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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副主席（财政）、法国标准化集团（AFNOR）总裁品欧伟（Olivier Peyrat），受邀担任中国标准化专家委员会（CSEC）的顾问。作为标准化领域的专家，他将为中国在标准化领域的发展，尤其是在国际标准化机构运行机制方面建言献策。
多方参与的ISO
在品欧伟看来，尽管当今世界复杂多变，但是有一个领域可以凝聚各个国家、各个经济体，不论其规模和具体问题，都开诚布公地共商两个“如何”，即如何建立公平公开的贸易空间；如何制定规则，以减缓气候变化。这一领域就是国际标准化。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自愿性标准化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于1947年在日内瓦成立，中国、法国与美国、前苏联、英国共同成为创始国，目前其已拥有会员国163个。“自愿性标准的优势在于可以作为便利贸易的桥梁和经济伙伴间对话的共同语言，还有助于落实各项规定。标准是全球商品和服务自由流动的基础，符合社会价值，使得技术进步可以真正惠及人类。它有助于业界人士通过协作形成的解决方案真正落地，这是21世纪不可或缺的要素，我想这也是未来之道。正如近期魁北克的一项研究显示，协作和知识经济可以惠及所有人，不论其所处的发展阶段如何。”品欧伟说。
1987年，作为自愿性标准解决方案的提供者，法国标准化集团首开业务效率标准化之先河。这一类标准不同于规范产品或技术流程的传统标准，而是关注企业的良好做法、组织结构和社会行动，具有创新性，因此被称为“第三类标准”。随着该标准在更多领域的延伸，现共有约35000项标准被全球100多万家企业所采用。例如，手机充电器标准可避免因不兼容导致的浪费；ATM机标准使人们可在全球任何地点取现；文本、视频和音频的电子文档交换标准已为人们习以为常，儿童也不例外。“这些标准提高了交互操作性和安全等级。同时，这一方法也催生了ISO质量、环境和安全管理体系。”
品欧伟认为，一项好的标准要由多个重要的部分组成，所规范的内容固然关键，但是仅仅有内容也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解决其中涉及的版权问题，让这些持有版权的公司、组织共同参与。“例如美国，其国内有很多标准制定组织，可以通过这些组织直接或间接地对ISO的标准制定作出贡献。”他认为，中国的标准化法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涵盖了标准制定的各类来源及所规范领域的情况，其中的标准可以来源于企业的自发制定，也可以是区域标准，对强制性标准和自愿性标准也加以了区分，这有助于业界更好地理解和遵守。这项法规的制定，使得中国的标准无论在哪个层面得到国标委认可后，都可以提交到ISO层面上来讨论。”品欧伟告诉《经济》记者，尽管当今标准多为国际标准，但是法国、中国和其他主要提案国仍然是规范提出的主要来源，为建立国际标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电子医疗是合作重点
2016年是法国标准化集团成立的第90个年头，90年来，其共服务了7万多个客户，其中包括11000个国际客户，与超过100个国家建立了业务往来；在全球共设了40个代表处，其中中国代表处规模居第二位。
据品欧伟介绍，自2005年进入中国以来，法国标准化集团始终与中国保持着紧密关系，并积极促进标准化、质量与认证在中国的发展。2013年和2014年，在两国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和奥朗德总统的共同见证下，法国标准化集团先后与中国国标委、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AQSIQ）签署了合作协议。并在基于标准的认证领域，与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和中国认证认可协会（CCAA）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此外，两国在城市规划、旅游等方面的标准化制定与实施上也达成了多项共识。
在品欧伟看来，近十年来，中国国标委为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标准制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在国际化领域的责任担当方面，可以居世界第6位乃至第5位。在ISO理事会、技术委员会等机构中，中国也长期派有代表参与各项标准提案的讨论和制定，并且提出新的倡议。
作为中国标准化专家委员会顾问，品欧伟认为，目前中国标准体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确定未来标准化工作的重点领域。“一方面我们要避免因为过度的标准化而扼杀创新，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有其发展的S曲线，在这个曲线中，如果我们过早地制定了标准，就可能冻结创新的进程；如果过晚，虽然可以实现百花齐放，但是也可能影响市场和消费者的长期、持续性发展。我们要在这个曲线中找到适当的时机来制定和实施标准。另一方面，在面临众多领域和垂直行业的标准化问题时，我们要做到既兼顾协调，又保持灵活性。第三个挑战是国标委、AFNOR以及世界各国的标准化组织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即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益，并以此制定出新的标准，应对新的问题。”
鉴于此，品欧伟建议，今后中法两国可以在智慧城市、能效管理、环境管理、农业和食品、铁路、电子医疗等领域加强合作，“在去年举行的首届中法会上，我们确定了这些领域的合作重点，并且会在明年的会议上深入合作。”他认为，这其中电子医疗领域的合作最为重要。“因为现在中法两国都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来解决这一问题，有效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多方参与的ISO
