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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现实
第三期《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再生》是催发国人警醒的一声警钟。它逼我们正视现实。长期以来，“面对生活、正视现实”的教诲并非绝迹，但往往为对历史的诅咒和漫骂、对遥远未来的空洞描绘所代替。真正敢于对现实正视的，难逃批判武器的射击。于是，人们都陶醉于自我感觉只能良好的现实之中；危机明明存在也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言，或言而不透。仿佛世界文明中心非我莫属，红太阳升起之地当之无愧。
民族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的抉择只能是，“一面以全人类的精神养料滋养自己，一面以自己独特的经验解决人类的问题。这既是我们贡献于人类之所在，又是我们的自救之道。”敢于正视现实而又勇于拿出货色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也必是有希望的民族。
杨德淮
改换土壤
梁治平在第三期提出，我们早已引入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民主，何以始终没有获得精神上的再生。我以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始终包围着我们的农业型自然经济，以及始终没有被割断的传统宗法社会的脐带。一句话，我们仍然拥有一个古老的社会土壤，在这个土壤中出产贫穷，封闭专制，愚昧和数不清的与现代文明潮流格格不入的现象。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无一不是与这一事实有关。
我们今天必须下大决心彻底改换土壤。只有在这个巨大的社会改造工程中，才有可能促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换。
蒯大申
“在外地主”
中国当今政治，欲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应搞精英政治，建立权威，保障经济发展，但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当今的经济基础——所有制形式。在权威主义——开明专制下，会出现官僚资本，而官僚资本的泛化是与现代化相背离的腐败现象。这一点亨廷顿没有看到。因此，为使现代化走上坚实的大地，在政治上强化权威的同时，必须坚决推进所有制的改革，弱化政权对社会资产的调控能力；强化公民个人对资产的关切程度，将个性化的经济与精英政治结合起来，以实现微观经济的多样化与宏观政治的一统化。当阿登纳式的“在外地主”让农民、市民阶层从自由经济中得到实惠，而让知识分子的大部分金钱为价值取向。经济上的饥饿政策逼着转向，政治上的开明专制及精英化阻断大部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要求，以此来向现代化社会过渡。可否？
林万青
根本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似乎从来没有像当代这般惨重，我以为根子正在那个能将任何先进的东西都加以“变形”，“歪曲”的文化中。我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被庸俗化了和被歪曲了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唯物主义”、“阶级观点”这几个概念中翻斤斗。一唯物便唯到没有人，没有人欲，变成虚无，在采取不承认主义的同时，又加以十二分严酷的压抑。结果知识分子最先遭到打击。一谈阶级论，劳动阶级就被捧上天，说成是“最最大公无私”，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被送到广阔天地。一谈清左，经济又变成唯一法宝，八六年和八七年的一抑一扬，形势更为严峻。翻去翻来，总是没有人，没有文化。无论是解决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也好，还是走出文化低谷也好，似乎都应从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入手。
邹向龙
阴盛阳衰？
读了今年一、二期上有关当前小说的评论(包括李陀他们对话形式的文字)有些感触。
说来也真可悲，中国的男性作家在精神与人格上越来越萎缩，写的所谓实验小说远离人世，恍是一批学了些现代手法的魏晋隐士在做文章。与他们相反，同是实验作家，作为女性的残雪女士却在小说中处处显露出有血、有泪、有真生命在。她的小说不是玩出来的，而是从生命中呕出来的。虽然也先锋，也实验，但那不是壳，而是壳与肉与核俱在的真文学。
张益得
别无它途
顾孟潮论及当代中国建筑艺术的危机(《读书》去年十一期)时指出：“需要把现行建筑艺术生产体系来个彻底的改造”，可谓一针见血。要发展中国建筑艺术，舍此别无他途！
在我国，开发者、所有者、使用者之间的鸿沟令人沮丧——开发者在长官意志下难以充分施展才华(有人讥曰：每个长官都是高明的建筑评论家)；使用者在难以向开发者诉说精神与物质需求的前提下，如何享受到建筑师的“艺术”呢？更不用说美感共性的互为效应了。因而，人们以不无羡慕的口吻谈论国外某些建筑艺术大师：他们在开展创作的同时，又是业主！
