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主题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互补与融合”的2012 中国城市发展论坛上，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出席了分论坛——对话“京津冀协同发展之产业政策”，他指出，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概不出十年，就能赶上，甚至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而这样的经济体量，必须要有世界级的城市群去支撑。杨教授表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把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定义为国家的世界级城市群，而这些城市群，必须要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群或是产业群体系来支撑，怎样用最低的成本去获得最大的收益，是地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杨教授进一步分析指出，政府可以通过丰富或传递四个方面的力量来促进国家地区产业在全球竞争力的提升：一、要素禀赋；二、市场的竞争性或市场结构；三、需求的条件；四、相关产业集群。
在京津冀的世界级城市群里，北京、天津、河北各自都要有自己的定位，北京的定位为“四个中心”；天津的定位也较为清楚——高端的制造和研发的转移基地，北方的国际航运和国际物流中心和区域性服务中心。
对于京津冀三地而言，一体化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是什么？
杨开忠教授表示：第一，想尽一切办法提高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国际竞争力，更好地打造出世界级的城市群。通过这个城市群来带动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中国北方地区的发展。
第二，要缩小地区差距。京津冀在北方属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但内部还存在着较大发展梯度。北京、天津、唐山，相对发展较快。例如，北京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3000美元，已进入高收入地区行列。与此同时，河北省还有39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包括围绕在京、津两大城市周边的大量贫困带。在两级之间，还有大片中间地带，他们的收入人均GDP也仅仅只有6000美金，也只是刚刚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这三个层级如何能够有效融合，像箱子一样将其有棱有角地包容整合，在发展中求得平等，是我们所要做得最重要的事情。
第三，没有户籍的城市人口在社会权利和保障方面难以健全。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包容性和公平性。以北京为例，有户籍的人享受到较高的社会福利。同时，目前在北京还有800多万的外来人口，虽然已经是这个城市的常住人口，但是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权利保障。而他们的亲人，又有很大一部分留守乡村，过着另外一种生活，是全然不同的生存状态。
如何弥补日益扩大的区域差异和阶层差异，杨开忠认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最迫切问题，也是这个国家战略的重要指向之一。
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已不鲜见。杨开忠认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趋势下，马太效应是否会出现，现阶段，取决于是否有良好充足的规划。
“从区域角度来说，我认为三地间的差距不会越来越大。”杨开忠表示。
从城市体系来看，一个区域发展可以分为不同阶段，即：工业化前各个地方自给自足、均匀发展；工业化初期各个地方自给自足状况打破，区域发展进入单中心化过程；工业化中期在中心城市外围地区出现了新的副中心城市，区域发展进入多中心化过程；工业化后期边缘地区与中心区完全融为一体。
这个区域发展周期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是日本首都圈还是伦敦圈，抑或美国东北部城市群，都曾经历这个周期。京津冀地区正处于从单中心向多中心首都圈深入转变的阶段。所以未来，京津冀地区一定是进一步多元化、多中心地发展。
当前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除了唐山、石家庄外，这个区域还需要新的副中心城市吗？
如果需要，那么新的副中心城市在哪里？大家知道，长三角（江浙沪），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上海、南京两个，200万到500万人口之间的城市有9个，100万到200万人口的城市6个。
京津冀地区人口约为长三角人口的四分之三，面积与长三角差不多，但京津冀虽有北京、天津两个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人口介于200万到500万之间的城市只有唐山和石家庄，远远少于长三角的9个。
这从另一方面表明，京津冀地区副中心城市还很不够，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培育新的副中心城市。杨开忠认为，无论从打造首都圈、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来看，还是从生态文明建设、带动北方腹地发展来看，应该优先发展沧州——黄骅区域副中心城市。
此外，新一轮改革强调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强调政府职能转变。这种改革意味着中央政府对经济资源配置的能力，控制的范围都将越来越有限，更多地会交由市场进行运作。这将削弱北京的政治优势。
