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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叶兆言，我自认为还是有话可说的。我们两家楼上楼下做邻居总共五年之久。我当江苏作协创作组长，“领导”着兆言这个组员更是差不多二十年时间。二十年多么漫长啊，我们都从三四十岁的青春好年华，一晃成了六十岁的退休老人。
第一次见兆言，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中，圣诞节，天很冷，我们彼此熟悉的一位作家很超前地在家里举办一个“圣诞派”，请几个同龄的小朋友玩，我带着我女儿，兆言带着他女儿，去了。别的孩子都是母亲带去的，兆言女儿跟着的是父亲。从那时候我知道，兆言宠女儿。
又过不久，南京的作家们想着花样玩，在报纸上开一个“小说接龙大赛”栏目。那时候没有电邮和传真，前一个写完规定段落的人，要负责将稿子送到下一个人手上，好接着往下续。兆言的下家是我。那天比较热，他穿件大汗衫，大裤衩子，脚上一双塑料拖鞋，背个绿挎包，站在楼下仰头喊我的名字。我先生正好在家，往阳台上探一眼，以为是邮局来送稿费单的，抓起我的图章，笃笃笃一气儿从五楼冲下去，二话不说，图章往兆言手里一揣。幸好我在窗口看见了这一幕，赶紧大叫，才避免更多的误会。事后，兆言每次说到这件事，都乐不可支。
90年代，他从出版社调到作协，进了专业创作组。终于摆脱烦人的编辑工作，进入一个无比自由辽阔的天地，他长松一口气，从此开始了他的疯狂写作旅程。说他“疯狂”，绝对不是贬意。我们那一帮八九十年代开始写作的人，个个能吃苦，全是写起来不要命的人。在这帮人当中，要数兆言最疯魔，可以这么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非他病得拿不住笔，否则无一日不在写东西：长篇、中篇、短篇、散文、随笔、报纸专栏、读书笔记，甚至还写过电视剧本。有一段时间他的专栏文章在全国开花，他每次去作协，从收发室都会拿到厚厚一沓稿费单，管收发的老头儿羡慕到眼睛发绿。他也喜欢玩，喜欢聊天打牌，喜欢吃点好的喝点好的，但是做这一切的原则就是，必须在作协开会或者国内外采风的时间当中进行，用他的话说：这是“公家”的时间，不玩也是闲着。如若没有会议或者活动，想请动他出来吃顿饭，喝个茶，或是玩个牌，基本不可能，离开电脑如同杀了他。有好几次，我们单位组织下基层看先进，完事后总要被责令写篇应景的小文章。来回坐在单位的“考斯特”上，我们一帮人难得有机会聚一起，免不了放肆谈笑，荤的素的什么段子都有。兆言不参加，他膝盖上放台手提电脑埋头写稿，车没到家，两千字的文章已经热辣出笼。甚至出去的路上，采访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查了资料，车上草就了一篇底稿，等回来坐车时，填进地址姓名一应细节，稍加润色，分分钟可以交稿。
干吗这么拼？因为在他的脑子里，这些应景的小稿子都不能算文学，不是文学的事，统统要在“公家”的时间里解决掉，带回家中妨碍日常写作，这是不被允许的。
也因此，时至今日，兆言出的各种版本书籍，已经数以百计，真正的著作等身。眼见他写长篇，眼见他出文集，眼见他领大奖，眼见他获荣誉。只能是“眼见”，换一个人，做不到他这样的热爱和疯魔。他所有的荣誉、所有的赞美，他今日在文坛的地位，都是他该得的。
