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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房祖公教育家李仲耕先生生前给我引荐了两位让我终身受益的老师。一位是今天还健在的四川师范学堂九十八岁的经学家杜道生先生，一位是十二年前就已去世的重庆师范学堂八十四岁的文史学家刘知渐先生。
认识杜道生先生的时候我已是在异乡教书的大学教员，而认识刘知渐先生时我还是个在故乡求学的少年。刘先生当时八十岁，因骨质疏松脚软无力，承受不起身体的重量，已经几年不大出门。即使走路，也是拄着拐杖，半步半步地移动。就这样老先生也还时不时移动到学堂后门的书摊去买书。
刘先生在生活上虽然很吃力，但谈起学问来却非常自信，思维敏捷，滔滔不绝。刚见我时，刘先生就告诉我他还准备写《新人性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国文化》《中国通史》三部大书。《新人性论》要总结古今中外对于人性的议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国文化》是要分析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商品经济的道路，《中国通史》更是要纠正建国以来对历史研究的偏见。刘先生讲学问上一定要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特别不要迷信权威。他年轻时写了一本《桃花扇》研究的书，就是针对郭沫若、欧阳予倩等大名家对于《桃花扇》的错误见解而作的。四十年代他曾和梁漱溟先生就中国未来道路的问题争论了三个多小时，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对于很多人都崇拜的弘一大师李叔同，刘先生也有批评，说他不要第一个妻子是因包办婚姻，情有可原。第二个日本妻子却是志同道合，他竟也绝情决意抛弃出家，说是普渡众生。一个妻子都不爱的人，又怎么爱众生呢，这不是虚伪吗？不过刘先生也讲正是因为他敢于批评，敢于说自己的意见，在生活中也得罪了不少人，但刘先生接着又说为了追求真理得罪人也不怕。
对于权威名家，刘知渐先生每是大胆批评，但对我这个老朋友介绍来的求学青年，刘先生却非常热情。每次去刘先生总要诲人不倦地给我讲许多东西。讲得最多的就是中国必须走商品经济的道路才能富强，农业经济积累的财富太有限。汉初七十年的储备，汉武帝打两次匈奴便用光了。而中国历史上最早讲商品经济的就是《商君书》。刘先生特别强调《商君书》短短二十篇应好好研究，对未来中国还有用。每每谈到这些，我都能感到一位风烛残年、行动不便的老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深关切。谈国家前途命运之余，刘先生还教我古文诗对、治学方法。刘先生讲他幼时从前清举人老师读书，老师教一篇《古文观止》上的文章，就叫他仿着那文章的笔调做一篇文章。后来又读《古文词类纂》，受到了严格的桐城派古文训练。十四岁前已将《资治通鉴》读完。刘先生教我做古文一定要简洁，一个多余的字都不能要。读了我用古文做的《小三苏传》，称赞文章写得不错，就是之乎者也之类的虚词用得过多，让我在古文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又教我用作对联的方法来写文章就是骈文。做对联以构思奇巧、内容丰富而简短为贵，太长的对联就像文章，丧失了对联的妙趣。曾文正公是对联大家，值得学习。诗歌因其抒情性，在众多文体中最有长久的生命力。新文学作家中做旧诗的只有鲁迅先生功底最深厚，像郭沫若、郁达夫、苏曼殊辈都是以才气取胜。还教我读书要不求甚解，若求甚解则容易被困难挡住。往往书读到后面，前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读到那本书，这本书的问题就解决了。刘先生还告诉我写毛笔字主要靠功力而不是才气，要舍得下功夫。刘先生的这些教导，对于一个热爱传统、立志自学的青年来说，简直如获至宝，心中真是感激不已。刘先生教我的许多东西，现在也成了我教学生的东西。在刘先生客厅的两把竹椅上，八十余岁的刘先生每次都毫无保留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而十七八岁的我也每次都如饥似渴地静静地听，空荡荡的房间里我们一老一少经常从黄昏谈到黑夜。
十多年过去了，很多人事都已模糊，但刘知渐先生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给我滔滔不绝讲学的情景却依旧清晰。是刘知渐先生让我这个自学的少年打开了眼界，窥到了学问的广大，懂得了许多治学的方法，认识到做学问必须融会贯通，更要将所学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起来，不能只读死书，而且要勤于思考。还让我学到了做老师的诲人不倦。刘先生虽在时间的流逝中远去，但刘先生的教导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底，永不泯灭。
