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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陈染作品中的思想内涵深刻而复杂,这在关于两性性别角色的思辨中尤其明显。性别在陈染的小说中的彼此区别、认定比较复杂,作品中的人物性别多数是抽象的,并富有象征意味。从对男性的反抗后的失落,对女性的依赖后的迷茫,转向自恋后的错读,一个自以为超性别的零女士讽刺地仍没有跳出性别迷失的桎梏,思考重新又回到原点。
关键词: 性别思辨 次性别 反俄狄浦斯 同性恋 超性别
“一个女人说出自己生活的隐秘会怎样呢?世界将被撕裂开”。[1]90年代以后以陈然林白为代表的新一代女作家相继出现而引起的女性文学热潮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这种热度事实上这与文化界女性消费有密切联系,是“作为一种颠覆的,性的自传——一种性别的自传去兜售”。[2]但在这里绝大部分的受众只是关注于性的刺激,而绝不是性别本身。显然陈染作品中的思想内涵远不止如此,表现在关于两性性别角色的思辨中尤其明显。本文就结合具体作品来作探讨。
世上只有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然而性别在陈染的小说中的彼此区别认定就没有那样简单,作品中人物性别是被抽象并富有象征意味的。“女人并不是生就的,则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3]纵观陈染的小说,便是一部性别探寻史。人类自我认同的顺序,是由母性认同开始,然而由于父权社会的影响以及作者自身先决条件所限(她创作时已经不是初生的女孩,已经跨越了母性依恋阶段),使得作家首先把目光投向了男性。
对男性的反抗后的失落
陈染小说中性别对立与冲突不局限于男女,甚至同性内部之间也被给与了差异。男性形象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次性别群,即男1,男2和男3。男1多是父亲形象,象征男权威严。陈染作品中多次出现父亲角色,形象基本一致:高高在上,在家庭中居于主导地位,并无一例外地压迫“我”和“我的母亲”。典型例子如《与往事干杯》中的那个干部父亲和《私人生活》中的T老师。男2则是象征青春活力的,甚至是极度单纯的年轻男子形象。《私人生活》中的尹楠,《与往事干杯》中的老巴就属于这一类群。男1是根深蒂固的社会男权的代表,在陈的笔下,他们粗暴自以为是,蔑视女性的智慧。在塑造人物的同时,作者也鲜明地注入了自己的判断:她厌恶这类人(《私人生活》中,当奶奶希望拗拗今后嫁个好男人以免受苦时,拗拗竟说等她长大了要让男人受苦,比如T老师那样的男人)。
而男2就不同了。他们的热情,纯朴,没有一点世故的灵魂让主人公发自内心的爱慕与依赖。而且这类男子的外貌也多半是清秀的面庞,当然还有最不可或缺的与其内在气质是相符合的清澈眼神,。然而就是外表如此水火不相容的两种人,却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其中蕴含了恋父与弑父的双重倾向。其实双重倾向本身并不矛盾,弑父是恋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爱与恨完全可以同时产生,甚至相互转化。在弑父之后,会因父亲角色的空白而产生怀念与依赖,对另外一面的父亲(充满安全感)寄予向往。就像陈的另一部小说《巫女和她的梦中之门》中的小女孩被父亲的一个巴掌伤透了心,却去找了一个父亲式的老邻居奉献自己,这无异于将父亲对她的毁灭变成自我毁灭。当然最能表现男1与男2之间关系的无疑是《与往事干杯》中的男性邻居和老巴。主人公“我”和男邻居初试云雨,是他开启了主人公的“另一个世界”,他们之间或许只有性、肉欲的关联。而多年之后的老巴确是主人公真心爱恋的男子,然而命运似乎是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原来老巴正是男邻居失散海外的亲生儿子!这样离奇的情节设置说明的是什么问题呢?有些评论家将其归结为上文所说的弑父情结,即不弑父(男邻居),子辈(老巴)就会被父所弑的矛盾心情,实则不然。俄狄浦斯情结的女性主体阐释应当是恋父弑母,弑父情结只适用于小说中的男性形象,而不是作者本身。作者无疑是反抗父权的,有反俄狄浦斯倾向,事实上她确实曾恋过母,但结局却也是无果而终,这在后文会详述。男1和男2的意义就在于:他们分别是反俄狄浦斯情结和俄狄浦斯情结中男性的代表。换言之,他们都可以被当作是父亲的形象。
