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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你有freestyle吗？”成为街头巷尾最in问句，“说唱”也随着《中国有嘻哈》这档节目从小众爱好打入主流音乐圈中。事实上，《中国有嘻哈》的贡献不仅是带给观众更多元的音乐风格，而是把Hip-hop的文化形式展现在普罗大众面前，“这是中国Hip-hop史上第一次超级盛会”，为Hip-hop吸引了无数新粉，同时，Hip-hop文化中的重要元素涂鸦，也被越来越多人了解。
海纳百川的上海，对于涂鸦的认知当然远远早于这档节目。在这里，你既能够找到刚刚入坑的年轻涂鸦人，也有50 依然热衷创作的骨灰级涂鸦人，涂鸦文化让城市更精彩的同时，也让这批热衷街头的创作者找到了心的归宿。
热爱，始于嘻哈
16岁的CICI踏入涂鸦坑两年有余。“《中国有嘻哈》播出后喜欢上了一个rapper，随着了解的深入，知道了Hip-hop文化的四大支柱是DJ（打碟），MC（说唱），Graffiti（涂鸦），Breaking（街舞）。又因为自己本来就是学画画的，暑假就尝试了自己创作涂鸦。”
从泡泡字练起，CICI已经坚持涂鸦两年多，“涂鸦的难点在于打破以前的习惯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一直循规蹈矩不会有进步”，平时，CICI会跟其他涂鸦人换稿，这也是她追求嘻哈生活的一个途径。
换稿，就是和另外一位涂鸦人互相写对方的tag，tag指的是涂鸦人的涂鸦名字，一般是英文字母，“这样可以练习到不同的字母组合，然后也可以看看对方画自己的名字能画出什么新花样，觉得好的地方可以学习吸收”。
CICI平时会把自己的涂鸦画稿po上社交网站，一次，有人在贴吧上看到了她的一幅带有皇冠元素的作品，很喜欢，就邀请她为其设计了专辑封面。来自陌生人的肯定让CICI更加有动力创作涂鸦，“学校里的黑板报我也画过涂鸦，反响不错，老师们表示监考的时候可以认黑板上的字，不那么无聊了......”周围的小伙伴知道她的涂鸦爱好，都非常支持她，“看到有涂鸦墙就叫我冲冲冲，但我还没去画过”。
虽然是涂鸦圈的小toy，但CICI发现这些年涂鸦爱好者的确增势迅猛，“有嘻哈文化传播的影响，让更多人喜欢上了涂鸦文化;不过受众多了也有苦恼，比如有些人会利用信息差用高价贩卖劣质的涂鸦作品”。
相较于CICI这样的嘻哈新粉，24岁的Doze对Hip-hop文化的喜爱是从做一个B-boy开始，慢慢的接触到Hip-hop其他的元素，他享受着Hip-hop所带给他的精神和力量。
相比上海这个多元化的城市，Doze家乡喜欢Hip-hop的人不算太多，涂鸦人就更少了，直到一名叫Max017的前辈组织的涂鸦活动，影响了一批人，也因为那次活动，开启了Doze的涂鸦起点，通过Hip-hop，他结识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人们对于涂鸦有很多误解，首先是大众的误解，随着涂鸦在大众视野里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人们也有越来越多的爱与包容;其次是大家对涂鸦的创作形式的误解，严格来说，我们所谈论的涂鸦就是外文单词里的‘Graffiti’，是有区别于墙绘等创作形式，我不排斥以原创为前提的任何创作形式，但是说我所理解的Graffiti，就是把自己的Tag和文字以喷漆为工具书写在街头的墙上。”
一次随心的旅行Doze来到上海，目的地正是上海的M50，这曾是涂鸦人在上海必打卡的涂鸦墙之一。当时他挑好地方准备涂鸦时，M50门口的一家咖啡店的老板大叔热情地邀请他去自己店铺的外墙去画，也是因为这次经历，Doze在上海结识了第一批不一样的朋友。“因为这种包容性与爱，我爱上了这座城市，后来的实习、工作，我便选择在上海生活。”
因为热爱，Doze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想把Hip-hop文化所带来的能量传播出去，他与朋友组建了一个叫做Richa的团队，连续两年在银川、西安、三亚三个城市举办了Hip-hop相关的Party，希望更多年轻人参与到其中，感受Hip-hop所带来的快乐。
“如果你真正地喜欢一个事情，首先需要了解它的背景与文化，还有它内在的价值，而不是为了觉得酷，做一个花瓶，这是一种对于热爱的态度，任何事情都适用。”
