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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曾以《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为中国人熟知的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在悉尼发表演讲，称“如果中国大陆发展成香港那样，它将试图把美国从亚洲挤出去，发展它自己的‘门罗主义’”。老实说，这并非什么新话题，早在2003年，《纽约时报》一篇题为《北京的魅力》的分析文章就说，“中国正在这个地区形成自己的门罗主义”；去年3月，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副教授詹姆斯·霍尔姆斯也在文章中谈到，如果解放军海军力量发展成“以岸基战机和导弹支持的强大舰队”，中国可能最终在近海实现“中国式的门罗主义”。如何看待这种以美国称霸史为镜像的先入为主的解读？美洲经验与亚洲特性之间有什么本质不同？中国如何避免自身的正常军事发展招致美国的敌意认知？
左手“封闭”，右手“开放”
“海权论之父”马汉在1897年出版的《美国海上权益今昔与展望》中，提出过一条帝国主义气息浓厚的建议：华盛顿应当把在巴拿马运河、墨西哥湾以及整个加勒比海的永久航行自由，看作本国在西半球的决定性利益，并组建强大的舰队来阻止欧洲国家插足。这番教诲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底本，即发表于1823年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美国宣布美洲大陆不再是欧洲国家建立殖民地的场所，任何欧洲势力干涉新大陆的企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之和平与安全的危害。而在马汉提出“决定利益说”之后的1904年，与他气味相投的老罗斯福总统更炮制出了“罗斯福推论”，宣称对拉美事务的“国际干涉权”应当由美国独占。
反讽的是，自19世纪末以来，华盛顿三番五次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推行过“门户开放”政策。按照史汀生国务卿80多年前的解释，这个“开放”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各国在某地区商业机会的均等，即经济开放；其次是为了维护这种均等，必须阻止任一单独国家侵害该地区领土与行政的完整，即政治开放。1917年，威尔逊总统依据“门户开放”精神提出了他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规划；1931年和1947年，美国又依据同一原则否定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和苏联对东欧的独占性控制。这样看来，华盛顿对某一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秩序的设想，似乎又是和平主义和理想化的，充满了自由派气息。
当然，自由从来不是无代价的。仔细审视就可以发现，海外市场、原材料和投资机会的开放，对经济优势主要是基于金融、信息产业和重化工业的美国本身是极有利的。换言之，在把经济开放作为一种公利（Public Good）兜售甚至强加给全世界的同时，美国经济繁荣的源泉也得到了保障，并且拥有了更大“硬实力”去惩戒破坏这一自由的挑战者。至于美国版的“政治开放”，它当然不意味着某国人民可以自由决定奔向共产主义（比如卡斯特罗的古巴或者阿连德的智利），而是基于程序性的“熊彼特式民主”在不同地区与文化圈中发现其土壤、继而生根开花的代名词。从联邦党人到米特·罗姆尼都相信，“美国式生活方式”—它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自由主义—不可能在脱离海外传播的情况下单独生存下去，这也是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所谓“美丽的帝国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精神动力，并且在大多数时候，它以塑造而非取代国际体系的方法来伸张美国霸权。
进一步说，美国在西半球的独占性霸权（门罗主义）和全球范围内的“门户开放”可以毫无冲突地结合到一起。门罗主义的达成，仰赖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尽管马汉看到了美国东西海岸交通被阻断的风险，但在19世纪末规模巨大的“新海军”建设后，再也没有一个海上强国敢冒风险插足中北美洲的航行自由。从那以后，华盛顿处心积虑地将西半球的地区霸权扩大和延伸为全球性的超地区霸权，在1945年和1991年两个历史节点上，下定决心介入欧亚大陆，在西欧、东亚和中东这3个边缘地带的地理政治中心站稳了脚跟。这不仅确保了边缘地带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都开放其门户，并且消除了产生针对美国的制衡联盟的可能，使得单极化的美国霸权得以在后冷战时代继续存在下去，即使它的硬实力已经因不可避免的“帝国式过度扩张”而显得力不从心。
地区霸权：美洲经验与亚洲特性