还有男3,这类的人物有些在男1中出现过,如作品中的男性邻居,如《私人生活》中的T老师。他们是作为父亲形象的替代而出现。父亲可望而不可即,就通过男性邻居来满足女主人公对父亲的潜在的依赖(也极有可能在作家本身的成长经历中就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人在)。这些男邻居多肩负着开启女孩性欲望大门的任务,女孩就是由他们开始了向成熟女性的蜕变。应当注意的是,这些男性没有真正的父权威严,反而略带忧郁卑下的气质,如《与往事干杯》中的男邻居和《私人生活》中的T老师,他们受到了性欲的折磨与纠缠,在与“我”发生肉体关系前均是可怜的哀求。作者在反抗父权的同时也在反思斗争之后的出路。男2和男3就是两种不同的路线,但在作者笔下,这两条出路都被她自己一一否定。“她的体内仍有一个完整的部分未被占领,这个部位渴望占有她所给予男性的那种珍宝。这解释了许多女人程度不同地具有同性恋倾向这一事实”。[4]与老巴的近似乱伦,尹楠的突然告别,男邻居的衰老与猥琐,摆脱父权后的“我”没有想象中的那片光明,结果就是没有结果。
对女性的依赖后的迷茫
于是主人公转而寄希望于女性。女性也可以分为不同的次性别:女1和女2。女1的形象就是的母亲形象,却更显出复杂的特征涵义。在《与往事干杯》中的母亲是“我”的庇护,她对“我”的疼爱与关怀甚至超过了“我”的哥哥,她可以为了“我”,与父亲不顾一切的争吵,当“我”划破了父亲的裤子时也站在了“我”的一边。当“我”长大成人之后,母亲就成为了“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可以很平等地与“我”交换关于爱情、婚姻和老巴的意见。这样的趋势就有反俄狄浦斯倾向。但奇怪的是,作者却没有接下来转向恋母,反而对母亲也提出了否定,如《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对母亲的疏远伴随着敌视;对母亲的依恋以仇恨告终”。[5]在这部作品中,母亲变成了一个控制者的形象。她粗暴地干涉”我”的一切生活,跟踪调查”我”的行踪,反对”我”的恋爱,阻挠”我”与伊堕人之间的暧昧交往,她甚至喊出“黛儿她活着是我的,死了也是我的”[6]这样的近乎变态的宣言。这种转变是挣脱父权的后遗症使然。在两性的世界中驱逐了父亲,而其他的男性也无法使之满意。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就发生了性别错位,担当起父亲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母亲会干涉“我”的生活,而且是无条件的,粗暴地干涉,这不正是父亲的影子么?在还有父亲的日子里,母亲是父权的缓冲和补偿,所以温柔善良,着实可亲;一旦冲破父权的藩篱(《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没有出现父亲形象),母亲就自然而然借为父亲,变得面目狰狞,可恶至极了。这里的反抗并非这样的情况:“女儿如果要进入男性霸权的社会,被男性社会象征秩序所接纳,必须摆脱和克服对母亲的依附和认同,建立起与父亲和异性的关系”。[7]从更深的涵义上来说,作者在反母的同时其实又回到了反父。母女统一体内部出现了深刻的生命裂缝,纯粹的母女城堡充满了监控与反监控、压抑与反压抑的父权统治程序的复制。
再说女2。这里包括女主人公保持暧昧关系(甚至可以看作同性恋)的较年轻女性,如《私人生活》中的女寡妇禾,《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的伊堕人等。同性爱是“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行为模式”,[8]但在与这类女性的关系中,似乎又与单纯的同性恋有不同。她们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良师、引导者的特质。禾的抚摸与安慰让“我”感动并伴随身体的异样知觉,伊堕人则在思想上给主人公以巨大的启迪。不可否认,她们与“我”接触,也能够填补自己的空虚寂寞,也能感受到充实与快乐,但除此之外,她们又似乎比“我”要独立的多。她们并不视“我”为精神的唯一慰藉,当禾谈起文学来时慷慨激昂,丝毫没有在意“我”的失落;伊堕人更是冷冰冰的如知晓一切的上帝般俯视主人公的哀愁。“事实上,同性恋既不是一种厄运,也不是被有意纵情享受的一种变态,它是在特定处境下被选择的一种态度”。[9]作者始终在选择,选择一种参照,从父性到母性又到同性,她企图在他人参照中达到自我性别的认同。但结局却是一次次的破灭,“我”和他们的心灵始终无法并肩而行。就这样,在《私人生活》中的拗拗最终变成了所谓的“零女士”。关于“零”的含义的理解是很丰富的。有人将其视作“超性别意识”,即不谈挣脱父权控制,也不谈女权主义,直接忽视性别差异,没了差异,斗争也就失去了意义。而陈染自己则是这样说的:“‘零’就是没有,没有束缚,也没有对抗,这里的没有对抗并不是真的不对抗,而是一种用否定外在的姿态,来捍卫自己。实际上这是最为彻底的对抗。”
