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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5月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原馆长、《世纪》创刊主编王国忠（1927-2010）先生逝世 10 周年。他是卓有成就的编辑出版家，历任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上海科技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党组书记，上海市出版局局长。他被誉为“科普编创学科带头人”，主持编辑出版《十万个为什么》《新十万个为什么》等影响深远的科普类书籍。他还是爱国统一战线事业的辛勤开拓者。1986年10月，王国忠出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其间创办《上海文史》杂志，又主持创办全国文史研究馆系统第一份由中央与地方文史研究馆共同主办的文史纪实类刊物——《世纪》杂志。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主办的《新闻出版博物馆》2020年第1期特设“追忆王国忠”专栏，邀请王楚光、洪祖年、高孝湛、傅春然、俞子林、沈飞德等诸位先生撰文，从不同的视角记述了王国忠对新闻出版和统战事业所作的独特贡献。本刊特选刊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原常务副馆长、《世纪》杂志顾问王楚光先生的纪念文章，以志缅怀。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老馆长王国忠同志离开我们已有10个春秋，往事如潮，涌上心头，引起我的追思与怀念。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到中央文史研究馆担任常务副馆长，得知全国各省、区、市的32个文史馆，无论从纵向还是从横向来看，上海馆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5000年历史来看，远古看安阳，上古看西安，中古看开封，近古看北京，而近现代史则要看上海，虽然它并不是都城。全国各馆（包括中央馆）的馆员人数平均在30人左右，唯有上海馆的馆员人数竟达300之众，是各馆人数的十倍之上。何以如此？据传还有一段佳话。当时上海的主事者也是参照各馆的人数规模，以30人的方案上报陈毅市长，陈市长财大气豪，认为偌大一个上海，人才济济，区区三十，难以囊括。他老人家大笔一挥，在30后面加了一个零，变成了300，从此至今，上海馆一直保持较大的规模，成了全国首屈一指的庞大而精博的文史大馆。
文史馆都是由同级政府领导，中央馆与地方馆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历来并无多少交往。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文史研究馆为了活跃馆务，扩大社会影响，才逐渐加强与各地方馆的联系，共同举办了一些活动。因此，我一到职，即很关注与各地文史馆的关系，尤其是全国最大最有实力的上海馆，以期建立良好的工作联系。
事有机会，人有机缘。我到职不久，上海文史馆的馆长王国忠同志因公出差，路过北京，下榻平安里的一个部队招待所。获此信息，我即驱车前往，登门造访。王国忠同志年岁比我長，资历比我深，学识比我高，我是抱着一种谦逊的姿态去会见这位老同志的。寒暄之后，闲聊起彼此的经历，方知国忠同志参加过第一次全国青年大会，乃中央团校第一期的学员，是位资深的老团干。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在共青团武汉市委从事青年工作也有十余年的时间，说起来我们还是老同行。这一下就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有了不少共同语言。初次见面，国忠同志给我留下严谨、真诚、颇有修养、平易近人的印象，深刻而美好，为我们的合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科普编创学科带头人
20世纪60年代初期，有一套风行全国的科普读物为广大青少年喜爱，那就是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发行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当时，我身为青年工作者，也是这套丛书的忠实读者。该丛书达600万字，分五十卷陆续出版面市。每当新书发行，我都是最先的抢购者，佳作到手，先睹为快，从中获取知识，认知世界，开阔视野，受益匪浅。然而当时我只注意学习阅读，对此书出自哪位大家之手，似乎从未关注，到文史馆工作之后，才有所耳闻，原来国忠同志是这套丛书的最早策划、设计、主编者，由此方知他还是一位资深的颇有成就的编辑出版家，让我对国忠同志产生由衷的敬佩之情。
