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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两次财富革命相比，第三次财富革命具有四大特性
特性一 必然性
第三次财富革命的发生并非偶然，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前两次财富革命的逻辑延续。如果没有以农民生产经营自主化为核心的第一次财富革命，没有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农业这个第一产业的崛起，没有第一次财富革命的经验，就很难说有第二次财富革命，如果没有以要素市场化为主特征的第二次财富革命的成功，设有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成，没有第二次财富革命解放的生产力和释放的财富，今天也不可能发生第三次财富革命。
特性二 多赢性
第三次财富革命创造了多方主体共赢的局面。中国资本市场的基石——上市公司是第一个赢者。它的赢首先体现在队伍的壮大上。2005年年中至今，A股上市公司家数从1326家增加到了1530家，它的赢也体现在融资效率的提高上。据统计，2007年，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募集到的资金达到7880亿元，其数额之大，大于此前七年的总和，它的赢还体现在它们的价值提升上。2007年，可比的1368家上市公司市值较2006年底增加了141.66％，从8.7万亿增加到21.2亿元，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也是赢者。他们、尤其是机构投资者，通过资本市场分享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获得了十分丰厚的投资回报。除了沪深股市市值大幅上涨，投资者购买的股票、基金和人民币理财产品等收益水涨船高以外，上市公司一改过去“吝啬”的风格，开始大手笔的分红派现。3月9日，驰宏锌锗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元(含税)，创造了A股历史上的超级红包。
收到红包的还有证券从业人员。2007年是他们最开心的一年。证券行业全行业盈利估计可达数千亿元，大量的证券公司全年利润数以十亿计。证券从业人员的红包是最为丰厚的。与资本市场相关的其他中介机构也因市场的红火而生意兴隆。
国家更是这场财富革命的赢家。国有股权市值从2006年的近6万亿元剧增至2007年的16万亿元，一大批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了改制，焕发了活力。当中国上市公司在世界舞台上一展雄风，投资者喜笑颜开之时，国家的综合实力自然上了一个新台阶。
特性三 开放性
与前两次财富革命不同的是，第三次财富革命具有明显的开放性。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度逐渐增强。QFII额度从100亿美元扩大到300亿美元，境外投资者规模不断增加，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关注目益增强，其投资理念以及成熟的运作模式的影响作用不断扩大。同时，QDII的出航也改变了中国资本市场单向开放的格局。随着QDII额度的增加，内地投资者将有更多参与境外投资的机会。
特性四 挑战性
资本市场是虚拟经济，它比实体经济更具放大性、敏感性和风险性。因此，基于资本市场这一平台的第三次财富革命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课题。
首先，是对市场监管水平挑战。资本市场既是百姓追求财产性收入的重要理财平台，也是违法违规案件的多发之地，国内外资本市场概莫能外。2007年发生的“杭萧钢构事件”和上投摩根基金经理唐建的“老鼠仓”事件从反面已经向人们敲响警钟：在资本市场规模不断壮大、层次不断增多、参与主体不断多元、产品不断丰富、大小非减持逐渐进入高峰期的背景下，旧有的违规行为不可能销声匿迹，新生的违规行为和方式还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因此，监管的任务更加繁重、监管的难度更加提高、监管的课题更加突出。
其次，是对政府驾驭虚拟经济能力的挑战。在第三次财富革命中，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迅猛，虚拟经济的地位大大增强，它对实体经济的牵动作用也大为扩大。与我们熟悉的实体经济相比，虚拟经济看不见摸不着，但其波动的辐射范围更宽阔、传导机制更快捷，影响其波动的因素也更复杂、更多元，因而具有敏感度更高、风险性更强的特点。如何顺应经济的规律，有效地驾驭虚拟经济，让其更好地反映实体经济景气，更好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更好地服务国民经济，更好地致富百姓，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5·30”暴跌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不少启示。
第三，是对顺应国际化潮流能力的挑战。中国资本市场的壮大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货币战争”的一个主角，必须遵守世界“货币战争”的游戏规则。金钱没有国界，它不懂什么是高尚，它的唯一目的就是逐利。用托马斯·杰斐逊的话说，“我坚信银行机构对我们自由的威胁比敌人的军队更严重”。在这个对世界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一个国家可以依靠财富的增长而和平崛起，也可能在一体化的金融体系中瞬间陨落。
东南亚金融危机给我们的警醒是鲜活而残酷的。即将全面对外开放的中国金融业，是否清醒地认识到了这场“货币战争”的残酷性?是否具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来防范金融和资本手段的远程打击，如何在世界货币绞杀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如何防止索罗斯这样的国际金融黑客来袭?如何防止中国人民迅速创造和积累的财富在“货币战争“中不被掠夺和血洗……这些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资本市场都是巨大的挑战。
