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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5月29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就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病情，向全国人民发布第十一号《病情公告》，内称：“宋庆龄名誉主席28日晚9时发生咽部黏膜大出血，呼吸困难。虽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继又发生肺水肿，病情危笃。”就在这个公告发布不久，患病多时的宋庆龄在北京后海寓所陷入深度昏迷，于29日晚8时18分走完了她漫长而伟大的人生旅程。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曾经两次提出入党，但毛泽东从党的最高利益考虑，认为她暂且留在党外好
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讨论通过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就此发出了《关于接收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份《决定》中，中共中央称宋庆龄此前曾经“多次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么，宋庆龄究竟是何时要求加入共产党，又为何长期没有解决加入组织的问题呢？
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来自她多年对共产党的敬仰，特别是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真挚情感。早在1927年4月，她与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等人在汉口联合发表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通电，那一时期，宋庆龄就已经看到毛泽东等中共人士才是中国未来的救星和希望。1949年夏，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亲笔写信，委派邓颖超等前往上海敦请宋庆龄北上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北京对宋庆龄而言，无疑是她的伤心之地。1925年与宋庆龄感情至深的孙中山就在北京病逝，因此当接到毛泽东邀请她北上的来信时，宋庆龄曾一度踌躇。直到6月30日出席中共华东局在上海逸园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后，宋庆龄才毅然决定前往北平。毛泽东闻知宋庆龄将要赴北平的消息非常振奋，当即决定与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亲往前门车站迎接她的到来。毛泽东此举让宋庆龄十分感动。宋庆龄在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以后，暂且住在方巾巷一座宅子里。这期间她通过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友好合作，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敬佩与日俱增。
1950年3月，宋庆龄第一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谈到她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与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同时也表达了多年向往加入共产党的心情。这封信被视为宋庆龄首次向中共中央表达加入组织的愿望。中共中央在收到宋庆龄的信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从当时党的最高利益考虑，暂未作明确答复。
1952年10月，宋庆龄认为前信请求入党的意思并未表达清楚，于是决定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坦率地谈到了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毛泽东对宋庆龄恳切入党的两次来信甚为感动。毛泽东决定找宋庆龄谈一次。他对宋庆龄真诚地表示：“庆龄同志，你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曾经是我和中国共产党敬爱的偶像。你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光荣。因为你在政治上是完全够格的。在革命战争的时期，实际上你已经是我党优秀的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有些事情我们党内的同志做不好，你做却很合适。我在党内已经说了：党的高级干部都要向宋庆龄同志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指沈钧儒）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宋庆龄入党的问题就这样暂时被搁置下来。
事实上，宋庆龄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经要求加入共产党，并且还得到了批准，只不过那一次她走了弯路。
宋庆龄确曾加入过共产党，但此组织并非中共，批准者乃是当时共产国际的政治代表
关于宋庆龄早在20世纪30年代要求加入共产党一事，多年来始终是中共党史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话题。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以后，保存在莫斯科的大量早期共产国际秘密档案开始渐次被解密。2005年，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向研究者公布了一批涉及中共的历史文献。其中有一份与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有关的秘密报告。该报告的执笔人亚历山大·彼德罗夫是20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秘密派往中国上海的代表。在该研究中心解密的全宗档案第224卷中，有一份长达万言的《中国问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彼德罗夫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说：中国共产党南方城市的地下活动处于白色恐怖的威胁之下，特别是上海的秘密斗争更加艰难。不断有中共党员被投入监狱的消息传出，有的组织刚刚转移到新址，就因叛徒出卖再遭破坏。在《报告》中，彼德罗夫特别提到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从欧洲返回以后的处境：在蒋介石随时有暗杀威胁的形势下，仍在严酷环境下从事秘密斗争。彼德罗夫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这位共产国际代表承认宋庆龄是中共的地下党员。他写道：“孙新林（宋庆龄）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系指彼德罗夫之前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收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世界反帝反资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公开的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