马春明
第三期《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再生》是催发国人警醒的一声警钟。它逼我们正视现实。长期以来，“面对生活、正视现实”的教诲并非绝迹，但往往为对历史的诅咒和漫骂、对遥远未来的空洞描绘所代替。真正敢于对现实正视的，难逃批判武器的射击。于是，人们都陶醉于自我感觉只能良好的现实之中；危机明明存在也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言，或言而不透。仿佛世界文明中心非我莫属，红太阳升起之地当之无愧。
民族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的抉择只能是，“一面以全人类的精神养料滋养自己，一面以自己独特的经验解决人类的问题。这既是我们贡献于人类之所在，又是我们的自救之道。”敢于正视现实而又勇于拿出货色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也必是有希望的民族。
杨德淮
改换土壤
梁治平在第三期提出，我们早已引入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民主，何以始终没有获得精神上的再生。我以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始终包围着我们的农业型自然经济，以及始终没有被割断的传统宗法社会的脐带。一句话，我们仍然拥有一个古老的社会土壤，在这个土壤中出产贫穷，封闭专制，愚昧和数不清的与现代文明潮流格格不入的现象。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无一不是与这一事实有关。
我们今天必须下大决心彻底改换土壤。只有在这个巨大的社会改造工程中，才有可能促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换。
蒯大申
“在外地主”
中国当今政治，欲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应搞精英政治，建立权威，保障经济发展，但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当今的经济基础——所有制形式。在权威主义——开明专制下，会出现官僚资本，而官僚资本的泛化是与现代化相背离的腐败现象。这一点亨廷顿没有看到。因此，为使现代化走上坚实的大地，在政治上强化权威的同时，必须坚决推进所有制的改革，弱化政权对社会资产的调控能力；强化公民个人对资产的关切程度，将个性化的经济与精英政治结合起来，以实现微观经济的多样化与宏观政治的一统化。当阿登纳式的“在外地主”让农民、市民阶层从自由经济中得到实惠，而让知识分子的大部分金钱为价值取向。经济上的饥饿政策逼着转向，政治上的开明专制及精英化阻断大部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要求，以此来向现代化社会过渡。可否？
林万青
根本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似乎从来没有像当代这般惨重，我以为根子正在那个能将任何先进的东西都加以“变形”，“歪曲”的文化中。我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被庸俗化了和被歪曲了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唯物主义”、“阶级观点”这几个概念中翻斤斗。一唯物便唯到没有人，没有人欲，变成虚无，在采取不承认主义的同时，又加以十二分严酷的压抑。结果知识分子最先遭到打击。一谈阶级论，劳动阶级就被捧上天，说成是“最最大公无私”，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被送到广阔天地。一谈清左，经济又变成唯一法宝，八六年和八七年的一抑一扬，形势更为严峻。翻去翻来，总是没有人，没有文化。无论是解决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也好，还是走出文化低谷也好，似乎都应从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入手。
邹向龙
阴盛阳衰？
读了今年一、二期上有关当前小说的评论(包括李陀他们对话形式的文字)有些感触。
说来也真可悲，中国的男性作家在精神与人格上越来越萎缩，写的所谓实验小说远离人世，恍是一批学了些现代手法的魏晋隐士在做文章。与他们相反，同是实验作家，作为女性的残雪女士却在小说中处处显露出有血、有泪、有真生命在。她的小说不是玩出来的，而是从生命中呕出来的。虽然也先锋，也实验，但那不是壳，而是壳与肉与核俱在的真文学。
张益得
别无它途
顾孟潮论及当代中国建筑艺术的危机(《读书》去年十一期)时指出：“需要把现行建筑艺术生产体系来个彻底的改造”，可谓一针见血。要发展中国建筑艺术，舍此别无他途！
在我国，开发者、所有者、使用者之间的鸿沟令人沮丧——开发者在长官意志下难以充分施展才华(有人讥曰：每个长官都是高明的建筑评论家)；使用者在难以向开发者诉说精神与物质需求的前提下，如何享受到建筑师的“艺术”呢？更不用说美感共性的互为效应了。因而，人们以不无羡慕的口吻谈论国外某些建筑艺术大师：他们在开展创作的同时，又是业主！
马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