝对优势， 偏正式中又以‘定+ 中’型为优势， 体现出汉语三音节合成词强烈的名词化倾向。” 王润熙（2004）对三音词，特别是三语素三音词的结构类型进行了分类分析：三语素三音词主要有定中式、动宾式、附加式，然后是状中式、主谓式、后补式、并列式、简略式等，有的类别还下分小类和小小类，极为详尽。周荐（2004）对《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版）中所收词条做了封闭式统计，对三字格的结构类型、构成成分和结构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占勇、杨爱姣（2009）基于中文信息处理的角度，对现代汉语三音词的词类分布、结构模式进行了分析，并对三音词中“单字”的词缀化现象进行了解释。
4.对三音节词语的语义问题的研究。周荐（2004）认为三字格的表义机制是“与俚俗的市井文化相适应的”。罗树林（2014）对三音节聚合词语的结构、语义特征和词汇化程度的现状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出它们在结构、语义方面的一些典型特征。文章认为，结构上的可拆性容易导致其词形凝固困难；语义上的“累积/并合性”容易导致其语义凝固困难；韵律上的等重性也容易导致其朝着自由短语方向发展，这些原因都直接造成了大多数三音节聚合体的词汇化困难。文章最后认为，并列本身又是一种模因，可以源源不断地造出大量新的三音节聚合体，但绝大多数三音节聚合体始终难以突破词汇化瓶颈，真正完成词汇化的很少。”
5.对三音节词语发展倾向的预测。胡以鲁（1923）意识到“今者二节语日甚普遍，学术术语有进向三节以上之倾向。”陆志韦（1956），指出：“北京话中的多音词多半是两个音的。四音的也不在少数……三音的并不多。五个音以上的简直是少极了。并指出汉语的多音词会一天一天的加多，特别是多音的名词，其次是形容词……”杨爱姣（2002）提到，近代汉语的三音词发展迅速，但三音化却不能成为词汇发展的主流趋势，究其原因，汉语词汇要求表义的复杂化、精准化，但又要求音节数目的简单化、經济化，“这种矛盾斗争的结果是：汉语词汇的双音化依然占绝对优势，三音词有节制地发展。”葛本仪（2003）分析了汉语的双音化趋势，“当前汉语中，不但双音词大量增加，而且也出现了不少的三音节词和四音节词等”，“在词的音节数量上，一般要经历一个‘单音-双音-多音-简缩为双音或三音’的过程……就现在的情况看，双音词的数量依然占着优势。”王立（2003）认为，“三音词是在双音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初步的发展迹象显示，三音词将有节制地发展”，“汉语构词的双音格局将不会被轻易打破，汉语三音构词只是双音构词的一种补充形式。”各学者都认为双音化是现代汉语的主流，但也认同三音词越来越多的事实。而如果仅考察新词语，三音词所占的比例已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比如刘中富（2002）曾统计《汉语新词词典》（闵家骥、刘庆隆等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和《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林伦伦等编著，花城出版社，2000年）收录的三音词及其所占词典所收汉语词目的比例，发现三音词所占的比例由15%上升为25.5%。惠天罡（2014）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2010年5部《汉语新词语》编年本，汉字词（纯由汉字构成的词）中，三字格已超越双字格等其他格式，成为最能产的格式” ，其统计表明：三字格所占总词数的比例分别为：31.14%、38.12%、46.63%、50.81%和55.06%，可见，其所占比例是逐年上升的。 6.对三音节词语其它方面的研究。马启俊（2014）对三音节词语羡余现象的形成原因和规范问题进行了分析。夏中华、姜敬槐（2013）对《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2011）的新词语进行了统计分析，认为“三音节新词语在构成材料、结构方式、结构层次、功能类型等方面表现出若干特点，为三音节新词语的大量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而类推作用和“词媒体”的发展也是三音节新词语产生的重要成因。”此外，吕叔湘 （1963）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文中多次谈到三音节问题，他从音节的角度讨论了三音节的构成问题、三音节动宾结构和偏正结构的数量及成词问题、三音节在句子中的扩充和缩略问题，此外还特别讨论了一种特殊的“截搭式”造词方式。吕叔湘在该文中还涉及词语的压缩与扩充问题。該文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三、已有研究的成就和不足
从现有的汉语三音节词语研究成果来看，各学者从不同视角、层面对汉语三音节词语进行了研究。有的涉及“词”和“语”的区分，有的涉及结构类型、结构层次，有的涉及修辞特点，有的涉及意义特点，有的涉及韵律问题，有的涉及词典释义问题等。可以说，三音节词语已经引起学者们研究的兴趣，也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但这些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
