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八千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内含六百多件跨度长达五千多年的藏品。打造这座“东方博物馆”的馆主周勇，尝试在中国当下正轰轰烈烈的私人博物馆造馆风潮中，走一条独特的路。
驱车前往位于广州亚运城的广州东方博物馆。这是一次奇特的经历。
占地三十亩的广州东方博物馆，正门处甚是冷清，铁门处没有守卫没有门锁。若不是大门内立着一个牌子“亚运会志愿者服务处”，我们还在怀疑，这里会是传说中广东最大的私立博物馆吗？
致电馆长周勇，面对我们的疑问，他显得非常淡定，“我看见你们了。自己推开铁门，进来就是。”遂，才正式踏入东方博物馆。迎接我们的，是两只威风凛凛的大狗。
馆长周勇随后出现，他轰走了狗，说，先去办公室聊吧。我们环顾四周，几栋低层建筑物错落有致。“来参观博物馆的人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现在没有约访，所以比较冷清。”周勇解释道。最热闹的时候，当属刚落成时，因为是亚运村内重点文化项目，当时总有三三两两的外国宾客前来参观。现在人少了，还有一个原因：博物馆不是为所有人服务的。若有居民穿拖鞋散步至此想进馆参观，博物馆是不接待的。
从二十世纪八十末年代就开始玩收藏的周勇，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藏家身份，他是馆长，更是有着独特想法的馆长。
做一流的私立博物馆
对于“博物馆并非为所有人服务”的观点，周勇自己也坦言，“可能会让人听起来不舒服”。但他自有一番解释，博物馆不是必需品，它是在满足了人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才存在的文化场所，是人类高级的精神享受。前来参观的民众是需要有“心理准备”的。周勇拒绝那些脚着拖鞋者，嘻哈而至，多为进馆“叹”空调的观众。“参观博物馆，需要敬畏之心，需要敬畏历史尊崇文化，而不是随随便便来调侃历史鄙夷文化。”他要让每位进来参观的人对历史、对中华民族文化，都要保持敬畏的心情。
为了实现这个理念，他将门口到主题展馆之间的路，设计成一条露天约150米的缓坡长廊，悠悠而上，目的是让参观者在缓慢行走中渐渐平和心情，做好参观的准备。
广州东方博物馆的设计与建设总耗时一年之多，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为了赶在亚运之前竣工，为了这方“梦幻私博”，周勇先后去了北京、上海、辽宁、陕西、湖北、河南等地的省级博物馆考察研究，还曾到澳大利亚的国立博物馆学习。广州东方博物馆承担着在亚运期间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也是市政府督办工程，这让周勇不容懈怠。馆内除了陶瓷厅、书画厅、铜器钟表厅、百砚厅等七个展厅，周勇还为藏界朋友的临展腾出空间，我们拜访的时候是黄宏安先生的玉器展览。此外，博物馆通道两旁，也是临时展厅。既有来自菲律宾画家的咖啡画，亦有法国画家根据北京奥运会吉祥物融合“浪漫之都”巴黎元素再创作的画作。通过朋友的牵线，周勇的“私博”不时注入新鲜的艺术气息。
