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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本人的文字中——对的，是他本人——向我们暗示了存在另一个更好的钱钟书的可能。
《围城·重印前记》记载了一本据说比《围城》更好的长篇小说《百合心》曾经的存在：
我抽空又写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手忙脚乱中，我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兴致大扫，一直没有再鼓起来，倒也从此省心省事。年复一年……我慢慢地从省心进而收心，不作再写小说的打算。事隔三十余年，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
不过，“就是追忆清楚了，也还算不得数”，钱钟书写道：
因为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要不然，谁都可以马上称为善做菜的名厨师又兼大请客的阔东道主了，秉承曹雪芹遗志而拟定“后四十回”提纲的学者们也就可以凑得成和得上一个或半个高鹗了。
虽说酒席未曾摆成，但还是可想见其丰盛：
剩下来的只是一个顽固的信念：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分的信念；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象它酸，也很可能想象它是分外的甜。
我们看钱氏的笔法：先说《百合心》会比《围城》更好，然后又话锋回转、撤出自己、构成旁观，自我调侃一下：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作者的主观感受。接着再次反过来讲：这种感受也符合一般人的酸葡萄心理，所以这当不得真——这真是聪明人的造句。不过，我们当然相信钱钟书先生，因为我们相信：也只有钱钟书本人，才能写出比《围城》更好的小说。
《百合心》毕竟是虚幻事也，纵算写出来，也不过是充满个性和异趣的优秀小说，哪怕比《围城》还好一点，也还算不上旷世杰作。更让人惋惜的是，《管锥编》也没有写成全璧！这样的学术经典终成未竟之作，可与“红楼未完”比憾。他在《管锥编》1972年序中写道：
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假吾岁月，尚欲庚扬。
1978年又记：
初计此辑尚有《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懒，不能急就。
后来杨绛记述：
他曾对我说：“我至少还想写一篇《韩愈》、一篇《杜甫》。”……日札（指钱的读书札记）里的心得，没有写成文章的还不少呢。
而且，据说《管锥编》还有一个西文的姐妹篇，《管锥编·序》：
又于西方典籍，褚小有怀，绠短试汲，颇尝评泊考镜，原以西文属草，亦思写定，聊当外篇。
后来，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博士来中国帮助整理钱钟书手稿，见到了钱钟书的外文笔记：
外文笔记部分数量很大，用各种各样的笔记本或自己用纸张装订的本子写成……这样的本子大大小小的共有二百一十一本，比前两部分加起来还要多。这部分充分显示了钱先生的博学与勤奋。外文笔记里涉及到的语种至少有六七种，有英、法、德、意、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西班牙文等，题材之广，令人叹为观止。笔记包括了文学、语言学、哲学、文学批评、哲学、文艺理论、心理学、人类学、还有通俗小说以及笑话和百科全书等等……钱先生本打算根据这些资料，用英文写一部综合西方文学的论著。这部论著若能写出来，就该是《管锥编》的姊妹篇了。
莫宜佳说：
《管锥编》是第一次联系着世界文学来商讨中国经典准则的。反过来说，用英文写成的这个续编，就该是对照着中国文学而体现出来的西方经典准则了。
《中国学术》杂志曾经刊有钱钟书残损的遗作《欧洲文学里的中国》，文章没头没尾、戛然而止。杨绛在按语中写到：