1.研究对象中存在词、语不分或混淆的状况。学者们多笼统地对三音节词和语进行研究，还有些研究尽管对三音节复合词进行了界定，并制定出标准对三音节复合词进行挑选，但依然存在混淆三音节词和语的现象，比如在一篇现代汉语三音节复合词结构分析的文章中，我们能看到明显是惯用语的举例，如“打群架”、“拉交情”、“帮倒忙”。当然，对有些词不是很好划分也是其中的原因。“词”与“语”的划分历来是学者们比较头疼的事情，但只有制定较好的标准并严格按照标准选取我们的研究对象，才能为研究对象本身特征的挖掘奠定基础。对三音节词、语不分或仅仅笼统地进行研究不利于揭示三音节词本身的特点。
2.研究多是零散的、局部的，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已有研究多就现代汉语三音词的结构层次及关系、语义某些方面的特点等进行探讨，专门针对三音词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其中对语义的研究则更少或分析不深入、系统，三音词的语义方面的特征还有待于继续研究，比如三音词的语义结构、词义透明度等问题。
3.研究多基于共时层面，缺少历时视角。已有研究多基于共时层面来探索三音词的特点，比如现有研究多以《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的三音节词语为研究对象，但如果在共时层面加上历时的视角，则有利于更清楚地揭示三音词的特点，并使我们的研究“形成多维度、立体化的研究格局和模式”。
参考文献：
[1]向熹：《简明汉语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p630.
[2]向熹：《简明汉语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p667.
[3]翟燕：《元代ABB式三音词激增原因分析》[J]，《齐鲁学刊》2006（2）.
[4]杨爱姣：《近代汉语三音词研究》[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p150.
[5]见该书序言部分.
[6]刘丹青：《词类和词长的相关性──汉语语法的“语音平面”丛论之二》[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
[7]刘中富：《现代汉语三音节词的判定问题》[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8]王立：《汉语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p249-254.
[9]王立：《汉语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p249.
[10]周荐：《汉语词汇结构论》[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p163.
[11]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M]，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p22，223.
[12]陶维青等：《汉语三字词声调的模式分析》[J]，《中文信息学报》1998（3）.
[13]冯胜利：《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P174.
[14]我们选择《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2版）中所收的三音词，建立了现代汉语三音词语料库（依据我们制定的现代汉语三音词的辨识标准，对其中的“词”进行甄别，剔除非词成分），该语料库共有7691个三音词，按义项来统计，该语料库有8384个三音词词项.
[15]周玉琨：《三语素合成词构词例析》[J]，《语文学刊》2001（1）.
[16]郑庆君：《三音节合成词的结构类型及层次》[J]，《山西大学学报》2003（1）.
[17]周荐：《汉语词汇结构论》[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p189.
[18]罗树林：《三音节聚合词语结构、语义特征及词汇化现状分析》[J]，《语言文字应用》2014（1）.
[19]胡以鲁：《国语学草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3，p32.
[20]陆志韦：《北京话单音词词汇》[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p9-10.
[21]杨爱姣：《近代汉语三音词研究》[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p230.
[22]葛本仪主编：《汉语词汇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p698 .
[23]刘中富：《现代汉语词汇特点初探》[J]，《东岳论丛》2002（6）.
[24]惠天罡：《近十年来汉语新词语的构词、语义、语用特点分析》[J]，《语言文字应用》2014（4）.
[25]我们根据惠天罡（2014）的统计数据，进一步计算得出这些数据.
[26]马启俊：《现代汉语三音节词语羡余现象动因分析》[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2）.
[27]夏中华、姜敬槐：《现阶段三音节新词语大量产生原因的探讨》[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
[28]刁晏斌：《略论共时语法研究中的历时观照》[J]，《宁夏大学学报》2006（4）.
作者简介：吕晓玲（1984—），女，汉族，山东莱芜人，中共济南市委党校讲师。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