特性一 必然性
第三次财富革命的发生并非偶然，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前两次财富革命的逻辑延续。如果没有以农民生产经营自主化为核心的第一次财富革命，没有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农业这个第一产业的崛起，没有第一次财富革命的经验，就很难说有第二次财富革命，如果没有以要素市场化为主特征的第二次财富革命的成功，设有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成，没有第二次财富革命解放的生产力和释放的财富，今天也不可能发生第三次财富革命。
特性二 多赢性
第三次财富革命创造了多方主体共赢的局面。中国资本市场的基石——上市公司是第一个赢者。它的赢首先体现在队伍的壮大上。2005年年中至今，A股上市公司家数从1326家增加到了1530家，它的赢也体现在融资效率的提高上。据统计，2007年，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募集到的资金达到7880亿元，其数额之大，大于此前七年的总和，它的赢还体现在它们的价值提升上。2007年，可比的1368家上市公司市值较2006年底增加了141.66％，从8.7万亿增加到21.2亿元，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也是赢者。他们、尤其是机构投资者，通过资本市场分享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获得了十分丰厚的投资回报。除了沪深股市市值大幅上涨，投资者购买的股票、基金和人民币理财产品等收益水涨船高以外，上市公司一改过去“吝啬”的风格，开始大手笔的分红派现。3月9日，驰宏锌锗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元(含税)，创造了A股历史上的超级红包。
收到红包的还有证券从业人员。2007年是他们最开心的一年。证券行业全行业盈利估计可达数千亿元，大量的证券公司全年利润数以十亿计。证券从业人员的红包是最为丰厚的。与资本市场相关的其他中介机构也因市场的红火而生意兴隆。
国家更是这场财富革命的赢家。国有股权市值从2006年的近6万亿元剧增至2007年的16万亿元，一大批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了改制，焕发了活力。当中国上市公司在世界舞台上一展雄风，投资者喜笑颜开之时，国家的综合实力自然上了一个新台阶。
特性三 开放性
与前两次财富革命不同的是，第三次财富革命具有明显的开放性。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度逐渐增强。QFII额度从100亿美元扩大到300亿美元，境外投资者规模不断增加，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关注目益增强，其投资理念以及成熟的运作模式的影响作用不断扩大。同时，QDII的出航也改变了中国资本市场单向开放的格局。随着QDII额度的增加，内地投资者将有更多参与境外投资的机会。
特性四 挑战性
资本市场是虚拟经济，它比实体经济更具放大性、敏感性和风险性。因此，基于资本市场这一平台的第三次财富革命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课题。
首先，是对市场监管水平挑战。资本市场既是百姓追求财产性收入的重要理财平台，也是违法违规案件的多发之地，国内外资本市场概莫能外。2007年发生的“杭萧钢构事件”和上投摩根基金经理唐建的“老鼠仓”事件从反面已经向人们敲响警钟：在资本市场规模不断壮大、层次不断增多、参与主体不断多元、产品不断丰富、大小非减持逐渐进入高峰期的背景下，旧有的违规行为不可能销声匿迹，新生的违规行为和方式还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因此，监管的任务更加繁重、监管的难度更加提高、监管的课题更加突出。
其次，是对政府驾驭虚拟经济能力的挑战。在第三次财富革命中，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迅猛，虚拟经济的地位大大增强，它对实体经济的牵动作用也大为扩大。与我们熟悉的实体经济相比，虚拟经济看不见摸不着，但其波动的辐射范围更宽阔、传导机制更快捷，影响其波动的因素也更复杂、更多元，因而具有敏感度更高、风险性更强的特点。如何顺应经济的规律，有效地驾驭虚拟经济，让其更好地反映实体经济景气，更好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更好地服务国民经济，更好地致富百姓，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5·30”暴跌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不少启示。
第三，是对顺应国际化潮流能力的挑战。中国资本市场的壮大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货币战争”的一个主角，必须遵守世界“货币战争”的游戏规则。金钱没有国界，它不懂什么是高尚，它的唯一目的就是逐利。用托马斯·杰斐逊的话说，“我坚信银行机构对我们自由的威胁比敌人的军队更严重”。在这个对世界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一个国家可以依靠财富的增长而和平崛起，也可能在一体化的金融体系中瞬间陨落。
东南亚金融危机给我们的警醒是鲜活而残酷的。即将全面对外开放的中国金融业，是否清醒地认识到了这场“货币战争”的残酷性?是否具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来防范金融和资本手段的远程打击，如何在世界货币绞杀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如何防止索罗斯这样的国际金融黑客来袭?如何防止中国人民迅速创造和积累的财富在“货币战争“中不被掠夺和血洗……这些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资本市场都是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