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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F《中国经贸聚焦》(下称“CBF”)：付费通的发展历史与社会反响如何?
池晓彬：付费通是2003年上海市政府部门牵头成立的项目，作为政府公共服务功能的延伸。此前因为城区扩大，很多服务网点没有跟上。造成问题比较严重，很多人牺牲周末排队缴费，非常麻烦。以前每年的两会都有群众提案。于是我们就用信息化的手段搭建了这个平台。通过网站、电话以及小区和高端商务楼里面的终端可以非常方便地通过刷卡来缴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居民缴费难的问题。
CBF：你怎么看待移动支付这块市场，其前景以及和第三方支付之间，到底是怎样的融合竞争关系?
池晓彬：应该说，2009年是移动支付的元年。发展了两年。这两年，移动在终端工具上的变化，原来因为技术市场原因存在一些限制，现在的基础是比较好的。现在各种手机操作系统上应用的集成很多，用的人多，用起来也方便。现在处于起步阶段，以后发展会越来越好。生活中的很多小额支付都可以通过手机完成。
CBF：从付费通的发展、功能和市场看，还是有很多可借鉴性的。在其他城市有没有类似付费通的产品?
池晓彬：其他城市也有类似产品。很多来我们这里取过经，来交流过、看过。
CBF：在主持付费通项目的过程中，您对于将技术和市场需求对接是如何看的?
池晓彬：这个不是我个人独立完成，是团队协作的结果。关键是用户需求，满足许多人的需求。比如缴费问题，现在也仍然是一个问题。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改善了现状。还有一些深层次的，主要是潜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主要是提供好的产品，通过合适的渠道和用户沟通。应该来讲，首先是要解决互联网的诚信问题，也就是信用问题。中国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比如中西部差异问题，城乡差距问题，现在互联网环境越来越好，缴费这一块的市场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做得还不够，还要继续努力。
CBF：如何看待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马云将支付宝转入自己公司名下的事件?
池晓彬：股权博弈，控制权博弈。在原有框架内，应该是每个股东都享有权利。马云利用规则做了他想要做的事情。从法律的层次看，三个层次，宪法、法律、法规或者部门规章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下面的部门规章不能对抗法律，下位法不能对抗上位法。应该用《民法》和《公司法》来界定这些事情，但不能借(法规)来说这个事。这里面应该不是像外界所说的那样，里面肯定是有一个博弈的平衡。如果拿不到牌照，就三方共输了。拿到牌照的过程中，部分退出，或者股权转移，肯定有一些交易。至于怎么交易，这就是另外的细节了。马云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最后应该还是一个共赢局面。
CBF：最近中国的部分上市公司出现财务欺诈事件，而这个时候马云这边恰好发生了支付宝事件，他是一个标志性人物。他这样挑战规则。国内部分名人都认为这个影响非常之坏。因为国内许多企业都是这种协议控制模式。大家一直都遵守这样一种模式规则，现在被马云打破了。这种行为影响了众多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造成一种集体性的不信任感。
池晓彬：我倒不这么看。目前整个中国的国情还是体现到一些事情上。你刚才说的，马云对法律的漠视，事实上，这里很多也是国情。比如有一家在海外上市的，在国内做教育培训，他在IPO路演的过程当中，在上市之前的宣告，都是信誓旦旦的，我一定要为这企业怎么怎么样。但居然在上市大概三个月内，就突然宣布辞职。所以，我们感觉，中国的诚信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外的有些企业家，为了家族的声誉，他们不能乱干。而我们目前好像是，因为法律约束我，所以我才不这么干。这样的话，差别是比较大的。这个可能是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在西方，你违背了法律，那就什么都不是。在中国就不是，很多在法律上违背了，但在民族主义的角度，民粹主义的角度，就可以说得过去。如果按照西方的这一套，按照法律约束，那就是另一回事。这种情境下，我们觉得可以理解。马云他们已经达成了某种交易，雅虎联合创始人杨致远也不是傻瓜。谁都不傻。毕竟这种博弈最后都是要双赢。双赢在经济学上就是帕累托最优，不然达不成协议，做不下去，要么就起诉。除非杨致远公开接受媒体采访，才可以确定很多真相。
至于股票大跌，主要还是要看基本面，取决于其内在价值。一时的涨跌是暂时的，该回去的还是会回去。我是比较客观地去看问题。马云这个人也是平常人，我们从来没把他看成一个很“神”的人，他的企业管理可能有独到之处，比如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但他也是平常人，也就是“理性的经济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其作出决策的时候是自私的理性的，这要从人性的角度理解。
CBF：您走到现在或者说开创现在的局面，人生中有哪些经历对您影响最深，或者说造就了您性格中的核心部分?