《新编文史笔记丛书》的操盘手
我到文史馆工作时，时任馆长是著名的当代记者、翻译家、文学家萧乾先生。这位年届耄耋的老者，宝刀不老，志向高远，大有借文史馆这个文耆云集的阵地干一番事业的开拓精神。他的名言是：不要把文史馆办成养老院，要像脚踏车一样，不断向前蹬！《新编文史笔记丛书》是他接受国忠同志的建议干一番事业的举措之一。他倡导以宋代宋祁所首创的笔记文体，发挥全国32家文史馆资深馆员深谙世情、熟悉史故的优势，动员大家不拘体例，随笔录下亲闻、亲历、亲见之地域沿革、民俗风情、名人轶事、历史掌故，汇集成册，流传于世。此议一出，立即得到全国各文史馆同仁的热烈响应，纷纷挥毫运笔，进行创作，经过一段时日，竟征集到6000余篇笔记文稿。面对如此浩瀚的稿源，要审阅修订，编辑成册，工作量很重，而当时中央馆人手有限，难当此任。为此，萧乾先生想到了实力雄厚的上海文史馆，商请国忠同志，拟将丛书的编辑部设在上海。国忠同志顾及全局，毫不推辞，接下任务，挑选精兵强将，组成编辑班子，历经5个寒暑的悉心耕耘，终于编出约500万字的五十册《新编文史笔记丛书》，由上海书店于1992—1994年陆续出版面市，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好评，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反映全国各地趣闻野史的可读性很强的文史丛书。我的湖北老乡艾知生，历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在一次活动中碰到我，他饶有兴趣地对我说：“老王！你们文史馆搞的那套文史笔记丛书真不错，我到各地出差，都要选上有关的分册带在身上，详为阅读，以此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历史掌故，这对到地方开展工作很有帮助，你们真是办了一件好事！”
萧乾馆长倡导编纂《新编文史笔记丛书》时，我尚未到文史馆工作，故未参与此事，不过，赶了一个尾声。1995年我受萧馆长之托，到上海主持召开《新编文史笔记丛书》总结工作座谈会。全国各馆都派代表参加，我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充分肯定丛书的面世，赞其是自文史馆建馆以来，全国同仁共同创造的第一个文化系统工程，必将影响未来。同时，对上海馆及国忠同志编纂此丛书所做的奉献表示由衷的敬意。事实证明，这套文史丛书确有其生命力，初版面世不久，即售尽告罄，后由中华书局再版发行一直流传至今，而且还荣获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授予的中国图书奖。 《世纪》杂志的创办者
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各地文史馆纷纷创办刊物，拓展文史业务，其中上海馆创办的《上海文史》尤为出色。然而，作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却没有一本自己的刊物，使萧乾馆长感到十分焦虑和不安。我到任不久，他即将此任务交待予我，要我想方設法，尽快筹办一本属于中央馆公开发行的刊物。可是，当时正值报纸杂志风起云涌泛滥而不可收拾之势，主管此事的国家新闻出版署痛下决心，严加控制，不批准任何新的公开发行刊物的刊号。对此，我运用过往的社会资源，多方进行疏通和游说，却是无果而终。我将此结果报告萧乾馆长，他仍不甘心。此时他又想起了上海文史馆，亲自出面与国忠同志商量，建议停办《上海文史》，借用它的刊号，中央馆和上海馆共同新办一本全国性文史刊物。如此“割肉”，国忠同志仍以全局为重，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萧乾馆长的建议，同意停办《上海文史》，另起炉灶，共同创办新刊物。
两家共办刊物，如何命名，是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刊名必须不偏不倚，关照双方的脸面，为此设计了多个刊名，均不能令人满意，最后还是国忠同志想得周全，他建议用“世纪”二字命名。世纪二字，既有厚重的历史感，也有鲜明的时代感，用作全国性的文史刊物的刊名较为妥帖。萧乾馆长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两馆共同创办的这份文史杂志就以《世纪》之名横空出世，沿用至今。
为了办好《世纪》杂志，两馆精选出馆员中顶尖的文史专家，组成刊物的编委会。萧乾馆长还邀请著名的文学家冰心先生出山，与他连袂出任编委会主任，请我担任编委会的副主任，国忠同志则担任刊物的社长兼主编，全面承担刊物的编辑出版和经营工作。《世纪》杂志创刊号面世之日，在北京建国饭店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邀请全国各大媒体记者出席，由国忠同志介绍创办此刊的背景与宗旨，通过宣传扩大社会影响。
