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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唐双宁，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光大集团董事长、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席、若干大学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众多重量级头衔。以及他在金融领域的工作及诸多著述，此外还有他那久负盛名的狂草书法。而很少有人知道他对中共党史的浓厚兴趣，也鲜有人理解他在一天紧张工作之余，仍对党史问题进行探索和思考的热情。从重走长征路到发表党史问题考证文章，从对党史史实的如数家珍，到初步写就关于周恩来、“文化大革命”等问题的研究提纲，一位在金融行业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为何对党史情有独钟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走访了唐双宁，听他讲述了在研究党史的过程中曾走过的路、曾有的感触、曾得到的启迪，体会一位忙碌的金融家浓浓的党史情结……
记者：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一般人看来，金融和党史之间隔了不知多少座山。您一直从事金融工作，为什么对党史这么感兴趣呢?
唐双宁：我1954年10月出生于辽宁，小学五年级还没毕业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停课；后来，到化肥厂做了一名工人，一干就是7年。当时我一边工作，一边阅读自己能够找到的书籍，党史方面的书籍尤其是我的最爱。到1978年恢复高考，我考入辽宁财经学院基建财务与信用专业(现在的东北财经大学)，从此同财经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我一直对中共党史研究情有独钟，在大学读书时，就曾是中共党史课代表。可以说，我每天都至少工作12小时，但仍利用业余时间阅读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希望以史为鉴，能从历史中思考、寻找对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启迪。
我想补充说明的是，我是从事金融工作的，书法是我的业余爱好，对历史、对中共党史、特别是对长征史的研究，也是我的一个业余兴趣。正因为如此，十几年来，我利用休假、出差的机会，基本重走了一、二、四方面军长征的路段。
记者：您重走长征路。除了出于对党史、长征史的兴趣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促使您这样做?
唐双宁：没有什么功利性的目的，如果有功利性，我认为是对先人的不恭。除了刚才提到的对中共党史、特别是长征史的兴趣外，还有就是出于景仰，出于崇拜。我们这代人，出生在崇拜英雄的年代，从小就感染了一种“英雄情结”。长征的英雄是我孩提时代最为崇拜的英雄，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崇拜歌星、崇拜影星一样。从那时候起我就做着“长征”的梦，梦想着有一天能重温一下他们的奇迹。
长大后，我的梦想成为现实。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间，我基本上重走了长征路。当然不是一次走的，是分次走的；也不是全部走完，是把主要路段走完了。每走一次，可以说灵魂净化一次，认识提高一次。
记者：重走长征路，您应该有不少感触吧?
唐双宁：重走长征路，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觉得人要有一点精神。我觉得长征是前人给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长征的精神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部门的，而是全民族、全人类的。就此，我写过两篇短文，一篇叫《长征点燃的激情》，一篇叫《为了弘扬一种精神》。
红军长征胜利，靠的完全是一种境界、一种精神。记得2004年，利用难得的休假我走了草地。不说别的，光是3500米海拔。气儿都上不来，我坐在汽车里都很难喘气，只能靠氧气袋维持呼吸。何况红军当年还背着辎重，没有粮食吃，没有衣服穿。红军过草地走了六天六夜，要是常人的话，光是六天六夜不睡觉都受不了。在考察时，我听说，为了活下来，有的战士将粪便中未消化的青稞再筛出来重新煮熟充饥。同时，上有飞机轰炸却无法躲藏，前有堵截之兵无法回避；稍有不慎，就会陷于泥潭而不能自拔。当地人告诉我，现在草地里经常会遇见人的头骨。那可能就是当年从江西、从湖南、从湖北走进草地的红军战士的头骨。
红军就是在这样不具备生存条件的情况下顽强生存，在不具备胜利条件的情况下拼取胜利，何止是惊天地?何止是泣鬼神?每到一处，除肃然起敬之外，我就情不自禁地想，现在这种精神怎么样了呢?如果我们能继续保持这种精神，如果我们能更加弘扬这种精神，我们的斗志就会更昂扬，我们的国家就会更强大……
