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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盛夏的下午，地面上树影斑驳，夏蝉聒噪增添了几分闷热。《经济》记者一行人推开李前宽画室的大门时，一阵幽静凉意迎面扑来。李前宽正在作画，妻子肖桂云坐在一边静静地泡着茶，白裙绿衫下的她犹如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端庄美丽，知性高雅，安静从容。
看到记者进来，肖桂云笑吟吟地站起来，沏好茶水，备好糖果。李前宽半倚在沙发上，说话时伴随着丰富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宛如正在片场中指挥着千军万马。李前宽说话时，肖桂云便会停下手中的事专注地倾听，注视他的眼神带着一如既往的欣赏。记者难以想象眼前这对年过七十、犹如邻家叔叔阿姨般平易近人的夫妻，已在中国影坛上叱咤风云了50多年。改革开放这30多年，正是这对夫妻导演拍摄出了《佩剑将军》、《开国大典》、《决战之后》、《重庆谈判》、《七七事变》、《金戈铁马》、《世纪之梦》等扛鼎之作，开辟了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先河。
艰辛电影梦
“《开国大典》是为建国40周年所呈上的一份礼物，拍摄时候正值八九十年代末期。当时正值夏天，我们正在天坛拍毛主席奠基的镜头，没想到正拍着就看到许许多多战士出现在我们面前。”李前宽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直言道以为自己拍电影拍“穿越”了。
当时李前宽只好带着摄制组火速去东北继续完成拍摄的内容，而著名的“车队和战士进北平”的大场面正是在长春机场完成的。
“剧组撤离北京时，我告诉车里的人，谁也不准把头伸出去往外看，保不准儿就会有危险。”肖桂云补充道，当时的情形真可谓“惊心动魄”，比电影还刺激。
1989年春夏，各种思潮迭起，甚至有少数人开始质疑共产党的领导，李前宽夫妇怀着对共和国深深的挚爱，对先烈们的无比敬仰，立志要用电影镜头把中国人民数十年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历程深刻而又尽情地表现出来。对电影的把握，始终坚持历史的唯物观，作品的真实感、厚重感、历史感和艺术性。超越前人，20多年来无其右者，为主旋律电影树立了楷模，堪称丰碑。
从特型演员的选择上就可以略窥一二。
特型演员是指由于剧情的需要，为了达到历史的艺术真实性，使用具有特殊外形条件的角色扮演者。当影片所要表现为世人所熟悉的著名历史人物、领袖的时候，为了在银幕上真实地再现这些人物的形象，需要容貌相似的演员来扮演。
“现在有的影视作品全是明星脸，似乎没有熟悉的‘票房保证’就不敢拍了。其实我们也知道拍电影应该选腕儿，1986年的《田野又是青纱帐》全是腕儿，但是《开国大典》这部电影主要是还原历史，所以‘像’字在第一位。”李前宽告诉记者，当时为了筛选出“最像”的演员，把年龄、高矮、胖瘦，以真实历史人物的形象资料为据，都考虑到选拔条件中去了。
“影片中演杜聿明的演员在电影播出后被杜聿明的女婿杨振宁请去美国住了一个月，饰演毛泽东的古月和饰演蒋介石的孙飞虎就更不用说了，不仅做到了‘形似’，更具备‘神似’。”李前宽说，由于演员的形神兼备，达到真实还原历史的效果，所以自己的不少片子都当作历史资料片在使用。“拍历史片最重要的是还原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不是看重谁谁扮演的。这一点，当今很多电影都本末倒置了。”
拍摄条件的艰辛，海选演员的繁琐，挖掘历史的真相……在李前宽眼里，做这些事不是为了扬名，也不是为了发财，而是“追逐导演梦”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刚开始拍片子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奇思妙想，只想着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满足了。毕业第一年工资46块钱，拍摄完《佩剑将军》后我成了大导演，一问工资多少钱？55元。”李前宽笑道，当时人家都以为是在开玩笑，可是他觉得，能有一个机会让他从那些战火中走出来的老艺术家身边学习和感悟，这都是用钱换不来的。
而这些外在的艰辛工作与拍摄的心理压力比起来就如同九牛一毛。李前宽回忆道，他曾经接过一个剧本，是表现发生在山东鲁北黄泛区的故事。“就是那个经常发洪水，水一来大家都得跑，村支部书记给开介绍信要出来讨饭的那地方。”李前宽用轻松的语气告诉记者，那个剧本描写的就是该地区建国几十年来的变化，揭露“左”路线给农民带来的灾难。