国忠同志不负萧乾先生之重托，倾其全力，在上海寻觅房屋、筹措经费、精选人员，组建起精干的《世纪》杂志编辑部，挂牌运营。他慧眼识珠，知人善任。他挑选了两位青年才俊分别担任杂志的常务副主编和副主编：一位是多才多艺，擅长新闻摄影的谢震林；另一位就是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沈飞德，由其承办杂志的编务工作。沈飞德既有深厚的文史功底，又有开拓进取之精神，从杂志创刊之日起，不弃不舍，在此辛勤耕耘27个寒暑，从副主编干到主编，团结编辑部的全体同仁，把杂志办得越来越有特色，在“强手如林”的文史刊物阵地中，争得一席之地，成了一本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纪实性文史杂志。它所刊载的文章，经常被《作家文摘》等转载，深受读者的欢迎。2016年又在网上建立了微信公众号，有的文章点击数可达百万之上。
文史刊物，此起彼伏，难以持久，乃为常态，《世纪》杂志能坚守近三十载，实属难得。抚今追昔，不由想起它的奠基人国忠同志，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合作精诚 友谊长在
我在文史馆工作十个年头，与国忠同志交往亦有十载之久，深知斯人是位严谨、诚信、忠厚、敬业、坦荡的可敬可交的具有君子风范的长者。想当年我在职时，几乎每年都要到沪上行走盘桓数日，均得到国忠同志的热情款待。他我之间，除了切磋馆务、商讨合作事宜之外，还经常结伴出游，访周庄、观同里、游乌镇、览朱家角，并到吴江黎里古镇，瞻仰中央馆老馆长柳亚子先生的故居，既增进友谊，又陶冶心灵，令人难以忘怀。
我与国忠同志的合作，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1997年初，我们邀请江西文史馆副馆长王贤才到沪，共同策划了一个把传统文化与红色革命结合起来的书画创作活动，组织三家文史馆的100多位擅长书画创作的馆员，分期分批到井冈山采风写生，以绘画与书法手法创作出150余幅反映当年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优秀作品。三家文史馆共同举办《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七十周年书画展》，先后在井冈山、南昌、上海、北京等四地巡回展出，受到观众的欢迎与好评。在北京展出时，更是盛况空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吴学谦、彭珮云、迟浩田、王光英等及不少驻京外国使节均到会参观，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丁关根看了展览后高兴地说：“这个展览办得很好，把传统文化形式和革命题材结合起来，是个好办法。”对展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赞扬。
挚友已去，德行尚存，敬佩不已，思念长青。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主办的《新闻出版博物馆》2020年第1期特设“追忆王国忠”专栏，邀请王楚光、洪祖年、高孝湛、傅春然、俞子林、沈飞德等诸位先生撰文，从不同的视角记述了王国忠对新闻出版和统战事业所作的独特贡献。本刊特选刊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原常务副馆长、《世纪》杂志顾问王楚光先生的纪念文章，以志缅怀。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老馆长王国忠同志离开我们已有10个春秋，往事如潮，涌上心头，引起我的追思与怀念。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到中央文史研究馆担任常务副馆长，得知全国各省、区、市的32个文史馆，无论从纵向还是从横向来看，上海馆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5000年历史来看，远古看安阳，上古看西安，中古看开封，近古看北京，而近现代史则要看上海，虽然它并不是都城。全国各馆（包括中央馆）的馆员人数平均在30人左右，唯有上海馆的馆员人数竟达300之众，是各馆人数的十倍之上。何以如此？据传还有一段佳话。当时上海的主事者也是参照各馆的人数规模，以30人的方案上报陈毅市长，陈市长财大气豪，认为偌大一个上海，人才济济，区区三十，难以囊括。他老人家大笔一挥，在30后面加了一个零，变成了300，从此至今，上海馆一直保持较大的规模，成了全国首屈一指的庞大而精博的文史大馆。
文史馆都是由同级政府领导，中央馆与地方馆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历来并无多少交往。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文史研究馆为了活跃馆务，扩大社会影响，才逐渐加强与各地方馆的联系，共同举办了一些活动。因此，我一到职，即很关注与各地文史馆的关系，尤其是全国最大最有实力的上海馆，以期建立良好的工作联系。