几位“年轻”人看到这几页未完的稿子，叹恨没有下文，连声说：“太遗憾了！太遗憾了！”我心上隐隐作痛。他们哪里知道钱钟书的遗憾还大着呢！……反正他连《管锥编》都未能写完，为这几页残稿还说什么“遗憾”呢！
虽然钱钟书讲“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但是我们面对菜单，却难免对那桌酒席垂涎三尺。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有两个钱钟书，除了“写了出来示人”的钱钟书之外，还有一个“没有写出来的”、“可能更好的”钱钟书。当然我们通常会以为，“没有写出来的”的原因——像钱杨两人申明的那样，不过是“天不假年”，或“多病意懒”之类，或者如钱传作者汤宴等人说的“动荡时代辜负了这个不世出的天才”等，但是，一旦心存了两个钱钟书的看法，这一个见于人前、一个隐于幕后两个钱钟书之间的关系，怕不仅那么简单。
我们稍稍留心就可以发现，钱钟书有一种“被迫”状态下出版（或再版）自己文字的惯例。我们现在有幸能看到钱钟书的书，大多是一种被动状态下促成的。《围城》是“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槐聚诗存》也是杨绛“手写三册……幸免灰烬”，建议“宜自定诗集”，并助“选定推敲”的；《谈艺录》是“友人冒景璠……督余撰诗话”，此书后来“京沪出版社数请重印，皆敬却之”，最后还是中华书局“按读者来函，以《谈艺录》罕购为言，因申前请，固辞不获”；《宋诗选注》是“郑振铎同志的指示”；《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的重印多有曲折，最后是柯灵要求，而“我一向听从我这位老朋友的话，只好应允合作”；《也是集》是“李国强先生要我编一本文集，交给他出版。我很为难，几十年前的旧作都不值得收拾”；《七缀集》出版干脆是遵从一个不知名的读者的建议：
我国读者似乎有个习惯，买不到书，就向常常无能为力的作者本人写信诉苦。有一位读者——也许该说，一位无书而欲读者——来信，要求我把《也是集》和《旧文四篇》会聚一起，在京沪出版，以便流传。我遵照他善意的建议。
正是热心人们的“督撰”，我们才能有幸看到“这个钱钟书”。不过，既然是外力敦促下的产物，我们看到的钱钟书作品，也就似乎总处于一种未定稿状态。钱本人也有意无意呈现出一种随意性，《管锥编》是“管窥锥指”，《谈艺录》是“咳唾随风”（如电脑的操作系统一样，这两本书不断出补丁），《七缀集》是“拼拆缀补”，《宋诗选注》是在当时学界风气和作者别裁无法两顾状态下的“半间不架”的作品，《写在人生边上》是对人生的“随时批识”。这种随意性给自己留下再创作、再加工的任务，它是自谦吗？还是可以看成“我想、我能、我该做得更好”的自我期待？甚至理解成一种隐约的推卸责任，“我是随便写写的”，所以“先别批评我，我自己知道写得不够好”？不管怎么样，它给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至于钱的诗集，干脆以“诗存”为名，如艺文中的“留白”技法，指引我们想象那未曾存留下来的是一个何等美妙的诗世界。
钱钟书还经常丢自己的书。《百合心》遗失了，《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的修改本遗失了，别人从上海复制的原本也遗失过。虽说这可以和生活颠沛流离、居所狭小“容膝易安”等客观原因及钱钟书“没有藏书的习惯”等有关，但从主观方面讲，如果我们拿弗洛伊德确立的“过失心理学”中“遗忘的心理机制”说事，遗失物件实际上可能是潜意识中希望它遗失，那么或可以说钱钟书是以“遗失”这种方式来否定旧作。这呈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我们能感觉到，“那个钱钟书”对“这个钱钟书”是不满意的（当然，大概也只有钱钟书自己才有“学术资格和能力”对钱钟书不满意）。“钱钟书谁都看不起”曾经是一个流行的说法，我们想提醒凭此认为钱钟书心气高傲的人注意，钱钟书连自己也“看不起”：