如今，涂鸦与Hip-hop已经成为Doze的一种生活方式，“Hip-hop不是我生命中的全部，但它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变成了一种Lifestyle，希望Hip-hop所带来的能量能影响更多的人，Peace、Love、Unity and having fun。”
熱爱，找出自我风格
采访到Vance时，他刚从成都涂鸦归来。应某品牌的要求，他在成都花照壁创作了一幅熊猫主题的涂鸦——深蓝色为底，墙面上伸着手打招呼的玻璃熊猫里，藏着一个带着熊猫头盔的稚童，清新活泼，一如成都给人的感觉。从这里路过，相信行人很难不注意这样一幅色彩大胆又主题鲜明的涂鸦，因此有人在这幅作品的底下留言：“这将成为成都的最新打卡点。”
Vance是涂鸦圈中的大神，他是世界著名涂鸦团体DNA的成员，这个成立于1989年的涂鸦人组织历史悠久，吸收了全球各地优秀的涂鸦人，Vance是其中唯一的亚洲人。涂鸦人与团队的从属关系并不唯一，除了DNA，Vance还参加了泰国顶级的涂鸦人团体MSV，在国内他也有自己的涂鸦人团队STone。“有国际赛事或者活动展览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也可以自己开展一些活动，小伙伴在一起，让你觉得不孤单。” 公仔写实和质感的表达是Vance最擅长的，其玻璃风格在世界涂鸦圈内广受好评。2018年，Vance在上海创作的《梦入极光》被世界艺术公共机构SEM Frute Tras——MuraiaMaIO–2018 評为2018世界杰出涂鸦艺术十大之一，同时被中国公共艺术收录进册，这是Vance涂鸦生涯的高光时刻，也是他的作品第一次进入公共艺术的视线。
玻璃质感的涂鸦是Vance的创作风格，“每个人都知道要创作自我风格，但真的坚持下来才会知道自己想做什么风格。我初中学素描的时候就对勾勒玻璃器皿很感兴趣，也常常会跟老师交流。后来开始涂鸦以后，逐渐把玻璃质感的呈现放进了我的作品里，成为我的元素之一”。不过，在Vance看来，这种个人特质并非一成不变的，“只是因为我还一直在尝试玻璃里面的各种风格，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我去做，如果有一天我觉得在玻璃风格上没法再前进了，可能我就不画了，换一种元素”。
对于现在的Vance来说，是一个涂鸦创作的成熟期，“以前涂鸦会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线，比如24小时内完成上墙，但现在已经过了追求数量的阶段，开始追求质量，现在每年比较大的涂鸦作品，能做两三幅，我觉得就很好”。Vance也不再追求效率，他觉得跟朋友一起完成涂鸦的过程，感受涂鸦当地的文化，同样也是涂鸦文化的一部分。
社会的温情有时也会触动Vance的创作灵感。疫情期间，扬州一名10岁的小女孩在家人陪同下，将满载零钱的小黄鸭储蓄罐送到派出所，一起交给警察叔叔的，还有一张写着“武汉加油”的纸条。这则新闻让Vance感动非常，当即创作了一幅充满Vance风格的涂鸦画稿，“以前做涂鸦想的都是自己的生活状态，但疫情暴发后很多人会有表达的欲望，我可能就把这些感情融入进了我的作品里”。
在上海生活多年，Vance盛赞这里的涂鸦氛围。“虽然涂鸦起源是国外，但说实话，国内涂鸦氛围比国外好多了。欧美国家只有法定的地方可以涂鸦，而一些合法的涂鸦场所，往往又是帮派众多的街区，安全性得不到保证。但在国内想涂鸦的话，你跟街道申请一下，把自己的草稿给街道看一下，一般不是特别刻奇的作品，街道都会批准的。”
此前Vance和小伙伴们画腻了常去的涂鸦墙，就通过街道申请了另外的墙面创作，“上海对涂鸦文化的包容度挺高的。尤其是举办世博的那段时间，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涂鸦艺术家聚集在上海，M50、世博园、德国馆……那段时间是涂鸦文化在上海的黄金时代”。而现在，成都、西安、乌鲁木齐等新的涂鸦文化新贵悄然崛起，分夺着涂鸦人们的注意力。
涂鸦无法被定义，但要探究涂鸦内在的生命力何来？Vance说，是涂鸦所带来的peace and life。“小时候喜欢Hip-hop有追求个性的因素，但慢慢地，这种文化的内核让你再也离不开。”