评价男人有两个常用的词：“绅士”，或者“君子”。说他绅士我不投赞成票，因为我们两人一起出国出差开会无数次，我还大他两岁，但是这家伙基本没有帮我拎过箱子抢过座。考虑到我们江苏的这些男作家，清一色是老婆学车开车，男人甩手掌柜，我也只能原谅这样的习性。不过有一次他悄悄告诉我，他不是不愿帮我拎箱子，是大家都没这个习惯，他也就不好意思动手。我笑得要死。不过说到“君子”，我觉得兆言这个人就可以借来诠释这个词。他厚道、包容，从不给人难堪。相交几十年中，我没有听过一次他在背后对人的妄议。有些时候，提到一些让人恼火的事，话都快到嘴边了，分分钟就要滑脱出来了，他会及时抽自己一个嘴巴子把话咽回去。他们家里，从他祖父到父亲，似乎都是这样的人。
但是这个“好好先生”有时候也令人恼火，因为他完全没有原则性，每次请他当评委，评个职称啊，重点扶持项目啊，签约作家啊什么的，他一律都投赞成票。他说：“写作的人不容易。”不容易也得几选一啊，这是规矩啊，他就是不选，难题统统交给别的人。有一回评审前，我们说到了哪些哪些人给评委递了条子，他很落寞地插话：“为什么从来没有人给我递条子？”言语中仿佛他不被任何人重视，有委屈。我们一致回答他：都知道你会投赞成票，为什么还要打电话递条子多此一举？他恍然大悟似的，哈哈大笑。
兆言在生活中的“迷糊”劲儿，实在是骇人听闻。我们一群人若是同行，他绝对是当中最不动脑子、最随大流的一个人。比如说，我告诉他今天是8月32号，他一定嗯嗯说是。 明明飞美国，我要是错上了飞俄国的飞机，回头看，他一定不声不响坐在我旁边。他一直一直都声明，不要指望他，他不会就任何事情作任何判断，有事你们决定就好。我以前认为是他的生活能力有问题，现在我意识到，不是能力问题，是他不愿意在文学之外的日常细节上耗费脑细胞，生活上他可以得过且过，最好的精力最好的脑力要留给他最爱的一件事。
他也有普通人的得失心。之前的很多年，因为创作有成绩，我们这拨人大大小小都被安上了一个头衔或职务，哪怕是名誉上的。就连小他几岁的苏童，也当了省青联的副主席。可是兆言仍然是清水寡人一个。他对我们抱怨：“江苏作协只有我一个群众！”我们笑得直不起腰。现在他也当官了，省作协副主席、省政协委员，还兼着政协某个委员会的副主任。不过他仍旧不作为，连必须要参加的会议都是能躲则躲。骨子里他对官衔这东西不看重，给他他也要，是个安慰。还是那句话，写作的事情才是比天大。
他不善讲话，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文学话题除外）。每次开会，或是外出参观学习，最后要作个总结谈个体会什么的，点到他的名字，他会涨红脸拼死抵抗，坚决不开口。不过我们江苏作协的人都不擅长这个。之前赵本夫当头儿，算是会讲话的，既冠冕堂皇又文学性十足，大家都听得舒服。后来范小青主持工作，她聪明，几回一弄就练出来了，现在也能侃侃而谈。周梅森是每讲必放大炮，让人听得提心吊胆。毕飞宇是个大坏人，他很能讲，每一场文学讲座都做成了经典，但是表态性的官样文章的话题他不参与，抵抗几次便也成习惯。苏童年轻时一上台就有点结巴，云里雾里自己都不知道说了点啥；中年过后功力大涨，偶尔也会卡壳，灵魂出窍，但是十句话总有几句相当精彩，熠熠闪光。兆言不行，他不会掩盖自己，想什么就说什么，坦率得可爱，但是也容易豁一点边边，惹出小麻烦。我总是劝告他，慎重接受采访，因为你想不到记者会如何给你断章取义。他很委屈，说：“已经拒绝太多啦！”唉，没办法，名人也有名人的烦恼。
