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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处于教改前沿的南方科技大学(下称“南科大”)内部冒出了一个爆炸性新闻：因为办学分歧，4名协助创办南科大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已先后离开，并公开发文，指责校长朱清时哗众取宠和为“口号服务”。他们认为朱清时的一些做法违背教育规律，应当先将教师团队、培养方案、管理规范等全部制定完备再行招生。然而朱清时称内地优秀人才争夺激烈，可边干边修，不能完全坐等。
回应与反驳
这仅仅是南科大在教育改革突破路上的争议声音之一。根据南科大从初始筹备到现在成功招生45名的过程来看，抨击者与捍卫者交相发声，质疑者与肯定者时而亮相，焦点始终集中在南科大灵魂人物的朱清时以及教育改革的路径上。与此同时，来自社会尤其是来自学生及其家长的声音成为这次教改试验的裁判。对于此次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的离开，一篇《南科大学生家长对港科大三位教授的回应》的文章在网上流传。
该文称，“让我们无法理解和难以接受的是，三人在退出3个多月之后，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采用了文化大革命的激进语言，不明情况地上纲上线，对正处于困难时期的南科大和朱清时校长进行论据不清的恶言攻击。”
文章另外强调了一点，“面对三人离开后出现的困境，朱清时校长在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用战略家的风范及智慧，利用良好的国内外人脉资源，化解了他们离去造成的缺人上课局面。作为家长，并未感觉到三位教授的离开对孩子的学习有什么影响。”接着强调，“南科大学生不参加本次高考是学生和家长自己的选择，我们是最终解释者，任何跟我们不符的信息都是错误的。”
朱清时则表示，三位香港教授说得非常片面。他们掩盖了很多真相。比如，他们怎么走的?实际上和他们向深圳市要的报酬有关。
支持者群体
在南科大教改支持者的阵营里，主要分五类人群。首先是教育部高层。其实，一直以来，教育部的态度并不强硬，有时还站在支持南科大自主招生的阵营中。从2009年底至今，包括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内的多位官员曾发表过讲话，支持改革试验。“我认为文凭应该是学校负责……如果各国都有经验，可以考虑让南方科技大学去试。”一年多前，袁贵仁如此表态。另外，南方科技大学的校名还处于争议期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于校名的确定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
其次是参加南科大教改的学生群体。比如在沸沸扬扬的南科大学生不参加高考事件中，从一开始，这些学生就和学校签订了《自愿申请就读南方科大教改实验班协议书》，做好了拿不到教育部承认的文凭的准备，他们深深认同朱清时所言：“我们的文凭，让社会来承认。”最后45个学生，没有一个出现在南方科技大学布好的高考考场上。
第三是学生们的家长。无论是最初选择让孩子来到南科大就学，还是在南科大处于香港教授离开的舆论风口，他们勇于表达态度，成为支撑朱清时教改的重要后盾。
第四是部分媒体。它们通过采访报道力图将教改争议中的种种真实客观细节公之于众，让学生以及家长，尤其是朱清时本人发出声音，以求得公众的改革认同。
最后是来自社会上众多分散的个人或群体。他们在网络平台上发出自己微小而执著的支持声音，这在改善与营造良好的教改舆论环境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南方科技大学论坛的页面上，可以看到一些网友的支持声音。有网友发布了“南科大最终档次定位”的投票，高达72.73％的人选择了“超越清华北大，第一个成为或接近世界一流学校”，对比之下，另有21.21％的人选择了“这个讨论没有意义，南科大注定会失败，成为历史笑谈”。
教改缘起
朱清时认为，中国传统的书院曾经培养了良好的师生关系。他觉得英国的剑桥和牛津的学院就相当于中国的书院，所以当初还在中国科技大学(下称“中科大”)校长任上时，他就想在中科大实施书院式管理，重建良好的师生关系，让学生不分专业和年级混住在一起，让学生上课之外的活动更丰富。结果教育部当时下文禁止，要求学生按照专业来管理，要把学生管理得严格一点。然后，学生宿舍里住满了辅导员，通常是搞政治思想工作，学生和他们缺乏心灵的沟通和交流。
最后，朱清时发现问题的根源是教育制度和体系问题。“如果教育体系不改的话，目前的众多问题无法解决，中国大学应当‘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这些在1917年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首倡的治校理念，成就了北大在20世纪初的辉煌，至今仍被视为中国教育界稀缺的良药。
2009年3月，刚刚从中科大校长任上卸职的中科院院士朱清时，在深圳“全球海选校长”中，全票当选南方科技大学拟任校长第一候选人。上任不久，他就主动放弃自己享受的省部级待遇，提出放弃行政级别。在给深圳市政府递交的方案中，朱清时提出以机制创新匡正中国教育积弊，以“去行政化”回归教育本源，恢复“教授治校”的传统，把南科大办成“全世界华人学者乃至世界一流科学家最向往的工作地方，培养中国未来需要的精英栋梁”。
南科大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