我觉得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好比一个人的血肉和灵魂。人不能没有血肉，不能魂不附体；人也不能没有灵魂，不能成为“植物人”，成为“行尸走肉”。国家也一样，GDP是一个国家的血肉，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因此，2005年我们开展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我在发言中就说，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对我们来讲关键就两条，一是把精神境界提起来，二是把本职工作落下去，靠这两条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矛盾。今天我们同样也面临许多困难和矛盾。比如金融工作既要支持经济发展，又要防范风险，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有时也是很难的。但是，同长征比起来，这些算什么呢?所以，我们要用长征的精神战胜今天的困难。
记者：2006年，您在接受采访时曾说，重走长征路也引起了您对党史、长征史研究的兴趣，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唐双宁：重走长征路，实地考察党史上重大事件遗址，这些都诱发了我对党史、特别是长征史研究考证的兴趣。拿长征来说，长征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参加长征有哪些队伍?长征一共走了多少路程?长征中有多少次会师?怎样从广义上理解遵义会议?等等。这些问题我通过实地考察得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单独写一篇论文。但是，由于工作实在太忙，我没有时间把这些写出来，有的只是拉了一个提纲。
在我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比较成型的有一篇《巴西会议会址考》，那是我2004年休假时亲自考察后得出的一个“一家之言”，发表在贵刊。当时，我通过实地考察、考证，认为长征中著名的巴西会议在四川省若尔盖县牙弄周恩来的住处召开。为了弄清中共历史上的这段悬案，一睹牙弄的真容，我曾不顾高原缺氧，咬了咬牙，亲自进行了考证。我由当地老乡引领，来到当年周恩来的住处。这是一座普通的藏民院落，由于主人不在，房间打不开，我们只好在院子里参观。周恩来的住处是一座典型的旧式两层藏族民房，一层养牲畜，二层住人家。房子已经破烂不堪，现在已经不住人了，主人已经在旁边盖起了不算太新的新居。我们扒着老屋门缝向里边望去，漆黑一片，似有一些农具、杂物。感触颇多，我无法再做太多的形容。虽然隔了近70年的岁月，依然可以遥想，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就是在这间破旧不堪的房子里，召开了一个决定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会议，召开了一个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会议……
记者：在感受、考证历史的同时，重走长征路对您的现实工作有没有帮助?
唐双宁：重走长征路不是重复过去，而是面对今天，这就启发了我的一些现实思考。比如，红军长征的地区都是老少边穷的贫困地区，今天，这些地区的物质生活仍然很贫困。我就想，如何能够通 过我们的工作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目前在新农村建设上面临的一个矛盾，就是资金投入上农村有需求但自身能力不足，财政有愿望但财力不足，银行有资金但手段不足。农村有需求但自身能力不足，就是说根据测算，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需要投入资金15至20万亿元；财政有愿望但财力不足，就是说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财力解决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问题；银行有资金但手段不足，就是说当前银行出现流动性过剩，存差达12万亿之多，城市投资规模又过大，需要将资金投到农村贫困地区去。但银行资金是老百姓的储蓄，必须偿还；农村贫困地区有些又不具备偿还能力，银行就没有办法把资金用到农村贫困地区去。我就想到可以考虑发行支农特别国债解决这个问题，由财政向银行发行，由政策性银行发放，由农村信用社代理，既解决农村的资金需求问题，又解决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也解决了银行的资金出路问题。这个想法是我2004年重走草地时的一个闪念，后来在甘肃的榜罗镇农村信用社调研，又加深了我的这个想法。榜罗镇也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红军长征时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曾开过一个重要会议，最终决定把长征的目的地定在陕北。
另外，长征中的路段目前有不同等级的道路连接，但景点到主干公路之间有的没有路。2006年初，我曾给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和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写信，建议花少量的钱把这些路段连接起来，建设一条“长征路”。这样，既可以解决这些地区的交通问题，又可以带动西部开发，还可以发展红色旅游事业，同时还可以进行传统教育。少花钱，多办事，一举多得。我的建议国家发改委已做了具体论证，认为“长征路”的建设可充分利用已有的路网设施，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将景区到干线公路的“断头路”连起来，形成一条由不同等级公路构成、贯穿全程的“长征路”路网。这个建议曾培炎副总理、马凯主任、交通部李盛霖部长都做了批示，发改委也采取了措施，不久，一条“长征路”就将问世。
记者：您觉得研究党史，对您还有什么启示?