我前面说过，兆言是个宠女儿的人，在“宠”这件事情上，他们两口子算是做到极致了。据兆言自己说，女儿长到三十岁，睡在自己房间里，半夜一声娇喊：“有蚊子！”他老婆便急急忙忙赤个脚，提起电蚊拍冲到女儿房间，打蚊子。兆言说这事的时候，眉飞色舞，满脸幸福，真让我要拿他当受虐狂。平常和我们聊天，只要他开口，三句话当中必有一句是“我女儿”：我女儿怎么说的，我女儿写了什么文章，我女儿在淘宝买了什么东西……女儿的话对他不仅是圣旨，更是甘露，他笑眯眯地接着，乐滋滋地品尝着，别提多享受。话说回来，他女儿对他也宠，明里凶神恶煞，暗里拿他当小孩子待，吃的，穿的，用的，无一不是女儿作主给他买回来，打扮起来。所以每次看见他穿一件新衣服，我就会抢在他前面说：“女儿买的！”倒也是奇怪，两口子这么宠，却没有宠坏女儿，小姑娘一路学过来，上的都是名校，南大本科毕业，复旦博士毕业，现在又回南大当了老师，最近还拿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兆言生平最大的得意，想来便是这个宝贝千金吧？
兆言对老婆也同样好。如果说他三句话不离女儿，那么五句话必提老婆。句型也是一模一样：我老婆今天停车碰到了什么怪事，我老婆买了哪只股票，我老婆最近学画多么积极……我们有时候抗议：不准再提老婆和女儿！他笑笑，忍住。忍不及10分钟，开口，又是我女儿，我老婆……他平常跟我们说话，一口南京腔，语速飞快，称得上急促，但是给老婆打电话，轻柔，缓慢，絮絮叨叨，扯棉线一样没完没了。他不回避我们，所以我经常从他的电话中断断续续了解了他们家的日常，比如吃什么菜，买了什么家用小电器，什么牌子的洗涤剂比较好用，不住的房子租给了谁。我身边的大多数朋友，跟老婆通话只有一句：“忙着呢，回家再说。”唯独兆言，那么有耐心，那么事无巨细，一遍又一遍地在电话里跟老婆讨论家事，乐此不疲。有时候我们打牌，三缺一，眼巴巴地等着他上场，他却抓住电话轻言慢语死活不放手。这时我心里就会想，要是我家先生也这样，我是烦呢，还是幸福呢？
责任编辑 王 童
第一次见兆言，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中，圣诞节，天很冷，我们彼此熟悉的一位作家很超前地在家里举办一个“圣诞派”，请几个同龄的小朋友玩，我带着我女儿，兆言带着他女儿，去了。别的孩子都是母亲带去的，兆言女儿跟着的是父亲。从那时候我知道，兆言宠女儿。
又过不久，南京的作家们想着花样玩，在报纸上开一个“小说接龙大赛”栏目。那时候没有电邮和传真，前一个写完规定段落的人，要负责将稿子送到下一个人手上，好接着往下续。兆言的下家是我。那天比较热，他穿件大汗衫，大裤衩子，脚上一双塑料拖鞋，背个绿挎包，站在楼下仰头喊我的名字。我先生正好在家，往阳台上探一眼，以为是邮局来送稿费单的，抓起我的图章，笃笃笃一气儿从五楼冲下去，二话不说，图章往兆言手里一揣。幸好我在窗口看见了这一幕，赶紧大叫，才避免更多的误会。事后，兆言每次说到这件事，都乐不可支。
90年代，他从出版社调到作协，进了专业创作组。终于摆脱烦人的编辑工作，进入一个无比自由辽阔的天地，他长松一口气，从此开始了他的疯狂写作旅程。说他“疯狂”，绝对不是贬意。我们那一帮八九十年代开始写作的人，个个能吃苦，全是写起来不要命的人。在这帮人当中，要数兆言最疯魔，可以这么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非他病得拿不住笔，否则无一日不在写东西：长篇、中篇、短篇、散文、随笔、报纸专栏、读书笔记，甚至还写过电视剧本。