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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志愿“一手捏笔，一手握枪”
1966年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因“文革”原因到1967年才进行分配。分配方案中有一个名额是去人民解放军部队，这是我长期梦寐以求的志愿。
8岁时，首次见到解放我家乡的战士，成排站在院子里，纪律严明，我就很羡慕。解放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和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始终伴随我成长，至今依然喜欢。叔叔卢世立是解放军也是志愿军，牺牲在朝鲜。“文革”期间，穿绿军装成为时尚。我为了使自己成为持“一支钢笔，一支手枪”的人，决心去争这一个部队的名额。那年代很重视政治条件，我当年虽不是党员，但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按当时的说法——“黄瓜一样”清清爽爽。于是，我在11名家庭和社会关系都清清白白的竞争者中胜出。1967年底，我离沪北上去国防科委部队报到，同班同学、老大哥方彭君送我到十六铺码头。
我要去报到的国防科委部队位于吉林省白城市平台，这地方与内蒙古毗邻，当时戏说政治部大楼西边一半该属内蒙古自治区，东边一半该属吉林省。我途经北京时正是元旦假日，在友人家住了两天，继续北上，元月3日到达白城平台。下了火车，满眼北国风光，漫天皆白，寒风凛冽，顷刻间眉毛结冰了，南方穿过来的衣裤根本抵挡不住这严寒。赶紧办了报到手续，换上厚棉衣、军皮大衣，住进招待所。冷归冷，但我精神状态非常高昂。
部队代号为8309，番号是第三十一训练基地，这是常规武器科研基地，军级单位，官多兵少。所谓的官，大多是技术人员，戴眼镜的。我被分配在政治部秘书科（处），科长朱九阳山西口音，人说他过去是阎老西部下。秘书科仅4人，我仅仅是见习的“准军官”，未定级，拿45元的学员工资。但无论如何，我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正式军人了，自幼“一支手枪，一支钢笔”的理想实现了。笔，不用说，秘书科哪有不用笔的？枪，科里有手枪，部队第三研究科是轻武器科，子弹任我们讨要。我们科办公室西窗朝向内蒙古草原高坡，天然靶场，兴趣来了，甩手就打。领导来批评了，说别随便打，我们口头表示接受，一会儿又打。
刚到政治部机关的头个把月，我样样新鲜。司、政、后三大部的负责人大多是从抗日战争出来的，有的还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红军，而相当多的营连级的参谋干事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
下放野战军，接受再教育，与林彪侄子在同一连队
那时，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在各级党报发表，不但知青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这些穿上军装的高校毕业生也要接受刚入伍的新兵（贫下中农子女）的再教育。我们这些来自清华、北大、复旦、北航、同济、南炮等高校的16名学生，虽然穿着四个口袋的干部服，却必须老老实实地服从班里两个口袋的士兵的管教。我们于1968年春下放到齐齐哈尔205团三营，分在七、八两个连，每连8人。我在八连。林彪的侄子林仲烈（南炮——南京炮兵工程学院毕业）与我同在八连。他的身份是不公开的，因为阶级敌人如果知道他是林彪侄子的话，可能会暗杀他。甚至当整个团拉到大兴安岭打山洞（坑道）时，上级特地关照别让他进坑道，担心炸药和塌方，只让他在坑道口烧开水、烧汤。林仲烈本人不错，不以大伯林彪的头衔来压人，甚至提都不提。他对大家也不错，水烧开了直呼“请喝水，请喝水啰！”待人和气，从没见他发过火。1969年底我复员离队时他还在部队，估计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他肯定不能再留在部队了。