唐双宁：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还有就是让我对党的领袖人物，特别是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认识，不断成熟和完善。
我对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盲目崇拜：二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种崇拜发生了一些动摇；三是重走长征路后，对毛泽东的认识，变成一种理性的信服和尊敬。可以说，毛泽东走过的路我基本都走过，周恩来走过的路我基本都走过，邓小平走过的路我也基本都走过。每到一处，我就从内心升起一种崇敬之情，就如同口过岁月的长河，走入他们所身处的历史，体验他们的奋斗与艰辛、光荣与汗水。
在大量实地考证的基础上，我还看了很多关于毛泽东的书，既有颂扬的，也有攻击的，对他的认识有了升华。尽管我被作为“黑五类”子女，在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歧视，但同许多被他打倒的老干部一样，今天仍从心里佩服他。他是人，不是神，但他是一个伟人，一个高不可攀的伟人，他意志的坚毅、思维的敏捷、洞察力的透彻、处理问题的智慧，都让人不得不折服。世界上的伟大人物，或是政治家，或是思想家，或是文学家，或是军事家，而他全部集于一身，实属罕见。
对周恩来，我的认识始终如一。周恩来，他不是完人。他生活在那个时代，有些事他身不由己，但他的人格、他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深深地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如果说毛泽东是高山，周恩来则是大海。他们虽然都不是完人，但是他们是那个年代做得最好的人，我是说贯穿他们几十年全部经历的年代。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谁也达不到那个水平。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
记者：您是一位备受赞誉的书法家、诗人。您的书法作品不少是以毛泽东长征诗词为题材，您的散文、诗词也很多以颂扬老一辈革命家为主题，能否说研究党史也给您书法创作、诗词创作带来了灵感?
唐双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首先，毛泽东的书法确实对我影响非常之大。说来还是“文化大革命”写大字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正在念小学。其实，人们都有对美的追求，而我们过去生活的那个年代，我感觉最美的就是毛泽东的书法艺术。毛泽东的书法可以概括为“四个第一”：“草书第一，章法第一，读帖第一，书外功夫第一”。然后我还概括了“三有”：“有哲学，有性情，有美感”，就是毛泽东的书法之中有哲学，处处体现着对立统一；毛泽东写书法，其实不是在写字，而是感情的总爆发；毛泽东的书法不是一般的美，而是运动中的美，撞击视觉的美。
另外，红军长征也启发了我。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给我们留下的太多，太多。走进长征，我发现了一座光芒四射的艺术殿堂。出于崇拜，出于激情，出于怀念，几乎是抑制不住自己，长征路上，我曾顺口吟出“万水千山岂只难?精神等闲概等闲。境界到处皆细浪，气魄临时俱泥丸。霜凝须鬓心尤暖，雪覆肝肠胆不寒。白云梅花皆飞雪，人生无处不开颜”，用以和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也同样是出于崇拜，出于激情，出于怀念，几乎是牺牲了我若干零点以后的睡眠时间，我用书法赶写了毛泽东关于长征的七首诗词，以及一幅我那篇很不工的唱和。我曾在北大、清华、南开等学校向同学们讲过，是长征启迪了我的创作灵感，是长征给了我精神动力。比如，我写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写过无数次。这首诗中有两个“军”字。大家知道，书法是忌讳雷同的，而我过去写“军”字，两个都是一竖下来的。当我四渡赤水以及来到二、六方面军经过的石鼓长江第一湾时，我的脑子就突发奇想，产生了将“军”字写成连绵环绕形式的闪念，不知道这可不可以叫做“艺术源于实践”?