转向自恋后的错读
陈染自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她终究还是在对抗父权,她的小说其实就是这种对抗和对抗后的再思考的历程。她一直在寻找寄托,然而战胜父权之后,她尝试了男2,男3,女1,女2,却最终没有地方安放其心灵。正因为这样,她不惜自己造出个“零女士”,名为最彻底的对抗,实是自欺欺人的逃避。她选择了最后的栖身之所:自恋。“选同性为对象比起选异性为对象来说,与自恋原来就有更深切的关系;所以,同性恋的热情一受拒斥,便特别容易折回而成自恋”。[10]于是就出现了上文的零女士。但此时作者却又陷入了另一个陷阱,正如波伏娃所说的:“照在镜子里的形象和自我进行同一化,……就连那些姿色平庸的女人,有时往往会对着镜子,如痴如狂”,[11]这就是拉康著名的“镜像理论”。[12]她始终没有办法突破自我的限制,从而达到对性别认识和自我认同的自由境地。就连作者最擅用的自白式叙事的“最好的作品却恰恰是通过自我表露来取得一种与自我之间的批判性的距离,并获得对以心理形式再现出来的历史力量的洞察”。[13]
就这样,一个自以为超性别的零女士讽刺地仍没有跳出性别迷失的桎梏,思考重新又回到原点。这可以被当作是女性思考后的悲哀,但我们是否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这种思考本身就是一种屈服于男权的尝试,它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独立性和至少是同男性相当的重要性,其潜台词便是当下女性地位处于男性之下。也就是说,这种抗争的基点就是女性对自己的不自信,而这或许正是抗争无法取得令人满意效果的根源。到女性不再抱有与男性对抗的意念的时候,就是她真能对抗的时候。而在那时,对抗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参考文献:
[1]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61.
[2]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227.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461.
[5]弗洛伊德.文明与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251.
[6]陈染.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71.
[7]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52.
[8]李银河.性文化研究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03.
[9]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483.
[10]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343.
[1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12]拉康认为,自我的建构离不开自身也离不开自我的对应物,即来自于镜中自我的影像;自我通过与这个影像的认同而实现。镜像阶段是一个自欺的瞬间,是一个由虚幻影像引起的迷恋过程,是想像性思维方式的起点。自我并不是自己的主宰;人们苦苦寻找自我,而当找到它时,它却外在于我们,总是作为一个他者而存在,被自身无法掌控的外部力量所决定,永久地被限定在与自己异化的境地。她始终没有办法突破自我的限制,从而达到对性别认识和自我认同的自由境地。
[13]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16.