我们16名高校学生在野战军205团当兵锻炼，就是205团的普通一兵，部队干什么，我们毫不特殊地一起干什么，从1968年春夏之交到1969年秋的一年多时间里，干了3个阶段的事：施工、支左、守边防。
所谓施工就是深挖洞。滨洲线铁路是哈尔滨通过大兴安岭出满洲里直达莫斯科的。为防止苏修入侵，铁路两旁山坡要打无数坑道，屯兵、藏弹药、藏枪炮。那时没挖掘机，战士用铁锤、钢钎打岩，大多一米半左右深的洞，填满炸药，一排总有20来个洞，炸药、雷管、导火线每洞装好，人都散离到洞外，爆破手（我也当过很多回）先点燃最长的导火线，从长到短，到最短的导火线点燃后迅速离开，出到洞外。几秒后洗耳静听，如爆炸声数与洞眼数一样，就是全部爆炸了；如爆炸声数少了，就有哑炮，必须排除，不然危险。挖洞昼夜三班倒，每日掘进两三米。我记得我们打的坑道宽三米半至四米，高度也一样。后来不见苏修侵入滨洲线，一路无数的坑道就没发挥军事效用了。
打坑道施工大概干了四五个月吧。一位清华毕业的同学半个脑壳被炸没了，眼睛也仅剩一只，命总算保住了。我的脸颊也被锤子偏过来打透，口内流血。在当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氛围下，不张扬，没下火线，当然也没告诉人。
打坑道告一段落后，部队拉到黑龙江省察哈阳建设兵团支左（即毛泽东说的“支持革命左派”）。在支左的几个月里，“贫下中农”的化身——无论老兵新兵都不如我们这些“臭老九”能说会道，上千人的大会上讲一两个小时没问题，什么九次路线斗争呀，什么继续革命理论呀，什么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就是毛泽东思想呀，一套一套的他们不如我们，甚至也不如支左工作的对象。因为察哈阳建设兵团的成员本身不是农民，而是知识青年，他们文化程度一般比战士高得多。工作好做的是这个兵团没分成明显的两派，我们讲讲大道理，编演些文艺小节目，活跃活跃气氛就行了。兵团人员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在黑龙江上吴八老岛守边，差点接火
在支左的日子里，发生了苏联入侵我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事件，记得1969年3月2日有一次战斗，3月15日又有一次。接着，黑龙江上的吴八老岛也可能有事了，上级把我们所在的205团调到黑龙江省呼玛县境内守吴八老岛这道边防。国际法这么规定：两国界河上如有岛，归谁？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岛在中心线哪一侧，就属于哪边国家。吴八老島在中心线我侧，就应归我国所有。
苏联硬说吴八老岛是他们的。实际上，该岛荒无人烟，之所以名称叫吴八老岛，是因为清代我边民名“吴八老”的人居住岛上而得名，后来没人居住，草长得很高。苏联强行要侵占该岛，性质同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是一样的。我理解：北极熊已在江北部署兵力了，我们也要有准备。我205团于1969年5月下旬吧，从齐齐哈尔紧急调往黑龙江省呼玛县黑龙江边防守吴八老岛。我们坐在军车里，日夜不停地往大兴安岭密林深处开去。没有路，靠“大力士”爬山虎（类似坦克，比坦克厉害）在前面压出一条路来，碗口粗的白桦树被它压得粉身碎骨，路就出来了，车一辆接着一辆地跟进。林间地上坑坑洼洼，洼里有水，水中有鱼，而且是大鱼，要不是军情紧急人在车上，我会抓好多好多大鱼，而且不需什么工具，小小的水洼，用手捞上来就是。林间头顶上往往能看见悬棺。鄂伦春族的风俗是把棺材用四根绳子系在四个方向的白桦树上，悬挂在十几米甚至二三十米高的空中，腐水滴地，恶臭冲天，几年后放下棺材再入土。 不知军车开了多长时间（有人说三天两夜），终于停下，估计到黑龙江边了（但我们在山间密林里，看不见江，后来才知是江边的山南，敌人的子弹直射不到我们）。当天就紧急搭帐篷，铺简易床（三根白桦树并放，铺上褥子，将就着睡），同时放置好武器、弹药，忙完已入夜。林子里只有两种声音，除了说不出名称的野兽叫声，就是江对面“老毛子”的枪声。“老毛子”都是入夜后隔江向我方射击，都是步枪或机枪，有单发声，也有连发声。