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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校园这座象牙塔里，教授通常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研究生们则是天之骄子。作为现代社会公认的文化精英，他们身上承载着普罗大众对渊博知识和清高人格的向往和追求。在这篇小说里，晓苏通过带有一点戏谑色彩的讲述，揭开了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面具。他毫不留情地把某些读书人生活中低俗的一面暴露在阳光下，“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让读者们看清楚，原来隐藏在道德伦理标杆这个表象背后的，仍是那欲望横流的现实。
小说围绕一个导师和两个研究生之间的关系展开故事。“我”是一位教授，收了一个叫水向东的研究生，由于一个叫蓝天的女生貌美如花，“我”很想当她的导师，经过一番波折，终于也如愿入了“我”的麾下。两个研究生都想考“我”的博士，但一个博导原则上只能收一个自己名下的学生，于是他们开始了勾心斗角的暗战。耽于美色的诱惑，“我”向蓝天透露了考题，而且用了她出的试卷。最后当这两个都成了“我”的博士生，“我”才发现原来他们是一丘之貉，串通好了来骗“我”的，只有“我”一直被蒙在鼓里呢。
正像晓苏文中所言，这是一个读后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行文和主题都充满了黑色幽默的意味。教授不学无术，靠钻营投机和学术剽窃当上了博导，知识权力在他看来只是交易的一个工具。他满脑子都是名利和女色，毫不掩饰自己对肉欲的渴望。他手下的两个研究生，也不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来，一个溜须拍马，一个出卖色相，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丑态百出，与他们诗意的名字形成了鲜明对比。传统的校园小说，多以高昂奋进的姿态来赞颂高校知识分子，树立了知识和价值观的双重偶像。但是晓苏一直对校园的真实状况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敏锐地观察到，在消费主义文化席卷全社会之后，现今的大学校园里的主流矛盾已经不再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了，学者们身上同样充满了各种世俗欲望的气息，而且呈现出普遍化扩大化的趋势。他们首先是这个消费大潮中的一份子，然后才是教师这个被人为地过度美化的身份。回过头来看这三个人的故事，说穿了，“全都是些鬼打架”。他们合演了一出戏，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而是一场可笑的闹剧。
善于运用审丑和反讽这两种艺术手段是晓苏校园小说的两大特色，在此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在大学里工作了近三十年，深谙这个特殊环境的种种潜流，有着创作此类小说的天然优势。他在故事里还原了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们的日常生活，把校园里发生的种种阴暗、丑恶和欲望合盘托出。文化精英们的固有形象和现实中的所作所为构成的巨大落差，把他们从社会大众所构建的神坛上拉了下来，跌得粉碎。晓苏在行文中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方便自己在讲故事时可以不时地跳出文本，隔三岔五的加入对现实的白描和调侃，插科打诨之间，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知识分子的灵魂在放逐，在堕落，在虚化的过程。他写作的姿态越是悠闲，文字里所隐含的文化危机感就越是紧迫。
洪治纲先生在为晓苏的小说集《吊带衫》所写的序言中谈道：“晓苏的这本小说集，恰恰击中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日趋沦丧的某些精神质地，准确地说，是撕开了他们作为文化精英对自身伦理化使命的全面抛弃，撕开了他们利用知识霸权向世俗欲望疯狂献媚的精神姿态，也撕开了他们在公共领域中进行伪善表演的真实面孔。”文中的教授和他的两个研究生，他们只是一个个例，只是在校园里上演的诸多滑稽可笑的精神丑剧中的一幕。他们在消费文化的冲击下迷失了自我，成为个人欲望膨胀的奴隶，文化精英的身份所承载的独立人格和精神品质无形中被消解得一干二净了。换句话说，在忘记了自身的社会使命之后，他们褪去了头上的光环，公信力正在急速丧失。揭露伤疤、颠覆传统显然不是晓苏为文的目的，把校园里客观存在的丑恶现象一一曝光，肃清大学校园里存在的不正之风，还学者、学生一个健康的学术环境，才是他写作的初始出发点。再往大处讲，校园小说也只是他探索在物质社会里人的精神归属和价值取向的一个载体，他之所以选择这些文化精英作为故事的主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群体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如果连校园都变成了名利场，伦理权威们都抛弃了进行自身价值观建设的责任感，那么这个社会所潜伏的精神虚无的病灶就已经非常严重了。小说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精神生态问题的忧思，有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陈青山，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