首先在本国所处的地区层次建立局部霸权，随后以之为跳板谋取更大范围内的世界强国地位，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从15世纪末开始的400多年里，几乎每一个欧陆强国都尝试过首先在欧洲建立霸权、再发展海上力量去追逐世界霸权，但无一取得成功。这段时间里唯一一个建立起全球帝国的英国，它在欧洲扮演的仅是离岸制衡者（Offshore Balancer）角色，不像“二战”之后的美国那样维持直接的军事存在和政治控制。当然，另有一个国家俄国曾经从陆上攫取过东欧，并在之后40多年里开发出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工业潜力，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了最大程度的威胁。这似乎暗示了从单极到多极世界的变更，必然以多个地区霸权的兴起为前提。
类似的经验不免使人浮想联翩：在中国基于经济和军事的“硬实力”已经强势崛起、并被公认为国际政治中的有力角色时，北京是否也会以建立地区霸权作为明确的战略目标？在去年刊登于《华盛顿季刊》的一篇文章中，笔者长期的交流伙伴、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副教授詹姆斯·霍尔姆斯就暗示了这样的可能，他把南海对中国的意义类比为马汉眼中的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并认为中国终将排除邻国和外部势力的挑战，建立新的地区秩序。但在今年春天的一次笔谈中，霍氏却小心地绕过了这个话题，他表示：“门罗主义”也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指从1823年《门罗宣言》发表到美国内战结束为止，美国默许英国海上力量在西半球继续存在的状态。彼时的英国也像今日的美国一样以优势远洋海军确保全球海上通道的开放，而军力尚不济的美国仰赖与伦敦的友好关系，很大程度上不必依靠自身的力量控制海上通道，获得了继续发展经济、解决内政问题的战略机遇期。事实上，假如美国真的在1823年就把欧洲势力隔绝在西半球外，势必引发重视航行自由的英国的激烈反应，而华盛顿根本没有足够的海上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承诺。只是到了19世纪最后10年，当工业和经济力量的衰退以及战略重心的调整使得英国必须把海上力量集中回欧洲，而美国海军也渐趋壮大，足以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对任何一支欧洲远征舰队形成优势时，门罗主义才演化成第二个版本—美国在西半球无可置疑的地区霸权。 然而，当类似的两段式逻辑套用在今日亚洲时，个中的疑点和消极倾向不免暴露得极为显著。且不说19世纪的英美两国在种族性和经济形态上有极大相似之处，英国可以容忍美国发展甚至独占西半球地区霸权的前提在于，彼时伦敦维持战略优势的核心地区一在欧洲，一在印度，对美洲、远东、地中海甚至中亚都可以抱壮士断腕的态度。能把区域霸权“和平让渡”给一个既具政治亲缘关系、又不会妨害英国最重视的航行自由和经济开放的友好国家，当然是最理想的选择。而美国早在1945年即决定把东亚作为超地区霸权的一个重要利益区加以经营，防止其成为独立的一“极”。
在门罗主义第一阶段，美国曾多次尝试建立美洲范围内的多边合作制度；即使是在“罗斯福推论”已经出台、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成为事实的20世纪前半叶，华盛顿也一直没有中止对多边体系的改良和完善，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在今日亚洲难于推进的。作为对东亚政治控制的最重要一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政治和经济存在，始终是以双边同盟形式存在的，这不仅束缚了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在以安全问题为代表的地区事务方面的权限和主动性，而且使这些国家在离开美国的情况下往往无所适从。在双边模式形成了传统和惯性之后，即使美国不对中国实施软性遏制，北京也很难在不发生对抗的情况下建立起本国主导、遍及整个东亚的多边合作机制。
更何况，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与其东、南两侧的海上邻国几乎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这些国家最容易感受到中国追逐地区主导权带来的直接压力，进而形成制衡，并获得美国的呼应；而“搭车”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如果北京希望增加采取后一种选择的国家的数量，就必须一面强化国力，一面使周边国家确信其意图较不具有侵略性：这也是过去若干年里中国政府采取的路线。但因为有了美国这个超地区存在，各国搭中国之“车”的几率从一开始就降低了，而中国积极强化经济、军事力量，推进地区合作和国际影响力的举措还可能引起华盛顿的另一种恐惧—对东亚地区“门户闭锁”的恐惧。
海上力量：被感知的威胁