那边“哒哒”，我们头上立即“吱吱”； 那边“哒哒哒”，我们头上“吱吱吱”。开始一两天有些紧张，后来听惯了，也没什么了。高山挡住敌人子弹，我们营帐在山南，安全。但多次看到被子弹打落的树叶飘落到帐篷上、头顶上。按上级命令，任凭敌人隔江向我方打枪，我方都不还击；如果敌人登岛，就予以坚决歼灭。我军夜里派出工兵，摆渡上岛，从我侧斜坡掘进打开地道，做成工事，可容纳一个排的指战员和相应的武器弹药。此后，保持一个排的兵力在岛上隧洞工事里昼夜值班，换班也是等天黑，小船摆渡一个排上去，接替已在隧洞一昼夜的那个排回后山休息。我记得从我们山脚过河到岛仅二三十米，小船摆渡一会儿就到，而岛北边过主航道中心线到苏联大陆南岸却是上百米，宽的水面有几百米。白天，为避免无谓牺牲，我们值班的指战员都不在岛上地面出现，但6月份出了个事情：辽宁籍的新兵任久林出于好奇，走出坑道，走上露天的地面向江北张望，被敌方机枪“哒哒哒”三发射中胸部，当即牺牲。这小战士3月入伍，6月牺牲，实在可惜。
终于有一天“老毛子”上岛了。岛上值班的那个排的指战员当然已弹上膛、刀出鞘，待命跃出坑道口。我们山后的大部队也已整装待发，接到命令就快速下山到江边，再花几分钟摆渡就能上岛战斗。珍宝岛的同志们是雪中伏着不动，整夜冻着，到迎敌时一跃而起。我们则是热天，冲上去就接敌。不久传来消息：“老毛子”70来人乘舰船确已越过主航道中心线，船靠岛岸，人员离船登岛，但仅两三分钟又回到船上，开回去了。
就这么一次，差点接火了，以后再也没见“老毛子”登岛，夜里枪照样打，朝中方播放的高音喇叭照样响，我们照样不予理睬。
几十年后，据说中俄勘界时吴八老岛已被分为两半，中、俄各一半。
回到国防科委机关不久就复员
1969年秋吧，一年左右的下放当兵锻炼总算结束，科委8309部队的人到齐齐哈尔野战军205团接我们回科委机关。娘家来人，肯定客气话一番：“我们部队这些大学生（臭老九）下放你们部队锻炼，麻烦你们了，他们表现怎么样？”
205团肯定也客气一番，但我知道真家伙是锻炼一年的表现鉴定，对我的评语肯定不会好的。我们这些“臭老九”分在三营七八两个连，中途曾有过发动战士给连长、指导员提意见、整风的话动。因我的记录中有战士们关于指导员不进坑道、发发空话的发言，因此事得罪了指导员。连里有干部也透露了一点，说大学生把地方搞“文革”的大民主带到部队来，造成部队的不稳定（这罪名大得很），而我又是这批大学生中闯祸最烈者，我的鉴定能好吗？我就是带着这种鉴定结论回自己部队的。
回到自己的部队——位于吉林省白城市平台的8309部队，也就是说过让我干一辈子的国防科委常规武器试验基地。由于年轻，血气方刚，太没社会经验，接着又做了两件吃力勿讨好的事情。1969年12月上旬，部队传达上级关于“体制改革”的事，说部队位置离苏联较近，容易遭苏修袭击，军级单位要缩成师级单位，迁到陕西华阴去，人员要削减很大一部分，干部复员，战士退伍，复退办把名单都定好了。真没想到，我的名字在复员名单里。
离开部队的头天晚上，政治部举行送别复员干部的宴会，谁讲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埋头喝酒，来者不拒，回到宿舍，全部吐光。
次日上午，大地照样白雪皑皑，虽有日光，严寒中毫无暖气，北风透心地冷。我提着行李，进平台车站，登上南下的列车。
在大连开往上海的客轮上，我站立在甲板上望着翻滚的海浪出神。一位衣着整齐、五官清秀的北方口音的姑娘，见我一身草绿军装，凑近我热情地问：“解放军叔叔，我也想当兵，你有什么办法帮助我吗？”
这，触动了我最疼痛的那根神经。我无言以答，勉强一个微笑作为回答。
当年，营级以下都只能复员，复员费按军齡（每年领一个月工资额）计算。我大学毕业的临时基本工资为每月45元，两年军龄共领得复员费90元。让我拿着90元钱自己到地方找工作。复员的原则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回复旦去吗？让他们为我重新分配吗？不可能了。当年分配完毕，我就起程到8309去了。据说浙江日报社曾向复旦中文系要4个人，复旦中文系说已分配完了，没人了。此刻，我连这也办不到了呀！
后话：自找工作，工资原则是：军龄加入伍前工龄不满8年的定二级工。我落在一个轻工业企业，月工资33元。两年后，国务院发现情形如我这样的人全国很多，于是再下文件，让我们恢复大学毕业生的临时基本工资。后来再转正定级，进入了公务员队伍。