小说围绕一个导师和两个研究生之间的关系展开故事。“我”是一位教授，收了一个叫水向东的研究生，由于一个叫蓝天的女生貌美如花，“我”很想当她的导师，经过一番波折，终于也如愿入了“我”的麾下。两个研究生都想考“我”的博士，但一个博导原则上只能收一个自己名下的学生，于是他们开始了勾心斗角的暗战。耽于美色的诱惑，“我”向蓝天透露了考题，而且用了她出的试卷。最后当这两个都成了“我”的博士生，“我”才发现原来他们是一丘之貉，串通好了来骗“我”的，只有“我”一直被蒙在鼓里呢。
正像晓苏文中所言，这是一个读后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行文和主题都充满了黑色幽默的意味。教授不学无术，靠钻营投机和学术剽窃当上了博导，知识权力在他看来只是交易的一个工具。他满脑子都是名利和女色，毫不掩饰自己对肉欲的渴望。他手下的两个研究生，也不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来，一个溜须拍马，一个出卖色相，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丑态百出，与他们诗意的名字形成了鲜明对比。传统的校园小说，多以高昂奋进的姿态来赞颂高校知识分子，树立了知识和价值观的双重偶像。但是晓苏一直对校园的真实状况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敏锐地观察到，在消费主义文化席卷全社会之后，现今的大学校园里的主流矛盾已经不再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了，学者们身上同样充满了各种世俗欲望的气息，而且呈现出普遍化扩大化的趋势。他们首先是这个消费大潮中的一份子，然后才是教师这个被人为地过度美化的身份。回过头来看这三个人的故事，说穿了，“全都是些鬼打架”。他们合演了一出戏，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而是一场可笑的闹剧。
善于运用审丑和反讽这两种艺术手段是晓苏校园小说的两大特色，在此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在大学里工作了近三十年，深谙这个特殊环境的种种潜流，有着创作此类小说的天然优势。他在故事里还原了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们的日常生活，把校园里发生的种种阴暗、丑恶和欲望合盘托出。文化精英们的固有形象和现实中的所作所为构成的巨大落差，把他们从社会大众所构建的神坛上拉了下来，跌得粉碎。晓苏在行文中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方便自己在讲故事时可以不时地跳出文本，隔三岔五的加入对现实的白描和调侃，插科打诨之间，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知识分子的灵魂在放逐，在堕落，在虚化的过程。他写作的姿态越是悠闲，文字里所隐含的文化危机感就越是紧迫。
洪治纲先生在为晓苏的小说集《吊带衫》所写的序言中谈道：“晓苏的这本小说集，恰恰击中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日趋沦丧的某些精神质地，准确地说，是撕开了他们作为文化精英对自身伦理化使命的全面抛弃，撕开了他们利用知识霸权向世俗欲望疯狂献媚的精神姿态，也撕开了他们在公共领域中进行伪善表演的真实面孔。”文中的教授和他的两个研究生，他们只是一个个例，只是在校园里上演的诸多滑稽可笑的精神丑剧中的一幕。他们在消费文化的冲击下迷失了自我，成为个人欲望膨胀的奴隶，文化精英的身份所承载的独立人格和精神品质无形中被消解得一干二净了。换句话说，在忘记了自身的社会使命之后，他们褪去了头上的光环，公信力正在急速丧失。揭露伤疤、颠覆传统显然不是晓苏为文的目的，把校园里客观存在的丑恶现象一一曝光，肃清大学校园里存在的不正之风，还学者、学生一个健康的学术环境，才是他写作的初始出发点。再往大处讲，校园小说也只是他探索在物质社会里人的精神归属和价值取向的一个载体，他之所以选择这些文化精英作为故事的主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群体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如果连校园都变成了名利场，伦理权威们都抛弃了进行自身价值观建设的责任感，那么这个社会所潜伏的精神虚无的病灶就已经非常严重了。小说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精神生态问题的忧思，有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陈青山，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