关键词: 性别思辨 次性别 反俄狄浦斯 同性恋 超性别
“一个女人说出自己生活的隐秘会怎样呢?世界将被撕裂开”。[1]90年代以后以陈然林白为代表的新一代女作家相继出现而引起的女性文学热潮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这种热度事实上这与文化界女性消费有密切联系,是“作为一种颠覆的,性的自传——一种性别的自传去兜售”。[2]但在这里绝大部分的受众只是关注于性的刺激,而绝不是性别本身。显然陈染作品中的思想内涵远不止如此,表现在关于两性性别角色的思辨中尤其明显。本文就结合具体作品来作探讨。
世上只有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然而性别在陈染的小说中的彼此区别认定就没有那样简单,作品中人物性别是被抽象并富有象征意味的。“女人并不是生就的,则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3]纵观陈染的小说,便是一部性别探寻史。人类自我认同的顺序,是由母性认同开始,然而由于父权社会的影响以及作者自身先决条件所限(她创作时已经不是初生的女孩,已经跨越了母性依恋阶段),使得作家首先把目光投向了男性。
对男性的反抗后的失落
陈染小说中性别对立与冲突不局限于男女,甚至同性内部之间也被给与了差异。男性形象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次性别群,即男1,男2和男3。男1多是父亲形象,象征男权威严。陈染作品中多次出现父亲角色,形象基本一致:高高在上,在家庭中居于主导地位,并无一例外地压迫“我”和“我的母亲”。典型例子如《与往事干杯》中的那个干部父亲和《私人生活》中的T老师。男2则是象征青春活力的,甚至是极度单纯的年轻男子形象。《私人生活》中的尹楠,《与往事干杯》中的老巴就属于这一类群。男1是根深蒂固的社会男权的代表,在陈的笔下,他们粗暴自以为是,蔑视女性的智慧。在塑造人物的同时,作者也鲜明地注入了自己的判断:她厌恶这类人(《私人生活》中,当奶奶希望拗拗今后嫁个好男人以免受苦时,拗拗竟说等她长大了要让男人受苦,比如T老师那样的男人)。
而男2就不同了。他们的热情,纯朴,没有一点世故的灵魂让主人公发自内心的爱慕与依赖。而且这类男子的外貌也多半是清秀的面庞,当然还有最不可或缺的与其内在气质是相符合的清澈眼神,。然而就是外表如此水火不相容的两种人,却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其中蕴含了恋父与弑父的双重倾向。其实双重倾向本身并不矛盾,弑父是恋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爱与恨完全可以同时产生,甚至相互转化。在弑父之后,会因父亲角色的空白而产生怀念与依赖,对另外一面的父亲(充满安全感)寄予向往。就像陈的另一部小说《巫女和她的梦中之门》中的小女孩被父亲的一个巴掌伤透了心,却去找了一个父亲式的老邻居奉献自己,这无异于将父亲对她的毁灭变成自我毁灭。当然最能表现男1与男2之间关系的无疑是《与往事干杯》中的男性邻居和老巴。主人公“我”和男邻居初试云雨,是他开启了主人公的“另一个世界”,他们之间或许只有性、肉欲的关联。而多年之后的老巴确是主人公真心爱恋的男子,然而命运似乎是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原来老巴正是男邻居失散海外的亲生儿子!这样离奇的情节设置说明的是什么问题呢?有些评论家将其归结为上文所说的弑父情结,即不弑父(男邻居),子辈(老巴)就会被父所弑的矛盾心情,实则不然。俄狄浦斯情结的女性主体阐释应当是恋父弑母,弑父情结只适用于小说中的男性形象,而不是作者本身。作者无疑是反抗父权的,有反俄狄浦斯倾向,事实上她确实曾恋过母,但结局却也是无果而终,这在后文会详述。男1和男2的意义就在于:他们分别是反俄狄浦斯情结和俄狄浦斯情结中男性的代表。换言之,他们都可以被当作是父亲的形象。