剧本中，有一段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左”的路线和自然灾害。当时生产队上下 “虚报”的“人祸”（比如将10亩地的粮食产量虚报成1亩地的产量）导致那段时期全国饿死了3000多万人。而李前宽的片中出现农民饿死的场景，就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当时经过调查，我拍摄的惠民地区在那几年间饿死了48万人，可是有的领导却说社会主义制度国家饿死人这件事不能搬上银幕。”
李前宽坦言道尽管人人都说电影拍的好，但是想要上映就必须把“死人变活”，这让他十分为难。李前宽认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是积极的，只有让观众深刻地了解这段灾难的历史，才能深刻地认识到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伟大意义。
于是，李前宽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表明了自己创作上的苦恼，恳请总书记能看看这部电影。随后接到批示：拍一部片子不容易，勿轻易否决。
于是在压了长达一年之后，该片终于上映。这部片子就是著名的《黄河之滨》。
随后人民日报上还号召全党干部观看，评价此为“端正党风的好教材”。
而在风口浪尖时期拍摄的《开国大典》，上映前更是经历了一波三折。
《开国大典》幕后“花絮”
1989年7月11日，《开国大典》拍摄完成。在“双片”（由两条胶片组成的工作片，一条为电影镜头，一条为台词、音乐、音响混录而成，通过声画双机同步放映）制作完成。送审过程所遇的波折也是史无前例。
影片中毛主席在参加“奠基”后心情沉重，想到当年民主人士黄炎培的一段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一个周期率的支配力。毛主席解释说：“要兴旺就蓬勃而起，要灭亡也很快，一忽儿的事。环境好了，随性发作，风气养成，虽有大力，也无法扭转。” 这时，毛岸英问父亲。“爸爸，你找到解决办法了没有？”
毛泽东点了一根烟，坚定地说：“找到了，这就是‘民主’二字，人人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一幕是开国大典的前夜，毛泽东与毛岸英在颐年堂谈话内容的历史还原。
然而正逢“六四”敏感时期，中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审查该影片时，认为应把毛泽东台词中的“民主”与“监督政府”去掉。最后，影片改为了画外音：“一个伟大的领袖，在胜利的曙光来临之时，想到的是创业难，守业更难。”
第一次审查的时候，中央重大题材创作领导小组一致认为李前宽和肖桂云两位导演按照真实的历史刻画了当时的毛泽东和蒋介石，既有艺术性又有真实性。在创作上有历史性的突破，组长丁峤赞扬这部电影为“新时期里程碑式的作品”，并决定作为9月21日中国首届电影节的首映礼。
那时候是1989年8月2日，安排 8月5日发布这个消息。然而就在8月3日的晚上，李前宽接到电话：影片需重新审查。
“第二次审查的时候，就有位领导把手里的材料‘啪’地往桌子上一摔，说这样的片子用两个家庭的斗争代替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明显有政治性错误，怎么还有人说好？”李前宽回忆道，当时丁峤的脸都有点泛绿了。
还没等到李前宽的解释，另一更大的领导开口了：“是啊，让我们的战士给毛主席梳头，让我们的百姓给毛主席下跪，这让我想到了小李子和老佛爷之间的事儿了。”
这两句话一出来，整部片子濒临被全盘否定的边缘。李前宽深吸一口气，解释道，首先这几场戏都不是杜撰的，有史实可查。毛泽东的警卫长李银桥在回忆录中写过，主席的作息和一般人不太一样，喜欢晚上工作，白天睡觉。因此毛在西柏坡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时，李银桥每天都要端个大木桶，用温水给主席泡脚。毛靠在椅背上时，他就用梳子替他梳头，因为梳头可以疏通经络，让主席保持清醒。
关于下跪的事，当时毛主席湖南的亲戚进京探望主席，见了主席要下跪，说明农民中封建帝制思想还根深蒂固。而当主席一边扶起乡亲一边问自己家是什么成分时，答说“主席您家不贫民谁家贫民啊”，毛主席反而哈哈大笑说，“六叔，你错了，我家是富农啊。”这其实是一场很幽默的戏，反映了主席实事求是的精神。