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
对于过去写过的东西，我并不感兴趣。
曾经有好事者编过《围城》汇校本，钱钟书将其告上了法庭。钱通常是飘然世外的，此事之所以触怒钱钟书，恐怕不是这个书影响了《围城》定本的销售，而是因为这个书极其恶劣地把《围城》的“修炼”过程呈现在普通人面前，这正是钱钟书希望读者和自己都能遗忘的。我们推测，这触动了钱心理最幽微的部分，是以钱可以对满大街的盗版不动怒、对海外的盗印不动怒，但是无法对这个冒犯淡然处之。杨绛曾经多次表示：
他不愿意出《全集》，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他也不愿意出《选集》，压根儿不愿意出《集》……他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以及散文等创作，都不大满意。尽管电视剧《围城》给原作赢得广泛的读者，他对这部小说确实不大满意。
我们看到，当大众对“这个钱钟书”顶礼膜拜、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时候（主要是通过《围城》），“那个更好的钱钟书”冷眼旁观着，以钱的智力和口味，当然不会把大众的爱好（即很多人的智力和口味的平均数）太当一回事情。当然，这不是说钱钟书轻视自己：
他的早年作品唤不起他多大兴趣。“小时候干的营生”会使他“骇且笑”，不过也并不认为见不得人。
钱钟书作品处于未定稿状态，绝非钱钟书对学问有随意和轻巧的态度。“没有写出来的那个钱钟书”对“写了出来的示人的这个钱钟书”既不满意又满意——他还是会经常流露自得之意，毕竟两个钱钟书是一体的，而写出那个水平的文字当然也当得上自得自喜。对那些“敝帚之享，野芹之献”，钱“偶尔听到入耳的称许，会惊喜又惊奇”，而且“希望毕生的虚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我们认为，钱对自己作品的轻视，说明他期望做得更好，反而呈现了他对学问的郑重态度。
那么，这些可以用谦虚、淡泊来解释吗？——一般情况下大家就是这么想的，钱在生活中也是淡泊的本色读书人，但生活中的淡泊并不该拿来解释学术中的谦虚。学术是实打实的事情，在生活领域是好品德的，到了学术领域就未必。对才智平庸的人谦虚有违学术真诚，并非好事。从更根本上来说，钱钟书的表现，与其说是对于名利的轻视，不如说是对于学术至道的敬意。这里我们提出一个推测：“那个钱钟书”对“这个钱钟书”的态度，包含着对学术至境的一种追求。钱钟书的傲气，另一面就是谦卑，是在“理想境界、至美学术”面前的谦卑。大智慧的人总是谦卑的，但是，这种谦卑不是对着芸芸俗人的，而是对着终极、无限、至美的敬畏。
钱钟书负刻薄之名。其实也难怪，钱钟书对“专家是如何炼成的”过程太了解了，半点也骗他不得（只是钱钟书自己从来不谈“钱钟书是如何炼成的”。他绝少透露自己的治学方法，只有杨绛在《钱钟书手稿集·序》中称“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平常到老套，令人很不过瘾）。在钱钟书这样的高手面前，曾有多少所谓的名家穷形尽相，钱著中最露锋芒、痛快淋漓的，就是对那些历代和同代学者饰智惊愚的行为做入木三分的批评。钱挑剔他人，辛辣尖刻，毫不温谦。“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于是我们可以合理推论，对写出来的“这个钱钟书”，钱钟书自己也有保留看法，或者，他总是心存危惧，因为若另有人能如他那般聪慧，那么“这个钱钟书”也难免被解剖、被刻薄，与其等他人来说，不如自己先说了。他把自己的著作安排成随意状态、暂时状态，可看成是一种主动“示弱”。因为在“至道”面前，谁都是“弱”的，主动“示弱”反是一种自知之明。钱钟书知道“长处即短处”，“善于自见”便也会“闇于自见”，他知道才有偏至嗜有偏好，所以一隅之解不能拟万端之变，如威廉·詹姆斯感慨的“我们只是一部分，这是无法改变的”。钱钟书喜欢用回环的句式，如“飞来去器”，常常把话说回来。钱以渊博出名，最擅长罗列，但他会在罗列一堆理由后，又说“理由是凑趣的东西，最肯与人方便，一找就到”之类，他自称：“在写作上，我也许是一个‘忘本’的浪子，懒去留恋和收藏早期发表的东西。”“忘本”或是他潜意识的“藏拙”，虽然那些旧作在我们看来可不“拙”，但在“那个钱钟书”看来是“拙”的。《围城》中方鸿渐经常的自嘲，可以说就是这种心理的投射。有人劝钱钟书写回忆录，他说：“一个作家不是一只狗，一只狗拉了屎撒了尿之后，走回头时会找自己留下的痕迹闻一闻，至少我不想那样做。”所以，钱钟书不仅刻薄别人，同时也刻薄自己。