不被定义，这也是喜欢涂鸦的人最大的共同点，现在的Vance已经过了最想show off的阶段，“比如以前很想让人一眼看出我是个Hip-hop范儿的，但现在，我也可能穿西装打领带，但车里放的音乐、偶尔的一个move，Hip-hop已经是骨髓里的东西了”。
热爱，万物皆可为涂鸦
1997年，施政在虹口区自家居民楼外墙上作画的时候（后来这面墙还被电视剧《壮志雄心》取景，陆毅在这面墙下踢足球），涂鸦还不是现在这样广为人知的艺术形式。或许也因如此，在54岁的施政眼中，涂鸦的外延要宽广得多，乡间墙体上的小广告、景点的“到此一游”（当然，这属于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涂鸦，请勿模仿）、城市里的墙体绘画都是涂鸦，换句话说，“万物皆可为涂鸦”。不过施政强调，只有涂在适当的位置，涂鸦才会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否则，涂鸦就难以摆脱乱涂乱画的偏见了。
相较于大部分的涂鸦人因为Hip-hop入坑，施政对于涂鸦的热情完全来自于家庭，而上海的包容开放则让这份热情得以长久存在。“当时在虹口画完那幅涂鸦后，居委会的人还来找我了，对方态度非常友善，告诉我不要再这样了，然后我就开始跟对方解释这是艺术什么的，最后对方请我给小区画标语，也没有让我把那幅涂鸦刷掉，所以这幅画才能在《壮志雄心》中入镜。”
“说起来，中国的涂鸦历史要比西方早得多。有段时间，古人常常会即兴将诗文写在厅楼、寺观、山崖壁间的公共场所，当时把这种行为称为题壁，挥墨泼毫间，留下了无数惊才绝艳的佳品，但以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不也是一种涂鸦吗？”
5年前，施政和法国艺术家赛斯共同创作的康定路废墟涂鸦，就融入了这种“题壁”元素——法国艺术家作画，施政在旁边配合文字，“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配合着法国艺术家的忧郁画作，竟唤起了都市人内心深处的乡愁，一时间，康定路成了一条网红路，成了“史上最吸睛的拆迁工地”。
一切繁华皆有时，随着拆迁的推进，康定路的网红涂鸦还是被刷掉了。不过这在施政看来再正常不过，“很多涂鸦作品都是今天完工，明天就被刷白，然后再覆盖上新的作品。”对于涂鸦人来说，享受的是上墙的过程，涂鸦本来也不是博物馆里永恒的艺术，它属于街头。涂鸦作品完成的那刻，涂鸦人能拥有的只有当时拍摄下来的照片，此后这幅作品就不再属于涂鸦人，有涂鸦人这样形容。
施政对此也很感慨，他记得自己受邀去金山涂鸦时，“画到一半，电话打来叫我不要画下去了，原因是工作人员看到我的半成品，担心我画砸”。施政很能理解工作人员的心情，他没有提前把草稿交给主办方，对方不放心，但他对自己的作品也很有信心，“我画的宇航员主题，太空的背景色比较深，所以他们看到会担忧，我就跟他们说，先让我把涂鸦完成，如果看完成品还不满意，那我来负责把墙恢复原状”。果然，涂鸦完成后，对方很满意，也没有让施政恢复原样。“不过就算让我刷白我也能接受，因为我已经把作品完成了。”
施政最享受涂鸦过程中和路人一起完成作品的感觉，“画的时候有人会看着你，然后我就邀请他来两笔，我再根据他的笔触完成接下来的作品。”与挂在画廊的艺术品相比，诞生在街头的涂鸦是人人皆可点评皆可参与的平民艺术，这是一种涂鸦才会有的freestyle，“不管懂不懂画，面对涂鸦，大家都能随意点评，而且评价感受非常私人”。有一次，施政在一户人家门口画了个熊，他颇为自得，觉得可爱至极，结果那户主人打开门一看，很认真地问他为什么画熊。“原来他是炒股票的。”施政赶紧把熊改成了兔子，对方也满意了。
施政颇有古人之风，他喜欢旅游，也喜欢兴致来了就在当地留下自己的涂鸦大作。有一次在挪威奥斯陆，他吃完饭觉得饭店门口的墙非常适合创作，就涂鸦了一幅大熊猫 红双喜，因为没有得到允许，饭店老板叫来了警察，“但他并不是觉得我画得不好，而是因为我没有经过前期沟通，后来，这幅画一直保留在餐馆的外墙，我几年后再去依然还在”。
涂鸦已经成为施政与外界沟通的一种方式，万物皆可为涂鸦，在施政的工作室里，到处都是他的个人元素，他觉得城市也同样需要这些符号，“钢筋水泥缝隙里，如果偶尔夹杂着几幅与环境契合的涂鸦作品，是城市生活的一种调剂，也彰显着一座城市的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