其实，馆内的大部分藏品还是周勇二十多年从藏海淘来的。1988 年，他才开始涉足收藏界。黄埔军校十一期的黄克荣老先生和周勇的亲戚是至交好友。其子黄明谦将父亲收藏的一幅张大千的山水画，转交周勇收藏，这是周勇买下的第一幅画，后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1991 年，周勇开始下海经商，他创办了广告公司，为企业做C I 设计、市场调研，为政府做城市规划。其公司主要分布东北、宁波、武汉等地。特别是在西安做项目时，周勇一有空就会开车到当地古董市场逛逛。到2005 年，他藏品之丰，足够开一间私人博物馆了。
偶遇藏品
条纹T恤，鸭舌帽，行头精简如其人。馆内的每一件藏品甚至它们的历史，他都了然在心。在陶瓷馆里，从河磨玉石，马家窑彩陶，唐三彩，元青花……到清代的手枕，周勇娓娓道来，有时还饶有趣味地介绍作品的背景故事。他提及一件青釉大罐，在其外壁有六道横线。“一二三四五六”每一个数字代表一块仓板，六块仓板象征谷仓是满仓的，意味着人到阴间，也是有足够粮食吃的。
铜器厅里展出的钟表大多是清中期至民国之间，座钟来自英、法、德等多个国家。但大部分是“来料加工”品，即机芯是欧洲进口，外壳在国内加工。有两架座钟周勇特别欣赏。其中一座采用了水车造型，后面的表盘完全裸露着。“（设计者）将农业文明的水车动力与工业文明的机械动力融为一体，充满着和谐与怀旧美。“ 另一座是“紫铜教堂式双塔钟”，象征着哥特式教堂。这座钟是周勇偶然从上海收藏家手里购得的。
和众多收藏家一样，他的收藏渠道不外乎文物店、古玩街、拍卖行、收藏圈。在圈子里的“以物换物”却也带来不少惊喜。最早一批别克车进入中国市场时，周勇就买了一辆，当时价格高达四十多万。一卖家喜欢他那辆车。于是，抱着白釉大罐问周勇，能不能用罐换别克。周勇描述那时的感觉是“东西还可以”，他相信自己的眼力，当即买下。此后的事实证明，周勇至今还没有发现第二个元代白釉大罐。
可持续才能发展
开始收藏的前十年，周勇的主要藏品是画作。南方天气潮湿，给古画的保存造成很大困难。再加之画作真伪辨别相当困难，周勇不得不在1990 年代将目光转向瓷器。
一旦进入收藏圈，就难以避免要和假古董斡旋。周勇为此也交了不少学费。他深为当今中国的古董市场痛心。2013年，被作家马伯庸“踢爆”的河北冀州民间博物馆冀宝斋就是最好的例证，偌大的博物馆竟然被人说里面大都是假货。“真，是博物馆的底线。”这是周勇办博物馆的理念，也希望能够做成品牌。但是，怎样把博物馆做出自己的特色，让公众相信博物馆藏品的保真率，批博物馆牌照时，除了国家的专家鉴定并对藏品验收之外，周勇并不满足，周勇一直在思考：如何用科学物证的方法去证明文物的真伪。东方博物馆仍需要开拓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根据周勇的总结，提高博物馆藏品的保真率，有三个方法。第一条，到全世界最大的拍卖行如佳士得、苏富比买贵的藏品，确保高保真率；第二条，是“马未都模式”的路，在媒体经常露面、出书，把鉴定方法公布于众，形成众多粉丝；第三条，是广州东方博物馆正在践行科研的道路，建立瓷器鉴定的物证系统，靠“真藏品”建立自己的品牌。“中国传统的文物鉴定，一直是讲感觉的人证鉴定，得出的鉴定判断在逻辑上是或然性，即‘应该是，可能是’；但讲科学物证得出的鉴定判断应该是逻辑上的实然性，即‘它就是’或者‘它就不是’。”周勇说。 为了找到这种科学物证的方法，周勇的团队经过多年研究，终于创造了新学科—《陶瓷迹型学概论》，并且和番禺博物馆合作成立了东方陶瓷迹型物证研究中心。三年间，研究中心目前已经研制成了元青花迹型图谱模型。图谱模型将为以后的瓷器鉴定提供“DNA”比对标准。配合这门学科，周勇团队还出版了相对应的《陶瓷迹型学概论》。书籍面世后，已经接到国外大约七十多个国家、单位和个人的订单，关注度比国内还要好些。
