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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就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开展农村扶贫开发，先后制定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等减贫规划，使扶贫减贫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自1986年起，30年间，中央扶贫政策几经调整，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从“区域性扶贫”到瞄准贫困县、“整村推进”，再到“扶贫入户”；从“产业扶贫”到“社会扶贫”、“教育扶贫”、“金融扶贫”……“精准”成为当下的最新风向标。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2000-2014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专项扶贫资金2966亿元，年均增长11.6%。2016年，中央财政安排拨付财政扶贫资金660.95亿元。2014年后，扶贫资金项目审批管理权限进一步下放到县。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近日表示，今年可能90%左右资金规模审批权限下放到县。
脱贫，到了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
通过不懈努力，中国已经使6亿多人脱贫，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但是，按照规定，年人均纯收入2800元以下的属于贫困人口，我国仍有7000多万人没有脱贫。
“十三五”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节点和最后冲刺的五年。而全面小康最艰巨的任务和最大“短板”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扶贫工作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
2014年起，中国政府把每年10月17日设立为中国的“扶贫日”。
“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在江西考察时说。
目前，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相对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贵州、云南、河南、广西、湖南、四川六省区的贫困人口都在500万以上，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有3518万贫困人口。按照现行标准，中国还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不含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因病致贫的占到42%。
入之愈深，其进愈难。单是确定精准脱贫对象，政府就花了很大力量。2013至2014年，全国建档立卡识别出贫困人口。郑文凯表示，目前建档立卡的贫困村有12.8万，占全国总贫困村比重的1/5。
面对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要找到一条迅速见效又能避免返贫的发展路径，更是难上加难。脱贫攻坚也成为锻炼干部的“新战场”，考验干劲的试金石。对干部的挑战是全方位的。随着县级资金项目管理和审批权限的扩大，十几个人要负责几千万整合扶贫资金的项目审批、分配、使用、管理、问效等工作，要负责全县好几万贫困人口的脱贫规划，引进企业，下乡帮扶，还要建立平台，应对各种报表、会议、检查等。地方扶贫办普遍反映钱少人少事多任重。加上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各种制约因素错综复杂，脱贫攻坚更是充满困难与考验。
创新，政府主导下的特色扶贫显成效
面对困难与考验，共产党人的选择是知难而上。
扶贫，既要有勇还要有谋，要把中央精神与本地实际结合起来，精确配置各类生产要素和资源，而不能简单地搞“拉郎配”。把脱贫需求和发展空间放在一起考虑，用可持续的发展来解决贫困问题，决不能“有想法、没办法”、“忠心耿耿、不知咋整”。
在长期实践中，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以经济发展为带动力量、以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为根本途径，政府主导、社会帮扶与农民主体作用相结合，普惠性政策与特惠性政策相配套，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相衔接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因地制宜，各地不断探索出适合本地脱贫的特色创新途径。
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面对农民没本钱、没门路、缺信心的情况，以投入“零成本”、经营“零风险”、就业“零距离”，确立“人均2万袋菌”、“一户一棚”、“人均一亩果”的扶贫目标，打造了一批有特色、带动力强、成长性好的扶贫产业。当地卧龙镇碾子沟村村民金显龙，患有脑血栓疾病，负债累累。参与食用菌园区产业扶贫项目后，公司免费搭建大棚，赊给他2万袋菌棒，年纯收入可达3-4万元。