从体系层面说，跨地区的单极霸权，势必拒斥和敌视可能成为另一“极”的新力量中心的崛起，但为了达成事实上的拒斥，霸权者往往过度延伸其安全义务和承诺，放大冲突发生的风险。鉴于“门户开放”本身带有意识形态和心理性色彩，当美国因盟国的关系陷入一场与直接利益未必相关的冲突时，利害学说会倾向于置身事外，“威望”和“承诺”的羁绊却往往导向相反的结果：这将导致美国丧失战略灵活性。在可见的未来，为了减少因南海争端或钓鱼岛冲突导致的盟友“战略绑架”的几率—削弱中国或形成对中国的制衡联盟固然是华盛顿乐见的，但因为和“门户开放”缺少实质性关联的冲突就冒与中国全面开战的风险却是不必要的—美国或许会鼓励更多多边进程的出现。
进入21世纪，伴随着陆上边界争议的解决，“中国走向海洋”已经成为必然和现实的趋势。鉴于海洋在交通方面的天然沟通性以及海上力量作为国家威力投送工具的性质，一国发展海洋能力的努力必然是与对全球影响力的觊觎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在这方面的特殊优势在于，尽管区域主导权可遇而不可求，但陆上争议的解决使得北京可以专注于发展海权，而不至于像路易十四-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或者威廉二世-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一样，因为同时兼顾海陆两个方向而陷于资源不足的困境。但中国在依靠海上力量实现了拓宽西太平洋防御纵深、保障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主要海上贸易通道安全的初始目标之后，究竟会在公海前进到哪一步，却是华盛顿最关心也最担忧的。
自二战结束以来，对外围海上大国构成致命威胁的，已经不仅限于麦金德在1904年指出的“枢纽地带”或者说“心脏地带”强国，而是可能对美洲大陆形成战略包围的“边缘地带”国家，尤其是西欧和东亚。在最坏的情况下，一个边缘地带强国可以对整个欧亚大陆的战略性原材料实施独占控制，彻底破坏这一区域的均势，并以强大的海上力量向西半球进逼（设想一下德国和日本在1942年打通欧亚交通线、击败了英国和俄国之后的状况），而美国只能孤军奋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长期以来美国在西欧和东亚投入了最多的关注，维持了最长时间的存在。而相对于已经拥有海上统治权的美国，作为陆上军事大国的中国只要流露出发展海洋能力的倾向，就足以引发各种版本的“威胁论”。
当然，美国虽然不乐见中国海洋转型的步伐，但只要中国海军的战略指导和装备水平尚未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这种发展就是可接受的，不至于升格为军备竞赛。真正令华盛顿恐惧和心存敌意的，反而是他们不止一次暗示过的“亚洲门罗主义”—中国不是在按照“常态”发展潜艇、水面舰艇、航母等制海力量，而是强化反介入（Anti-access）和区域拒止（Area-denial）能力，先从军事上、继而从政治上弱化美国干预东亚地区的能力：这不仅触及了“门户开放”政策的底线，而且刚好与美国地理政治学中的魔鬼形象不谋而合。在这种情况下，与印度甚至俄罗斯形成战略互动、对夹在边缘地带的中国进行压制就成了可能的选择。没有人会忘记，作为挑战者的边缘地带国家德国在两次大战中都是亡于主导性海洋强国和心脏地带陆上强国的夹击，而在一个海陆复合型国家能否完成海洋转型的过程中，陆上邻国永远握有一张选票。
左手“封闭”，右手“开放”
“海权论之父”马汉在1897年出版的《美国海上权益今昔与展望》中，提出过一条帝国主义气息浓厚的建议：华盛顿应当把在巴拿马运河、墨西哥湾以及整个加勒比海的永久航行自由，看作本国在西半球的决定性利益，并组建强大的舰队来阻止欧洲国家插足。这番教诲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底本，即发表于1823年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美国宣布美洲大陆不再是欧洲国家建立殖民地的场所，任何欧洲势力干涉新大陆的企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之和平与安全的危害。而在马汉提出“决定利益说”之后的1904年，与他气味相投的老罗斯福总统更炮制出了“罗斯福推论”，宣称对拉美事务的“国际干涉权”应当由美国独占。
反讽的是，自19世纪末以来，华盛顿三番五次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推行过“门户开放”政策。按照史汀生国务卿80多年前的解释，这个“开放”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各国在某地区商业机会的均等，即经济开放；其次是为了维护这种均等，必须阻止任一单独国家侵害该地区领土与行政的完整，即政治开放。1917年，威尔逊总统依据“门户开放”精神提出了他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规划；1931年和1947年，美国又依据同一原则否定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和苏联对东欧的独占性控制。这样看来，华盛顿对某一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秩序的设想，似乎又是和平主义和理想化的，充满了自由派气息。