这位共产国际派驻代表在《报告》中提及宋庆龄在上海的活动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表明了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宋庆龄就已经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了；二、宋庆龄入党是此前由另一位共产国际派往上海的政治代表同意并发展的；三、发展和吸收宋庆龄为共产党员是错误的。在这位派驻代表的眼中，宋庆龄虽然“是个好同志”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世界反帝反资大会”，可是他同时对宋的入党感到忧虑。彼德罗夫认为：宋庆龄的党员身份一旦暴露，必将不利于这位著名社会活动家在中国参与支持共产国际的革命活动。《报告》据此指出：如果宋庆龄加入了共产党，那么“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解密了“宋庆龄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是共产党员”的文献以后，举世皆惊。由于彼德罗夫给共产国际的《中国问题报告》写于1933年，因此中共党史研究者进一步推测，宋庆龄的入党时间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还有人认为，宋庆龄加入共产党的时间甚至要更早一些。 能够证实宋庆龄20世纪30年代初加入共产党的最有力证据，当是与孙中山、宋庆龄有着特殊关系的何香凝之子廖承志的回忆。1981年廖承志在公开发表的《回忆宋庆龄》一文中说过一段话，从中可以看出宋庆龄早年确与共产党有着组织上的联系。廖承志说：1933年他因叛徒出卖，和共产党人罗登贤、陈赓等人一起被上海工部局逮捕拘押，宋庆龄闻讯主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执委会开会，研究营救办法。为造成声势，宋庆龄还就此发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给国民党施压。几天后，廖承志等经宋庆龄等人营救出狱。一天，刚从监狱获释不久的廖承志，在母亲何香凝家中见到前来探望他的宋庆龄。当房间里只有宋庆龄和廖承志两人时，宋庆龄悄悄地对廖承志说：“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廖承志当时非常意外，此前他只知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与母亲何香凝关系密切，同时也是他此次得以出狱的三个担保人（柳亚子、经普椿父亲和宋庆龄）之一。但廖承志并不知宋庆龄与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因此他对宋所说的“最高方面”茫然不解。直至宋庆龄解释这“最高方面”就是“共产国际”时，廖承志才恍然意识到，宋庆龄已经与共产国际发生了秘密接触。据廖承志回忆，当他意识到宋庆龄是代表党的组织来与他接触后，才开始如实报告他在狱中的情况。当时宋庆龄说：“我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廖承志对宋庆龄提的问题果断作答，并当即表示：“第一，目前在上海继续坚持斗争恐怕有困难，我自己准备到苏区去；第二，叛徒名单我马上就可以写给你。”宋庆龄当时十分高兴，叮嘱廖说：“好，只有10分钟。”
廖承志的回忆可以进一步证实，宋庆龄1933年曾经代表共产国际前来母亲家中向他索要党内叛徒的名单。从这一点可见，宋庆龄当时确已在为地下党进行工作。当然，那时的宋庆龄参加的共产党，究竟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廖承志也不十分清楚。不过她所称的共产国际，显然与中国共产党有着毋庸置疑的关联。
据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市委地下党员李云，在宋庆龄病逝后发表的《回忆宋庆龄》中透露：1937年，她奉地下党的指示前往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宋宅，与宋庆龄秘密联络。李云在与宋庆龄的多次接触中，宋庆龄曾多次露出她对中共的好感。一次，宋庆龄颇为机密地向李云询问：“我现在算不算共产党员？”面对这样严肃的问题，作为普通党员的李云当然无法作答。她当即表示：“我回去问问。”不久，李云请示了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当她再来宋宅时，就按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郑重答复宋庆龄说：“你和共产党员一样！”宋庆龄听到中共上海市委这一答复后，十分兴奋。
李云代表中共上海市委答复的“你和共产党员一样”，这无疑说明当时的宋庆龄还不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那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当代历史研究机构解密的文件中，为什么称宋庆龄“是个好同志……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统观以上历史史实，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宋庆龄当时在上海加入共产党，并不是经过中共上海市委批准的，而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参加的。因此，直到1937年宋庆龄仍然对自己参加的党组织持有疑虑，这也就是为什么她在1949年以后仍然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毛泽东委派刘少奇和周恩来赴沪传达中央意见，不久请宋庆龄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出席莫斯科国际会议