（作者退休前任中共浙江省天台县委办副主任）
1966年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因“文革”原因到1967年才进行分配。分配方案中有一个名额是去人民解放军部队，这是我长期梦寐以求的志愿。
8岁时，首次见到解放我家乡的战士，成排站在院子里，纪律严明，我就很羡慕。解放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和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始终伴随我成长，至今依然喜欢。叔叔卢世立是解放军也是志愿军，牺牲在朝鲜。“文革”期间，穿绿军装成为时尚。我为了使自己成为持“一支钢笔，一支手枪”的人，决心去争这一个部队的名额。那年代很重视政治条件，我当年虽不是党员，但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按当时的说法——“黄瓜一样”清清爽爽。于是，我在11名家庭和社会关系都清清白白的竞争者中胜出。1967年底，我离沪北上去国防科委部队报到，同班同学、老大哥方彭君送我到十六铺码头。
我要去报到的国防科委部队位于吉林省白城市平台，这地方与内蒙古毗邻，当时戏说政治部大楼西边一半该属内蒙古自治区，东边一半该属吉林省。我途经北京时正是元旦假日，在友人家住了两天，继续北上，元月3日到达白城平台。下了火车，满眼北国风光，漫天皆白，寒风凛冽，顷刻间眉毛结冰了，南方穿过来的衣裤根本抵挡不住这严寒。赶紧办了报到手续，换上厚棉衣、军皮大衣，住进招待所。冷归冷，但我精神状态非常高昂。
部队代号为8309，番号是第三十一训练基地，这是常规武器科研基地，军级单位，官多兵少。所谓的官，大多是技术人员，戴眼镜的。我被分配在政治部秘书科（处），科长朱九阳山西口音，人说他过去是阎老西部下。秘书科仅4人，我仅仅是见习的“准军官”，未定级，拿45元的学员工资。但无论如何，我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正式军人了，自幼“一支手枪，一支钢笔”的理想实现了。笔，不用说，秘书科哪有不用笔的？枪，科里有手枪，部队第三研究科是轻武器科，子弹任我们讨要。我们科办公室西窗朝向内蒙古草原高坡，天然靶场，兴趣来了，甩手就打。领导来批评了，说别随便打，我们口头表示接受，一会儿又打。
刚到政治部机关的头个把月，我样样新鲜。司、政、后三大部的负责人大多是从抗日战争出来的，有的还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红军，而相当多的营连级的参谋干事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
下放野战军，接受再教育，与林彪侄子在同一连队
那时，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在各级党报发表，不但知青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这些穿上军装的高校毕业生也要接受刚入伍的新兵（贫下中农子女）的再教育。我们这些来自清华、北大、复旦、北航、同济、南炮等高校的16名学生，虽然穿着四个口袋的干部服，却必须老老实实地服从班里两个口袋的士兵的管教。我们于1968年春下放到齐齐哈尔205团三营，分在七、八两个连，每连8人。我在八连。林彪的侄子林仲烈（南炮——南京炮兵工程学院毕业）与我同在八连。他的身份是不公开的，因为阶级敌人如果知道他是林彪侄子的话，可能会暗杀他。甚至当整个团拉到大兴安岭打山洞（坑道）时，上级特地关照别让他进坑道，担心炸药和塌方，只让他在坑道口烧开水、烧汤。林仲烈本人不错，不以大伯林彪的头衔来压人，甚至提都不提。他对大家也不错，水烧开了直呼“请喝水，请喝水啰！”待人和气，从没见他发过火。1969年底我复员离队时他还在部队，估计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他肯定不能再留在部队了。
我们16名高校学生在野战军205团当兵锻炼，就是205团的普通一兵，部队干什么，我们毫不特殊地一起干什么，从1968年春夏之交到1969年秋的一年多时间里，干了3个阶段的事：施工、支左、守边防。