王国维曾有句奇幻的诗：“偶开天眼窥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我想，前半句，可以是说“那个钱钟书”的，后半句则是说“这个钱钟书”的。相信钱钟书经常会有“偶开天眼”的高峰体验，像他那种人自然会有“书读完了”、“事想通了”一类终极感悟，但那一种体验，多半属于匈牙利裔哲学家波兰尼所谓的“默会知识”领域，超出了名言之域，一旦写将出来，着尘落地，食了人间烟火，便是“身是眼中人”，可以被自己“看不起”了。所以钱钟书下意识会拒绝“落地”，经常自我解嘲，抵抗出版旧作，把自己所有的出版物都处理成暂时的和有待补充的未定稿，同时其生命整个儿地呈现出一种未完成状态。曾经有人批评钱钟书“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可以说这话不错，只是我们需知道，“那个飘飘然的钱钟书”所凌驾的芸芸凡人之中，其实也包括他自己。
在钱钟书去世的1998年，九十岁的列维-斯特劳斯在自己寿宴上对一众门生故旧说了一段玄丽的话：
今日对我而言，存在着一个实际的我，不过是一个人的一半或四分之一，以及一个虚拟的我，仍鲜活地保存着对整体的观察。这个虚拟的我树立了一个写作的计划，并对实际的我说：该你接手做下去。而实际的我，却再也写不动了，对虚拟的我说——这是你的事，唯有你可以一窥全貌！
我们相信，这样两个“我”的对话，也存在钱钟书这个智者身上。
确实，钱钟书很多东西没有写完，但从更高的意义上讲，“钱钟书”是不可能被完全写出来的。学有至境，可意会不可言传，“那个钱钟书”能一窥全貌，“这个钱钟书”则意犹未尽。当然，即使是“这个钱钟书”，即使他那些自己也不甚满意的未定稿，也已经值得我辈奉若神明、手摹神追，甘当门下走狗了。
《围城·重印前记》记载了一本据说比《围城》更好的长篇小说《百合心》曾经的存在：
我抽空又写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手忙脚乱中，我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兴致大扫，一直没有再鼓起来，倒也从此省心省事。年复一年……我慢慢地从省心进而收心，不作再写小说的打算。事隔三十余年，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
不过，“就是追忆清楚了，也还算不得数”，钱钟书写道：
因为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要不然，谁都可以马上称为善做菜的名厨师又兼大请客的阔东道主了，秉承曹雪芹遗志而拟定“后四十回”提纲的学者们也就可以凑得成和得上一个或半个高鹗了。
虽说酒席未曾摆成，但还是可想见其丰盛：
剩下来的只是一个顽固的信念：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分的信念；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象它酸，也很可能想象它是分外的甜。
我们看钱氏的笔法：先说《百合心》会比《围城》更好，然后又话锋回转、撤出自己、构成旁观，自我调侃一下：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作者的主观感受。接着再次反过来讲：这种感受也符合一般人的酸葡萄心理，所以这当不得真——这真是聪明人的造句。不过，我们当然相信钱钟书先生，因为我们相信：也只有钱钟书本人，才能写出比《围城》更好的小说。
《百合心》毕竟是虚幻事也，纵算写出来，也不过是充满个性和异趣的优秀小说，哪怕比《围城》还好一点，也还算不上旷世杰作。更让人惋惜的是，《管锥编》也没有写成全璧！这样的学术经典终成未竟之作，可与“红楼未完”比憾。他在《管锥编》1972年序中写道：