当然，自由从来不是无代价的。仔细审视就可以发现，海外市场、原材料和投资机会的开放，对经济优势主要是基于金融、信息产业和重化工业的美国本身是极有利的。换言之，在把经济开放作为一种公利（Public Good）兜售甚至强加给全世界的同时，美国经济繁荣的源泉也得到了保障，并且拥有了更大“硬实力”去惩戒破坏这一自由的挑战者。至于美国版的“政治开放”，它当然不意味着某国人民可以自由决定奔向共产主义（比如卡斯特罗的古巴或者阿连德的智利），而是基于程序性的“熊彼特式民主”在不同地区与文化圈中发现其土壤、继而生根开花的代名词。从联邦党人到米特·罗姆尼都相信，“美国式生活方式”—它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自由主义—不可能在脱离海外传播的情况下单独生存下去，这也是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所谓“美丽的帝国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精神动力，并且在大多数时候，它以塑造而非取代国际体系的方法来伸张美国霸权。
进一步说，美国在西半球的独占性霸权（门罗主义）和全球范围内的“门户开放”可以毫无冲突地结合到一起。门罗主义的达成，仰赖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尽管马汉看到了美国东西海岸交通被阻断的风险，但在19世纪末规模巨大的“新海军”建设后，再也没有一个海上强国敢冒风险插足中北美洲的航行自由。从那以后，华盛顿处心积虑地将西半球的地区霸权扩大和延伸为全球性的超地区霸权，在1945年和1991年两个历史节点上，下定决心介入欧亚大陆，在西欧、东亚和中东这3个边缘地带的地理政治中心站稳了脚跟。这不仅确保了边缘地带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都开放其门户，并且消除了产生针对美国的制衡联盟的可能，使得单极化的美国霸权得以在后冷战时代继续存在下去，即使它的硬实力已经因不可避免的“帝国式过度扩张”而显得力不从心。
地区霸权：美洲经验与亚洲特性
首先在本国所处的地区层次建立局部霸权，随后以之为跳板谋取更大范围内的世界强国地位，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从15世纪末开始的400多年里，几乎每一个欧陆强国都尝试过首先在欧洲建立霸权、再发展海上力量去追逐世界霸权，但无一取得成功。这段时间里唯一一个建立起全球帝国的英国，它在欧洲扮演的仅是离岸制衡者（Offshore Balancer）角色，不像“二战”之后的美国那样维持直接的军事存在和政治控制。当然，另有一个国家俄国曾经从陆上攫取过东欧，并在之后40多年里开发出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工业潜力，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了最大程度的威胁。这似乎暗示了从单极到多极世界的变更，必然以多个地区霸权的兴起为前提。
类似的经验不免使人浮想联翩：在中国基于经济和军事的“硬实力”已经强势崛起、并被公认为国际政治中的有力角色时，北京是否也会以建立地区霸权作为明确的战略目标？在去年刊登于《华盛顿季刊》的一篇文章中，笔者长期的交流伙伴、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副教授詹姆斯·霍尔姆斯就暗示了这样的可能，他把南海对中国的意义类比为马汉眼中的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并认为中国终将排除邻国和外部势力的挑战，建立新的地区秩序。但在今年春天的一次笔谈中，霍氏却小心地绕过了这个话题，他表示：“门罗主义”也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指从1823年《门罗宣言》发表到美国内战结束为止，美国默许英国海上力量在西半球继续存在的状态。彼时的英国也像今日的美国一样以优势远洋海军确保全球海上通道的开放，而军力尚不济的美国仰赖与伦敦的友好关系，很大程度上不必依靠自身的力量控制海上通道，获得了继续发展经济、解决内政问题的战略机遇期。事实上，假如美国真的在1823年就把欧洲势力隔绝在西半球外，势必引发重视航行自由的英国的激烈反应，而华盛顿根本没有足够的海上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承诺。只是到了19世纪最后10年，当工业和经济力量的衰退以及战略重心的调整使得英国必须把海上力量集中回欧洲，而美国海军也渐趋壮大，足以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对任何一支欧洲远征舰队形成优势时，门罗主义才演化成第二个版本—美国在西半球无可置疑的地区霸权。 然而，当类似的两段式逻辑套用在今日亚洲时，个中的疑点和消极倾向不免暴露得极为显著。且不说19世纪的英美两国在种族性和经济形态上有极大相似之处，英国可以容忍美国发展甚至独占西半球地区霸权的前提在于，彼时伦敦维持战略优势的核心地区一在欧洲，一在印度，对美洲、远东、地中海甚至中亚都可以抱壮士断腕的态度。能把区域霸权“和平让渡”给一个既具政治亲缘关系、又不会妨害英国最重视的航行自由和经济开放的友好国家，当然是最理想的选择。而美国早在1945年即决定把东亚作为超地区霸权的一个重要利益区加以经营，防止其成为独立的一“极”。