记者：您的题为《周总理逝世三十周年祭》的长诗，获得了极大反响，在网上广为流传，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创作的过程?
唐双宁：2006年1月8日清晨，大概四五点钟，不知什么原因，我突然惊醒，无论如何也睡不下去了。我下意识地打开电脑，发现这天是周总理的忌日，是周总理逝世30周年的忌日。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整整30年了。网站上的留言，像雪片一样，诉说着无尽的怀念；我的泪水，像潮水一样，无论如何也止不住……含泪忆当年，思绪万千，顺着网站上的一句“料得年年断肠日，定是岁岁一月八”，我一口气写下“今日人人肠更断，总理一去三十年：今日断肠更断魂，三十年来不归人……”
记者：我也认真读过这首长诗，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不少传媒都进行了转载。
唐双宁：我的诗，不，我的心，不胫而走。许多人看到了，读到了，给我打来发自肺腑的电话，给我写来感人至深的信件。其中有曾担任过毛主席护士长的吴旭君女士；有周秉宜女士，她不仅以个人名义。而且还代表她的亲属向我表达谢意；有刚刚做过手术的方明老师，他情不自禁地朗诵着这首诗，一如他当年播送周总理的讣告、悼词……此前，我同方明老师并不相识，他朗诵后，我看到了这盘光碟，我感谢他，我急于同他相见；我们相见时，他回忆起当年，止不住泪水扑簌而下，我也止不住泪水扑簌而下……
记者：现在，您担任光大集团的董事长，“光大系”的改革错综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还继续进行党史方面的研究吗?
唐双宁：改革的确任重道远，但兴趣不可偏废。前几天，我去广东就重组上市的问题同股东座谈，忙里偷闲，还去考察了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从陆丰转赴香港治病的渡海处遗址，周恩来在香港登陆和治病的遗址我也找到了，收获很大。现在有许多问题还有待继续考证。我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没时间，只能留待以后慢慢进行了。
记者：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采访。希望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能继续保持对党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像您一样，从我们党厚重的历史积淀中，得到启迪，得到滋养，共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责任编辑 汪文庆 刘一丁
记者：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一般人看来，金融和党史之间隔了不知多少座山。您一直从事金融工作，为什么对党史这么感兴趣呢?
唐双宁：我1954年10月出生于辽宁，小学五年级还没毕业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停课；后来，到化肥厂做了一名工人，一干就是7年。当时我一边工作，一边阅读自己能够找到的书籍，党史方面的书籍尤其是我的最爱。到1978年恢复高考，我考入辽宁财经学院基建财务与信用专业(现在的东北财经大学)，从此同财经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我一直对中共党史研究情有独钟，在大学读书时，就曾是中共党史课代表。可以说，我每天都至少工作12小时，但仍利用业余时间阅读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希望以史为鉴，能从历史中思考、寻找对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启迪。
我想补充说明的是，我是从事金融工作的，书法是我的业余爱好，对历史、对中共党史、特别是对长征史的研究，也是我的一个业余兴趣。正因为如此，十几年来，我利用休假、出差的机会，基本重走了一、二、四方面军长征的路段。
记者：您重走长征路。除了出于对党史、长征史的兴趣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促使您这样做?
唐双宁：没有什么功利性的目的，如果有功利性，我认为是对先人的不恭。除了刚才提到的对中共党史、特别是长征史的兴趣外，还有就是出于景仰，出于崇拜。我们这代人，出生在崇拜英雄的年代，从小就感染了一种“英雄情结”。长征的英雄是我孩提时代最为崇拜的英雄，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崇拜歌星、崇拜影星一样。从那时候起我就做着“长征”的梦，梦想着有一天能重温一下他们的奇迹。
长大后，我的梦想成为现实。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间，我基本上重走了长征路。当然不是一次走的，是分次走的；也不是全部走完，是把主要路段走完了。每走一次，可以说灵魂净化一次，认识提高一次。
记者：重走长征路，您应该有不少感触吧?
