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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三部曲是赛珍珠在华行旅体验的艺术化呈现，体现了作为一个文化边缘人的作家的艺术观察力。在华经历赋予赛珍珠丰富的行旅体验，行旅体验带来了新视阈和新资源，这让她能够以在场的姿态展开宏大的中国叙事，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知识界长期存在的东方想象。由于跨文化书写的原因，这些作品未能彻底展示中国形象实然的一面。对于研究者来说，从行旅体验入手考察赛珍珠的创作模式，能够挖掘其中国叙事的深层心理因素，从而归纳西方知识界关于中国叙事的总体特征。
国家形象既指国家的客观状态在公众舆论中的投影，也涉及“国际信道传输和其他国家主控族群所描绘下的一国的形象”。虽然国家形象通常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出现在对外交往中，但其话语实践则多体现在文学活动中，通过小说、电影、电视等文学镜像呈现。在诸多文学镜像中，美国作家赛珍珠创作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的小说无疑是值得关注的。《大地》三部曲等小说向世界展示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赛珍珠通过对王龙一家生活遭遇的艺术化呈现，写出了其他西方作家难以体察出的中国农民和土地的血肉联系，她也因此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性作家。
虽然《大地》为赛珍珠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作为文化边缘人，赛珍珠以跨文化视角描写中国农民的生活，难免让人产生“西洋镜里看中国”的疑惑，甚至有学者批判其创作刻意描写了中国的落后，隐瞒了中国的真相。《大地》的翻译者伍蠡甫认为，赛珍珠的白人优越感影响了小说的立场;鲁迅也指出，“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伯克夫人（指赛珍珠），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
事实上，赛珍珠的创作态度要诚恳得多，得益于她在中国的行旅体验，《大地》对中国农民、农村的描写要比大航海时代出现的诸多描写中国的作品更为可靠。本文以赛珍珠的中国生活经验为角度，采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分析行旅体验对于赛珍珠创作的重要意义。
一、东方想象和中国形象
在赛珍珠创作之前，西方已有的关于中国的传说往往散见于游记、回忆录、书信中。由于地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双重疏远，这些虚构和真实掺杂一体的中国形象更多体现为西方社会的集体想象物，缺少对中国形象的真实描写。按照学者巴柔的观点，异国形象必然是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而重组的，这样一来，异国形象一开始就失去了真实的合法性，个体作家在文本实践中往往以个人对异国的理解去置换异国的真相。不客气地说，西方大量关于东方世界形象的文本均属此类，这甚至成为西方知识界的一种共识，一直到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这种共识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源自古希腊的东方想象。至少在公元前5世紀，东方的丝绸已经通过漫长的商路传入中亚地区，并很快成为当地贵族炫耀身份的专属，之后丝绸先后传入爱琴海和地中海地区，成为罗马帝国重要的商品。罗马人以赛里斯来称呼东方的丝绸，认为丝绸是用树上摘下的羊毛编织而成。由于丝绸的稀缺性，罗马人从赞美丝绸进而盛赞赛里斯人的文明，他们认为塞里斯人讲正义，重公平。显而易见的是，由于交通不便的缘故，罗马人对丝绸之国的仰慕只能诉诸神秘化的想象，这种对东方的集体想象集中体现在古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博的代表作《地理学》一书。虽然此书将想象和传闻轶事混为一谈，真实度存疑，但作为西方最早的东方想象是确定无疑的。从此以后，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想象开始具体，关于神秘东方的各种传说在西方开始流行。出于贸易的需求，精美的商品和灿烂的黄金往往是东方形象的最佳代表，与之同步，可贵的品德也一一附身于东方民族之上。但西方学者的主观臆断遮蔽了真实的东方形象，他们原本试图通过猜测去构建中国形象，但他们的努力造成了相反的效果，真实的东方和西方越来越远。这一切的改变有赖于蒙古和平时代的到来。