陶瓷迹型学的研究成果，改变了陶瓷鉴定证据，从人证到物证；改变了陶瓷鉴定的判断性质，它是就是，它不是就不是；改变了陶瓷鉴定知识的传承方法，可以通过学制式教育进行传承；改变了陶瓷鉴定的神秘性，人人可以借助迹型标准图谱，亲自参与比对鉴定。
周勇的团队深入到微观，用600 倍的光学显微镜拍摄瓷器釉层表面，对釉层的结构、组成以及和外界关系等层面“取证”，然后从风化学理、釉层变化机理上寻找瓷器“DNA”，期待给文物定真伪。他的研究团队，不断在美国、印尼、伊朗、泰国以及中国景德镇、包头等有合作关系的单位及博物馆奔走，给科研样品扫描，提取DNA。
正是由于中国混乱的真假文物鉴定体系以及官方“裁判”角色缺席，促使了他研究这套鉴定方法。2011 年，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镇馆之宝—长沙窑“壶王”被指为“赝品”。尽管该博物馆在接收文物时就曾邀请相关专家层层把关，又出具了鉴定证书，却遭到了来自故宫博物院专家的质疑。双方互相胶着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双方均拿不出物证。
周勇一再强调“物证”是破解这种尴尬的方法，“跟破案的指纹和DNA检验的道理一样”。元青花图谱物证系统建立后，他尝试着检验自己早期的藏品，结果“大部分都是不符合图谱标准的”。那怎么办呢？“不怎么办，学费是要交的。”周勇现在依然会入手赝品，只不过是为了给研究提供反面教材。谈到收藏多年的心态，他脱口而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仿品要标注，成功靠创造
在主题馆里，周勇特意提醒我们去观看两座木雕。放置在房间角落的民国黑檀木雕造像是一个着长袍马褂的旗人，而置于玻璃柜中间是“福禄寿”之一的“寿仙”。他亲昵地称呼两座雕像为“老头”。“ 这两个老头，如果从价值来讲，相差十倍甚至百倍。一件是商品，一件是艺术品。”隔着玻璃，周勇一一指出“寿仙”造像的妙处：其鼻子、眉心、颧骨，大拇指寿桃、如意甚至到裙摆的末端恰恰是原木的结巴之处，而一只鞋上雕刻的寿字，却不是“斗”而是类以指纹的“箕”，他打趣说，结巴处的“斗”像“扎结”了，而“寿”字它刻在树纹箕上，则象征万寿无疆。工匠在雕刻的时候，没有掩饰这些瑕疵，反而将它们浑然一体融合进去。另一位“老头”即使通体黝黑，没有任何瑕疵，只要有黑檀木就可以批量生产。这就是它们的区别所在。瓷器中可以有仿品。“‘乾隆仿古’，工匠会在瓶子底下标注这四个字”，否则进入古董市场就是鱼目混杂，就是“商业欺诈”。古董可以模仿前朝，但要标注自己的特征，标注自己的品牌，周勇进一步解释。
周勇推崇创新精神，古代工匠的智慧常常使他抚掌称赞。“譬如这只成化瓷杯，”他拿起自己的一件藏品，说：“外壁镀彩需要经过两道严格的工序。第一遍需要在1300度高温的瓷窑炙烧，烧出青花图案。第二遍是填彩，为图案上红黄绿等色彩，再用700 度的低温烧一遍。这个瓷杯出自官窑，做工自是精细。唯一不足是，烧制过程中内壁出现了瑕疵，因为不舍得废弃，工匠就化腐朽修为神奇。如果这是仿品，仿造的人就不会根据瑕疵重新去创造。从这个层面分析，说明它是非仿品。”“中国在明末清初的时候，科技发展水平在国际上是领先的。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经受大工业的洗礼？”抛出问题后，他忍不住自己给出了答案：我们在那个时代没有形成以创新为主体的企业家阶层，我们对知识产权和创新没有保护意识，更没有法律意识，所以我们一百年前做三来一补，至今还在做三来一补，我们许多制造业仍处在世界垂直分工的最底层。官方垄断市场，就会扼杀竞争力。而当代的文物造假，造假者们只顾金钱，是没有心思去创新的。