1957年4月28日，宋庆龄向当时正在上海的刘少奇当面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第三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入党申请。此次，刘少奇来上海，主要是陪同正在中国访问的苏共中央领导人伏罗希洛夫来沪参加相关活动。4月28日刘少奇即将离沪返回北京。行前，他和王光美赴宋宅向宋庆龄辞行。在谈话中，刘少奇向宋庆龄谈到了党内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刘少奇说：“孙中山先生献身革命几十年如一日，之所以没有成功，就因为没有一个好党。我们党吸取了这个教训，才领导革命取得了成功。现在我们号召人民群众帮助我们整风，目的就是使我们的党更加坚强。”宋庆龄听刘少奇介绍共产党整风运动的情况后，更加钦佩和敬仰威望日高的共产党，坦诚地表示：“共产党整风说明这个党正在日益强大，所以我很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少奇对宋庆龄的入党要求非常感动。数十年来他和中共中央对这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始终充满着敬重之心，也清楚地知道宋庆龄早就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但刘少奇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我将转报党中央和毛主席。”
刘少奇回京后就宋庆龄要求入党一事，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政治局对此也相当重视，并就此事进行了讨论研究。中央领导同志对宋庆龄的入党要求都给予赞扬与肯定，特别是毛泽东对此事更为认真。他知道这是宋庆龄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第三次郑重申请了。中共中央对宋庆龄靠近中国共产党的多年夙愿历来持积极欢迎的态度，虽然一时不能吸收她入党，却早就把宋庆龄视若党的一员。早在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时，毛泽东就提议请宋庆龄作为特邀代表出席。这表明中共事实上已把这位党外杰出革命家看成同志和挚友。此次讨论宋庆龄的入党问题，多数政治局委员倾向于吸收她入党。然而在权衡宋庆龄入党对党的事业得失之后，毛泽东则更倾向于宋庆龄继续留在党外。这样更加便于宋庆龄为党工作。
因此，在中央政治局就此事达成一致意见后，毛泽东委派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起前往上海，向宋庆龄传达中共中央的意见。
刘少奇向宋庆龄通报了中央政治局讨论她入党问题的经过后说：“党中央认真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听完刘少奇代表中央传达的意见后，对中共中央让她暂时留在党外的意见表示理解和接受。
此后不久，周恩来派专车接宋庆龄返回北京，并为她选定位于北京什刹海西街的一座宅院（原醇亲王府）作为固定居所。毛泽东在宋庆龄再次来京以后，不断请她出席中共中央的各种会议，一些重要的党内大事，一般也要通告宋庆龄并听取她的意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更加尊重宋庆龄对党内重大决策的意见。毛泽东还在一次重要的党内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评价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多年合作的经历。他说：“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宋庆龄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刘少奇也发自内心地表示：“历次关键时刻，宋副主席一直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贡献甚至超过了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她的一片赤诚，宋庆龄对此心领神会，她拥护和向往共产党的心情也一如既往。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曾经两次提出入党，但毛泽东从党的最高利益考虑，认为她暂且留在党外好
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讨论通过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就此发出了《关于接收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份《决定》中，中共中央称宋庆龄此前曾经“多次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么，宋庆龄究竟是何时要求加入共产党，又为何长期没有解决加入组织的问题呢？
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来自她多年对共产党的敬仰，特别是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真挚情感。早在1927年4月，她与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等人在汉口联合发表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通电，那一时期，宋庆龄就已经看到毛泽东等中共人士才是中国未来的救星和希望。1949年夏，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亲笔写信，委派邓颖超等前往上海敦请宋庆龄北上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北京对宋庆龄而言，无疑是她的伤心之地。1925年与宋庆龄感情至深的孙中山就在北京病逝，因此当接到毛泽东邀请她北上的来信时，宋庆龄曾一度踌躇。直到6月30日出席中共华东局在上海逸园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后，宋庆龄才毅然决定前往北平。毛泽东闻知宋庆龄将要赴北平的消息非常振奋，当即决定与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亲往前门车站迎接她的到来。毛泽东此举让宋庆龄十分感动。宋庆龄在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以后，暂且住在方巾巷一座宅子里。这期间她通过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友好合作，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敬佩与日俱增。
1950年3月，宋庆龄第一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谈到她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与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同时也表达了多年向往加入共产党的心情。这封信被视为宋庆龄首次向中共中央表达加入组织的愿望。中共中央在收到宋庆龄的信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从当时党的最高利益考虑，暂未作明确答复。
