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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阳坐出租车，心情很舒畅，就个人体验而言，我认为只有上海的出租车服务水平能与之媲美。
任何一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都不会主动对乘客恶语相向，但可能态度僵硬，或者心情暴躁以至在行驶过程中对车外状况不断抱怨，也有的耍点心眼绕点远路。过去一年时间里两次到贵阳，我对它的出租车司机心境之宁静颇有感触，他们总能一直保持着温和、耐心和礼貌，这或许与贵阳凉爽的天气有关。
上海与贵阳，几乎是中国城市的两极，经济发达程度与文明服务的能力之间，似乎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更让人赞赏的一点是，贵阳的出租车行业是可以合法拼车的，这一点在2013年以政府文件的形式予以明确过。而在大多数城市，拼车都是一种营运违规行为。
我想，这可能一方面反映了贵阳经济不够发达的现实，拼车可以降低乘客的交通成本，也可以提高高峰期的车辆使用率，让更多人能坐到车，还有就是，这样做显然更加环保。然而这些都是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更重要的一点是，这表明这个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很高，这因素是属于文化层面的，而这在大部分城市都显得殊为难得。
这个城市依然淳朴着。我的一个朋友是贵阳一家媒体的老总，他说因为是少数民族地区，贵州许多山区百姓长期与外界隔绝，他们习惯按照最简单的方式去生活。比如到民国时期，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对商品和货币的理解，仍然以物物交换作为经济来往的主要形式。物物交换必然会导致一部分参与者在价值上吃点亏，而这一习惯让他们对吃点小亏并不介怀。
物物交换的特点是组织因素的介入很少，因为但凡组织，总有中间成本，这些成本必须用一种制度性安排来列支。而散在的个体之间的自由交换，就不存在组织成本了。
或许这可以用于解释，为什么贵阳这座城市拥有数量巨大的“零工”群体。出卖完体力，雇主给钱，换来生活必需品，虽然媒介已经是货币，但依然保持着很强烈的物物交换的味道。绕过组织因素的一大好处是，市场行为会在短时间内终结，人与人之间不会发生长远的联系，这就让交换关系变得很简单。
简单意味着自由。
我用几个日夜跟20多个“背篼”（城市里出卖体力的零工）混成了“兄弟关系”，他们快速地接纳了我，然后对我不再设防，把家里的好事、丑事都无遗相告。比如女朋友的详细情况以及照片，还有父亲娶了后妈之后对自己不好，带来的独特的人生道路。这正昭示着他们的淳朴。小学未毕业甚至文盲的他们，显然无法理解“自由”的学理意义，但“自由”，是他们选择做零工的众口一词的理由。
仅仅是经验意义上的“自由”，显然还不足构成他们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逻辑基础。还必须看到的一点，就是前面提到的内心的宁静，他们在一片喧嚣与浮躁的工业化中国，总能随遇而安。我感觉后者是构建他们自我的幸福感的很重要的非理性因素。
贵阳市民对生活的态度也让我感觉很新鲜。一箩筐杂物、一台电脑，两箱啤酒，要从1楼搬到4楼，他们就会到街上去找一个“背篼”来帮忙。在大多数地方，这些事务都会自己完成，或者找朋友、邻居帮忙，如果是企业，更是直接安排员工搞定即可。这种特性，让这座城市可以给“背篼”一口饭吃，但同时我也想，花几元、几十元雇用一个背篼，雇佣者本身也许从中亦得到了一点幸福感。
也就是说，就幸福感而言，雇佣者与“背篼”，都理解得很朴素。难道你不觉得，这种朴素其实正可以填补许多城市人处于焦虑中的心理空虚吗？
唯一感觉遗憾的是，贵阳人基本不说普通话，这一点，正相关地反映了经济文化上与外界联络不足的现状。不过现在贵阳的交通在高铁帮助下变得越来越方便，相信将会很快改观。高铁的效率，也让工业的大举进入贵州有了基础设施支持，富士康已经在贵阳开工建厂。山清水秀的贵州究竟是否应该继续走东部走过的工业化道路，这在社会上有不少讨论，争持激烈。