最让人诟病的，则是描写蒋介石的那段“打麻将你不行，打仗我不行”的那场戏。镜头中，蒋介石并未说太多话语，却让一个将领从意志消沉变为誓死效忠，并在人心涣散之际，仍图谋东山再起。这是李前宽得意之笔，他认为，影片的目的就是还原历史，按历史人性化的情理去处理，观众效果极好。
可是正是这个片段，让不少人议论纷纷，甚至还有人说“李前宽与蒋介石有情呀，怎么把蒋介石表现的一点都不可憎呀”。“在那之后，我们的日子就度日如年。当时天气热，我们住在北影，没有空调只有一个破电扇。北影的叽咕鸟一叫，全城的鸟都开始叫了，‘叽咕叽咕’叫得我们特别烦，看什么都烦。一个导演将全部心血拍成一部电影，却要遭受这样的议论。”李前宽叹息道。
9月3日的凌晨2点，李前宽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前宽吗？我是昊苏。”原来是陈毅之子陈昊苏（当时任广电部副部长，主管电影）通知李前宽第二天下午去中南海将该片放映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新来的总书记看。“你在放映之前有15分钟汇报，懂了吗？”陈昊苏嘱咐道。李前宽说“懂”，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第二天，李前宽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大放映室里，前排依序坐着刚到北京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李瑞环和姚依林。第二排坐着五位上将：秦基伟、刘华清、洪学智、杨白冰和赵南起。
被问到那时候紧张不紧张，李导笑道，“紧张都来不及了，心想可有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当面报告的机会了，心情是激动的。”当李瑞环要他到前面汇报时，他深情地说：“8年前，在我们拍摄反映淮海战役的《佩剑将军》时，深感这一段革命历史的厚重。当时有一个梦想，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扛着摄像机还原解放军打到南京，打过长江，打到总统府的场景，还原红旗插在北京天安门前冉冉升起，毛主席宣布共和国成立的场景，实在是太让人激动了。等待了8年，今天我们用心去表现了，请各位领导多提点。”
很明显，江泽民也感受到了李前宽的这份真诚。当他看到影片的结尾，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喊“人民万岁”，礼花中叠化出战士前仆后继缓缓倒下的悲怆身影，他竟情不自禁拍了拍李前宽的手，表示对这部影片的赏识。而他身后的老将军们在擦着眼泪。李前宽想，转机到了。
看完片，老将军和在座领导都拍手叫好。这时，江泽民站起来说：“现在的年轻人只懂得横向比较资本主义社会，不懂得纵向比较新中国的来之不易。而开国大典这部片子就是告诉我们年轻人，江山来之不易啊。”说完又转身面对李前宽亲切地说：“李导演，这部影片的主题可不就是说江山来之不易啊！”李前宽立即回应道：“正是这个主题！”
上映后影片获广泛赞誉，票房1.7亿元，在香港连续放映143天，为《开国大典》的争议画上了句号。
主旋律电影人的中国梦
“现在拍电影，拍花前月下没人管，拍小三小四没人管，拍奢侈品拍纸醉金迷没人管，拍胡编乱造的雷剧没人管。而当你想把镜头对准历史，认真考察、度量过去的时候，却总是很艰难的。”谈及主旋律电影的未来，李前宽认为，现在更加注重商业利益，很少有人会真正对国家历史感兴趣。
这是因为，在当今的社会中，浮躁、金钱至上已经像雾霾一样蔓延开来。
文化是一件“润物细无声”的东西。李前宽承认，一些年轻导演都很聪明而有智慧，很时尚，拍一些小成本又有票房的作品，可喜可贺。可是，如果一个民族所呈现的都是这样的片子，还如何去谈论民族精神？好莱坞每年都会花巨资打造战争题材的大片，将美国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就连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中国的印度，也创建了宝莱坞，培养了一批热爱自己本土电影的群体。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在培养至爱本土电影上不如印度。 一方面，电影人对主旋律题材的电影不够重视，另一方面，李前宽坦言当今的电视剧又存在“泛滥成灾”的现象。
“什么‘手撕鬼子’，中几十颗子弹都不死，神化共产党，这种电视题材也怪不得年轻人不爱看。”李前宽说，这些电视剧既歪曲了真实历史，也不符合市场规律，久而久之会导致年轻人对主旋律题材的电视电影产生一种反感、厌恶的情绪。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则是电影人一定要有民族自豪感。而且只有你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才能建立起这种自豪感。