1952年10月，宋庆龄认为前信请求入党的意思并未表达清楚，于是决定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坦率地谈到了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毛泽东对宋庆龄恳切入党的两次来信甚为感动。毛泽东决定找宋庆龄谈一次。他对宋庆龄真诚地表示：“庆龄同志，你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曾经是我和中国共产党敬爱的偶像。你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光荣。因为你在政治上是完全够格的。在革命战争的时期，实际上你已经是我党优秀的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有些事情我们党内的同志做不好，你做却很合适。我在党内已经说了：党的高级干部都要向宋庆龄同志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指沈钧儒）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宋庆龄入党的问题就这样暂时被搁置下来。
事实上，宋庆龄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经要求加入共产党，并且还得到了批准，只不过那一次她走了弯路。
宋庆龄确曾加入过共产党，但此组织并非中共，批准者乃是当时共产国际的政治代表
关于宋庆龄早在20世纪30年代要求加入共产党一事，多年来始终是中共党史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话题。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以后，保存在莫斯科的大量早期共产国际秘密档案开始渐次被解密。2005年，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向研究者公布了一批涉及中共的历史文献。其中有一份与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有关的秘密报告。该报告的执笔人亚历山大·彼德罗夫是20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秘密派往中国上海的代表。在该研究中心解密的全宗档案第224卷中，有一份长达万言的《中国问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彼德罗夫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说：中国共产党南方城市的地下活动处于白色恐怖的威胁之下，特别是上海的秘密斗争更加艰难。不断有中共党员被投入监狱的消息传出，有的组织刚刚转移到新址，就因叛徒出卖再遭破坏。在《报告》中，彼德罗夫特别提到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从欧洲返回以后的处境：在蒋介石随时有暗杀威胁的形势下，仍在严酷环境下从事秘密斗争。彼德罗夫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这位共产国际代表承认宋庆龄是中共的地下党员。他写道：“孙新林（宋庆龄）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系指彼德罗夫之前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收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世界反帝反资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公开的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
这位共产国际派驻代表在《报告》中提及宋庆龄在上海的活动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表明了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宋庆龄就已经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了；二、宋庆龄入党是此前由另一位共产国际派往上海的政治代表同意并发展的；三、发展和吸收宋庆龄为共产党员是错误的。在这位派驻代表的眼中，宋庆龄虽然“是个好同志”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世界反帝反资大会”，可是他同时对宋的入党感到忧虑。彼德罗夫认为：宋庆龄的党员身份一旦暴露，必将不利于这位著名社会活动家在中国参与支持共产国际的革命活动。《报告》据此指出：如果宋庆龄加入了共产党，那么“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解密了“宋庆龄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是共产党员”的文献以后，举世皆惊。由于彼德罗夫给共产国际的《中国问题报告》写于1933年，因此中共党史研究者进一步推测，宋庆龄的入党时间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还有人认为，宋庆龄加入共产党的时间甚至要更早一些。 能够证实宋庆龄20世纪30年代初加入共产党的最有力证据，当是与孙中山、宋庆龄有着特殊关系的何香凝之子廖承志的回忆。1981年廖承志在公开发表的《回忆宋庆龄》一文中说过一段话，从中可以看出宋庆龄早年确与共产党有着组织上的联系。廖承志说：1933年他因叛徒出卖，和共产党人罗登贤、陈赓等人一起被上海工部局逮捕拘押，宋庆龄闻讯主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执委会开会，研究营救办法。为造成声势，宋庆龄还就此发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给国民党施压。几天后，廖承志等经宋庆龄等人营救出狱。一天，刚从监狱获释不久的廖承志，在母亲何香凝家中见到前来探望他的宋庆龄。当房间里只有宋庆龄和廖承志两人时，宋庆龄悄悄地对廖承志说：“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廖承志当时非常意外，此前他只知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与母亲何香凝关系密切，同时也是他此次得以出狱的三个担保人（柳亚子、经普椿父亲和宋庆龄）之一。但廖承志并不知宋庆龄与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因此他对宋所说的“最高方面”茫然不解。直至宋庆龄解释这“最高方面”就是“共产国际”时，廖承志才恍然意识到，宋庆龄已经与共产国际发生了秘密接触。据廖承志回忆，当他意识到宋庆龄是代表党的组织来与他接触后，才开始如实报告他在狱中的情况。当时宋庆龄说：“我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廖承志对宋庆龄提的问题果断作答，并当即表示：“第一，目前在上海继续坚持斗争恐怕有困难，我自己准备到苏区去；第二，叛徒名单我马上就可以写给你。”宋庆龄当时十分高兴，叮嘱廖说：“好，只有10分钟。”