池晓彬：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好好地反思过。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朴实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后来经历读书，也没有特别的过程。从温州到上海，当时只能说我很有激情。当时是做投资，后来看看这个项目不错，后来就转向经营这个项目了。
CBF：温州的商业氛围是否也影响到了您?
池晓彬：应该说温州的环境还是很好的。当时过来做这个项目，是先难后易，一点点做起来的。当然政府也给予了一定支持，每一步都走得艰难，并不那么容易。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新的转折。从长久看是好的。
CBF：如果在一个孤岛上生活两年，只能带两本书，您会带哪两本?
池晓彬：这两本应该是百看不厌的书。现在的快餐文化的书我不喜欢看。还是要看古书和外国人写的书。比如《国富论》，可以不断看，非常经典。四大名著中的任何一本书，都可以看很久。当然，《水浒传》这种不大喜欢。一部《红楼梦》或者一部《西游记》，都不错。这种有内涵的书，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去看，会感受到不同的景象。其他的快餐文化，吃两顿就吃厌了，就不想再看下去了。一定只能带两本，还真的蛮难选的，那从古书里随便拿两本就行了。我比较喜欢古书。比如《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从里面随便拿两本都可以看好几遍。因为在孤岛上还需要劳作。
CBF：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您看重的是里面具体的管理思想或者说是哪一个或哪几个方面?
池晓彬：这些书是多棱镜，可以从里面看到很多东西。如果碰到的是管理问题，可以在书里找到对应的内容。有时是带着问题在读，有时是带着兴趣在读，最后是整体综合能力的提高。从书里可以看到很多管理的思路，比如帝朝怎么管理。又比如汉朝王莽那段，就讲他开始的伪善到最后走向反面角色，可以仔细体察这种过程。这就像人物传记一样。可以看出管理上的很多东西，还比如在“王就是法”的情况下如何去治理。
池晓彬：付费通是2003年上海市政府部门牵头成立的项目，作为政府公共服务功能的延伸。此前因为城区扩大，很多服务网点没有跟上。造成问题比较严重，很多人牺牲周末排队缴费，非常麻烦。以前每年的两会都有群众提案。于是我们就用信息化的手段搭建了这个平台。通过网站、电话以及小区和高端商务楼里面的终端可以非常方便地通过刷卡来缴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居民缴费难的问题。
CBF：你怎么看待移动支付这块市场，其前景以及和第三方支付之间，到底是怎样的融合竞争关系?
池晓彬：应该说，2009年是移动支付的元年。发展了两年。这两年，移动在终端工具上的变化，原来因为技术市场原因存在一些限制，现在的基础是比较好的。现在各种手机操作系统上应用的集成很多，用的人多，用起来也方便。现在处于起步阶段，以后发展会越来越好。生活中的很多小额支付都可以通过手机完成。
CBF：从付费通的发展、功能和市场看，还是有很多可借鉴性的。在其他城市有没有类似付费通的产品?
池晓彬：其他城市也有类似产品。很多来我们这里取过经，来交流过、看过。
CBF：在主持付费通项目的过程中，您对于将技术和市场需求对接是如何看的?
池晓彬：这个不是我个人独立完成，是团队协作的结果。关键是用户需求，满足许多人的需求。比如缴费问题，现在也仍然是一个问题。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改善了现状。还有一些深层次的，主要是潜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主要是提供好的产品，通过合适的渠道和用户沟通。应该来讲，首先是要解决互联网的诚信问题，也就是信用问题。中国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比如中西部差异问题，城乡差距问题，现在互联网环境越来越好，缴费这一块的市场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做得还不够，还要继续努力。
CBF：如何看待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马云将支付宝转入自己公司名下的事件?