河北省隆化县整合各方资源，探索完善了“政府、银行、企业、农户、保险”五位一体的农业合作贷款模式，着力打通金融扶贫绿色通道。着力解决农民抵押担保难、还贷风险大、政策落地慢问题。通过金融撬动，现已流转土地11.3万亩，发展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44家，农民专业合作社1025个，所有行政村实现了全覆盖，80%贫困户入社参股。广西百色市田东县率先实现乡镇级金融网点跨行资金汇划乡乡通。苏宁易购、阿里村淘和京东直营店等电商业也大力布局农村市场，参与扶贫。
行业创业、产业创新、金融创新，屡见不鲜。各地因村因户施策，组织实施脱贫攻坚十大工程，产业脱贫、就业脱贫、易地扶贫搬迁、生态保护脱贫、智力扶贫、社保兜底脱贫、健康脱贫、基础设施建设脱贫、金融扶贫、社会扶贫等。贫困乡村掀起脱贫致富的热潮。
克难，戮力同心搬走贫困大山
脱贫是一个系统工程，各地在精准脱贫的实践工作中也遇到一些问题。例如，部分扶贫制度设计存在缺陷；扶贫“精准度”欠佳，资金存在多头投入，缺乏科学安排；扶贫资金发挥效益和辐射功能的彰显力不够；产业扶贫项目调研不够细致，未能根据贫困户不同的致贫原因和现实状况采取有针对性的精准选择，影响了扶贫项目实施的效果。
今年6月29日，国家审计署2015年审计工作报告显示，17个县的29个扶贫项目建成后废弃、闲置或未达预期效果，形成损失浪费2706.11万元。而另一方面却是扶贫款躺在账户上“睡大觉”。在扶贫审计抽查的50.13亿元扶贫资金中，8.43亿元闲置超过1年，其中2.6亿元闲置超过2年，最长逾15年。
一些地方贫困户存在“等靠要”思想，已经脱贫的人为了享受政策的好处，千方百计“装穷”，给精准识别带来不必要的干扰。有的地方为了扶贫，发给农民母羊，结果120头“扶贫羊”，被村民吃掉一半多。扶贫化肥运进村，有的贫困户不愿动手，指挥帮扶干部把化肥搬到家里。理由是“你和上头签订了脱贫军令状，到期完不成目标，上面拿你开刀。” 凡此种种，皆透视出扶贫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同贫困作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贫困地区要收到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的效益，不找对路子，不尊重科学，不实事求是，不下一番苦功夫，不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是改不了贫困落后的农村面貌的。
建立政府、企业、农户脱贫共同体
企业是实现农村企业化、市场化的重要力量。政府做好政策安排，引导和服务工作，在干部和群众之间形成“脱贫共同体”，采取更有效的方式来调动双方积极性。企业向农村输送先进产业和丰厚资金，在符合土地制度的前提下，与农村签署整体扶贫开发协议，农民以其土地、宅基地使用权入股，建立产村融合的发展格局，以短期的微利或更大的收益预期作为支撑，履行先富带共富的法定职责。这样既可以祛除资源、资金、农民“三分散”的顽症，又能推动农村经济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发展，促进农户与经营主体“联产联营”、“联股联心”。最终，帮助农村逐步建立起经济发展、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三位一体”，产权、财权、事权、治权“四权统一”的共同体，建立起自我发展、良性循环的有机力量。
加强扶贫系统队伍建设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要确保扶贫攻坚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关键要打造一批高素质的扶贫开发干部队伍。
要加强扶贫系统干部政治思想、业务能力、工作作风、党风廉政建设、强化责任意识、攻坚意识、精准意识、创新意识、廉洁意识，做到思想认识跟上去、观念方式转过来、工作落实顶上去，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作风硬朗、甘于奉献的扶贫队伍。
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专业优势，以河北农业大学教授、优秀共产党员李保国为榜样，把科研论文写在大地上，把实用技术送进农民家。弘扬创新创业精神，厚植创新创业土壤，细化各项工作流程，制定更加精准的扶贫政策，为贫困地区创新驱动发展和脱贫攻坚做出新贡献。
扶贫的关键是扶信心
贫困户中滋生“等着扶、躺着要”等心态，主要是主观意愿问题。长期的贫困，既能消磨人的斗志，也能锻炼人的意志，区别在于能不能让他们看到希望，将希望转化为动力，拉着他们跳出发展的瓶颈。
贫困户的思想问题，需要通过发展来解决。要尊重农民的意愿，积极引导，并且相信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创造精神。让他们的心热起来、动起来，靠辛勤劳动改变贫困落后面貌。
要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就业能力，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教育与就业是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阻止贫困代际传递关键在加大教育扶贫力度。”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认为，当前，应促进教育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提升贫困地区教育水平。
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阜平看望慰问困难群众时强调的那样，要原原本本把党的政策落实好，大家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一定要想方设法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贫困是相对的。落到后面的队伍，我们要千方百计让他们逐步跟上大部队前进的步伐，跟上时代的发展。到2020年以后，也许我们又会提高贫困标准，在新的标准下解决贫困问题。那又是新一轮扶贫了。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中国的扶贫攻坚战不仅将让百姓有更多成就感和获得感，也将继续为全球反贫困做出贡献。
