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陕南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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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丹江口水库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输送的水源中,70%来自陕西境内的汉江和丹江。水源地的生态和环保决定着南水北调的成败,但是,陕南水源地的现实状况却不容乐观。
  
  车过秦岭,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中,一条条翠绿色的河流从眼前掠过,山涧汩汨涌流出的泉水掩映在茂密的林荫中,让人心旷神恰。
  这个被称为“中国之肺”的地方,因为南水北调工程而倍受瞩目。从2010年起,流经汉中、安康、商洛三市区域的汉江和丹江每年将有近300亿立方米左右的优质水源,流入湖北境内的丹江口水库,再由丹江口水库调往河南、河北、北京、天津等缺水地区。
  那么,面对如此重要而又紧迫的引水工程,陕南三市准备好了吗?9月6日,本刊记者驱车自西汉高速公路翻越秦岭,进入南水北调汉江水源所在地——安康市。
  
  丰沛水源
  
  今年年初,记者在商洛丹江流域采访时,随处都能看到“一江清水送北京”的大幅标语。记者抵达安康后同样发现,居住在汉江两岸的群众也已经对南水北调工程了然于心。旬阳县蜀河镇沈家楼村的一位董姓村民对记者说:“我们这里连年被水淹,水患成了我们的心病,每到雨季来临就心里发慌,可没想到汉江水可以送往北京,那多好啊!我们这里也不会遭灾了,与其让水白白流掉,不如让它造福更多的人。南水北调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嘛!”
  相关资料显示,水资源丰富的陕南地区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个鲜为人知的数字是:在每年向丹江口水库输送的388亿立方米的水源中,70%的水源来自陕西省境内的汉江和丹江。汉江流长925公里,其中途经安康境内340公里,占水源段流长的36.7%。安康市10个县区均在丹江口水库库区控制范围之内,占近期南水北调规划面积的25.4%,占陕西省规划面积的37.3%。
  显然,无论是丹江还是汉江,对于南水北调的重要意义都是无可争议的。
  然而,当记者进入汉江流域,却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到处都能看到即将送往北京的“一江清水”。9月9日晚,记者在安康市适逢一夜大雨,原本一汪碧水的汉江,第二天暴涨成了一条奔腾湍急的黄龙,混沌一片。棕溪镇摆渡的船老大告诉记者:只要每逢大雨,山上的泥土就会溜滑梯般地冲向山基下的公路或河道,不时有巨石蹦跳着滚落下来,暴雨裹挟着泥沙,连带着将庄稼地里的农药化肥一起冲进江河之中。
  当地干部告诉记者,水土流失是汉江水源地生态治理的一道难题。每年七、八、九三个月,是陕南集中降雨季节,而当地严重的水土流失,往往会给下游群众生命财产以及丹江口水库带来巨大的威胁。最近的两次洪峰发生在2005年10月和2007年8月,其中2005年5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致使旬阳县城和蜀河,甘溪、棕溪等28个乡镇遭灾,其中蜀河古镇大半房屋被洪水淹没。
  陕南是汉江、丹江的涵养区及发源地,然而,多年来,由于人口急剧增长,迫于生存压力的当地人只能靠山吃山,砍伐林木、破坏植被的现象一度普遍存在,再加上自然降水不平衡,导致汉江水量锐减。一位当地老人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汉江还是个相当繁忙的水运码头,可如今,昔日喧闹的景象早已不见踪影。记者在安康市区外通往旬阳的316国道旁边看到,这一段汉江已近干涸,数条挖沙船在裸露的河床沙砾中掘沙,汉江江底变成斑驳陆离的一潭潭死水。
  