随着蒙古骑兵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丝绸之路开始重新活跃，行旅体验取代东方想象，终于成为可能。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以商人、传教士、外交官为主体的探险家开始规模化地前往中国，他们以自身的行旅体验创作了《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记》《大可汗国记》《柏朗嘉宾蒙古行迹》文本。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行旅体验赋予了这些作家更多创作资源，但在作家个人选择和东方想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这些文本未能如实记录中国的真相，不少文本依然是纪实和虚构的混合体。和其他虚构大于真实的文本相比，《马可·波罗游记》采用商人的口吻对东方的繁荣进行了细致且全面的介绍。也许是对旧大陆贫瘠生活的耿耿于怀，作为商人的作者花费大量文字记录了元朝的富庶繁华，东方帝国的精致器物、丰富物产、辉煌建筑占据了游记的大量篇章，文化艺术、风土人情等内容被淡化了。和这一时期诸多来华的探险家一样，游记对东方的描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拓展东西方商路的考虑，这是造成作者偏爱记录物产、交通、建筑等物质文明的根本原因，忽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显示出一个商人对中国文化特有的淡漠与无知。对东方财富的赞美和艳羡，反映了西方知识界长期存在的东方想象的本质，即作为文化他者的东方国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仅仅是满足西方社会对东方财富的渴望。《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记》对汉八里和杭州的赞美都集中在世俗欲望愉悦的层面，对两地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均一笔带过。《马可·波罗游记》写道：“那里始终有大量的面食和猪肉，米和酒，酒又称为米酿;那儿确实有大量其他种种食物。”即便是罗马教廷委派的传教士，对东方世界的感受也往往集中在物质层面。
重视东方物产，漠视东方文化是当时来华人士的总体倾向，和身处中世纪的欧洲人相比，元朝代表的东方世界一切都是那么的灿烂。辽阔的疆域、集权的体制、丰富的物产为普通人的世俗生活提供了诸多可能，这对于中世纪禁欲枷锁治下的欧洲人具有无限的诱惑力。富饶的东方帝国比宗教的彼岸更加具有吸引力，从此开始，西方知识界往往以猎奇的眼光搜寻东方国家的物产器具，窥探东方民族的生存状况，遥远的中国更成为被关注的中心地带。但无论如何，这些探险家对东方的描写依然肤浅，虽然他们试图摆脱“地图上的旅行家”的封号，但固有的东西文化二元论驱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以看客的眼光对东方品头论足，他们以西方的价值观投射到作为他者的东方身上，以西方的文化传统去塑造改造东方，难以刻画出东方的真相。 二、行旅体验和中国形象
虽然地理大发现为西方知识界打开了解东方的窗口，但这一时期前往东方的探险家并不多，加之受到既有的东方想象的影响，他们往往基于西方视角点评东方的得失，对东方器物、奇闻、制度的看法往往和真相大相径庭。赛珍珠的多元身份以及丰富的行旅体验让她能够以跨文化的视角探析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能够突破传统中国叙事的诸多局限，开拓了中国叙事的广度，写出了中国农民和大地的血肉联系，这正是《大地》的范本价值。
作为一个生于美国、长于中国的西方作家，赛珍珠和19世纪诸多来华作家的最大差异是丰富的行旅体验以及多元的文化背景。作为传教士的后代，赛珍珠从小接受良好的双语教育，她先在镇江渡过了充满中国风情的童年时光，之后返回美国完成高等教育。婚后的赛珍珠随同丈夫——农业学家布克旅居中国，先后在宿州、南京、庐山生活。童年的在华生活经验让赛珍珠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婚后的游历经历又拓宽了她看待中国的视野，让她能走入中国底层百姓的生活，进而思考中国农民的命运和中国农村的未来。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热爱让她又对中国的历史、风俗、礼仪、哲学有了一定理解，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认识。在这些因素的合力推动下，赛珍珠形成了以乡土中国为核心的中国叙事。作为一个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美国作家，《大地》因较好展示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先后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其创作也被西方知识界所关注，但中西方的主流文学批评都对其创作保留意见，争议的焦点是她所创作的中国故事是否可靠、《大地》展示的中国形象是否具有现代性。
中国形象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大航海时代以来，以中国形象为核心的东方形象成为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常客。大航海时代的中国形象代表着财富，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国形象代表着世俗，启蒙时期的中国形象代表着理性。在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形象通过探险家、传教士的口耳相传不断自我丰富，西方人赞美中国人的理性精神、认可中国的政治制度、艳羡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国形象犹如精神灯塔，导引着西方思想家探寻西方社会发展的方向。当《大学》《孟子》等中国经典开始在西方流传时，西方思想家一度认为柏拉图的“哲人王”思想已经在东方世界得到了实践，中国也因此获得了“孔夫子国”的称谓。美好的中国形象在19世纪走向了反面，随着东西方交往的密切，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得以发现东方帝国的孱弱不堪。随着鸦片战争的落幕，理性文明的东方形象一去不返，保守落后的缺点被刻意放大。战败者注定失去话语权，西方胜利者开始通过文本发泄他们对东方的不满。随着“黄祸论”的泛滥，中国形象在东方主义的影响下进一步负面化，原本丰赡充盈的中国形象被抽象简化为狡诈如狐的傅满洲和瘦弱木讷的华工等人物符号。