唐双宁：重走长征路，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觉得人要有一点精神。我觉得长征是前人给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长征的精神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部门的，而是全民族、全人类的。就此，我写过两篇短文，一篇叫《长征点燃的激情》，一篇叫《为了弘扬一种精神》。
红军长征胜利，靠的完全是一种境界、一种精神。记得2004年，利用难得的休假我走了草地。不说别的，光是3500米海拔。气儿都上不来，我坐在汽车里都很难喘气，只能靠氧气袋维持呼吸。何况红军当年还背着辎重，没有粮食吃，没有衣服穿。红军过草地走了六天六夜，要是常人的话，光是六天六夜不睡觉都受不了。在考察时，我听说，为了活下来，有的战士将粪便中未消化的青稞再筛出来重新煮熟充饥。同时，上有飞机轰炸却无法躲藏，前有堵截之兵无法回避；稍有不慎，就会陷于泥潭而不能自拔。当地人告诉我，现在草地里经常会遇见人的头骨。那可能就是当年从江西、从湖南、从湖北走进草地的红军战士的头骨。
红军就是在这样不具备生存条件的情况下顽强生存，在不具备胜利条件的情况下拼取胜利，何止是惊天地?何止是泣鬼神?每到一处，除肃然起敬之外，我就情不自禁地想，现在这种精神怎么样了呢?如果我们能继续保持这种精神，如果我们能更加弘扬这种精神，我们的斗志就会更昂扬，我们的国家就会更强大……
我觉得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好比一个人的血肉和灵魂。人不能没有血肉，不能魂不附体；人也不能没有灵魂，不能成为“植物人”，成为“行尸走肉”。国家也一样，GDP是一个国家的血肉，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因此，2005年我们开展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我在发言中就说，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对我们来讲关键就两条，一是把精神境界提起来，二是把本职工作落下去，靠这两条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矛盾。今天我们同样也面临许多困难和矛盾。比如金融工作既要支持经济发展，又要防范风险，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有时也是很难的。但是，同长征比起来，这些算什么呢?所以，我们要用长征的精神战胜今天的困难。
记者：2006年，您在接受采访时曾说，重走长征路也引起了您对党史、长征史研究的兴趣，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唐双宁：重走长征路，实地考察党史上重大事件遗址，这些都诱发了我对党史、特别是长征史研究考证的兴趣。拿长征来说，长征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参加长征有哪些队伍?长征一共走了多少路程?长征中有多少次会师?怎样从广义上理解遵义会议?等等。这些问题我通过实地考察得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单独写一篇论文。但是，由于工作实在太忙，我没有时间把这些写出来，有的只是拉了一个提纲。
在我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比较成型的有一篇《巴西会议会址考》，那是我2004年休假时亲自考察后得出的一个“一家之言”，发表在贵刊。当时，我通过实地考察、考证，认为长征中著名的巴西会议在四川省若尔盖县牙弄周恩来的住处召开。为了弄清中共历史上的这段悬案，一睹牙弄的真容，我曾不顾高原缺氧，咬了咬牙，亲自进行了考证。我由当地老乡引领，来到当年周恩来的住处。这是一座普通的藏民院落，由于主人不在，房间打不开，我们只好在院子里参观。周恩来的住处是一座典型的旧式两层藏族民房，一层养牲畜，二层住人家。房子已经破烂不堪，现在已经不住人了，主人已经在旁边盖起了不算太新的新居。我们扒着老屋门缝向里边望去，漆黑一片，似有一些农具、杂物。感触颇多，我无法再做太多的形容。虽然隔了近70年的岁月，依然可以遥想，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就是在这间破旧不堪的房子里，召开了一个决定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会议，召开了一个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会议……
记者：在感受、考证历史的同时，重走长征路对您的现实工作有没有帮助?