无论怎样，至少希望人们对幸福的朴素理解不要轻易改变，否则，发展与幸福有可能会成反比。使用一下那个俗不可耐的说法—“不忘初心”，这也就是一个省份、一座城市的初心。
任何一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都不会主动对乘客恶语相向，但可能态度僵硬，或者心情暴躁以至在行驶过程中对车外状况不断抱怨，也有的耍点心眼绕点远路。过去一年时间里两次到贵阳，我对它的出租车司机心境之宁静颇有感触，他们总能一直保持着温和、耐心和礼貌，这或许与贵阳凉爽的天气有关。
上海与贵阳，几乎是中国城市的两极，经济发达程度与文明服务的能力之间，似乎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更让人赞赏的一点是，贵阳的出租车行业是可以合法拼车的，这一点在2013年以政府文件的形式予以明确过。而在大多数城市，拼车都是一种营运违规行为。
我想，这可能一方面反映了贵阳经济不够发达的现实，拼车可以降低乘客的交通成本，也可以提高高峰期的车辆使用率，让更多人能坐到车，还有就是，这样做显然更加环保。然而这些都是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更重要的一点是，这表明这个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很高，这因素是属于文化层面的，而这在大部分城市都显得殊为难得。
这个城市依然淳朴着。我的一个朋友是贵阳一家媒体的老总，他说因为是少数民族地区，贵州许多山区百姓长期与外界隔绝，他们习惯按照最简单的方式去生活。比如到民国时期，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对商品和货币的理解，仍然以物物交换作为经济来往的主要形式。物物交换必然会导致一部分参与者在价值上吃点亏，而这一习惯让他们对吃点小亏并不介怀。
物物交换的特点是组织因素的介入很少，因为但凡组织，总有中间成本，这些成本必须用一种制度性安排来列支。而散在的个体之间的自由交换，就不存在组织成本了。
或许这可以用于解释，为什么贵阳这座城市拥有数量巨大的“零工”群体。出卖完体力，雇主给钱，换来生活必需品，虽然媒介已经是货币，但依然保持着很强烈的物物交换的味道。绕过组织因素的一大好处是，市场行为会在短时间内终结，人与人之间不会发生长远的联系，这就让交换关系变得很简单。
简单意味着自由。
我用几个日夜跟20多个“背篼”（城市里出卖体力的零工）混成了“兄弟关系”，他们快速地接纳了我，然后对我不再设防，把家里的好事、丑事都无遗相告。比如女朋友的详细情况以及照片，还有父亲娶了后妈之后对自己不好，带来的独特的人生道路。这正昭示着他们的淳朴。小学未毕业甚至文盲的他们，显然无法理解“自由”的学理意义，但“自由”，是他们选择做零工的众口一词的理由。
仅仅是经验意义上的“自由”，显然还不足构成他们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逻辑基础。还必须看到的一点，就是前面提到的内心的宁静，他们在一片喧嚣与浮躁的工业化中国，总能随遇而安。我感觉后者是构建他们自我的幸福感的很重要的非理性因素。
贵阳市民对生活的态度也让我感觉很新鲜。一箩筐杂物、一台电脑，两箱啤酒，要从1楼搬到4楼，他们就会到街上去找一个“背篼”来帮忙。在大多数地方，这些事务都会自己完成，或者找朋友、邻居帮忙，如果是企业，更是直接安排员工搞定即可。这种特性，让这座城市可以给“背篼”一口饭吃，但同时我也想，花几元、几十元雇用一个背篼，雇佣者本身也许从中亦得到了一点幸福感。
也就是说，就幸福感而言，雇佣者与“背篼”，都理解得很朴素。难道你不觉得，这种朴素其实正可以填补许多城市人处于焦虑中的心理空虚吗？
唯一感觉遗憾的是，贵阳人基本不说普通话，这一点，正相关地反映了经济文化上与外界联络不足的现状。不过现在贵阳的交通在高铁帮助下变得越来越方便，相信将会很快改观。高铁的效率，也让工业的大举进入贵州有了基础设施支持，富士康已经在贵阳开工建厂。山清水秀的贵州究竟是否应该继续走东部走过的工业化道路，这在社会上有不少讨论，争持激烈。
无论怎样，至少希望人们对幸福的朴素理解不要轻易改变，否则，发展与幸福有可能会成反比。使用一下那个俗不可耐的说法—“不忘初心”，这也就是一个省份、一座城市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