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假吾岁月，尚欲庚扬。
1978年又记：
初计此辑尚有《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懒，不能急就。
后来杨绛记述：
他曾对我说：“我至少还想写一篇《韩愈》、一篇《杜甫》。”……日札（指钱的读书札记）里的心得，没有写成文章的还不少呢。
而且，据说《管锥编》还有一个西文的姐妹篇，《管锥编·序》：
又于西方典籍，褚小有怀，绠短试汲，颇尝评泊考镜，原以西文属草，亦思写定，聊当外篇。
后来，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博士来中国帮助整理钱钟书手稿，见到了钱钟书的外文笔记：
外文笔记部分数量很大，用各种各样的笔记本或自己用纸张装订的本子写成……这样的本子大大小小的共有二百一十一本，比前两部分加起来还要多。这部分充分显示了钱先生的博学与勤奋。外文笔记里涉及到的语种至少有六七种，有英、法、德、意、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西班牙文等，题材之广，令人叹为观止。笔记包括了文学、语言学、哲学、文学批评、哲学、文艺理论、心理学、人类学、还有通俗小说以及笑话和百科全书等等……钱先生本打算根据这些资料，用英文写一部综合西方文学的论著。这部论著若能写出来，就该是《管锥编》的姊妹篇了。
莫宜佳说：
《管锥编》是第一次联系着世界文学来商讨中国经典准则的。反过来说，用英文写成的这个续编，就该是对照着中国文学而体现出来的西方经典准则了。
《中国学术》杂志曾经刊有钱钟书残损的遗作《欧洲文学里的中国》，文章没头没尾、戛然而止。杨绛在按语中写到：
几位“年轻”人看到这几页未完的稿子，叹恨没有下文，连声说：“太遗憾了！太遗憾了！”我心上隐隐作痛。他们哪里知道钱钟书的遗憾还大着呢！……反正他连《管锥编》都未能写完，为这几页残稿还说什么“遗憾”呢！
虽然钱钟书讲“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但是我们面对菜单，却难免对那桌酒席垂涎三尺。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有两个钱钟书，除了“写了出来示人”的钱钟书之外，还有一个“没有写出来的”、“可能更好的”钱钟书。当然我们通常会以为，“没有写出来的”的原因——像钱杨两人申明的那样，不过是“天不假年”，或“多病意懒”之类，或者如钱传作者汤宴等人说的“动荡时代辜负了这个不世出的天才”等，但是，一旦心存了两个钱钟书的看法，这一个见于人前、一个隐于幕后两个钱钟书之间的关系，怕不仅那么简单。
我们稍稍留心就可以发现，钱钟书有一种“被迫”状态下出版（或再版）自己文字的惯例。我们现在有幸能看到钱钟书的书，大多是一种被动状态下促成的。《围城》是“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槐聚诗存》也是杨绛“手写三册……幸免灰烬”，建议“宜自定诗集”，并助“选定推敲”的；《谈艺录》是“友人冒景璠……督余撰诗话”，此书后来“京沪出版社数请重印，皆敬却之”，最后还是中华书局“按读者来函，以《谈艺录》罕购为言，因申前请，固辞不获”；《宋诗选注》是“郑振铎同志的指示”；《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的重印多有曲折，最后是柯灵要求，而“我一向听从我这位老朋友的话，只好应允合作”；《也是集》是“李国强先生要我编一本文集，交给他出版。我很为难，几十年前的旧作都不值得收拾”；《七缀集》出版干脆是遵从一个不知名的读者的建议：
我国读者似乎有个习惯，买不到书，就向常常无能为力的作者本人写信诉苦。有一位读者——也许该说，一位无书而欲读者——来信，要求我把《也是集》和《旧文四篇》会聚一起，在京沪出版，以便流传。我遵照他善意的建议。