还有男3,这类的人物有些在男1中出现过,如作品中的男性邻居,如《私人生活》中的T老师。他们是作为父亲形象的替代而出现。父亲可望而不可即,就通过男性邻居来满足女主人公对父亲的潜在的依赖(也极有可能在作家本身的成长经历中就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人在)。这些男邻居多肩负着开启女孩性欲望大门的任务,女孩就是由他们开始了向成熟女性的蜕变。应当注意的是,这些男性没有真正的父权威严,反而略带忧郁卑下的气质,如《与往事干杯》中的男邻居和《私人生活》中的T老师,他们受到了性欲的折磨与纠缠,在与“我”发生肉体关系前均是可怜的哀求。作者在反抗父权的同时也在反思斗争之后的出路。男2和男3就是两种不同的路线,但在作者笔下,这两条出路都被她自己一一否定。“她的体内仍有一个完整的部分未被占领,这个部位渴望占有她所给予男性的那种珍宝。这解释了许多女人程度不同地具有同性恋倾向这一事实”。[4]与老巴的近似乱伦,尹楠的突然告别,男邻居的衰老与猥琐,摆脱父权后的“我”没有想象中的那片光明,结果就是没有结果。
对女性的依赖后的迷茫
于是主人公转而寄希望于女性。女性也可以分为不同的次性别:女1和女2。女1的形象就是的母亲形象,却更显出复杂的特征涵义。在《与往事干杯》中的母亲是“我”的庇护,她对“我”的疼爱与关怀甚至超过了“我”的哥哥,她可以为了“我”,与父亲不顾一切的争吵,当“我”划破了父亲的裤子时也站在了“我”的一边。当“我”长大成人之后,母亲就成为了“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可以很平等地与“我”交换关于爱情、婚姻和老巴的意见。这样的趋势就有反俄狄浦斯倾向。但奇怪的是,作者却没有接下来转向恋母,反而对母亲也提出了否定,如《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对母亲的疏远伴随着敌视;对母亲的依恋以仇恨告终”。[5]在这部作品中,母亲变成了一个控制者的形象。她粗暴地干涉”我”的一切生活,跟踪调查”我”的行踪,反对”我”的恋爱,阻挠”我”与伊堕人之间的暧昧交往,她甚至喊出“黛儿她活着是我的,死了也是我的”[6]这样的近乎变态的宣言。这种转变是挣脱父权的后遗症使然。在两性的世界中驱逐了父亲,而其他的男性也无法使之满意。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就发生了性别错位,担当起父亲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母亲会干涉“我”的生活,而且是无条件的,粗暴地干涉,这不正是父亲的影子么?在还有父亲的日子里,母亲是父权的缓冲和补偿,所以温柔善良,着实可亲;一旦冲破父权的藩篱(《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没有出现父亲形象),母亲就自然而然借为父亲,变得面目狰狞,可恶至极了。这里的反抗并非这样的情况:“女儿如果要进入男性霸权的社会,被男性社会象征秩序所接纳,必须摆脱和克服对母亲的依附和认同,建立起与父亲和异性的关系”。[7]从更深的涵义上来说,作者在反母的同时其实又回到了反父。母女统一体内部出现了深刻的生命裂缝,纯粹的母女城堡充满了监控与反监控、压抑与反压抑的父权统治程序的复制。
再说女2。这里包括女主人公保持暧昧关系(甚至可以看作同性恋)的较年轻女性,如《私人生活》中的女寡妇禾,《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的伊堕人等。同性爱是“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行为模式”,[8]但在与这类女性的关系中,似乎又与单纯的同性恋有不同。她们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良师、引导者的特质。禾的抚摸与安慰让“我”感动并伴随身体的异样知觉,伊堕人则在思想上给主人公以巨大的启迪。不可否认,她们与“我”接触,也能够填补自己的空虚寂寞,也能感受到充实与快乐,但除此之外,她们又似乎比“我”要独立的多。她们并不视“我”为精神的唯一慰藉,当禾谈起文学来时慷慨激昂,丝毫没有在意“我”的失落;伊堕人更是冷冰冰的如知晓一切的上帝般俯视主人公的哀愁。“事实上,同性恋既不是一种厄运,也不是被有意纵情享受的一种变态,它是在特定处境下被选择的一种态度”。[9]作者始终在选择,选择一种参照,从父性到母性又到同性,她企图在他人参照中达到自我性别的认同。但结局却是一次次的破灭,“我”和他们的心灵始终无法并肩而行。就这样,在《私人生活》中的拗拗最终变成了所谓的“零女士”。关于“零”的含义的理解是很丰富的。有人将其视作“超性别意识”,即不谈挣脱父权控制,也不谈女权主义,直接忽视性别差异,没了差异,斗争也就失去了意义。而陈染自己则是这样说的:“‘零’就是没有,没有束缚,也没有对抗,这里的没有对抗并不是真的不对抗,而是一种用否定外在的姿态,来捍卫自己。实际上这是最为彻底的对抗。”