池晓彬：股权博弈，控制权博弈。在原有框架内，应该是每个股东都享有权利。马云利用规则做了他想要做的事情。从法律的层次看，三个层次，宪法、法律、法规或者部门规章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下面的部门规章不能对抗法律，下位法不能对抗上位法。应该用《民法》和《公司法》来界定这些事情，但不能借(法规)来说这个事。这里面应该不是像外界所说的那样，里面肯定是有一个博弈的平衡。如果拿不到牌照，就三方共输了。拿到牌照的过程中，部分退出，或者股权转移，肯定有一些交易。至于怎么交易，这就是另外的细节了。马云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最后应该还是一个共赢局面。
CBF：最近中国的部分上市公司出现财务欺诈事件，而这个时候马云这边恰好发生了支付宝事件，他是一个标志性人物。他这样挑战规则。国内部分名人都认为这个影响非常之坏。因为国内许多企业都是这种协议控制模式。大家一直都遵守这样一种模式规则，现在被马云打破了。这种行为影响了众多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造成一种集体性的不信任感。
池晓彬：我倒不这么看。目前整个中国的国情还是体现到一些事情上。你刚才说的，马云对法律的漠视，事实上，这里很多也是国情。比如有一家在海外上市的，在国内做教育培训，他在IPO路演的过程当中，在上市之前的宣告，都是信誓旦旦的，我一定要为这企业怎么怎么样。但居然在上市大概三个月内，就突然宣布辞职。所以，我们感觉，中国的诚信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外的有些企业家，为了家族的声誉，他们不能乱干。而我们目前好像是，因为法律约束我，所以我才不这么干。这样的话，差别是比较大的。这个可能是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在西方，你违背了法律，那就什么都不是。在中国就不是，很多在法律上违背了，但在民族主义的角度，民粹主义的角度，就可以说得过去。如果按照西方的这一套，按照法律约束，那就是另一回事。这种情境下，我们觉得可以理解。马云他们已经达成了某种交易，雅虎联合创始人杨致远也不是傻瓜。谁都不傻。毕竟这种博弈最后都是要双赢。双赢在经济学上就是帕累托最优，不然达不成协议，做不下去，要么就起诉。除非杨致远公开接受媒体采访，才可以确定很多真相。
至于股票大跌，主要还是要看基本面，取决于其内在价值。一时的涨跌是暂时的，该回去的还是会回去。我是比较客观地去看问题。马云这个人也是平常人，我们从来没把他看成一个很“神”的人，他的企业管理可能有独到之处，比如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但他也是平常人，也就是“理性的经济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其作出决策的时候是自私的理性的，这要从人性的角度理解。
CBF：您走到现在或者说开创现在的局面，人生中有哪些经历对您影响最深，或者说造就了您性格中的核心部分?
池晓彬：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好好地反思过。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朴实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后来经历读书，也没有特别的过程。从温州到上海，当时只能说我很有激情。当时是做投资，后来看看这个项目不错，后来就转向经营这个项目了。
CBF：温州的商业氛围是否也影响到了您?
池晓彬：应该说温州的环境还是很好的。当时过来做这个项目，是先难后易，一点点做起来的。当然政府也给予了一定支持，每一步都走得艰难，并不那么容易。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新的转折。从长久看是好的。
CBF：如果在一个孤岛上生活两年，只能带两本书，您会带哪两本?
池晓彬：这两本应该是百看不厌的书。现在的快餐文化的书我不喜欢看。还是要看古书和外国人写的书。比如《国富论》，可以不断看，非常经典。四大名著中的任何一本书，都可以看很久。当然，《水浒传》这种不大喜欢。一部《红楼梦》或者一部《西游记》，都不错。这种有内涵的书，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去看，会感受到不同的景象。其他的快餐文化，吃两顿就吃厌了，就不想再看下去了。一定只能带两本，还真的蛮难选的，那从古书里随便拿两本就行了。我比较喜欢古书。比如《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从里面随便拿两本都可以看好几遍。因为在孤岛上还需要劳作。
CBF：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您看重的是里面具体的管理思想或者说是哪一个或哪几个方面?
池晓彬：这些书是多棱镜，可以从里面看到很多东西。如果碰到的是管理问题，可以在书里找到对应的内容。有时是带着问题在读，有时是带着兴趣在读，最后是整体综合能力的提高。从书里可以看到很多管理的思路，比如帝朝怎么管理。又比如汉朝王莽那段，就讲他开始的伪善到最后走向反面角色，可以仔细体察这种过程。这就像人物传记一样。可以看出管理上的很多东西，还比如在“王就是法”的情况下如何去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