“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我拿《七七事变》这部作品去香港放映。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李前宽称，那时候的香港记者对于内地导演的作品十分苛责，提的问题也很尖锐。他至今仍清楚记得“美国之声”一位记者的提问。
“李导演，我是‘美国之声’驻香港首席记者，从报上知道您太太拍了许多大片都是反映共产党打国民党的，您今天却拿着国民党打日本人的影片来到香港放映，您对这个现象该如何解释？”尽管已时隔20年，再次听到这个问题仍能让人身临其境当时紧张的氛围。
问题一提完，所有镜头都“哗”地对准了李前宽。李前宽面带微笑，从容地说：“我非常乐意回答这位记者先生的问题。把镜头聚焦在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是中国导演的职责。我们之所以涉足不同的影片，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历史太丰厚了，不仅有共产党打国民党的历史，也有国共统一战线打日本人的历史。并且，在我们民族一致对外的抗日历史中，战死在抗日疆场的国民党将领就有240多位，其中就包括佟麟阁、张自忠、赵登禹等国民党的抗战将军。这些人，民族和历史没有忘记，在北京，道路沿用这些将军的姓名来命名。凡是战死在抗日战场的人，我们不以党派论高下，都是民族英雄。”话毕，全场轰动，掌声热烈。
此时，那位外国记者又发问了：“请问导演现在还在忙什么呢？”
李前宽笑着说：“在我的电影里，把国民党打了，把日本人也打了，现在正在筹备打美国人——我正在筹备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电影的拍摄。”
结果这句话演变成了第二天香港各大媒体的新闻标题：内地导演李前宽答美国记者问：“打完日本人打美国人。”
作为一名导演，李前宽认为，关起家门我们可以说自己家里的不足，但是一旦来到国际舞台，我们的话语代表中国，我们的背后是祖国，这时候要展现的应该是中国人的自豪感。“中国梦是每一个国民心中都要去践行的一个共同目标。中国电影人的共同目标是把中国电影大国打造成中国电影的强国梦。”李前宽谈及“中国梦”，若有所思，“中国梦想值得追逐一生。”
而他的电影梦从拍摄电影那天已开始，没有彼岸，也永远没有终点。
（本刊记者吴蓉对此文亦有贡献）
看到记者进来，肖桂云笑吟吟地站起来，沏好茶水，备好糖果。李前宽半倚在沙发上，说话时伴随着丰富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宛如正在片场中指挥着千军万马。李前宽说话时，肖桂云便会停下手中的事专注地倾听，注视他的眼神带着一如既往的欣赏。记者难以想象眼前这对年过七十、犹如邻家叔叔阿姨般平易近人的夫妻，已在中国影坛上叱咤风云了50多年。改革开放这30多年，正是这对夫妻导演拍摄出了《佩剑将军》、《开国大典》、《决战之后》、《重庆谈判》、《七七事变》、《金戈铁马》、《世纪之梦》等扛鼎之作，开辟了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先河。
艰辛电影梦
“《开国大典》是为建国40周年所呈上的一份礼物，拍摄时候正值八九十年代末期。当时正值夏天，我们正在天坛拍毛主席奠基的镜头，没想到正拍着就看到许许多多战士出现在我们面前。”李前宽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直言道以为自己拍电影拍“穿越”了。
当时李前宽只好带着摄制组火速去东北继续完成拍摄的内容，而著名的“车队和战士进北平”的大场面正是在长春机场完成的。
“剧组撤离北京时，我告诉车里的人，谁也不准把头伸出去往外看，保不准儿就会有危险。”肖桂云补充道，当时的情形真可谓“惊心动魄”，比电影还刺激。
1989年春夏，各种思潮迭起，甚至有少数人开始质疑共产党的领导，李前宽夫妇怀着对共和国深深的挚爱，对先烈们的无比敬仰，立志要用电影镜头把中国人民数十年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历程深刻而又尽情地表现出来。对电影的把握，始终坚持历史的唯物观，作品的真实感、厚重感、历史感和艺术性。超越前人，20多年来无其右者，为主旋律电影树立了楷模，堪称丰碑。
从特型演员的选择上就可以略窥一二。
特型演员是指由于剧情的需要，为了达到历史的艺术真实性，使用具有特殊外形条件的角色扮演者。当影片所要表现为世人所熟悉的著名历史人物、领袖的时候，为了在银幕上真实地再现这些人物的形象，需要容貌相似的演员来扮演。