唐双宁：重走长征路不是重复过去，而是面对今天，这就启发了我的一些现实思考。比如，红军长征的地区都是老少边穷的贫困地区，今天，这些地区的物质生活仍然很贫困。我就想，如何能够通 过我们的工作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目前在新农村建设上面临的一个矛盾，就是资金投入上农村有需求但自身能力不足，财政有愿望但财力不足，银行有资金但手段不足。农村有需求但自身能力不足，就是说根据测算，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需要投入资金15至20万亿元；财政有愿望但财力不足，就是说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财力解决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问题；银行有资金但手段不足，就是说当前银行出现流动性过剩，存差达12万亿之多，城市投资规模又过大，需要将资金投到农村贫困地区去。但银行资金是老百姓的储蓄，必须偿还；农村贫困地区有些又不具备偿还能力，银行就没有办法把资金用到农村贫困地区去。我就想到可以考虑发行支农特别国债解决这个问题，由财政向银行发行，由政策性银行发放，由农村信用社代理，既解决农村的资金需求问题，又解决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也解决了银行的资金出路问题。这个想法是我2004年重走草地时的一个闪念，后来在甘肃的榜罗镇农村信用社调研，又加深了我的这个想法。榜罗镇也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红军长征时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曾开过一个重要会议，最终决定把长征的目的地定在陕北。
另外，长征中的路段目前有不同等级的道路连接，但景点到主干公路之间有的没有路。2006年初，我曾给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和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写信，建议花少量的钱把这些路段连接起来，建设一条“长征路”。这样，既可以解决这些地区的交通问题，又可以带动西部开发，还可以发展红色旅游事业，同时还可以进行传统教育。少花钱，多办事，一举多得。我的建议国家发改委已做了具体论证，认为“长征路”的建设可充分利用已有的路网设施，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将景区到干线公路的“断头路”连起来，形成一条由不同等级公路构成、贯穿全程的“长征路”路网。这个建议曾培炎副总理、马凯主任、交通部李盛霖部长都做了批示，发改委也采取了措施，不久，一条“长征路”就将问世。
记者：您觉得研究党史，对您还有什么启示?
唐双宁：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还有就是让我对党的领袖人物，特别是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认识，不断成熟和完善。
我对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盲目崇拜：二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种崇拜发生了一些动摇；三是重走长征路后，对毛泽东的认识，变成一种理性的信服和尊敬。可以说，毛泽东走过的路我基本都走过，周恩来走过的路我基本都走过，邓小平走过的路我也基本都走过。每到一处，我就从内心升起一种崇敬之情，就如同口过岁月的长河，走入他们所身处的历史，体验他们的奋斗与艰辛、光荣与汗水。
在大量实地考证的基础上，我还看了很多关于毛泽东的书，既有颂扬的，也有攻击的，对他的认识有了升华。尽管我被作为“黑五类”子女，在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歧视，但同许多被他打倒的老干部一样，今天仍从心里佩服他。他是人，不是神，但他是一个伟人，一个高不可攀的伟人，他意志的坚毅、思维的敏捷、洞察力的透彻、处理问题的智慧，都让人不得不折服。世界上的伟大人物，或是政治家，或是思想家，或是文学家，或是军事家，而他全部集于一身，实属罕见。
对周恩来，我的认识始终如一。周恩来，他不是完人。他生活在那个时代，有些事他身不由己，但他的人格、他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深深地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如果说毛泽东是高山，周恩来则是大海。他们虽然都不是完人，但是他们是那个年代做得最好的人，我是说贯穿他们几十年全部经历的年代。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谁也达不到那个水平。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
记者：您是一位备受赞誉的书法家、诗人。您的书法作品不少是以毛泽东长征诗词为题材，您的散文、诗词也很多以颂扬老一辈革命家为主题，能否说研究党史也给您书法创作、诗词创作带来了灵感?