[对话周勇]
“私博”成长靠品牌
记者：你怎样看待中国民间兴建私人博物馆的现象？
周勇：中国的博物馆一下子开放了这么多是好事，但会有竞争，会优胜劣汰，不必大惊小怪，杞人忧天。如果没有很高的鉴赏水平和识别假货的能力，博物馆就不能保障可持续发展。建博物馆关键问题不是说有多少人来做，而是怎么把博物馆能做成一个品牌。
记者：私人博物馆如果自负盈亏，怎样才能维持生计？
周勇：博物馆的性质是公益性的，是一个永久性的机构。这样就有一个矛盾，
你怎么去让博物馆长期生存。打个比方，像360 软件前台不赚钱，但他想办法后台去赚钱。私立博物馆的发展道理也一样，博物馆是公益性项目，本身是不能挣钱的，那就要想办法在其他方面去赚钱。比如我们企业还在做，就用企业赚的钱来补贴。
记者：但企业补贴不是长久之计，你自己的“私博”经营模式呢？
周勇：国外博物馆的生存机制是多元化资助的，有靠基金会支持，有企业和私人捐款，也有国家补贴。西方社会骨子里是根植于基督教。因此它有一个完善的慈善公益运作的体系。但是我们相信，几十年后，国内也逐渐形成社会对博物馆的捐赠体系。而我们的经营模式是要先把品牌做起来，品牌的背后自会有资金的跟随和注入。为什么要搞科研？它是手段，不是目的。创建品牌，你必须创造科学的物证系统来证明博物馆的藏品是真品，不然任何人到你这里来都可以说，这些东西全是假的。
记者：如何看待冀宝斋事件呢？
周勇：冀宝斋，我没看过，不能发表意见。我如果没有物证鉴定这套系统，肯定会有很多人来说，不管是对的也好，不对也好，都会议论，会对你的品牌造成影响。冀宝斋它没办法，它拿不出证据来，它就被别人说倒了。
驱车前往位于广州亚运城的广州东方博物馆。这是一次奇特的经历。
占地三十亩的广州东方博物馆，正门处甚是冷清，铁门处没有守卫没有门锁。若不是大门内立着一个牌子“亚运会志愿者服务处”，我们还在怀疑，这里会是传说中广东最大的私立博物馆吗？
致电馆长周勇，面对我们的疑问，他显得非常淡定，“我看见你们了。自己推开铁门，进来就是。”遂，才正式踏入东方博物馆。迎接我们的，是两只威风凛凛的大狗。
馆长周勇随后出现，他轰走了狗，说，先去办公室聊吧。我们环顾四周，几栋低层建筑物错落有致。“来参观博物馆的人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现在没有约访，所以比较冷清。”周勇解释道。最热闹的时候，当属刚落成时，因为是亚运村内重点文化项目，当时总有三三两两的外国宾客前来参观。现在人少了，还有一个原因：博物馆不是为所有人服务的。若有居民穿拖鞋散步至此想进馆参观，博物馆是不接待的。
从二十世纪八十末年代就开始玩收藏的周勇，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藏家身份，他是馆长，更是有着独特想法的馆长。
做一流的私立博物馆
对于“博物馆并非为所有人服务”的观点，周勇自己也坦言，“可能会让人听起来不舒服”。但他自有一番解释，博物馆不是必需品，它是在满足了人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才存在的文化场所，是人类高级的精神享受。前来参观的民众是需要有“心理准备”的。周勇拒绝那些脚着拖鞋者，嘻哈而至，多为进馆“叹”空调的观众。“参观博物馆，需要敬畏之心，需要敬畏历史尊崇文化，而不是随随便便来调侃历史鄙夷文化。”他要让每位进来参观的人对历史、对中华民族文化，都要保持敬畏的心情。