事有机会，人有机缘。我到职不久，上海文史馆的馆长王国忠同志因公出差，路过北京，下榻平安里的一个部队招待所。获此信息，我即驱车前往，登门造访。王国忠同志年岁比我長，资历比我深，学识比我高，我是抱着一种谦逊的姿态去会见这位老同志的。寒暄之后，闲聊起彼此的经历，方知国忠同志参加过第一次全国青年大会，乃中央团校第一期的学员，是位资深的老团干。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在共青团武汉市委从事青年工作也有十余年的时间，说起来我们还是老同行。这一下就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有了不少共同语言。初次见面，国忠同志给我留下严谨、真诚、颇有修养、平易近人的印象，深刻而美好，为我们的合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科普编创学科带头人
20世纪60年代初期，有一套风行全国的科普读物为广大青少年喜爱，那就是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发行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当时，我身为青年工作者，也是这套丛书的忠实读者。该丛书达600万字，分五十卷陆续出版面市。每当新书发行，我都是最先的抢购者，佳作到手，先睹为快，从中获取知识，认知世界，开阔视野，受益匪浅。然而当时我只注意学习阅读，对此书出自哪位大家之手，似乎从未关注，到文史馆工作之后，才有所耳闻，原来国忠同志是这套丛书的最早策划、设计、主编者，由此方知他还是一位资深的颇有成就的编辑出版家，让我对国忠同志产生由衷的敬佩之情。
《新编文史笔记丛书》的操盘手
我到文史馆工作时，时任馆长是著名的当代记者、翻译家、文学家萧乾先生。这位年届耄耋的老者，宝刀不老，志向高远，大有借文史馆这个文耆云集的阵地干一番事业的开拓精神。他的名言是：不要把文史馆办成养老院，要像脚踏车一样，不断向前蹬！《新编文史笔记丛书》是他接受国忠同志的建议干一番事业的举措之一。他倡导以宋代宋祁所首创的笔记文体，发挥全国32家文史馆资深馆员深谙世情、熟悉史故的优势，动员大家不拘体例，随笔录下亲闻、亲历、亲见之地域沿革、民俗风情、名人轶事、历史掌故，汇集成册，流传于世。此议一出，立即得到全国各文史馆同仁的热烈响应，纷纷挥毫运笔，进行创作，经过一段时日，竟征集到6000余篇笔记文稿。面对如此浩瀚的稿源，要审阅修订，编辑成册，工作量很重，而当时中央馆人手有限，难当此任。为此，萧乾先生想到了实力雄厚的上海文史馆，商请国忠同志，拟将丛书的编辑部设在上海。国忠同志顾及全局，毫不推辞，接下任务，挑选精兵强将，组成编辑班子，历经5个寒暑的悉心耕耘，终于编出约500万字的五十册《新编文史笔记丛书》，由上海书店于1992—1994年陆续出版面市，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好评，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反映全国各地趣闻野史的可读性很强的文史丛书。我的湖北老乡艾知生，历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在一次活动中碰到我，他饶有兴趣地对我说：“老王！你们文史馆搞的那套文史笔记丛书真不错，我到各地出差，都要选上有关的分册带在身上，详为阅读，以此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历史掌故，这对到地方开展工作很有帮助，你们真是办了一件好事！”
萧乾馆长倡导编纂《新编文史笔记丛书》时，我尚未到文史馆工作，故未参与此事，不过，赶了一个尾声。1995年我受萧馆长之托，到上海主持召开《新编文史笔记丛书》总结工作座谈会。全国各馆都派代表参加，我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充分肯定丛书的面世，赞其是自文史馆建馆以来，全国同仁共同创造的第一个文化系统工程，必将影响未来。同时，对上海馆及国忠同志编纂此丛书所做的奉献表示由衷的敬意。事实证明，这套文史丛书确有其生命力，初版面世不久，即售尽告罄，后由中华书局再版发行一直流传至今，而且还荣获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授予的中国图书奖。 《世纪》杂志的创办者