  治理决心
  
  去年10月11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土保持工程在安康市正式启动,该工程将全面开展预防监督、综合治理和生态自然修复,加强滑坡、泥石流预警系统建设和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体系建设,为稳定和维护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优良水质奠定牢固的生态基础。
  安康市水保站站长张仁芳对记者说,治理水土流失,保护一江清水,近年来已成为陕南人的一种理念。“自1996年开始,陕西省先后组织水源区4市30个县编制了丹江口水库水源区县级水土保持规划,并形成了《陕西省丹江口水库水源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规划》。1999年和2002年又按照规划编制要求补充了相关资料,2006年5月编制了近期实施方案并得到批复。国务院《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与水土保持规划》批复以后,我们陕南三市抓紧进行前期准备工作。目前各县(区)项目区初步设计工作全面结束,整个项目已于2007年底全面启动。”
  张仁芳站长所提供的资料显示,安康市在中央和国务院的支持下,共投资5000万元,其中地方财政和群众自筹资金2000万元,治理了水土流失面积近3000平方公里,放弃水库化肥养鱼1.31万亩,群众减少收入超过500万元。为保持一江清水不受污染,陕南人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据张仁芳站长介绍,汉江流域周边地质构造复杂,断崖密布,泥石流地域广泛分布,表面看似林木茂密,郁郁葱葱,实际上潜藏着严重的水土流失隐患。根据陕南三市有关远期规划水土流失治理任务的数据显示,三市区域内的水土流失是一种普遍现象,汉中市为9600平方公里,安康市为12968平方公里,商洛市为10315平方公里。
  陶勇俊在句阳县棕溪镇党委书记岗位上已经干了13年,对基层工作了如指掌,他告诉记者,陕南地处崇山峻岭,山多水多,不少地方岩石密布,土质稀松单薄,很难种植树木。要种一棵树,时常要事先在岩石上炸一个大坑,然后培土种植,好似花盆中栽花。“你想想,这样种树,政府要花费多大的财力和物力,治理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但不治理又不行。”棕溪镇是典型的农村布局,人居分散,控制难度大。“发展经济就要开发,开发必然会带来污染,污染就要治理和保护,总之开发和保护都需要花钱,花大价钱。”
  在汉江流域,治理水土流失仅仅是南水北调、以及数年前就开始的“长治工程”综合治理的一个环节,为保证一江清水送北京,地方政府正在加大治理的力度。但是,对于国家级贫困县比例高达74%的陕南地区来说,如何处理好治理与发展的关系,仍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产业压力
  
  9月7日,记者驱车顺着汉江进入旬阳县城,繁华的街市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远远超出了记者的想象。据说,这里的物价和消费水平是陕南最高的。
  旬阳地处关中,成渝,江汉三大经济区交汇地带,具有承东启西,连通南北的区位优势。县城位于汉江与旬河交汇处,曲水环流,形似太极,素有“天然太极城”的美誉。全县辖28个乡镇319个村(社区),总人口45万人。在南水北调汉江流域,旬阳算是一个大县,因汉江穿城而过,成为汉江上游水质保护治理的重点县区。
  2001年7月,旬阳县汉江段的10余家铅锌选矿厂污染汉江水质事件,曾被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
  旬阳县环保局副局长肖兆马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南水北调在旬阳的流域面积比较大,达到3556平方公里,全区均属汉江支流。鉴于前些年汉江流域发生的严重水质污染事件,我们县提出了生态立县的理念,对农业、林业、工业开展全面的综合治理。2006年创建了国家生态示范县。据肖局长介绍,综合治理的工作重点包括封山禁牧,改畜牧业的散养为圈养,大力推广循环经济和农村沼气池建设,减少对植被的破坏,控制化肥和农药的使甩退耕还林,在裸露的地表上炸石造林,虽然成本很大,但效果显著;全县10万亩烤烟烤制炉,过去以传统木材烤制,现全面改为用煤炭烤制的新式烤炉,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对林木植被的破坏。
  肖局长说,对全县工业企业的环保治理是近年来一直在抓的一件大事,对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县环保局坚决不批。仅2001年底,就关闭了20余家选矿厂,关停并转了数十家环保不达标的企业。有一家鑫源公司在当地很有名,公司老板陈春来上世纪90年代做生意赚了数百万元,便在旬阳建了这家选矿厂。但是,由于环保审批的松懈,厂子开工后,排放的污水和烟尘对环境造成极大危害,不久便被强行关闭。后来陈春来再次联合亲朋重振旗鼓,对环保加大了投入,如今鑫源公司已是旬阳的一家大型企业,每年为国家交税2000多万元。
  “治理水土流失和工业污染,是南水北调成败的关键。”旬阳县棕溪镇党委书记陶勇俊如是说。自上世纪90年代起,黄姜加工曾是陕南许多县(区)的支柱产业,80%的农户种植黄姜。黄姜的提取物叫皂素,是许多药品的生产原料。在距旬阳县城数公里的一户农家,农民樊济生指着门前的旬河告诉记者:前些年,从黄姜加工厂流出来的污水把旬河污染成了黑褐色,空气中弥散着碳氨一样的味道,让人呼吸困难,眼睛也被刺激得直流泪。“六、七十年代,我们吃、喝、洗都是用旬河水,但自从有了黄姜厂,河水变得又黑又臭,吃水要到上面有井的村子去挑,严重时连井水都有一股酸酸的怪臭味,我们住在这里无法躲避……”
  据陶勇俊介绍,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皂素价格曾飙升到每吨40万元,不仅刺激了农民种植黄姜的热情,而且提取皂素的黄姜加工厂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致使大量污水流进河道和汉江。近年来,随着皂素市场价格的大幅下滑以及当地政府环保力度的加大,种植黄姜的热潮已经被种植烟草所取代。
  