自1986年起，30年间，中央扶贫政策几经调整，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从“区域性扶贫”到瞄准贫困县、“整村推进”，再到“扶贫入户”；从“产业扶贫”到“社会扶贫”、“教育扶贫”、“金融扶贫”……“精准”成为当下的最新风向标。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2000-2014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专项扶贫资金2966亿元，年均增长11.6%。2016年，中央财政安排拨付财政扶贫资金660.95亿元。2014年后，扶贫资金项目审批管理权限进一步下放到县。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近日表示，今年可能90%左右资金规模审批权限下放到县。
脱贫，到了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
通过不懈努力，中国已经使6亿多人脱贫，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但是，按照规定，年人均纯收入2800元以下的属于贫困人口，我国仍有7000多万人没有脱贫。
“十三五”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节点和最后冲刺的五年。而全面小康最艰巨的任务和最大“短板”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扶贫工作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
2014年起，中国政府把每年10月17日设立为中国的“扶贫日”。
“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在江西考察时说。
目前，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相对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贵州、云南、河南、广西、湖南、四川六省区的贫困人口都在500万以上，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有3518万贫困人口。按照现行标准，中国还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不含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因病致贫的占到42%。
入之愈深，其进愈难。单是确定精准脱贫对象，政府就花了很大力量。2013至2014年，全国建档立卡识别出贫困人口。郑文凯表示，目前建档立卡的贫困村有12.8万，占全国总贫困村比重的1/5。
面对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要找到一条迅速见效又能避免返贫的发展路径，更是难上加难。脱贫攻坚也成为锻炼干部的“新战场”，考验干劲的试金石。对干部的挑战是全方位的。随着县级资金项目管理和审批权限的扩大，十几个人要负责几千万整合扶贫资金的项目审批、分配、使用、管理、问效等工作，要负责全县好几万贫困人口的脱贫规划，引进企业，下乡帮扶，还要建立平台，应对各种报表、会议、检查等。地方扶贫办普遍反映钱少人少事多任重。加上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各种制约因素错综复杂，脱贫攻坚更是充满困难与考验。
创新，政府主导下的特色扶贫显成效
面对困难与考验，共产党人的选择是知难而上。
扶贫，既要有勇还要有谋，要把中央精神与本地实际结合起来，精确配置各类生产要素和资源，而不能简单地搞“拉郎配”。把脱贫需求和发展空间放在一起考虑，用可持续的发展来解决贫困问题，决不能“有想法、没办法”、“忠心耿耿、不知咋整”。
在长期实践中，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以经济发展为带动力量、以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为根本途径，政府主导、社会帮扶与农民主体作用相结合，普惠性政策与特惠性政策相配套，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相衔接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因地制宜，各地不断探索出适合本地脱贫的特色创新途径。
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面对农民没本钱、没门路、缺信心的情况，以投入“零成本”、经营“零风险”、就业“零距离”，确立“人均2万袋菌”、“一户一棚”、“人均一亩果”的扶贫目标，打造了一批有特色、带动力强、成长性好的扶贫产业。当地卧龙镇碾子沟村村民金显龙，患有脑血栓疾病，负债累累。参与食用菌园区产业扶贫项目后，公司免费搭建大棚，赊给他2万袋菌棒，年纯收入可达3-4万元。
河北省隆化县整合各方资源，探索完善了“政府、银行、企业、农户、保险”五位一体的农业合作贷款模式，着力打通金融扶贫绿色通道。着力解决农民抵押担保难、还贷风险大、政策落地慢问题。通过金融撬动，现已流转土地11.3万亩，发展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44家，农民专业合作社1025个，所有行政村实现了全覆盖，80%贫困户入社参股。广西百色市田东县率先实现乡镇级金融网点跨行资金汇划乡乡通。苏宁易购、阿里村淘和京东直营店等电商业也大力布局农村市场，参与扶贫。