廖承志的回忆可以进一步证实，宋庆龄1933年曾经代表共产国际前来母亲家中向他索要党内叛徒的名单。从这一点可见，宋庆龄当时确已在为地下党进行工作。当然，那时的宋庆龄参加的共产党，究竟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廖承志也不十分清楚。不过她所称的共产国际，显然与中国共产党有着毋庸置疑的关联。
据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市委地下党员李云，在宋庆龄病逝后发表的《回忆宋庆龄》中透露：1937年，她奉地下党的指示前往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宋宅，与宋庆龄秘密联络。李云在与宋庆龄的多次接触中，宋庆龄曾多次露出她对中共的好感。一次，宋庆龄颇为机密地向李云询问：“我现在算不算共产党员？”面对这样严肃的问题，作为普通党员的李云当然无法作答。她当即表示：“我回去问问。”不久，李云请示了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当她再来宋宅时，就按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郑重答复宋庆龄说：“你和共产党员一样！”宋庆龄听到中共上海市委这一答复后，十分兴奋。
李云代表中共上海市委答复的“你和共产党员一样”，这无疑说明当时的宋庆龄还不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那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当代历史研究机构解密的文件中，为什么称宋庆龄“是个好同志……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统观以上历史史实，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宋庆龄当时在上海加入共产党，并不是经过中共上海市委批准的，而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参加的。因此，直到1937年宋庆龄仍然对自己参加的党组织持有疑虑，这也就是为什么她在1949年以后仍然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毛泽东委派刘少奇和周恩来赴沪传达中央意见，不久请宋庆龄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出席莫斯科国际会议
1957年4月28日，宋庆龄向当时正在上海的刘少奇当面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第三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入党申请。此次，刘少奇来上海，主要是陪同正在中国访问的苏共中央领导人伏罗希洛夫来沪参加相关活动。4月28日刘少奇即将离沪返回北京。行前，他和王光美赴宋宅向宋庆龄辞行。在谈话中，刘少奇向宋庆龄谈到了党内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刘少奇说：“孙中山先生献身革命几十年如一日，之所以没有成功，就因为没有一个好党。我们党吸取了这个教训，才领导革命取得了成功。现在我们号召人民群众帮助我们整风，目的就是使我们的党更加坚强。”宋庆龄听刘少奇介绍共产党整风运动的情况后，更加钦佩和敬仰威望日高的共产党，坦诚地表示：“共产党整风说明这个党正在日益强大，所以我很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少奇对宋庆龄的入党要求非常感动。数十年来他和中共中央对这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始终充满着敬重之心，也清楚地知道宋庆龄早就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但刘少奇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我将转报党中央和毛主席。”
刘少奇回京后就宋庆龄要求入党一事，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政治局对此也相当重视，并就此事进行了讨论研究。中央领导同志对宋庆龄的入党要求都给予赞扬与肯定，特别是毛泽东对此事更为认真。他知道这是宋庆龄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第三次郑重申请了。中共中央对宋庆龄靠近中国共产党的多年夙愿历来持积极欢迎的态度，虽然一时不能吸收她入党，却早就把宋庆龄视若党的一员。早在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时，毛泽东就提议请宋庆龄作为特邀代表出席。这表明中共事实上已把这位党外杰出革命家看成同志和挚友。此次讨论宋庆龄的入党问题，多数政治局委员倾向于吸收她入党。然而在权衡宋庆龄入党对党的事业得失之后，毛泽东则更倾向于宋庆龄继续留在党外。这样更加便于宋庆龄为党工作。
因此，在中央政治局就此事达成一致意见后，毛泽东委派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起前往上海，向宋庆龄传达中共中央的意见。
刘少奇向宋庆龄通报了中央政治局讨论她入党问题的经过后说：“党中央认真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听完刘少奇代表中央传达的意见后，对中共中央让她暂时留在党外的意见表示理解和接受。
此后不久，周恩来派专车接宋庆龄返回北京，并为她选定位于北京什刹海西街的一座宅院（原醇亲王府）作为固定居所。毛泽东在宋庆龄再次来京以后，不断请她出席中共中央的各种会议，一些重要的党内大事，一般也要通告宋庆龄并听取她的意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更加尊重宋庆龄对党内重大决策的意见。毛泽东还在一次重要的党内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评价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多年合作的经历。他说：“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宋庆龄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刘少奇也发自内心地表示：“历次关键时刻，宋副主席一直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贡献甚至超过了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她的一片赤诚，宋庆龄对此心领神会，她拥护和向往共产党的心情也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