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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信用分配中政府信用所占比例过大的不平衡现象，以及定向信用的存在，从一个方面揭示了信用这一稀缺程度较高的资源在我国使用效率低下的原因，本文对此现象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政府要减弱对信用资源直接或间接的控制，让市场力量自行决定信用资源的流向，而政府的责任就在于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关键词] 信用分配； 定向信用； 贷款边际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 F8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01-0019-02
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经济资源依其稀缺程度进行配置是市场发挥作用的主要表现形式。经济理论和历史经验表明，就总体来说，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能够达到最优化，“市场失灵”的存在也不能否认这一点。在各种经济资源中，信用资源是稀缺程度最高的一种资源，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点更为显著。对信用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发挥其最大效用，是一国经济得以稳定增长的根本条件。而要达到这一点，决定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体制的形式如何便是最为决定性的因素了。
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是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的过程，总之，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经历了几百年，市场经济的功能才逐渐齐备，市场经济制度才逐渐完善。英国从15世纪初开始到19世纪初工业革命的完成，用了近400年时间。美国建国较晚，但从1776年的独立战争算起，到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这一过程也持续了100余年。德国从16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到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完成，市场经济的产生和确立过程大约用了300余年的时间。此后，这些国家大约又用了100多年时间，才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的完整体系。
由于发展市场经济起步较晚，以及自身历史传统和特殊国情的关系，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利用“后发优势”基本完成了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建设，中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模式也正在由行政配置资源为主的传统模式向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模式转移；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而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通过调整经济参数(货币供应量、税率等)来间接引导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决策。但中国现行市场经济体制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间仍存在很大差距。我们认为，最根本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政府对经济资源的配置特别是对信用资源的配置仍处于主导地位，一个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信用分配中政府信用与企业信用处于不平衡状态，政府信用所占比例过大，存在“定向信用”问题，进而导致信用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从“银行概览”中可以看出，自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的5年中，国内信贷规模以年均11.3%的速度增加，而银行体系对政府部门净债权(国债和央行准备金)则以年均65.9%的速度迅速增长，远远快于对非金融部门(这里包括非金融企业和住户)债权(贷款)年均13.4%的增长速度。如果我们以国有企业负债情况(这里仅包括企业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不包括递延税款贷项和少数股东权益)代表银行体系对非金融企业的债权情况，那么，银行体系对企业债权的年均(1998—2001)增长速度为4.86%。这充分说明全社会信用总量越来越向政府倾斜，企业的信贷量占全社会信贷总量的比例已经从1998年底的87.5%下降到2001年底的73.1%，下降了14.4个百分点，其持续发展的后果是严重的。
近几年银行体系对政府部门净债权的迅速增加，是对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回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依赖，也反映了作为短期相机实行的财政政策出现长期化的趋势，政府正在承担起储蓄—投资的转化重任。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正在加深。我们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发展中一定的政府干预是必需的、必要的，但凡事要有一个“度”。政府干预经济可能无法产生预期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干预为“寻租”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寻租”是个人或团体为了争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施加影响，以争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即不增加任何社会财富和福利)，它追求的是既得的社会经济利益，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因此“寻租”对增进社会福利毫无贡献可言，反而会造成社会危害。我国近几年出现的各地方政府为争取国债资金支持而“跑步(部)前进”的现象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因此人们对部分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产生怀疑也就无可厚非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居民收入大幅提高，截止到2003年7月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10.6万亿元，国家外汇储备3565亿美元。信用资源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稀缺资源，更不用说像我们这样一个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有钱要用到刀刃上。不能因为资金相对充裕了(很多情况下只是表面现象)，就大手大脚。借债总是要还的，不管是外债还是内债。在合理配置资源中，与市场相比，政府并无优势可言。严格来说，信用资源向政府倾斜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定向信用”。