为了实现这个理念，他将门口到主题展馆之间的路，设计成一条露天约150米的缓坡长廊，悠悠而上，目的是让参观者在缓慢行走中渐渐平和心情，做好参观的准备。
广州东方博物馆的设计与建设总耗时一年之多，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为了赶在亚运之前竣工，为了这方“梦幻私博”，周勇先后去了北京、上海、辽宁、陕西、湖北、河南等地的省级博物馆考察研究，还曾到澳大利亚的国立博物馆学习。广州东方博物馆承担着在亚运期间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也是市政府督办工程，这让周勇不容懈怠。馆内除了陶瓷厅、书画厅、铜器钟表厅、百砚厅等七个展厅，周勇还为藏界朋友的临展腾出空间，我们拜访的时候是黄宏安先生的玉器展览。此外，博物馆通道两旁，也是临时展厅。既有来自菲律宾画家的咖啡画，亦有法国画家根据北京奥运会吉祥物融合“浪漫之都”巴黎元素再创作的画作。通过朋友的牵线，周勇的“私博”不时注入新鲜的艺术气息。
其实，馆内的大部分藏品还是周勇二十多年从藏海淘来的。1988 年，他才开始涉足收藏界。黄埔军校十一期的黄克荣老先生和周勇的亲戚是至交好友。其子黄明谦将父亲收藏的一幅张大千的山水画，转交周勇收藏，这是周勇买下的第一幅画，后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1991 年，周勇开始下海经商，他创办了广告公司，为企业做C I 设计、市场调研，为政府做城市规划。其公司主要分布东北、宁波、武汉等地。特别是在西安做项目时，周勇一有空就会开车到当地古董市场逛逛。到2005 年，他藏品之丰，足够开一间私人博物馆了。
偶遇藏品
条纹T恤，鸭舌帽，行头精简如其人。馆内的每一件藏品甚至它们的历史，他都了然在心。在陶瓷馆里，从河磨玉石，马家窑彩陶，唐三彩，元青花……到清代的手枕，周勇娓娓道来，有时还饶有趣味地介绍作品的背景故事。他提及一件青釉大罐，在其外壁有六道横线。“一二三四五六”每一个数字代表一块仓板，六块仓板象征谷仓是满仓的，意味着人到阴间，也是有足够粮食吃的。
铜器厅里展出的钟表大多是清中期至民国之间，座钟来自英、法、德等多个国家。但大部分是“来料加工”品，即机芯是欧洲进口，外壳在国内加工。有两架座钟周勇特别欣赏。其中一座采用了水车造型，后面的表盘完全裸露着。“（设计者）将农业文明的水车动力与工业文明的机械动力融为一体，充满着和谐与怀旧美。“ 另一座是“紫铜教堂式双塔钟”，象征着哥特式教堂。这座钟是周勇偶然从上海收藏家手里购得的。
和众多收藏家一样，他的收藏渠道不外乎文物店、古玩街、拍卖行、收藏圈。在圈子里的“以物换物”却也带来不少惊喜。最早一批别克车进入中国市场时，周勇就买了一辆，当时价格高达四十多万。一卖家喜欢他那辆车。于是，抱着白釉大罐问周勇，能不能用罐换别克。周勇描述那时的感觉是“东西还可以”，他相信自己的眼力，当即买下。此后的事实证明，周勇至今还没有发现第二个元代白釉大罐。
可持续才能发展
开始收藏的前十年，周勇的主要藏品是画作。南方天气潮湿，给古画的保存造成很大困难。再加之画作真伪辨别相当困难，周勇不得不在1990 年代将目光转向瓷器。