《大地》修正了这些极具偏见的中国叙事，为世界构建了全新的中国形象。赛珍珠的青年时代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这位中国长大的美国人主动拥抱了这次世纪文化浪潮，她不仅阅读了新文化运动主将创作的经典文章，也凭借外国人的特殊身份获得了和徐志摩、林语堂等中国文化精英交流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她敏锐发现中国文化精英和底层大众的疏远，故而她并没有像同时代其他作家一样，从启蒙思维入手去分析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是采取了相对平和的方式，以温情的笔触写出了中国农民的质朴和农村生活的诗意和丰富。但赛珍珠的中国叙事也招来了批判，不少作家认为赛珍珠的中国观是建立在传统农耕文化之上的，缺少对时代总趋势的揭示。不难发现，这些批判是基于现代中国优于乡土中国的逻辑。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以来，乡土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诸多高扬启蒙大旗的作家所批判的对象，乡土往往作为落后、僵化的同义词，启蒙作家总在有意无意中为农民贴上愚昧保守的標签。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描写农民以种地发家为毕生追求的《大地》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抛开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争论，《大地》一定程度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的叙事偏见，小说刻画的正面中国形象让世界再次发现、认可了中国，赛珍珠开启的创作模式也被后来的很多作家所继承。
行旅体验不仅是创作资源，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让赛珍珠能够看到传统中国人心态的微妙特征，赛珍珠也凭借这点写出了中国人的恋土情结，写出了封闭环境下的中国人的人生走向，并以此开启了她的宏大中国叙事。
（湖北文理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文理学院教师科研能力培育基金“抗战来华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郑艳林（1981-），男，湖北襄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比较诗学。
国家形象既指国家的客观状态在公众舆论中的投影，也涉及“国际信道传输和其他国家主控族群所描绘下的一国的形象”。虽然国家形象通常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出现在对外交往中，但其话语实践则多体现在文学活动中，通过小说、电影、电视等文学镜像呈现。在诸多文学镜像中，美国作家赛珍珠创作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的小说无疑是值得关注的。《大地》三部曲等小说向世界展示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赛珍珠通过对王龙一家生活遭遇的艺术化呈现，写出了其他西方作家难以体察出的中国农民和土地的血肉联系，她也因此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性作家。
虽然《大地》为赛珍珠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作为文化边缘人，赛珍珠以跨文化视角描写中国农民的生活，难免让人产生“西洋镜里看中国”的疑惑，甚至有学者批判其创作刻意描写了中国的落后，隐瞒了中国的真相。《大地》的翻译者伍蠡甫认为，赛珍珠的白人优越感影响了小说的立场;鲁迅也指出，“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伯克夫人（指赛珍珠），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
事实上，赛珍珠的创作态度要诚恳得多，得益于她在中国的行旅体验，《大地》对中国农民、农村的描写要比大航海时代出现的诸多描写中国的作品更为可靠。本文以赛珍珠的中国生活经验为角度，采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分析行旅体验对于赛珍珠创作的重要意义。
一、东方想象和中国形象