由于现行体制下办学的资源和各种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府，因此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放权。《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在地方享有的管理权限范围内，赋予南科大在机构编制、人事和财务方面最大的自主权。例如规定南科大理事会可在编制标准范围内自主确定人员总额；在人员聘用、岗位设置和聘任、薪酬分配等方面，可打破事业单位现行制度框架的束缚；教职工采取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加职业年金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国家如果能够提高老师的工资待遇，像国外和公务员一样执行待遇标准，让老师无忧无虑地工作和生活，中国的大学肯定会比现在安静一老师的心静下来，从容起来，才能让教师把更多时间花在教书育人上，提高教学质量。”
如果南科大能够走出一条教育新路来，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高校走南科大之路。反之，如果朱清时“中途退场”，中国高校改革很有可能会再延后一段时间。
教育改革：渐进还是颠覆?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中心朱军文博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的高考制度，虽有各种问题，但整体上是公平公正的，暂时还没有更好的方案可以替代它。南方科技大学今年拒绝高考，这是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一个突变。高考改革可以采取渐进式，也可以采取颠覆式的方式。国内一批高水平大学开展的自主招生改革探索可以认为是渐进式的改革。南科大采取的是后一种，他们的一些做法不符合现有的相关法律规范，又想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另起炉灶，这很困难。
朱军文表示，中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确实面对“行政挤压学术”的困境，“教授治学”的理念一直没有得到实行。目前南方科技大学的大学治理结构以及行为规范和目前中国高校的主流很不一样。他们想做的是一个超脱行政级别体系的高校，但从目前的招聘信息看，副校长还是设定了相应的行政级别，这自然会引发争议。而在中国目前的教育环境下，大学校长以及下面的行政人员，如果没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很难与校外的机构交流办事，因为整个社会的官本位环境如此，南科大很难独立于环境而存在。
关于朱清时校长拒绝行政级别，朱军文博士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此前就在中科大当过多年校长，另一方面他自身是院士，行政级别的追求与他没有太大吸引力。另外，朱清时校长本身的年龄也决定了他对行政级别和个人利益等比较淡漠，也更能顶住来自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压力，所以能更好地扮演改革这一角色，但校长以下的学校行政人员就未必能如此，改革后的制度也还是要靠人来执行，行政人员对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对于南科大改革也存在很大影响。如果高素质的职业化行政管理队伍缺乏，行政权力挤压学术权力的状况可能无法改变，进而违背改革初衷。在目前的宏观背景下，从朱清时校长下面的行政人员的职业发展看，南科大最终可能还是会选择与其他公立高校一样，承认行政级别。
回应与反驳
这仅仅是南科大在教育改革突破路上的争议声音之一。根据南科大从初始筹备到现在成功招生45名的过程来看，抨击者与捍卫者交相发声，质疑者与肯定者时而亮相，焦点始终集中在南科大灵魂人物的朱清时以及教育改革的路径上。与此同时，来自社会尤其是来自学生及其家长的声音成为这次教改试验的裁判。对于此次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的离开，一篇《南科大学生家长对港科大三位教授的回应》的文章在网上流传。
该文称，“让我们无法理解和难以接受的是，三人在退出3个多月之后，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采用了文化大革命的激进语言，不明情况地上纲上线，对正处于困难时期的南科大和朱清时校长进行论据不清的恶言攻击。”
文章另外强调了一点，“面对三人离开后出现的困境，朱清时校长在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用战略家的风范及智慧，利用良好的国内外人脉资源，化解了他们离去造成的缺人上课局面。作为家长，并未感觉到三位教授的离开对孩子的学习有什么影响。”接着强调，“南科大学生不参加本次高考是学生和家长自己的选择，我们是最终解释者，任何跟我们不符的信息都是错误的。”
朱清时则表示，三位香港教授说得非常片面。他们掩盖了很多真相。比如，他们怎么走的?实际上和他们向深圳市要的报酬有关。
支持者群体
在南科大教改支持者的阵营里，主要分五类人群。首先是教育部高层。其实，一直以来，教育部的态度并不强硬，有时还站在支持南科大自主招生的阵营中。从2009年底至今，包括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内的多位官员曾发表过讲话，支持改革试验。“我认为文凭应该是学校负责……如果各国都有经验，可以考虑让南方科技大学去试。”一年多前，袁贵仁如此表态。另外，南方科技大学的校名还处于争议期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于校名的确定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
其次是参加南科大教改的学生群体。比如在沸沸扬扬的南科大学生不参加高考事件中，从一开始，这些学生就和学校签订了《自愿申请就读南方科大教改实验班协议书》，做好了拿不到教育部承认的文凭的准备，他们深深认同朱清时所言：“我们的文凭，让社会来承认。”最后45个学生，没有一个出现在南方科技大学布好的高考考场上。
第三是学生们的家长。无论是最初选择让孩子来到南科大就学，还是在南科大处于香港教授离开的舆论风口，他们勇于表达态度，成为支撑朱清时教改的重要后盾。