所谓施工就是深挖洞。滨洲线铁路是哈尔滨通过大兴安岭出满洲里直达莫斯科的。为防止苏修入侵，铁路两旁山坡要打无数坑道，屯兵、藏弹药、藏枪炮。那时没挖掘机，战士用铁锤、钢钎打岩，大多一米半左右深的洞，填满炸药，一排总有20来个洞，炸药、雷管、导火线每洞装好，人都散离到洞外，爆破手（我也当过很多回）先点燃最长的导火线，从长到短，到最短的导火线点燃后迅速离开，出到洞外。几秒后洗耳静听，如爆炸声数与洞眼数一样，就是全部爆炸了；如爆炸声数少了，就有哑炮，必须排除，不然危险。挖洞昼夜三班倒，每日掘进两三米。我记得我们打的坑道宽三米半至四米，高度也一样。后来不见苏修侵入滨洲线，一路无数的坑道就没发挥军事效用了。
打坑道施工大概干了四五个月吧。一位清华毕业的同学半个脑壳被炸没了，眼睛也仅剩一只，命总算保住了。我的脸颊也被锤子偏过来打透，口内流血。在当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氛围下，不张扬，没下火线，当然也没告诉人。
打坑道告一段落后，部队拉到黑龙江省察哈阳建设兵团支左（即毛泽东说的“支持革命左派”）。在支左的几个月里，“贫下中农”的化身——无论老兵新兵都不如我们这些“臭老九”能说会道，上千人的大会上讲一两个小时没问题，什么九次路线斗争呀，什么继续革命理论呀，什么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就是毛泽东思想呀，一套一套的他们不如我们，甚至也不如支左工作的对象。因为察哈阳建设兵团的成员本身不是农民，而是知识青年，他们文化程度一般比战士高得多。工作好做的是这个兵团没分成明显的两派，我们讲讲大道理，编演些文艺小节目，活跃活跃气氛就行了。兵团人员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在黑龙江上吴八老岛守边，差点接火
在支左的日子里，发生了苏联入侵我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事件，记得1969年3月2日有一次战斗，3月15日又有一次。接着，黑龙江上的吴八老岛也可能有事了，上级把我们所在的205团调到黑龙江省呼玛县境内守吴八老岛这道边防。国际法这么规定：两国界河上如有岛，归谁？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岛在中心线哪一侧，就属于哪边国家。吴八老島在中心线我侧，就应归我国所有。
苏联硬说吴八老岛是他们的。实际上，该岛荒无人烟，之所以名称叫吴八老岛，是因为清代我边民名“吴八老”的人居住岛上而得名，后来没人居住，草长得很高。苏联强行要侵占该岛，性质同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是一样的。我理解：北极熊已在江北部署兵力了，我们也要有准备。我205团于1969年5月下旬吧，从齐齐哈尔紧急调往黑龙江省呼玛县黑龙江边防守吴八老岛。我们坐在军车里，日夜不停地往大兴安岭密林深处开去。没有路，靠“大力士”爬山虎（类似坦克，比坦克厉害）在前面压出一条路来，碗口粗的白桦树被它压得粉身碎骨，路就出来了，车一辆接着一辆地跟进。林间地上坑坑洼洼，洼里有水，水中有鱼，而且是大鱼，要不是军情紧急人在车上，我会抓好多好多大鱼，而且不需什么工具，小小的水洼，用手捞上来就是。林间头顶上往往能看见悬棺。鄂伦春族的风俗是把棺材用四根绳子系在四个方向的白桦树上，悬挂在十几米甚至二三十米高的空中，腐水滴地，恶臭冲天，几年后放下棺材再入土。 不知军车开了多长时间（有人说三天两夜），终于停下，估计到黑龙江边了（但我们在山间密林里，看不见江，后来才知是江边的山南，敌人的子弹直射不到我们）。当天就紧急搭帐篷，铺简易床（三根白桦树并放，铺上褥子，将就着睡），同时放置好武器、弹药，忙完已入夜。林子里只有两种声音，除了说不出名称的野兽叫声，就是江对面“老毛子”的枪声。“老毛子”都是入夜后隔江向我方射击，都是步枪或机枪，有单发声，也有连发声。那边“哒哒”，我们头上立即“吱吱”； 那边“哒哒哒”，我们头上“吱吱吱”。开始一两天有些紧张，后来听惯了，也没什么了。高山挡住敌人子弹，我们营帐在山南，安全。