行业创业、产业创新、金融创新，屡见不鲜。各地因村因户施策，组织实施脱贫攻坚十大工程，产业脱贫、就业脱贫、易地扶贫搬迁、生态保护脱贫、智力扶贫、社保兜底脱贫、健康脱贫、基础设施建设脱贫、金融扶贫、社会扶贫等。贫困乡村掀起脱贫致富的热潮。
克难，戮力同心搬走贫困大山
脱贫是一个系统工程，各地在精准脱贫的实践工作中也遇到一些问题。例如，部分扶贫制度设计存在缺陷；扶贫“精准度”欠佳，资金存在多头投入，缺乏科学安排；扶贫资金发挥效益和辐射功能的彰显力不够；产业扶贫项目调研不够细致，未能根据贫困户不同的致贫原因和现实状况采取有针对性的精准选择，影响了扶贫项目实施的效果。
今年6月29日，国家审计署2015年审计工作报告显示，17个县的29个扶贫项目建成后废弃、闲置或未达预期效果，形成损失浪费2706.11万元。而另一方面却是扶贫款躺在账户上“睡大觉”。在扶贫审计抽查的50.13亿元扶贫资金中，8.43亿元闲置超过1年，其中2.6亿元闲置超过2年，最长逾15年。
一些地方贫困户存在“等靠要”思想，已经脱贫的人为了享受政策的好处，千方百计“装穷”，给精准识别带来不必要的干扰。有的地方为了扶贫，发给农民母羊，结果120头“扶贫羊”，被村民吃掉一半多。扶贫化肥运进村，有的贫困户不愿动手，指挥帮扶干部把化肥搬到家里。理由是“你和上头签订了脱贫军令状，到期完不成目标，上面拿你开刀。” 凡此种种，皆透视出扶贫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同贫困作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贫困地区要收到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的效益，不找对路子，不尊重科学，不实事求是，不下一番苦功夫，不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是改不了贫困落后的农村面貌的。
建立政府、企业、农户脱贫共同体
企业是实现农村企业化、市场化的重要力量。政府做好政策安排，引导和服务工作，在干部和群众之间形成“脱贫共同体”，采取更有效的方式来调动双方积极性。企业向农村输送先进产业和丰厚资金，在符合土地制度的前提下，与农村签署整体扶贫开发协议，农民以其土地、宅基地使用权入股，建立产村融合的发展格局，以短期的微利或更大的收益预期作为支撑，履行先富带共富的法定职责。这样既可以祛除资源、资金、农民“三分散”的顽症，又能推动农村经济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发展，促进农户与经营主体“联产联营”、“联股联心”。最终，帮助农村逐步建立起经济发展、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三位一体”，产权、财权、事权、治权“四权统一”的共同体，建立起自我发展、良性循环的有机力量。
加强扶贫系统队伍建设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要确保扶贫攻坚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关键要打造一批高素质的扶贫开发干部队伍。
要加强扶贫系统干部政治思想、业务能力、工作作风、党风廉政建设、强化责任意识、攻坚意识、精准意识、创新意识、廉洁意识，做到思想认识跟上去、观念方式转过来、工作落实顶上去，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作风硬朗、甘于奉献的扶贫队伍。
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专业优势，以河北农业大学教授、优秀共产党员李保国为榜样，把科研论文写在大地上，把实用技术送进农民家。弘扬创新创业精神，厚植创新创业土壤，细化各项工作流程，制定更加精准的扶贫政策，为贫困地区创新驱动发展和脱贫攻坚做出新贡献。
扶贫的关键是扶信心
贫困户中滋生“等着扶、躺着要”等心态，主要是主观意愿问题。长期的贫困，既能消磨人的斗志，也能锻炼人的意志，区别在于能不能让他们看到希望，将希望转化为动力，拉着他们跳出发展的瓶颈。
贫困户的思想问题，需要通过发展来解决。要尊重农民的意愿，积极引导，并且相信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创造精神。让他们的心热起来、动起来，靠辛勤劳动改变贫困落后面貌。
要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就业能力，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教育与就业是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阻止贫困代际传递关键在加大教育扶贫力度。”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认为，当前，应促进教育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提升贫困地区教育水平。
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阜平看望慰问困难群众时强调的那样，要原原本本把党的政策落实好，大家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一定要想方设法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贫困是相对的。落到后面的队伍，我们要千方百计让他们逐步跟上大部队前进的步伐，跟上时代的发展。到2020年以后，也许我们又会提高贫困标准，在新的标准下解决贫困问题。那又是新一轮扶贫了。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中国的扶贫攻坚战不仅将让百姓有更多成就感和获得感，也将继续为全球反贫困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