第四是部分媒体。它们通过采访报道力图将教改争议中的种种真实客观细节公之于众，让学生以及家长，尤其是朱清时本人发出声音，以求得公众的改革认同。
最后是来自社会上众多分散的个人或群体。他们在网络平台上发出自己微小而执著的支持声音，这在改善与营造良好的教改舆论环境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南方科技大学论坛的页面上，可以看到一些网友的支持声音。有网友发布了“南科大最终档次定位”的投票，高达72.73％的人选择了“超越清华北大，第一个成为或接近世界一流学校”，对比之下，另有21.21％的人选择了“这个讨论没有意义，南科大注定会失败，成为历史笑谈”。
教改缘起
朱清时认为，中国传统的书院曾经培养了良好的师生关系。他觉得英国的剑桥和牛津的学院就相当于中国的书院，所以当初还在中国科技大学(下称“中科大”)校长任上时，他就想在中科大实施书院式管理，重建良好的师生关系，让学生不分专业和年级混住在一起，让学生上课之外的活动更丰富。结果教育部当时下文禁止，要求学生按照专业来管理，要把学生管理得严格一点。然后，学生宿舍里住满了辅导员，通常是搞政治思想工作，学生和他们缺乏心灵的沟通和交流。
最后，朱清时发现问题的根源是教育制度和体系问题。“如果教育体系不改的话，目前的众多问题无法解决，中国大学应当‘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这些在1917年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首倡的治校理念，成就了北大在20世纪初的辉煌，至今仍被视为中国教育界稀缺的良药。
2009年3月，刚刚从中科大校长任上卸职的中科院院士朱清时，在深圳“全球海选校长”中，全票当选南方科技大学拟任校长第一候选人。上任不久，他就主动放弃自己享受的省部级待遇，提出放弃行政级别。在给深圳市政府递交的方案中，朱清时提出以机制创新匡正中国教育积弊，以“去行政化”回归教育本源，恢复“教授治校”的传统，把南科大办成“全世界华人学者乃至世界一流科学家最向往的工作地方，培养中国未来需要的精英栋梁”。
南科大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
由于现行体制下办学的资源和各种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府，因此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放权。《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在地方享有的管理权限范围内，赋予南科大在机构编制、人事和财务方面最大的自主权。例如规定南科大理事会可在编制标准范围内自主确定人员总额；在人员聘用、岗位设置和聘任、薪酬分配等方面，可打破事业单位现行制度框架的束缚；教职工采取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加职业年金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国家如果能够提高老师的工资待遇，像国外和公务员一样执行待遇标准，让老师无忧无虑地工作和生活，中国的大学肯定会比现在安静一老师的心静下来，从容起来，才能让教师把更多时间花在教书育人上，提高教学质量。”
如果南科大能够走出一条教育新路来，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高校走南科大之路。反之，如果朱清时“中途退场”，中国高校改革很有可能会再延后一段时间。
教育改革：渐进还是颠覆?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中心朱军文博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的高考制度，虽有各种问题，但整体上是公平公正的，暂时还没有更好的方案可以替代它。南方科技大学今年拒绝高考，这是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一个突变。高考改革可以采取渐进式，也可以采取颠覆式的方式。国内一批高水平大学开展的自主招生改革探索可以认为是渐进式的改革。南科大采取的是后一种，他们的一些做法不符合现有的相关法律规范，又想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另起炉灶，这很困难。
朱军文表示，中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确实面对“行政挤压学术”的困境，“教授治学”的理念一直没有得到实行。目前南方科技大学的大学治理结构以及行为规范和目前中国高校的主流很不一样。他们想做的是一个超脱行政级别体系的高校，但从目前的招聘信息看，副校长还是设定了相应的行政级别，这自然会引发争议。而在中国目前的教育环境下，大学校长以及下面的行政人员，如果没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很难与校外的机构交流办事，因为整个社会的官本位环境如此，南科大很难独立于环境而存在。
关于朱清时校长拒绝行政级别，朱军文博士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此前就在中科大当过多年校长，另一方面他自身是院士，行政级别的追求与他没有太大吸引力。另外，朱清时校长本身的年龄也决定了他对行政级别和个人利益等比较淡漠，也更能顶住来自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压力，所以能更好地扮演改革这一角色，但校长以下的学校行政人员就未必能如此，改革后的制度也还是要靠人来执行，行政人员对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对于南科大改革也存在很大影响。如果高素质的职业化行政管理队伍缺乏，行政权力挤压学术权力的状况可能无法改变，进而违背改革初衷。在目前的宏观背景下，从朱清时校长下面的行政人员的职业发展看，南科大最终可能还是会选择与其他公立高校一样，承认行政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