正是热心人们的“督撰”，我们才能有幸看到“这个钱钟书”。不过，既然是外力敦促下的产物，我们看到的钱钟书作品，也就似乎总处于一种未定稿状态。钱本人也有意无意呈现出一种随意性，《管锥编》是“管窥锥指”，《谈艺录》是“咳唾随风”（如电脑的操作系统一样，这两本书不断出补丁），《七缀集》是“拼拆缀补”，《宋诗选注》是在当时学界风气和作者别裁无法两顾状态下的“半间不架”的作品，《写在人生边上》是对人生的“随时批识”。这种随意性给自己留下再创作、再加工的任务，它是自谦吗？还是可以看成“我想、我能、我该做得更好”的自我期待？甚至理解成一种隐约的推卸责任，“我是随便写写的”，所以“先别批评我，我自己知道写得不够好”？不管怎么样，它给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至于钱的诗集，干脆以“诗存”为名，如艺文中的“留白”技法，指引我们想象那未曾存留下来的是一个何等美妙的诗世界。
钱钟书还经常丢自己的书。《百合心》遗失了，《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的修改本遗失了，别人从上海复制的原本也遗失过。虽说这可以和生活颠沛流离、居所狭小“容膝易安”等客观原因及钱钟书“没有藏书的习惯”等有关，但从主观方面讲，如果我们拿弗洛伊德确立的“过失心理学”中“遗忘的心理机制”说事，遗失物件实际上可能是潜意识中希望它遗失，那么或可以说钱钟书是以“遗失”这种方式来否定旧作。这呈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我们能感觉到，“那个钱钟书”对“这个钱钟书”是不满意的（当然，大概也只有钱钟书自己才有“学术资格和能力”对钱钟书不满意）。“钱钟书谁都看不起”曾经是一个流行的说法，我们想提醒凭此认为钱钟书心气高傲的人注意，钱钟书连自己也“看不起”：
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
对于过去写过的东西，我并不感兴趣。
曾经有好事者编过《围城》汇校本，钱钟书将其告上了法庭。钱通常是飘然世外的，此事之所以触怒钱钟书，恐怕不是这个书影响了《围城》定本的销售，而是因为这个书极其恶劣地把《围城》的“修炼”过程呈现在普通人面前，这正是钱钟书希望读者和自己都能遗忘的。我们推测，这触动了钱心理最幽微的部分，是以钱可以对满大街的盗版不动怒、对海外的盗印不动怒，但是无法对这个冒犯淡然处之。杨绛曾经多次表示：
他不愿意出《全集》，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他也不愿意出《选集》，压根儿不愿意出《集》……他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以及散文等创作，都不大满意。尽管电视剧《围城》给原作赢得广泛的读者，他对这部小说确实不大满意。
我们看到，当大众对“这个钱钟书”顶礼膜拜、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时候（主要是通过《围城》），“那个更好的钱钟书”冷眼旁观着，以钱的智力和口味，当然不会把大众的爱好（即很多人的智力和口味的平均数）太当一回事情。当然，这不是说钱钟书轻视自己：
他的早年作品唤不起他多大兴趣。“小时候干的营生”会使他“骇且笑”，不过也并不认为见不得人。
钱钟书作品处于未定稿状态，绝非钱钟书对学问有随意和轻巧的态度。“没有写出来的那个钱钟书”对“写了出来的示人的这个钱钟书”既不满意又满意——他还是会经常流露自得之意，毕竟两个钱钟书是一体的，而写出那个水平的文字当然也当得上自得自喜。对那些“敝帚之享，野芹之献”，钱“偶尔听到入耳的称许，会惊喜又惊奇”，而且“希望毕生的虚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我们认为，钱对自己作品的轻视，说明他期望做得更好，反而呈现了他对学问的郑重态度。