一旦进入收藏圈，就难以避免要和假古董斡旋。周勇为此也交了不少学费。他深为当今中国的古董市场痛心。2013年，被作家马伯庸“踢爆”的河北冀州民间博物馆冀宝斋就是最好的例证，偌大的博物馆竟然被人说里面大都是假货。“真，是博物馆的底线。”这是周勇办博物馆的理念，也希望能够做成品牌。但是，怎样把博物馆做出自己的特色，让公众相信博物馆藏品的保真率，批博物馆牌照时，除了国家的专家鉴定并对藏品验收之外，周勇并不满足，周勇一直在思考：如何用科学物证的方法去证明文物的真伪。东方博物馆仍需要开拓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根据周勇的总结，提高博物馆藏品的保真率，有三个方法。第一条，到全世界最大的拍卖行如佳士得、苏富比买贵的藏品，确保高保真率；第二条，是“马未都模式”的路，在媒体经常露面、出书，把鉴定方法公布于众，形成众多粉丝；第三条，是广州东方博物馆正在践行科研的道路，建立瓷器鉴定的物证系统，靠“真藏品”建立自己的品牌。“中国传统的文物鉴定，一直是讲感觉的人证鉴定，得出的鉴定判断在逻辑上是或然性，即‘应该是，可能是’；但讲科学物证得出的鉴定判断应该是逻辑上的实然性，即‘它就是’或者‘它就不是’。”周勇说。 为了找到这种科学物证的方法，周勇的团队经过多年研究，终于创造了新学科—《陶瓷迹型学概论》，并且和番禺博物馆合作成立了东方陶瓷迹型物证研究中心。三年间，研究中心目前已经研制成了元青花迹型图谱模型。图谱模型将为以后的瓷器鉴定提供“DNA”比对标准。配合这门学科，周勇团队还出版了相对应的《陶瓷迹型学概论》。书籍面世后，已经接到国外大约七十多个国家、单位和个人的订单，关注度比国内还要好些。
陶瓷迹型学的研究成果，改变了陶瓷鉴定证据，从人证到物证；改变了陶瓷鉴定的判断性质，它是就是，它不是就不是；改变了陶瓷鉴定知识的传承方法，可以通过学制式教育进行传承；改变了陶瓷鉴定的神秘性，人人可以借助迹型标准图谱，亲自参与比对鉴定。
周勇的团队深入到微观，用600 倍的光学显微镜拍摄瓷器釉层表面，对釉层的结构、组成以及和外界关系等层面“取证”，然后从风化学理、釉层变化机理上寻找瓷器“DNA”，期待给文物定真伪。他的研究团队，不断在美国、印尼、伊朗、泰国以及中国景德镇、包头等有合作关系的单位及博物馆奔走，给科研样品扫描，提取DNA。
正是由于中国混乱的真假文物鉴定体系以及官方“裁判”角色缺席，促使了他研究这套鉴定方法。2011 年，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镇馆之宝—长沙窑“壶王”被指为“赝品”。尽管该博物馆在接收文物时就曾邀请相关专家层层把关，又出具了鉴定证书，却遭到了来自故宫博物院专家的质疑。双方互相胶着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双方均拿不出物证。
周勇一再强调“物证”是破解这种尴尬的方法，“跟破案的指纹和DNA检验的道理一样”。元青花图谱物证系统建立后，他尝试着检验自己早期的藏品，结果“大部分都是不符合图谱标准的”。那怎么办呢？“不怎么办，学费是要交的。”周勇现在依然会入手赝品，只不过是为了给研究提供反面教材。谈到收藏多年的心态，他脱口而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仿品要标注，成功靠创造