但多次看到被子弹打落的树叶飘落到帐篷上、头顶上。按上级命令，任凭敌人隔江向我方打枪，我方都不还击；如果敌人登岛，就予以坚决歼灭。我军夜里派出工兵，摆渡上岛，从我侧斜坡掘进打开地道，做成工事，可容纳一个排的指战员和相应的武器弹药。此后，保持一个排的兵力在岛上隧洞工事里昼夜值班，换班也是等天黑，小船摆渡一个排上去，接替已在隧洞一昼夜的那个排回后山休息。我记得从我们山脚过河到岛仅二三十米，小船摆渡一会儿就到，而岛北边过主航道中心线到苏联大陆南岸却是上百米，宽的水面有几百米。白天，为避免无谓牺牲，我们值班的指战员都不在岛上地面出现，但6月份出了个事情：辽宁籍的新兵任久林出于好奇，走出坑道，走上露天的地面向江北张望，被敌方机枪“哒哒哒”三发射中胸部，当即牺牲。这小战士3月入伍，6月牺牲，实在可惜。
终于有一天“老毛子”上岛了。岛上值班的那个排的指战员当然已弹上膛、刀出鞘，待命跃出坑道口。我们山后的大部队也已整装待发，接到命令就快速下山到江边，再花几分钟摆渡就能上岛战斗。珍宝岛的同志们是雪中伏着不动，整夜冻着，到迎敌时一跃而起。我们则是热天，冲上去就接敌。不久传来消息：“老毛子”70来人乘舰船确已越过主航道中心线，船靠岛岸，人员离船登岛，但仅两三分钟又回到船上，开回去了。
就这么一次，差点接火了，以后再也没见“老毛子”登岛，夜里枪照样打，朝中方播放的高音喇叭照样响，我们照样不予理睬。
几十年后，据说中俄勘界时吴八老岛已被分为两半，中、俄各一半。
回到国防科委机关不久就复员
1969年秋吧，一年左右的下放当兵锻炼总算结束，科委8309部队的人到齐齐哈尔野战军205团接我们回科委机关。娘家来人，肯定客气话一番：“我们部队这些大学生（臭老九）下放你们部队锻炼，麻烦你们了，他们表现怎么样？”
205团肯定也客气一番，但我知道真家伙是锻炼一年的表现鉴定，对我的评语肯定不会好的。我们这些“臭老九”分在三营七八两个连，中途曾有过发动战士给连长、指导员提意见、整风的话动。因我的记录中有战士们关于指导员不进坑道、发发空话的发言，因此事得罪了指导员。连里有干部也透露了一点，说大学生把地方搞“文革”的大民主带到部队来，造成部队的不稳定（这罪名大得很），而我又是这批大学生中闯祸最烈者，我的鉴定能好吗？我就是带着这种鉴定结论回自己部队的。
回到自己的部队——位于吉林省白城市平台的8309部队，也就是说过让我干一辈子的国防科委常规武器试验基地。由于年轻，血气方刚，太没社会经验，接着又做了两件吃力勿讨好的事情。1969年12月上旬，部队传达上级关于“体制改革”的事，说部队位置离苏联较近，容易遭苏修袭击，军级单位要缩成师级单位，迁到陕西华阴去，人员要削减很大一部分，干部复员，战士退伍，复退办把名单都定好了。真没想到，我的名字在复员名单里。
离开部队的头天晚上，政治部举行送别复员干部的宴会，谁讲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埋头喝酒，来者不拒，回到宿舍，全部吐光。
次日上午，大地照样白雪皑皑，虽有日光，严寒中毫无暖气，北风透心地冷。我提着行李，进平台车站，登上南下的列车。
在大连开往上海的客轮上，我站立在甲板上望着翻滚的海浪出神。一位衣着整齐、五官清秀的北方口音的姑娘，见我一身草绿军装，凑近我热情地问：“解放军叔叔，我也想当兵，你有什么办法帮助我吗？”
这，触动了我最疼痛的那根神经。我无言以答，勉强一个微笑作为回答。
当年，营级以下都只能复员，复员费按军齡（每年领一个月工资额）计算。我大学毕业的临时基本工资为每月45元，两年军龄共领得复员费90元。让我拿着90元钱自己到地方找工作。复员的原则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回复旦去吗？让他们为我重新分配吗？不可能了。当年分配完毕，我就起程到8309去了。据说浙江日报社曾向复旦中文系要4个人，复旦中文系说已分配完了，没人了。此刻，我连这也办不到了呀！
后话：自找工作，工资原则是：军龄加入伍前工龄不满8年的定二级工。我落在一个轻工业企业，月工资33元。两年后，国务院发现情形如我这样的人全国很多，于是再下文件，让我们恢复大学毕业生的临时基本工资。后来再转正定级，进入了公务员队伍。
（作者退休前任中共浙江省天台县委办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