那么，这些可以用谦虚、淡泊来解释吗？——一般情况下大家就是这么想的，钱在生活中也是淡泊的本色读书人，但生活中的淡泊并不该拿来解释学术中的谦虚。学术是实打实的事情，在生活领域是好品德的，到了学术领域就未必。对才智平庸的人谦虚有违学术真诚，并非好事。从更根本上来说，钱钟书的表现，与其说是对于名利的轻视，不如说是对于学术至道的敬意。这里我们提出一个推测：“那个钱钟书”对“这个钱钟书”的态度，包含着对学术至境的一种追求。钱钟书的傲气，另一面就是谦卑，是在“理想境界、至美学术”面前的谦卑。大智慧的人总是谦卑的，但是，这种谦卑不是对着芸芸俗人的，而是对着终极、无限、至美的敬畏。
钱钟书负刻薄之名。其实也难怪，钱钟书对“专家是如何炼成的”过程太了解了，半点也骗他不得（只是钱钟书自己从来不谈“钱钟书是如何炼成的”。他绝少透露自己的治学方法，只有杨绛在《钱钟书手稿集·序》中称“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平常到老套，令人很不过瘾）。在钱钟书这样的高手面前，曾有多少所谓的名家穷形尽相，钱著中最露锋芒、痛快淋漓的，就是对那些历代和同代学者饰智惊愚的行为做入木三分的批评。钱挑剔他人，辛辣尖刻，毫不温谦。“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于是我们可以合理推论，对写出来的“这个钱钟书”，钱钟书自己也有保留看法，或者，他总是心存危惧，因为若另有人能如他那般聪慧，那么“这个钱钟书”也难免被解剖、被刻薄，与其等他人来说，不如自己先说了。他把自己的著作安排成随意状态、暂时状态，可看成是一种主动“示弱”。因为在“至道”面前，谁都是“弱”的，主动“示弱”反是一种自知之明。钱钟书知道“长处即短处”，“善于自见”便也会“闇于自见”，他知道才有偏至嗜有偏好，所以一隅之解不能拟万端之变，如威廉·詹姆斯感慨的“我们只是一部分，这是无法改变的”。钱钟书喜欢用回环的句式，如“飞来去器”，常常把话说回来。钱以渊博出名，最擅长罗列，但他会在罗列一堆理由后，又说“理由是凑趣的东西，最肯与人方便，一找就到”之类，他自称：“在写作上，我也许是一个‘忘本’的浪子，懒去留恋和收藏早期发表的东西。”“忘本”或是他潜意识的“藏拙”，虽然那些旧作在我们看来可不“拙”，但在“那个钱钟书”看来是“拙”的。《围城》中方鸿渐经常的自嘲，可以说就是这种心理的投射。有人劝钱钟书写回忆录，他说：“一个作家不是一只狗，一只狗拉了屎撒了尿之后，走回头时会找自己留下的痕迹闻一闻，至少我不想那样做。”所以，钱钟书不仅刻薄别人，同时也刻薄自己。
王国维曾有句奇幻的诗：“偶开天眼窥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我想，前半句，可以是说“那个钱钟书”的，后半句则是说“这个钱钟书”的。相信钱钟书经常会有“偶开天眼”的高峰体验，像他那种人自然会有“书读完了”、“事想通了”一类终极感悟，但那一种体验，多半属于匈牙利裔哲学家波兰尼所谓的“默会知识”领域，超出了名言之域，一旦写将出来，着尘落地，食了人间烟火，便是“身是眼中人”，可以被自己“看不起”了。所以钱钟书下意识会拒绝“落地”，经常自我解嘲，抵抗出版旧作，把自己所有的出版物都处理成暂时的和有待补充的未定稿，同时其生命整个儿地呈现出一种未完成状态。曾经有人批评钱钟书“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可以说这话不错，只是我们需知道，“那个飘飘然的钱钟书”所凌驾的芸芸凡人之中，其实也包括他自己。
在钱钟书去世的1998年，九十岁的列维-斯特劳斯在自己寿宴上对一众门生故旧说了一段玄丽的话：
今日对我而言，存在着一个实际的我，不过是一个人的一半或四分之一，以及一个虚拟的我，仍鲜活地保存着对整体的观察。这个虚拟的我树立了一个写作的计划，并对实际的我说：该你接手做下去。而实际的我，却再也写不动了，对虚拟的我说——这是你的事，唯有你可以一窥全貌！
我们相信，这样两个“我”的对话，也存在钱钟书这个智者身上。
确实，钱钟书很多东西没有写完，但从更高的意义上讲，“钱钟书”是不可能被完全写出来的。学有至境，可意会不可言传，“那个钱钟书”能一窥全貌，“这个钱钟书”则意犹未尽。当然，即使是“这个钱钟书”，即使他那些自己也不甚满意的未定稿，也已经值得我辈奉若神明、手摹神追，甘当门下走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