  资金制肘
  
  在沿汉江的一周采访中,记者最深的感受是水源区在污染与水土治理资金投入上的匮乏。安康市水保站站长张仁芳提供的一份数据中显示近年来,陕西省的陕南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仅有长江治理委员会“长治工程”一项投资渠道,每年所安排的治理资金量不足2000万元,每平方公里投资仅为6万元,属于低标准治理。“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启动和国家专项资金还未到位前,我们只能克服一切困难,用有限的资金作好沿江重要水土流失区域的治理工作。”张仁芳说。
  “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正式启动,问题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棕溪镇党委书记陶勇俊对记者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许多问题更加棘手。首先是无工不富,我们如何在不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保护水质?其次是无钱难为,如何长久地涵养水源,保证水量?再次是无地不稳,怎样做到退耕还林退得下来,且不反复?”
  张仁芳站长指着一份资料告诉记者“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启动之后,首先面临的就是劳动力短缺问题。以旬阳县为例,全县拥有劳动力约18万人,但其中近半数精壮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劳动力在外地的工资收入每天可达到40至60元,而按照南水北调工程计划,我们所能支付给他们的平均日工资不足20元,这么大的工资差额,谁愿意干?但即使按照这样的工资标准计算,安康区域内的整个工程治理每平方公里的成本投入至少在30万元左右,这是地方财政难以维系的。所以,我们呼吁国家对南水北调水源区实施补偿机制。”
  旬阳县环保局肖兆马副局长也向记者表达了他的困扰:“南水北调工程启动后,县里的投入日渐加大。直接的压力,来自对贫困山区农民的补偿,比如烟炉改造,加大了电煤成本;散养改圈养,畜牧数量受限制;水土保护,需要修堤造林……间接的压力,来自对工矿企业的限制,许多外来企业无法入驻。”
  记者在紫阳老城区也看到,居民生活垃圾就那样随随便便地顺坡倒下,任其四散飘洒,最终随雨水流入汉江。肖兆马局长告诉记者,垃圾处理厂运行费用巨大,曾有几家外地私营垃圾处理厂来县里洽谈,但由于县城人口少,垃圾量少,投入又很大,难以收回成本,商家考察之后都不了了之。解决这样的问题,用市场手段难度很大。
  国内有位专家曾说过:如果不对南水北调沿线企业的排污问题加以严格治理,国家投资数千亿元的南水北调工程就会变成“一江污水向北流”。而对南水北调水源地来说,实现全面治理的目标,需要克服的困难还有很多,仅靠陕南三市的力量是很难达到的。为此,旬阳县环保局副局长肖兆马提出了与张仁芳站长同样的观点,“保护水源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综合治理工程,呼吁补偿机制尽早出台,结束目前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小打小闹,修修补补式的简单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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