有一段时间他的专栏文章在全国开花，他每次去作协，从收发室都会拿到厚厚一沓稿费单，管收发的老头儿羡慕到眼睛发绿。他也喜欢玩，喜欢聊天打牌，喜欢吃点好的喝点好的，但是做这一切的原则就是，必须在作协开会或者国内外采风的时间当中进行，用他的话说：这是“公家”的时间，不玩也是闲着。如若没有会议或者活动，想请动他出来吃顿饭，喝个茶，或是玩个牌，基本不可能，离开电脑如同杀了他。有好几次，我们单位组织下基层看先进，完事后总要被责令写篇应景的小文章。来回坐在单位的“考斯特”上，我们一帮人难得有机会聚一起，免不了放肆谈笑，荤的素的什么段子都有。兆言不参加，他膝盖上放台手提电脑埋头写稿，车没到家，两千字的文章已经热辣出笼。甚至出去的路上，采访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查了资料，车上草就了一篇底稿，等回来坐车时，填进地址姓名一应细节，稍加润色，分分钟可以交稿。
干吗这么拼？因为在他的脑子里，这些应景的小稿子都不能算文学，不是文学的事，统统要在“公家”的时间里解决掉，带回家中妨碍日常写作，这是不被允许的。
也因此，时至今日，兆言出的各种版本书籍，已经数以百计，真正的著作等身。眼见他写长篇，眼见他出文集，眼见他领大奖，眼见他获荣誉。只能是“眼见”，换一个人，做不到他这样的热爱和疯魔。他所有的荣誉、所有的赞美，他今日在文坛的地位，都是他该得的。
评价男人有两个常用的词：“绅士”，或者“君子”。说他绅士我不投赞成票，因为我们两人一起出国出差开会无数次，我还大他两岁，但是这家伙基本没有帮我拎过箱子抢过座。考虑到我们江苏的这些男作家，清一色是老婆学车开车，男人甩手掌柜，我也只能原谅这样的习性。不过有一次他悄悄告诉我，他不是不愿帮我拎箱子，是大家都没这个习惯，他也就不好意思动手。我笑得要死。不过说到“君子”，我觉得兆言这个人就可以借来诠释这个词。他厚道、包容，从不给人难堪。相交几十年中，我没有听过一次他在背后对人的妄议。有些时候，提到一些让人恼火的事，话都快到嘴边了，分分钟就要滑脱出来了，他会及时抽自己一个嘴巴子把话咽回去。他们家里，从他祖父到父亲，似乎都是这样的人。
但是这个“好好先生”有时候也令人恼火，因为他完全没有原则性，每次请他当评委，评个职称啊，重点扶持项目啊，签约作家啊什么的，他一律都投赞成票。他说：“写作的人不容易。”不容易也得几选一啊，这是规矩啊，他就是不选，难题统统交给别的人。有一回评审前，我们说到了哪些哪些人给评委递了条子，他很落寞地插话：“为什么从来没有人给我递条子？”言语中仿佛他不被任何人重视，有委屈。我们一致回答他：都知道你会投赞成票，为什么还要打电话递条子多此一举？他恍然大悟似的，哈哈大笑。
兆言在生活中的“迷糊”劲儿，实在是骇人听闻。我们一群人若是同行，他绝对是当中最不动脑子、最随大流的一个人。比如说，我告诉他今天是8月32号，他一定嗯嗯说是。 明明飞美国，我要是错上了飞俄国的飞机，回头看，他一定不声不响坐在我旁边。他一直一直都声明，不要指望他，他不会就任何事情作任何判断，有事你们决定就好。我以前认为是他的生活能力有问题，现在我意识到，不是能力问题，是他不愿意在文学之外的日常细节上耗费脑细胞，生活上他可以得过且过，最好的精力最好的脑力要留给他最爱的一件事。