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各地文史馆纷纷创办刊物，拓展文史业务，其中上海馆创办的《上海文史》尤为出色。然而，作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却没有一本自己的刊物，使萧乾馆长感到十分焦虑和不安。我到任不久，他即将此任务交待予我，要我想方設法，尽快筹办一本属于中央馆公开发行的刊物。可是，当时正值报纸杂志风起云涌泛滥而不可收拾之势，主管此事的国家新闻出版署痛下决心，严加控制，不批准任何新的公开发行刊物的刊号。对此，我运用过往的社会资源，多方进行疏通和游说，却是无果而终。我将此结果报告萧乾馆长，他仍不甘心。此时他又想起了上海文史馆，亲自出面与国忠同志商量，建议停办《上海文史》，借用它的刊号，中央馆和上海馆共同新办一本全国性文史刊物。如此“割肉”，国忠同志仍以全局为重，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萧乾馆长的建议，同意停办《上海文史》，另起炉灶，共同创办新刊物。
两家共办刊物，如何命名，是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刊名必须不偏不倚，关照双方的脸面，为此设计了多个刊名，均不能令人满意，最后还是国忠同志想得周全，他建议用“世纪”二字命名。世纪二字，既有厚重的历史感，也有鲜明的时代感，用作全国性的文史刊物的刊名较为妥帖。萧乾馆长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两馆共同创办的这份文史杂志就以《世纪》之名横空出世，沿用至今。
为了办好《世纪》杂志，两馆精选出馆员中顶尖的文史专家，组成刊物的编委会。萧乾馆长还邀请著名的文学家冰心先生出山，与他连袂出任编委会主任，请我担任编委会的副主任，国忠同志则担任刊物的社长兼主编，全面承担刊物的编辑出版和经营工作。《世纪》杂志创刊号面世之日，在北京建国饭店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邀请全国各大媒体记者出席，由国忠同志介绍创办此刊的背景与宗旨，通过宣传扩大社会影响。
国忠同志不负萧乾先生之重托，倾其全力，在上海寻觅房屋、筹措经费、精选人员，组建起精干的《世纪》杂志编辑部，挂牌运营。他慧眼识珠，知人善任。他挑选了两位青年才俊分别担任杂志的常务副主编和副主编：一位是多才多艺，擅长新闻摄影的谢震林；另一位就是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沈飞德，由其承办杂志的编务工作。沈飞德既有深厚的文史功底，又有开拓进取之精神，从杂志创刊之日起，不弃不舍，在此辛勤耕耘27个寒暑，从副主编干到主编，团结编辑部的全体同仁，把杂志办得越来越有特色，在“强手如林”的文史刊物阵地中，争得一席之地，成了一本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纪实性文史杂志。它所刊载的文章，经常被《作家文摘》等转载，深受读者的欢迎。2016年又在网上建立了微信公众号，有的文章点击数可达百万之上。
文史刊物，此起彼伏，难以持久，乃为常态，《世纪》杂志能坚守近三十载，实属难得。抚今追昔，不由想起它的奠基人国忠同志，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合作精诚 友谊长在
我在文史馆工作十个年头，与国忠同志交往亦有十载之久，深知斯人是位严谨、诚信、忠厚、敬业、坦荡的可敬可交的具有君子风范的长者。想当年我在职时，几乎每年都要到沪上行走盘桓数日，均得到国忠同志的热情款待。他我之间，除了切磋馆务、商讨合作事宜之外，还经常结伴出游，访周庄、观同里、游乌镇、览朱家角，并到吴江黎里古镇，瞻仰中央馆老馆长柳亚子先生的故居，既增进友谊，又陶冶心灵，令人难以忘怀。
我与国忠同志的合作，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1997年初，我们邀请江西文史馆副馆长王贤才到沪，共同策划了一个把传统文化与红色革命结合起来的书画创作活动，组织三家文史馆的100多位擅长书画创作的馆员，分期分批到井冈山采风写生，以绘画与书法手法创作出150余幅反映当年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优秀作品。三家文史馆共同举办《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七十周年书画展》，先后在井冈山、南昌、上海、北京等四地巡回展出，受到观众的欢迎与好评。在北京展出时，更是盛况空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吴学谦、彭珮云、迟浩田、王光英等及不少驻京外国使节均到会参观，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丁关根看了展览后高兴地说：“这个展览办得很好，把传统文化形式和革命题材结合起来，是个好办法。”对展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赞扬。
挚友已去，德行尚存，敬佩不已，思念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