在主题馆里，周勇特意提醒我们去观看两座木雕。放置在房间角落的民国黑檀木雕造像是一个着长袍马褂的旗人，而置于玻璃柜中间是“福禄寿”之一的“寿仙”。他亲昵地称呼两座雕像为“老头”。“ 这两个老头，如果从价值来讲，相差十倍甚至百倍。一件是商品，一件是艺术品。”隔着玻璃，周勇一一指出“寿仙”造像的妙处：其鼻子、眉心、颧骨，大拇指寿桃、如意甚至到裙摆的末端恰恰是原木的结巴之处，而一只鞋上雕刻的寿字，却不是“斗”而是类以指纹的“箕”，他打趣说，结巴处的“斗”像“扎结”了，而“寿”字它刻在树纹箕上，则象征万寿无疆。工匠在雕刻的时候，没有掩饰这些瑕疵，反而将它们浑然一体融合进去。另一位“老头”即使通体黝黑，没有任何瑕疵，只要有黑檀木就可以批量生产。这就是它们的区别所在。瓷器中可以有仿品。“‘乾隆仿古’，工匠会在瓶子底下标注这四个字”，否则进入古董市场就是鱼目混杂，就是“商业欺诈”。古董可以模仿前朝，但要标注自己的特征，标注自己的品牌，周勇进一步解释。
周勇推崇创新精神，古代工匠的智慧常常使他抚掌称赞。“譬如这只成化瓷杯，”他拿起自己的一件藏品，说：“外壁镀彩需要经过两道严格的工序。第一遍需要在1300度高温的瓷窑炙烧，烧出青花图案。第二遍是填彩，为图案上红黄绿等色彩，再用700 度的低温烧一遍。这个瓷杯出自官窑，做工自是精细。唯一不足是，烧制过程中内壁出现了瑕疵，因为不舍得废弃，工匠就化腐朽修为神奇。如果这是仿品，仿造的人就不会根据瑕疵重新去创造。从这个层面分析，说明它是非仿品。”“中国在明末清初的时候，科技发展水平在国际上是领先的。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经受大工业的洗礼？”抛出问题后，他忍不住自己给出了答案：我们在那个时代没有形成以创新为主体的企业家阶层，我们对知识产权和创新没有保护意识，更没有法律意识，所以我们一百年前做三来一补，至今还在做三来一补，我们许多制造业仍处在世界垂直分工的最底层。官方垄断市场，就会扼杀竞争力。而当代的文物造假，造假者们只顾金钱，是没有心思去创新的。
[对话周勇]
“私博”成长靠品牌
记者：你怎样看待中国民间兴建私人博物馆的现象？
周勇：中国的博物馆一下子开放了这么多是好事，但会有竞争，会优胜劣汰，不必大惊小怪，杞人忧天。如果没有很高的鉴赏水平和识别假货的能力，博物馆就不能保障可持续发展。建博物馆关键问题不是说有多少人来做，而是怎么把博物馆能做成一个品牌。
记者：私人博物馆如果自负盈亏，怎样才能维持生计？
周勇：博物馆的性质是公益性的，是一个永久性的机构。这样就有一个矛盾，
你怎么去让博物馆长期生存。打个比方，像360 软件前台不赚钱，但他想办法后台去赚钱。私立博物馆的发展道理也一样，博物馆是公益性项目，本身是不能挣钱的，那就要想办法在其他方面去赚钱。比如我们企业还在做，就用企业赚的钱来补贴。
记者：但企业补贴不是长久之计，你自己的“私博”经营模式呢？
周勇：国外博物馆的生存机制是多元化资助的，有靠基金会支持，有企业和私人捐款，也有国家补贴。西方社会骨子里是根植于基督教。因此它有一个完善的慈善公益运作的体系。但是我们相信，几十年后，国内也逐渐形成社会对博物馆的捐赠体系。而我们的经营模式是要先把品牌做起来，品牌的背后自会有资金的跟随和注入。为什么要搞科研？它是手段，不是目的。创建品牌，你必须创造科学的物证系统来证明博物馆的藏品是真品，不然任何人到你这里来都可以说，这些东西全是假的。
记者：如何看待冀宝斋事件呢？
周勇：冀宝斋，我没看过，不能发表意见。我如果没有物证鉴定这套系统，肯定会有很多人来说，不管是对的也好，不对也好，都会议论，会对你的品牌造成影响。冀宝斋它没办法，它拿不出证据来，它就被别人说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