“现在有的影视作品全是明星脸，似乎没有熟悉的‘票房保证’就不敢拍了。其实我们也知道拍电影应该选腕儿，1986年的《田野又是青纱帐》全是腕儿，但是《开国大典》这部电影主要是还原历史，所以‘像’字在第一位。”李前宽告诉记者，当时为了筛选出“最像”的演员，把年龄、高矮、胖瘦，以真实历史人物的形象资料为据，都考虑到选拔条件中去了。
“影片中演杜聿明的演员在电影播出后被杜聿明的女婿杨振宁请去美国住了一个月，饰演毛泽东的古月和饰演蒋介石的孙飞虎就更不用说了，不仅做到了‘形似’，更具备‘神似’。”李前宽说，由于演员的形神兼备，达到真实还原历史的效果，所以自己的不少片子都当作历史资料片在使用。“拍历史片最重要的是还原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不是看重谁谁扮演的。这一点，当今很多电影都本末倒置了。”
拍摄条件的艰辛，海选演员的繁琐，挖掘历史的真相……在李前宽眼里，做这些事不是为了扬名，也不是为了发财，而是“追逐导演梦”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刚开始拍片子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奇思妙想，只想着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满足了。毕业第一年工资46块钱，拍摄完《佩剑将军》后我成了大导演，一问工资多少钱？55元。”李前宽笑道，当时人家都以为是在开玩笑，可是他觉得，能有一个机会让他从那些战火中走出来的老艺术家身边学习和感悟，这都是用钱换不来的。
而这些外在的艰辛工作与拍摄的心理压力比起来就如同九牛一毛。李前宽回忆道，他曾经接过一个剧本，是表现发生在山东鲁北黄泛区的故事。“就是那个经常发洪水，水一来大家都得跑，村支部书记给开介绍信要出来讨饭的那地方。”李前宽用轻松的语气告诉记者，那个剧本描写的就是该地区建国几十年来的变化，揭露“左”路线给农民带来的灾难。
剧本中，有一段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左”的路线和自然灾害。当时生产队上下 “虚报”的“人祸”（比如将10亩地的粮食产量虚报成1亩地的产量）导致那段时期全国饿死了3000多万人。而李前宽的片中出现农民饿死的场景，就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当时经过调查，我拍摄的惠民地区在那几年间饿死了48万人，可是有的领导却说社会主义制度国家饿死人这件事不能搬上银幕。”
李前宽坦言道尽管人人都说电影拍的好，但是想要上映就必须把“死人变活”，这让他十分为难。李前宽认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是积极的，只有让观众深刻地了解这段灾难的历史，才能深刻地认识到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伟大意义。
于是，李前宽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表明了自己创作上的苦恼，恳请总书记能看看这部电影。随后接到批示：拍一部片子不容易，勿轻易否决。
于是在压了长达一年之后，该片终于上映。这部片子就是著名的《黄河之滨》。
随后人民日报上还号召全党干部观看，评价此为“端正党风的好教材”。
而在风口浪尖时期拍摄的《开国大典》，上映前更是经历了一波三折。
《开国大典》幕后“花絮”
1989年7月11日，《开国大典》拍摄完成。在“双片”（由两条胶片组成的工作片，一条为电影镜头，一条为台词、音乐、音响混录而成，通过声画双机同步放映）制作完成。送审过程所遇的波折也是史无前例。
影片中毛主席在参加“奠基”后心情沉重，想到当年民主人士黄炎培的一段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一个周期率的支配力。毛主席解释说：“要兴旺就蓬勃而起，要灭亡也很快，一忽儿的事。环境好了，随性发作，风气养成，虽有大力，也无法扭转。” 这时，毛岸英问父亲。“爸爸，你找到解决办法了没有？”
毛泽东点了一根烟，坚定地说：“找到了，这就是‘民主’二字，人人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一幕是开国大典的前夜，毛泽东与毛岸英在颐年堂谈话内容的历史还原。
然而正逢“六四”敏感时期，中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审查该影片时，认为应把毛泽东台词中的“民主”与“监督政府”去掉。最后，影片改为了画外音：“一个伟大的领袖，在胜利的曙光来临之时，想到的是创业难，守业更难。”