所谓定向信用，是指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实行计划经济或某一阶段处于计划时期的国家，被用来维持某一部门的就业水平，因此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施以严格的限制。在典型的定向信用下，银行接受指令向指定的部门或企业发放贷款，而且这些贷款还要占银行某一时期的总资产或总信用的一定比例。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等形式从商业银行和居民手中募集资金，然后投向指定部门和领域，就是一种变相的“定向信用”，只不过要由政府支付一种直接的成本——利息。
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银行信用分配失误的社会成本表现为落后经济中投资对产量的增长比率较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年度投资产出比率情况为：1981年19.76，1982年23.24，1983年24.09，1984年25.56，1985年28.37，1986年30.59，1987年31.7，1988年31.84，1989年26.08，1990年24.35，1991年25.88，1992年30.33，1993年37.74，1994年36.45，1995年34.23，1996年33.84，1997年33.49，1998年36.26，1999年36.38，2000年36.82，2001年38.46，2002年40.5。
从统计情况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产出比率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从1981年的19.76%上升到2002年的40.5%，翻了一倍。这一点可以说明我国在信用分配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误。下面我们从另一个方面，即贷款的边际生产率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一问题。
银行贷款是投资的主要来源。如果贷款价格不被扭曲，银行贷款将会被引向生产性投资。最终产出增长率将会超过贷款增长率，即产出的扩张速度将会超过贷款要求的扩张速度。换句话说，相对于总产出的变化贷款的变化将呈下降趋势。因此人们会有一个贷款边际生产率上升的预期。反之，一个下降的贷款边际生产率反映了投资和贷款的无效性。我国有关年度贷款边际生产率分别是：1994年0.9，1995年1.11，1996年0.89，1997年0.48，1998年0.33，1999年0.52，2000年1.3，2001年0.5，2002年0.56(自1994年其各项贷款余额为金融机构信贷收支中数据，1993年数据为国家银行信贷资金平衡表(资金运用)中数据。因此1994年贷款增量数据可能较大，但并不影响我们对贷款资金边际生产率的总体判断)。
从统计情况我们可以看出，GDP增量超过贷款增量的年份只有两个(1995年和2000年)，其它年份GDP增量都低于贷款增量，且1997年后急速下降。有的年份(1998年)1元钱的贷款只创造0.33元的产出，可见大量贷款被用于非生产性投资。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要减弱对信贷资金直接或间接的控制，让市场力量自行决定信贷资金的流向，而政府的责任就在于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比如解决利率市场化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办公厅）
[关键词] 信用分配； 定向信用； 贷款边际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 F8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01-0019-02
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经济资源依其稀缺程度进行配置是市场发挥作用的主要表现形式。经济理论和历史经验表明，就总体来说，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能够达到最优化，“市场失灵”的存在也不能否认这一点。在各种经济资源中，信用资源是稀缺程度最高的一种资源，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点更为显著。对信用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发挥其最大效用，是一国经济得以稳定增长的根本条件。而要达到这一点，决定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体制的形式如何便是最为决定性的因素了。
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是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的过程，总之，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经历了几百年，市场经济的功能才逐渐齐备，市场经济制度才逐渐完善。英国从15世纪初开始到19世纪初工业革命的完成，用了近400年时间。美国建国较晚，但从1776年的独立战争算起，到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这一过程也持续了100余年。德国从16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到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完成，市场经济的产生和确立过程大约用了300余年的时间。此后，这些国家大约又用了100多年时间，才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的完整体系。
由于发展市场经济起步较晚，以及自身历史传统和特殊国情的关系，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利用“后发优势”基本完成了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建设，中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模式也正在由行政配置资源为主的传统模式向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模式转移；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而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通过调整经济参数(货币供应量、税率等)来间接引导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决策。但中国现行市场经济体制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间仍存在很大差距。