在品欧伟看来，尽管当今世界复杂多变，但是有一个领域可以凝聚各个国家、各个经济体，不论其规模和具体问题，都开诚布公地共商两个“如何”，即如何建立公平公开的贸易空间；如何制定规则，以减缓气候变化。这一领域就是国际标准化。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自愿性标准化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于1947年在日内瓦成立，中国、法国与美国、前苏联、英国共同成为创始国，目前其已拥有会员国163个。“自愿性标准的优势在于可以作为便利贸易的桥梁和经济伙伴间对话的共同语言，还有助于落实各项规定。标准是全球商品和服务自由流动的基础，符合社会价值，使得技术进步可以真正惠及人类。它有助于业界人士通过协作形成的解决方案真正落地，这是21世纪不可或缺的要素，我想这也是未来之道。正如近期魁北克的一项研究显示，协作和知识经济可以惠及所有人，不论其所处的发展阶段如何。”品欧伟说。
1987年，作为自愿性标准解决方案的提供者，法国标准化集团首开业务效率标准化之先河。这一类标准不同于规范产品或技术流程的传统标准，而是关注企业的良好做法、组织结构和社会行动，具有创新性，因此被称为“第三类标准”。随着该标准在更多领域的延伸，现共有约35000项标准被全球100多万家企业所采用。例如，手机充电器标准可避免因不兼容导致的浪费；ATM机标准使人们可在全球任何地点取现；文本、视频和音频的电子文档交换标准已为人们习以为常，儿童也不例外。“这些标准提高了交互操作性和安全等级。同时，这一方法也催生了ISO质量、环境和安全管理体系。”
品欧伟认为，一项好的标准要由多个重要的部分组成，所规范的内容固然关键，但是仅仅有内容也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解决其中涉及的版权问题，让这些持有版权的公司、组织共同参与。“例如美国，其国内有很多标准制定组织，可以通过这些组织直接或间接地对ISO的标准制定作出贡献。”他认为，中国的标准化法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涵盖了标准制定的各类来源及所规范领域的情况，其中的标准可以来源于企业的自发制定，也可以是区域标准，对强制性标准和自愿性标准也加以了区分，这有助于业界更好地理解和遵守。这项法规的制定，使得中国的标准无论在哪个层面得到国标委认可后，都可以提交到ISO层面上来讨论。”品欧伟告诉《经济》记者，尽管当今标准多为国际标准，但是法国、中国和其他主要提案国仍然是规范提出的主要来源，为建立国际标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电子医疗是合作重点
2016年是法国标准化集团成立的第90个年头，90年来，其共服务了7万多个客户，其中包括11000个国际客户，与超过100个国家建立了业务往来；在全球共设了40个代表处，其中中国代表处规模居第二位。
据品欧伟介绍，自2005年进入中国以来，法国标准化集团始终与中国保持着紧密关系，并积极促进标准化、质量与认证在中国的发展。2013年和2014年，在两国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和奥朗德总统的共同见证下，法国标准化集团先后与中国国标委、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AQSIQ）签署了合作协议。并在基于标准的认证领域，与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和中国认证认可协会（CCAA）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此外，两国在城市规划、旅游等方面的标准化制定与实施上也达成了多项共识。
在品欧伟看来，近十年来，中国国标委为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标准制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在国际化领域的责任担当方面，可以居世界第6位乃至第5位。在ISO理事会、技术委员会等机构中，中国也长期派有代表参与各项标准提案的讨论和制定，并且提出新的倡议。
作为中国标准化专家委员会顾问，品欧伟认为，目前中国标准体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确定未来标准化工作的重点领域。“一方面我们要避免因为过度的标准化而扼杀创新，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有其发展的S曲线，在这个曲线中，如果我们过早地制定了标准，就可能冻结创新的进程；如果过晚，虽然可以实现百花齐放，但是也可能影响市场和消费者的长期、持续性发展。我们要在这个曲线中找到适当的时机来制定和实施标准。另一方面，在面临众多领域和垂直行业的标准化问题时，我们要做到既兼顾协调，又保持灵活性。第三个挑战是国标委、AFNOR以及世界各国的标准化组织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即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益，并以此制定出新的标准，应对新的问题。”
鉴于此，品欧伟建议，今后中法两国可以在智慧城市、能效管理、环境管理、农业和食品、铁路、电子医疗等领域加强合作，“在去年举行的首届中法会上，我们确定了这些领域的合作重点，并且会在明年的会议上深入合作。”他认为，这其中电子医疗领域的合作最为重要。“因为现在中法两国都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来解决这一问题，有效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