在赛珍珠创作之前，西方已有的关于中国的传说往往散见于游记、回忆录、书信中。由于地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双重疏远，这些虚构和真实掺杂一体的中国形象更多体现为西方社会的集体想象物，缺少对中国形象的真实描写。按照学者巴柔的观点，异国形象必然是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而重组的，这样一来，异国形象一开始就失去了真实的合法性，个体作家在文本实践中往往以个人对异国的理解去置换异国的真相。不客气地说，西方大量关于东方世界形象的文本均属此类，这甚至成为西方知识界的一种共识，一直到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这种共识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源自古希腊的东方想象。至少在公元前5世紀，东方的丝绸已经通过漫长的商路传入中亚地区，并很快成为当地贵族炫耀身份的专属，之后丝绸先后传入爱琴海和地中海地区，成为罗马帝国重要的商品。罗马人以赛里斯来称呼东方的丝绸，认为丝绸是用树上摘下的羊毛编织而成。由于丝绸的稀缺性，罗马人从赞美丝绸进而盛赞赛里斯人的文明，他们认为塞里斯人讲正义，重公平。显而易见的是，由于交通不便的缘故，罗马人对丝绸之国的仰慕只能诉诸神秘化的想象，这种对东方的集体想象集中体现在古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博的代表作《地理学》一书。虽然此书将想象和传闻轶事混为一谈，真实度存疑，但作为西方最早的东方想象是确定无疑的。从此以后，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想象开始具体，关于神秘东方的各种传说在西方开始流行。出于贸易的需求，精美的商品和灿烂的黄金往往是东方形象的最佳代表，与之同步，可贵的品德也一一附身于东方民族之上。但西方学者的主观臆断遮蔽了真实的东方形象，他们原本试图通过猜测去构建中国形象，但他们的努力造成了相反的效果，真实的东方和西方越来越远。这一切的改变有赖于蒙古和平时代的到来。
随着蒙古骑兵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丝绸之路开始重新活跃，行旅体验取代东方想象，终于成为可能。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以商人、传教士、外交官为主体的探险家开始规模化地前往中国，他们以自身的行旅体验创作了《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记》《大可汗国记》《柏朗嘉宾蒙古行迹》文本。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行旅体验赋予了这些作家更多创作资源，但在作家个人选择和东方想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这些文本未能如实记录中国的真相，不少文本依然是纪实和虚构的混合体。和其他虚构大于真实的文本相比，《马可·波罗游记》采用商人的口吻对东方的繁荣进行了细致且全面的介绍。也许是对旧大陆贫瘠生活的耿耿于怀，作为商人的作者花费大量文字记录了元朝的富庶繁华，东方帝国的精致器物、丰富物产、辉煌建筑占据了游记的大量篇章，文化艺术、风土人情等内容被淡化了。和这一时期诸多来华的探险家一样，游记对东方的描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拓展东西方商路的考虑，这是造成作者偏爱记录物产、交通、建筑等物质文明的根本原因，忽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显示出一个商人对中国文化特有的淡漠与无知。对东方财富的赞美和艳羡，反映了西方知识界长期存在的东方想象的本质，即作为文化他者的东方国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仅仅是满足西方社会对东方财富的渴望。《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记》对汉八里和杭州的赞美都集中在世俗欲望愉悦的层面，对两地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均一笔带过。《马可·波罗游记》写道：“那里始终有大量的面食和猪肉，米和酒，酒又称为米酿;那儿确实有大量其他种种食物。”即便是罗马教廷委派的传教士，对东方世界的感受也往往集中在物质层面。
重视东方物产，漠视东方文化是当时来华人士的总体倾向，和身处中世纪的欧洲人相比，元朝代表的东方世界一切都是那么的灿烂。辽阔的疆域、集权的体制、丰富的物产为普通人的世俗生活提供了诸多可能，这对于中世纪禁欲枷锁治下的欧洲人具有无限的诱惑力。富饶的东方帝国比宗教的彼岸更加具有吸引力，从此开始，西方知识界往往以猎奇的眼光搜寻东方国家的物产器具，窥探东方民族的生存状况，遥远的中国更成为被关注的中心地带。但无论如何，这些探险家对东方的描写依然肤浅，虽然他们试图摆脱“地图上的旅行家”的封号，但固有的东西文化二元论驱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以看客的眼光对东方品头论足，他们以西方的价值观投射到作为他者的东方身上，以西方的文化传统去塑造改造东方，难以刻画出东方的真相。 二、行旅体验和中国形象
虽然地理大发现为西方知识界打开了解东方的窗口，但这一时期前往东方的探险家并不多，加之受到既有的东方想象的影响，他们往往基于西方视角点评东方的得失，对东方器物、奇闻、制度的看法往往和真相大相径庭。赛珍珠的多元身份以及丰富的行旅体验让她能够以跨文化的视角探析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能够突破传统中国叙事的诸多局限，开拓了中国叙事的广度，写出了中国农民和大地的血肉联系，这正是《大地》的范本价值。