我们认为，最根本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政府对经济资源的配置特别是对信用资源的配置仍处于主导地位，一个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信用分配中政府信用与企业信用处于不平衡状态，政府信用所占比例过大，存在“定向信用”问题，进而导致信用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从“银行概览”中可以看出，自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的5年中，国内信贷规模以年均11.3%的速度增加，而银行体系对政府部门净债权(国债和央行准备金)则以年均65.9%的速度迅速增长，远远快于对非金融部门(这里包括非金融企业和住户)债权(贷款)年均13.4%的增长速度。如果我们以国有企业负债情况(这里仅包括企业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不包括递延税款贷项和少数股东权益)代表银行体系对非金融企业的债权情况，那么，银行体系对企业债权的年均(1998—2001)增长速度为4.86%。这充分说明全社会信用总量越来越向政府倾斜，企业的信贷量占全社会信贷总量的比例已经从1998年底的87.5%下降到2001年底的73.1%，下降了14.4个百分点，其持续发展的后果是严重的。
近几年银行体系对政府部门净债权的迅速增加，是对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回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依赖，也反映了作为短期相机实行的财政政策出现长期化的趋势，政府正在承担起储蓄—投资的转化重任。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正在加深。我们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发展中一定的政府干预是必需的、必要的，但凡事要有一个“度”。政府干预经济可能无法产生预期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干预为“寻租”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寻租”是个人或团体为了争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施加影响，以争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即不增加任何社会财富和福利)，它追求的是既得的社会经济利益，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因此“寻租”对增进社会福利毫无贡献可言，反而会造成社会危害。我国近几年出现的各地方政府为争取国债资金支持而“跑步(部)前进”的现象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因此人们对部分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产生怀疑也就无可厚非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居民收入大幅提高，截止到2003年7月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10.6万亿元，国家外汇储备3565亿美元。信用资源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稀缺资源，更不用说像我们这样一个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有钱要用到刀刃上。不能因为资金相对充裕了(很多情况下只是表面现象)，就大手大脚。借债总是要还的，不管是外债还是内债。在合理配置资源中，与市场相比，政府并无优势可言。严格来说，信用资源向政府倾斜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定向信用”。
所谓定向信用，是指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实行计划经济或某一阶段处于计划时期的国家，被用来维持某一部门的就业水平，因此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施以严格的限制。在典型的定向信用下，银行接受指令向指定的部门或企业发放贷款，而且这些贷款还要占银行某一时期的总资产或总信用的一定比例。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等形式从商业银行和居民手中募集资金，然后投向指定部门和领域，就是一种变相的“定向信用”，只不过要由政府支付一种直接的成本——利息。
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银行信用分配失误的社会成本表现为落后经济中投资对产量的增长比率较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年度投资产出比率情况为：1981年19.76，1982年23.24，1983年24.09，1984年25.56，1985年28.37，1986年30.59，1987年31.7，1988年31.84，1989年26.08，1990年24.35，1991年25.88，1992年30.33，1993年37.74，1994年36.45，1995年34.23，1996年33.84，1997年33.49，1998年36.26，1999年36.38，2000年36.82，2001年38.46，2002年40.5。
从统计情况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产出比率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从1981年的19.76%上升到2002年的40.5%，翻了一倍。这一点可以说明我国在信用分配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误。下面我们从另一个方面，即贷款的边际生产率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一问题。
银行贷款是投资的主要来源。如果贷款价格不被扭曲，银行贷款将会被引向生产性投资。最终产出增长率将会超过贷款增长率，即产出的扩张速度将会超过贷款要求的扩张速度。换句话说，相对于总产出的变化贷款的变化将呈下降趋势。因此人们会有一个贷款边际生产率上升的预期。反之，一个下降的贷款边际生产率反映了投资和贷款的无效性。我国有关年度贷款边际生产率分别是：1994年0.9，1995年1.11，1996年0.89，1997年0.48，1998年0.33，1999年0.52，2000年1.3，2001年0.5，2002年0.56(自1994年其各项贷款余额为金融机构信贷收支中数据，1993年数据为国家银行信贷资金平衡表(资金运用)中数据。因此1994年贷款增量数据可能较大，但并不影响我们对贷款资金边际生产率的总体判断)。
从统计情况我们可以看出，GDP增量超过贷款增量的年份只有两个(1995年和2000年)，其它年份GDP增量都低于贷款增量，且1997年后急速下降。有的年份(1998年)1元钱的贷款只创造0.33元的产出，可见大量贷款被用于非生产性投资。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要减弱对信贷资金直接或间接的控制，让市场力量自行决定信贷资金的流向，而政府的责任就在于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比如解决利率市场化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办公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