唐双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首先，毛泽东的书法确实对我影响非常之大。说来还是“文化大革命”写大字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正在念小学。其实，人们都有对美的追求，而我们过去生活的那个年代，我感觉最美的就是毛泽东的书法艺术。毛泽东的书法可以概括为“四个第一”：“草书第一，章法第一，读帖第一，书外功夫第一”。然后我还概括了“三有”：“有哲学，有性情，有美感”，就是毛泽东的书法之中有哲学，处处体现着对立统一；毛泽东写书法，其实不是在写字，而是感情的总爆发；毛泽东的书法不是一般的美，而是运动中的美，撞击视觉的美。
另外，红军长征也启发了我。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给我们留下的太多，太多。走进长征，我发现了一座光芒四射的艺术殿堂。出于崇拜，出于激情，出于怀念，几乎是抑制不住自己，长征路上，我曾顺口吟出“万水千山岂只难?精神等闲概等闲。境界到处皆细浪，气魄临时俱泥丸。霜凝须鬓心尤暖，雪覆肝肠胆不寒。白云梅花皆飞雪，人生无处不开颜”，用以和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也同样是出于崇拜，出于激情，出于怀念，几乎是牺牲了我若干零点以后的睡眠时间，我用书法赶写了毛泽东关于长征的七首诗词，以及一幅我那篇很不工的唱和。我曾在北大、清华、南开等学校向同学们讲过，是长征启迪了我的创作灵感，是长征给了我精神动力。比如，我写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写过无数次。这首诗中有两个“军”字。大家知道，书法是忌讳雷同的，而我过去写“军”字，两个都是一竖下来的。当我四渡赤水以及来到二、六方面军经过的石鼓长江第一湾时，我的脑子就突发奇想，产生了将“军”字写成连绵环绕形式的闪念，不知道这可不可以叫做“艺术源于实践”?
记者：您的题为《周总理逝世三十周年祭》的长诗，获得了极大反响，在网上广为流传，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创作的过程?
唐双宁：2006年1月8日清晨，大概四五点钟，不知什么原因，我突然惊醒，无论如何也睡不下去了。我下意识地打开电脑，发现这天是周总理的忌日，是周总理逝世30周年的忌日。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整整30年了。网站上的留言，像雪片一样，诉说着无尽的怀念；我的泪水，像潮水一样，无论如何也止不住……含泪忆当年，思绪万千，顺着网站上的一句“料得年年断肠日，定是岁岁一月八”，我一口气写下“今日人人肠更断，总理一去三十年：今日断肠更断魂，三十年来不归人……”
记者：我也认真读过这首长诗，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不少传媒都进行了转载。
唐双宁：我的诗，不，我的心，不胫而走。许多人看到了，读到了，给我打来发自肺腑的电话，给我写来感人至深的信件。其中有曾担任过毛主席护士长的吴旭君女士；有周秉宜女士，她不仅以个人名义。而且还代表她的亲属向我表达谢意；有刚刚做过手术的方明老师，他情不自禁地朗诵着这首诗，一如他当年播送周总理的讣告、悼词……此前，我同方明老师并不相识，他朗诵后，我看到了这盘光碟，我感谢他，我急于同他相见；我们相见时，他回忆起当年，止不住泪水扑簌而下，我也止不住泪水扑簌而下……
记者：现在，您担任光大集团的董事长，“光大系”的改革错综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还继续进行党史方面的研究吗?
唐双宁：改革的确任重道远，但兴趣不可偏废。前几天，我去广东就重组上市的问题同股东座谈，忙里偷闲，还去考察了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从陆丰转赴香港治病的渡海处遗址，周恩来在香港登陆和治病的遗址我也找到了，收获很大。现在有许多问题还有待继续考证。我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没时间，只能留待以后慢慢进行了。
记者：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采访。希望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能继续保持对党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像您一样，从我们党厚重的历史积淀中，得到启迪，得到滋养，共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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