第一次审查的时候，中央重大题材创作领导小组一致认为李前宽和肖桂云两位导演按照真实的历史刻画了当时的毛泽东和蒋介石，既有艺术性又有真实性。在创作上有历史性的突破，组长丁峤赞扬这部电影为“新时期里程碑式的作品”，并决定作为9月21日中国首届电影节的首映礼。
那时候是1989年8月2日，安排 8月5日发布这个消息。然而就在8月3日的晚上，李前宽接到电话：影片需重新审查。
“第二次审查的时候，就有位领导把手里的材料‘啪’地往桌子上一摔，说这样的片子用两个家庭的斗争代替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明显有政治性错误，怎么还有人说好？”李前宽回忆道，当时丁峤的脸都有点泛绿了。
还没等到李前宽的解释，另一更大的领导开口了：“是啊，让我们的战士给毛主席梳头，让我们的百姓给毛主席下跪，这让我想到了小李子和老佛爷之间的事儿了。”
这两句话一出来，整部片子濒临被全盘否定的边缘。李前宽深吸一口气，解释道，首先这几场戏都不是杜撰的，有史实可查。毛泽东的警卫长李银桥在回忆录中写过，主席的作息和一般人不太一样，喜欢晚上工作，白天睡觉。因此毛在西柏坡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时，李银桥每天都要端个大木桶，用温水给主席泡脚。毛靠在椅背上时，他就用梳子替他梳头，因为梳头可以疏通经络，让主席保持清醒。
关于下跪的事，当时毛主席湖南的亲戚进京探望主席，见了主席要下跪，说明农民中封建帝制思想还根深蒂固。而当主席一边扶起乡亲一边问自己家是什么成分时，答说“主席您家不贫民谁家贫民啊”，毛主席反而哈哈大笑说，“六叔，你错了，我家是富农啊。”这其实是一场很幽默的戏，反映了主席实事求是的精神。
最让人诟病的，则是描写蒋介石的那段“打麻将你不行，打仗我不行”的那场戏。镜头中，蒋介石并未说太多话语，却让一个将领从意志消沉变为誓死效忠，并在人心涣散之际，仍图谋东山再起。这是李前宽得意之笔，他认为，影片的目的就是还原历史，按历史人性化的情理去处理，观众效果极好。
可是正是这个片段，让不少人议论纷纷，甚至还有人说“李前宽与蒋介石有情呀，怎么把蒋介石表现的一点都不可憎呀”。“在那之后，我们的日子就度日如年。当时天气热，我们住在北影，没有空调只有一个破电扇。北影的叽咕鸟一叫，全城的鸟都开始叫了，‘叽咕叽咕’叫得我们特别烦，看什么都烦。一个导演将全部心血拍成一部电影，却要遭受这样的议论。”李前宽叹息道。
9月3日的凌晨2点，李前宽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前宽吗？我是昊苏。”原来是陈毅之子陈昊苏（当时任广电部副部长，主管电影）通知李前宽第二天下午去中南海将该片放映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新来的总书记看。“你在放映之前有15分钟汇报，懂了吗？”陈昊苏嘱咐道。李前宽说“懂”，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第二天，李前宽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大放映室里，前排依序坐着刚到北京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李瑞环和姚依林。第二排坐着五位上将：秦基伟、刘华清、洪学智、杨白冰和赵南起。
被问到那时候紧张不紧张，李导笑道，“紧张都来不及了，心想可有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当面报告的机会了，心情是激动的。”当李瑞环要他到前面汇报时，他深情地说：“8年前，在我们拍摄反映淮海战役的《佩剑将军》时，深感这一段革命历史的厚重。当时有一个梦想，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扛着摄像机还原解放军打到南京，打过长江，打到总统府的场景，还原红旗插在北京天安门前冉冉升起，毛主席宣布共和国成立的场景，实在是太让人激动了。等待了8年，今天我们用心去表现了，请各位领导多提点。”
很明显，江泽民也感受到了李前宽的这份真诚。当他看到影片的结尾，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喊“人民万岁”，礼花中叠化出战士前仆后继缓缓倒下的悲怆身影，他竟情不自禁拍了拍李前宽的手，表示对这部影片的赏识。而他身后的老将军们在擦着眼泪。李前宽想，转机到了。