转向自恋后的错读
陈染自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她终究还是在对抗父权,她的小说其实就是这种对抗和对抗后的再思考的历程。她一直在寻找寄托,然而战胜父权之后,她尝试了男2,男3,女1,女2,却最终没有地方安放其心灵。正因为这样,她不惜自己造出个“零女士”,名为最彻底的对抗,实是自欺欺人的逃避。她选择了最后的栖身之所:自恋。“选同性为对象比起选异性为对象来说,与自恋原来就有更深切的关系;所以,同性恋的热情一受拒斥,便特别容易折回而成自恋”。[10]于是就出现了上文的零女士。但此时作者却又陷入了另一个陷阱,正如波伏娃所说的:“照在镜子里的形象和自我进行同一化,……就连那些姿色平庸的女人,有时往往会对着镜子,如痴如狂”,[11]这就是拉康著名的“镜像理论”。[12]她始终没有办法突破自我的限制,从而达到对性别认识和自我认同的自由境地。就连作者最擅用的自白式叙事的“最好的作品却恰恰是通过自我表露来取得一种与自我之间的批判性的距离,并获得对以心理形式再现出来的历史力量的洞察”。[13]
就这样,一个自以为超性别的零女士讽刺地仍没有跳出性别迷失的桎梏,思考重新又回到原点。这可以被当作是女性思考后的悲哀,但我们是否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这种思考本身就是一种屈服于男权的尝试,它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独立性和至少是同男性相当的重要性,其潜台词便是当下女性地位处于男性之下。也就是说,这种抗争的基点就是女性对自己的不自信,而这或许正是抗争无法取得令人满意效果的根源。到女性不再抱有与男性对抗的意念的时候,就是她真能对抗的时候。而在那时,对抗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参考文献:
[1]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61.
[2]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227.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461.
[5]弗洛伊德.文明与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251.
[6]陈染.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71.
[7]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52.
[8]李银河.性文化研究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03.
[9]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483.
[10]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343.
[1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12]拉康认为,自我的建构离不开自身也离不开自我的对应物,即来自于镜中自我的影像;自我通过与这个影像的认同而实现。镜像阶段是一个自欺的瞬间,是一个由虚幻影像引起的迷恋过程,是想像性思维方式的起点。自我并不是自己的主宰;人们苦苦寻找自我,而当找到它时,它却外在于我们,总是作为一个他者而存在,被自身无法掌控的外部力量所决定,永久地被限定在与自己异化的境地。她始终没有办法突破自我的限制,从而达到对性别认识和自我认同的自由境地。
[13]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