作为一个生于美国、长于中国的西方作家，赛珍珠和19世纪诸多来华作家的最大差异是丰富的行旅体验以及多元的文化背景。作为传教士的后代，赛珍珠从小接受良好的双语教育，她先在镇江渡过了充满中国风情的童年时光，之后返回美国完成高等教育。婚后的赛珍珠随同丈夫——农业学家布克旅居中国，先后在宿州、南京、庐山生活。童年的在华生活经验让赛珍珠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婚后的游历经历又拓宽了她看待中国的视野，让她能走入中国底层百姓的生活，进而思考中国农民的命运和中国农村的未来。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热爱让她又对中国的历史、风俗、礼仪、哲学有了一定理解，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认识。在这些因素的合力推动下，赛珍珠形成了以乡土中国为核心的中国叙事。作为一个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美国作家，《大地》因较好展示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先后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其创作也被西方知识界所关注，但中西方的主流文学批评都对其创作保留意见，争议的焦点是她所创作的中国故事是否可靠、《大地》展示的中国形象是否具有现代性。
中国形象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大航海时代以来，以中国形象为核心的东方形象成为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常客。大航海时代的中国形象代表着财富，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国形象代表着世俗，启蒙时期的中国形象代表着理性。在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形象通过探险家、传教士的口耳相传不断自我丰富，西方人赞美中国人的理性精神、认可中国的政治制度、艳羡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国形象犹如精神灯塔，导引着西方思想家探寻西方社会发展的方向。当《大学》《孟子》等中国经典开始在西方流传时，西方思想家一度认为柏拉图的“哲人王”思想已经在东方世界得到了实践，中国也因此获得了“孔夫子国”的称谓。美好的中国形象在19世纪走向了反面，随着东西方交往的密切，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得以发现东方帝国的孱弱不堪。随着鸦片战争的落幕，理性文明的东方形象一去不返，保守落后的缺点被刻意放大。战败者注定失去话语权，西方胜利者开始通过文本发泄他们对东方的不满。随着“黄祸论”的泛滥，中国形象在东方主义的影响下进一步负面化，原本丰赡充盈的中国形象被抽象简化为狡诈如狐的傅满洲和瘦弱木讷的华工等人物符号。
《大地》修正了这些极具偏见的中国叙事，为世界构建了全新的中国形象。赛珍珠的青年时代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这位中国长大的美国人主动拥抱了这次世纪文化浪潮，她不仅阅读了新文化运动主将创作的经典文章，也凭借外国人的特殊身份获得了和徐志摩、林语堂等中国文化精英交流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她敏锐发现中国文化精英和底层大众的疏远，故而她并没有像同时代其他作家一样，从启蒙思维入手去分析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是采取了相对平和的方式，以温情的笔触写出了中国农民的质朴和农村生活的诗意和丰富。但赛珍珠的中国叙事也招来了批判，不少作家认为赛珍珠的中国观是建立在传统农耕文化之上的，缺少对时代总趋势的揭示。不难发现，这些批判是基于现代中国优于乡土中国的逻辑。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以来，乡土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诸多高扬启蒙大旗的作家所批判的对象，乡土往往作为落后、僵化的同义词，启蒙作家总在有意无意中为农民贴上愚昧保守的標签。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描写农民以种地发家为毕生追求的《大地》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抛开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争论，《大地》一定程度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的叙事偏见，小说刻画的正面中国形象让世界再次发现、认可了中国，赛珍珠开启的创作模式也被后来的很多作家所继承。
行旅体验不仅是创作资源，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让赛珍珠能够看到传统中国人心态的微妙特征，赛珍珠也凭借这点写出了中国人的恋土情结，写出了封闭环境下的中国人的人生走向，并以此开启了她的宏大中国叙事。
（湖北文理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文理学院教师科研能力培育基金“抗战来华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郑艳林（1981-），男，湖北襄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比较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