看完片，老将军和在座领导都拍手叫好。这时，江泽民站起来说：“现在的年轻人只懂得横向比较资本主义社会，不懂得纵向比较新中国的来之不易。而开国大典这部片子就是告诉我们年轻人，江山来之不易啊。”说完又转身面对李前宽亲切地说：“李导演，这部影片的主题可不就是说江山来之不易啊！”李前宽立即回应道：“正是这个主题！”
上映后影片获广泛赞誉，票房1.7亿元，在香港连续放映143天，为《开国大典》的争议画上了句号。
主旋律电影人的中国梦
“现在拍电影，拍花前月下没人管，拍小三小四没人管，拍奢侈品拍纸醉金迷没人管，拍胡编乱造的雷剧没人管。而当你想把镜头对准历史，认真考察、度量过去的时候，却总是很艰难的。”谈及主旋律电影的未来，李前宽认为，现在更加注重商业利益，很少有人会真正对国家历史感兴趣。
这是因为，在当今的社会中，浮躁、金钱至上已经像雾霾一样蔓延开来。
文化是一件“润物细无声”的东西。李前宽承认，一些年轻导演都很聪明而有智慧，很时尚，拍一些小成本又有票房的作品，可喜可贺。可是，如果一个民族所呈现的都是这样的片子，还如何去谈论民族精神？好莱坞每年都会花巨资打造战争题材的大片，将美国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就连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中国的印度，也创建了宝莱坞，培养了一批热爱自己本土电影的群体。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在培养至爱本土电影上不如印度。 一方面，电影人对主旋律题材的电影不够重视，另一方面，李前宽坦言当今的电视剧又存在“泛滥成灾”的现象。
“什么‘手撕鬼子’，中几十颗子弹都不死，神化共产党，这种电视题材也怪不得年轻人不爱看。”李前宽说，这些电视剧既歪曲了真实历史，也不符合市场规律，久而久之会导致年轻人对主旋律题材的电视电影产生一种反感、厌恶的情绪。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则是电影人一定要有民族自豪感。而且只有你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才能建立起这种自豪感。
“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我拿《七七事变》这部作品去香港放映。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李前宽称，那时候的香港记者对于内地导演的作品十分苛责，提的问题也很尖锐。他至今仍清楚记得“美国之声”一位记者的提问。
“李导演，我是‘美国之声’驻香港首席记者，从报上知道您太太拍了许多大片都是反映共产党打国民党的，您今天却拿着国民党打日本人的影片来到香港放映，您对这个现象该如何解释？”尽管已时隔20年，再次听到这个问题仍能让人身临其境当时紧张的氛围。
问题一提完，所有镜头都“哗”地对准了李前宽。李前宽面带微笑，从容地说：“我非常乐意回答这位记者先生的问题。把镜头聚焦在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是中国导演的职责。我们之所以涉足不同的影片，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历史太丰厚了，不仅有共产党打国民党的历史，也有国共统一战线打日本人的历史。并且，在我们民族一致对外的抗日历史中，战死在抗日疆场的国民党将领就有240多位，其中就包括佟麟阁、张自忠、赵登禹等国民党的抗战将军。这些人，民族和历史没有忘记，在北京，道路沿用这些将军的姓名来命名。凡是战死在抗日战场的人，我们不以党派论高下，都是民族英雄。”话毕，全场轰动，掌声热烈。
此时，那位外国记者又发问了：“请问导演现在还在忙什么呢？”
李前宽笑着说：“在我的电影里，把国民党打了，把日本人也打了，现在正在筹备打美国人——我正在筹备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电影的拍摄。”
结果这句话演变成了第二天香港各大媒体的新闻标题：内地导演李前宽答美国记者问：“打完日本人打美国人。”
作为一名导演，李前宽认为，关起家门我们可以说自己家里的不足，但是一旦来到国际舞台，我们的话语代表中国，我们的背后是祖国，这时候要展现的应该是中国人的自豪感。“中国梦是每一个国民心中都要去践行的一个共同目标。中国电影人的共同目标是把中国电影大国打造成中国电影的强国梦。”李前宽谈及“中国梦”，若有所思，“中国梦想值得追逐一生。”
而他的电影梦从拍摄电影那天已开始，没有彼岸，也永远没有终点。
（本刊记者吴蓉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