编辑/林青雨
认识杜道生先生的时候我已是在异乡教书的大学教员，而认识刘知渐先生时我还是个在故乡求学的少年。刘先生当时八十岁，因骨质疏松脚软无力，承受不起身体的重量，已经几年不大出门。即使走路，也是拄着拐杖，半步半步地移动。就这样老先生也还时不时移动到学堂后门的书摊去买书。
刘先生在生活上虽然很吃力，但谈起学问来却非常自信，思维敏捷，滔滔不绝。刚见我时，刘先生就告诉我他还准备写《新人性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国文化》《中国通史》三部大书。《新人性论》要总结古今中外对于人性的议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国文化》是要分析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商品经济的道路，《中国通史》更是要纠正建国以来对历史研究的偏见。刘先生讲学问上一定要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特别不要迷信权威。他年轻时写了一本《桃花扇》研究的书，就是针对郭沫若、欧阳予倩等大名家对于《桃花扇》的错误见解而作的。四十年代他曾和梁漱溟先生就中国未来道路的问题争论了三个多小时，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对于很多人都崇拜的弘一大师李叔同，刘先生也有批评，说他不要第一个妻子是因包办婚姻，情有可原。第二个日本妻子却是志同道合，他竟也绝情决意抛弃出家，说是普渡众生。一个妻子都不爱的人，又怎么爱众生呢，这不是虚伪吗？不过刘先生也讲正是因为他敢于批评，敢于说自己的意见，在生活中也得罪了不少人，但刘先生接着又说为了追求真理得罪人也不怕。
对于权威名家，刘知渐先生每是大胆批评，但对我这个老朋友介绍来的求学青年，刘先生却非常热情。每次去刘先生总要诲人不倦地给我讲许多东西。讲得最多的就是中国必须走商品经济的道路才能富强，农业经济积累的财富太有限。汉初七十年的储备，汉武帝打两次匈奴便用光了。而中国历史上最早讲商品经济的就是《商君书》。刘先生特别强调《商君书》短短二十篇应好好研究，对未来中国还有用。每每谈到这些，我都能感到一位风烛残年、行动不便的老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深关切。谈国家前途命运之余，刘先生还教我古文诗对、治学方法。刘先生讲他幼时从前清举人老师读书，老师教一篇《古文观止》上的文章，就叫他仿着那文章的笔调做一篇文章。后来又读《古文词类纂》，受到了严格的桐城派古文训练。十四岁前已将《资治通鉴》读完。刘先生教我做古文一定要简洁，一个多余的字都不能要。读了我用古文做的《小三苏传》，称赞文章写得不错，就是之乎者也之类的虚词用得过多，让我在古文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又教我用作对联的方法来写文章就是骈文。做对联以构思奇巧、内容丰富而简短为贵，太长的对联就像文章，丧失了对联的妙趣。曾文正公是对联大家，值得学习。诗歌因其抒情性，在众多文体中最有长久的生命力。新文学作家中做旧诗的只有鲁迅先生功底最深厚，像郭沫若、郁达夫、苏曼殊辈都是以才气取胜。还教我读书要不求甚解，若求甚解则容易被困难挡住。往往书读到后面，前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读到那本书，这本书的问题就解决了。刘先生还告诉我写毛笔字主要靠功力而不是才气，要舍得下功夫。刘先生的这些教导，对于一个热爱传统、立志自学的青年来说，简直如获至宝，心中真是感激不已。刘先生教我的许多东西，现在也成了我教学生的东西。在刘先生客厅的两把竹椅上，八十余岁的刘先生每次都毫无保留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而十七八岁的我也每次都如饥似渴地静静地听，空荡荡的房间里我们一老一少经常从黄昏谈到黑夜。
十多年过去了，很多人事都已模糊，但刘知渐先生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给我滔滔不绝讲学的情景却依旧清晰。是刘知渐先生让我这个自学的少年打开了眼界，窥到了学问的广大，懂得了许多治学的方法，认识到做学问必须融会贯通，更要将所学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起来，不能只读死书，而且要勤于思考。还让我学到了做老师的诲人不倦。刘先生虽在时间的流逝中远去，但刘先生的教导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底，永不泯灭。
编辑/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