他也有普通人的得失心。之前的很多年，因为创作有成绩，我们这拨人大大小小都被安上了一个头衔或职务，哪怕是名誉上的。就连小他几岁的苏童，也当了省青联的副主席。可是兆言仍然是清水寡人一个。他对我们抱怨：“江苏作协只有我一个群众！”我们笑得直不起腰。现在他也当官了，省作协副主席、省政协委员，还兼着政协某个委员会的副主任。不过他仍旧不作为，连必须要参加的会议都是能躲则躲。骨子里他对官衔这东西不看重，给他他也要，是个安慰。还是那句话，写作的事情才是比天大。
他不善讲话，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文学话题除外）。每次开会，或是外出参观学习，最后要作个总结谈个体会什么的，点到他的名字，他会涨红脸拼死抵抗，坚决不开口。不过我们江苏作协的人都不擅长这个。之前赵本夫当头儿，算是会讲话的，既冠冕堂皇又文学性十足，大家都听得舒服。后来范小青主持工作，她聪明，几回一弄就练出来了，现在也能侃侃而谈。周梅森是每讲必放大炮，让人听得提心吊胆。毕飞宇是个大坏人，他很能讲，每一场文学讲座都做成了经典，但是表态性的官样文章的话题他不参与，抵抗几次便也成习惯。苏童年轻时一上台就有点结巴，云里雾里自己都不知道说了点啥；中年过后功力大涨，偶尔也会卡壳，灵魂出窍，但是十句话总有几句相当精彩，熠熠闪光。兆言不行，他不会掩盖自己，想什么就说什么，坦率得可爱，但是也容易豁一点边边，惹出小麻烦。我总是劝告他，慎重接受采访，因为你想不到记者会如何给你断章取义。他很委屈，说：“已经拒绝太多啦！”唉，没办法，名人也有名人的烦恼。
我前面说过，兆言是个宠女儿的人，在“宠”这件事情上，他们两口子算是做到极致了。据兆言自己说，女儿长到三十岁，睡在自己房间里，半夜一声娇喊：“有蚊子！”他老婆便急急忙忙赤个脚，提起电蚊拍冲到女儿房间，打蚊子。兆言说这事的时候，眉飞色舞，满脸幸福，真让我要拿他当受虐狂。平常和我们聊天，只要他开口，三句话当中必有一句是“我女儿”：我女儿怎么说的，我女儿写了什么文章，我女儿在淘宝买了什么东西……女儿的话对他不仅是圣旨，更是甘露，他笑眯眯地接着，乐滋滋地品尝着，别提多享受。话说回来，他女儿对他也宠，明里凶神恶煞，暗里拿他当小孩子待，吃的，穿的，用的，无一不是女儿作主给他买回来，打扮起来。所以每次看见他穿一件新衣服，我就会抢在他前面说：“女儿买的！”倒也是奇怪，两口子这么宠，却没有宠坏女儿，小姑娘一路学过来，上的都是名校，南大本科毕业，复旦博士毕业，现在又回南大当了老师，最近还拿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兆言生平最大的得意，想来便是这个宝贝千金吧？
兆言对老婆也同样好。如果说他三句话不离女儿，那么五句话必提老婆。句型也是一模一样：我老婆今天停车碰到了什么怪事，我老婆买了哪只股票，我老婆最近学画多么积极……我们有时候抗议：不准再提老婆和女儿！他笑笑，忍住。忍不及10分钟，开口，又是我女儿，我老婆……他平常跟我们说话，一口南京腔，语速飞快，称得上急促，但是给老婆打电话，轻柔，缓慢，絮絮叨叨，扯棉线一样没完没了。他不回避我们，所以我经常从他的电话中断断续续了解了他们家的日常，比如吃什么菜，买了什么家用小电器，什么牌子的洗涤剂比较好用，不住的房子租给了谁。我身边的大多数朋友，跟老婆通话只有一句：“忙着呢，回家再说。”唯独兆言，那么有耐心，那么事无巨细，一遍又一遍地在电话里跟老婆讨论家事，乐此不疲。有时候我们打牌，三缺一，眼巴巴地等着他上场，他却抓住电话轻言慢语死活不放手。这时我心里就会想，要是我家先生也这样，我是烦呢，还是幸福呢？
责任编辑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