在门罗主义第一阶段，美国曾多次尝试建立美洲范围内的多边合作制度；即使是在“罗斯福推论”已经出台、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成为事实的20世纪前半叶，华盛顿也一直没有中止对多边体系的改良和完善，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在今日亚洲难于推进的。作为对东亚政治控制的最重要一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政治和经济存在，始终是以双边同盟形式存在的，这不仅束缚了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在以安全问题为代表的地区事务方面的权限和主动性，而且使这些国家在离开美国的情况下往往无所适从。在双边模式形成了传统和惯性之后，即使美国不对中国实施软性遏制，北京也很难在不发生对抗的情况下建立起本国主导、遍及整个东亚的多边合作机制。
更何况，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与其东、南两侧的海上邻国几乎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这些国家最容易感受到中国追逐地区主导权带来的直接压力，进而形成制衡，并获得美国的呼应；而“搭车”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如果北京希望增加采取后一种选择的国家的数量，就必须一面强化国力，一面使周边国家确信其意图较不具有侵略性：这也是过去若干年里中国政府采取的路线。但因为有了美国这个超地区存在，各国搭中国之“车”的几率从一开始就降低了，而中国积极强化经济、军事力量，推进地区合作和国际影响力的举措还可能引起华盛顿的另一种恐惧—对东亚地区“门户闭锁”的恐惧。
海上力量：被感知的威胁
从体系层面说，跨地区的单极霸权，势必拒斥和敌视可能成为另一“极”的新力量中心的崛起，但为了达成事实上的拒斥，霸权者往往过度延伸其安全义务和承诺，放大冲突发生的风险。鉴于“门户开放”本身带有意识形态和心理性色彩，当美国因盟国的关系陷入一场与直接利益未必相关的冲突时，利害学说会倾向于置身事外，“威望”和“承诺”的羁绊却往往导向相反的结果：这将导致美国丧失战略灵活性。在可见的未来，为了减少因南海争端或钓鱼岛冲突导致的盟友“战略绑架”的几率—削弱中国或形成对中国的制衡联盟固然是华盛顿乐见的，但因为和“门户开放”缺少实质性关联的冲突就冒与中国全面开战的风险却是不必要的—美国或许会鼓励更多多边进程的出现。
进入21世纪，伴随着陆上边界争议的解决，“中国走向海洋”已经成为必然和现实的趋势。鉴于海洋在交通方面的天然沟通性以及海上力量作为国家威力投送工具的性质，一国发展海洋能力的努力必然是与对全球影响力的觊觎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在这方面的特殊优势在于，尽管区域主导权可遇而不可求，但陆上争议的解决使得北京可以专注于发展海权，而不至于像路易十四-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或者威廉二世-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一样，因为同时兼顾海陆两个方向而陷于资源不足的困境。但中国在依靠海上力量实现了拓宽西太平洋防御纵深、保障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主要海上贸易通道安全的初始目标之后，究竟会在公海前进到哪一步，却是华盛顿最关心也最担忧的。
自二战结束以来，对外围海上大国构成致命威胁的，已经不仅限于麦金德在1904年指出的“枢纽地带”或者说“心脏地带”强国，而是可能对美洲大陆形成战略包围的“边缘地带”国家，尤其是西欧和东亚。在最坏的情况下，一个边缘地带强国可以对整个欧亚大陆的战略性原材料实施独占控制，彻底破坏这一区域的均势，并以强大的海上力量向西半球进逼（设想一下德国和日本在1942年打通欧亚交通线、击败了英国和俄国之后的状况），而美国只能孤军奋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长期以来美国在西欧和东亚投入了最多的关注，维持了最长时间的存在。而相对于已经拥有海上统治权的美国，作为陆上军事大国的中国只要流露出发展海洋能力的倾向，就足以引发各种版本的“威胁论”。
当然，美国虽然不乐见中国海洋转型的步伐，但只要中国海军的战略指导和装备水平尚未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这种发展就是可接受的，不至于升格为军备竞赛。真正令华盛顿恐惧和心存敌意的，反而是他们不止一次暗示过的“亚洲门罗主义”—中国不是在按照“常态”发展潜艇、水面舰艇、航母等制海力量，而是强化反介入（Anti-access）和区域拒止（Area-denial）能力，先从军事上、继而从政治上弱化美国干预东亚地区的能力：这不仅触及了“门户开放”政策的底线，而且刚好与美国地理政治学中的魔鬼形象不谋而合。在这种情况下，与印度甚至俄罗斯形成战略互动、对夹在边缘地带的中国进行压制就成了可能的选择。没有人会忘记，作为挑战者的边缘地带国家德国在两次大战中都是亡于主导性海洋强国和心脏地带陆上强国的夹击，而在一个海陆复合型国家能否完成海洋转型的过程中，陆上邻国永远握有一张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