因此，从区域自身发展的内在演化规律，同时考虑到改革趋势，京津冀这个区域的发展是不可能在地区间越来越两极分化的，而是会在空间上逐渐走向一个一体化的多中心区域结构。
在调整疏解北京城市功能中，谁离开北京？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包括一些专家，要么强调自己的主观意志，指点着谁该离开北京；要么感情用事，别人一提北京应当调整疏解功能，就直截了当地反问：让你离开北京你愿意吗？你都不愿走，凭什么让别人走？
杨开忠认为，这是个误区。
北京有2000多万人，大家各自的情况不尽相同，走不走是个人和企业基于自己的环境的选择，你的选择不一定是别人的选择，别人的选择也不一定是你的选择，要尊重个人和企业的选择。调整疏解北京城市功能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让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企业，自主决定是离开北京，还是留在北京。
“因此，我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首要的是要建立健全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体制机制。”
一要打破条块分割，打破垄断，建立健全京津冀开放统一的区域共同市场，让要素和商品能够自由流动起来，让市场供求关系、价格机制、竞争机制有效发挥作用。
在开放统一的区域共同市场中，市场会告诉你，北京的工业地价是河北的多少倍，是天津的多少倍，企业一看到这个市场价格差，自然会做出自己合理的区位选择。但以往三地间的发展常常不是这样的，为了招商引资，不同地方可能扭曲市场价格，人为地将其变成零甚至负地价，不论哪个地方全是一个价，怎么优化对策？
二要完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机制。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能够交给市场的就应该交给市场，采取公私合营更有效的就应采取公私合营的方式，政府自己提供的服务也要有一个合理的价格。
北京水、电、气、热、公交、遗产类公园、垃圾收费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价格普遍偏低，别说与世界上的著名大都市比较，就是与天津相比，某些价格也较低。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可能有一些人本来会选择离开的企业和个人也选择留在了北京，这是北京人口和产业功能过度膨胀的重要原因。
因此，政府对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价格要合理，要善于综合运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机制综合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矛盾。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需要照顾好低收入群体的生活。
三是要对要素（如土地、房屋，甚至劳动力）使用进行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管制。这是调整疏解城市功能、控制城市规模的重要途径。
例如一套房子本来只能住两个人，却硬是挤了二十个人，人数一下子成了原来的10倍，最后导致的结果可能不仅仅是房子拥挤，还会出现整个城市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压力增大等各种城市病。
通过要素使用管制控制城市成长，在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是很普遍的。杨教授以切身体会举例，“我在美国时，租了个一室一厅的房子，房东就说这套房子只能供你们夫妇两人住，孩子过来了，三口不能住这房子了，一家人就要搬离，这是规定。”
相比之下，他国的市场经济国家管制较严，但我国的管制机制并不健全，群租现象太普遍。北京随处可见地下人防空间出租用于居住。“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人口和功能能不膨胀吗？”杨教授反问到。
在京津冀一体化中，应该着力完善这三种机制。到时谁到北京，谁到天津，谁到河北，市场就会有效发挥决定作用。
而这样的经济体量，必须要有世界级的城市群去支撑。杨教授表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把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定义为国家的世界级城市群，而这些城市群，必须要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群或是产业群体系来支撑，怎样用最低的成本去获得最大的收益，是地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杨教授进一步分析指出，政府可以通过丰富或传递四个方面的力量来促进国家地区产业在全球竞争力的提升：一、要素禀赋；二、市场的竞争性或市场结构；三、需求的条件；四、相关产业集群。
在京津冀的世界级城市群里，北京、天津、河北各自都要有自己的定位，北京的定位为“四个中心”；天津的定位也较为清楚——高端的制造和研发的转移基地，北方的国际航运和国际物流中心和区域性服务中心。
对于京津冀三地而言，一体化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是什么？
杨开忠教授表示：第一，想尽一切办法提高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国际竞争力，更好地打造出世界级的城市群。通过这个城市群来带动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中国北方地区的发展。
第二，要缩小地区差距。京津冀在北方属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但内部还存在着较大发展梯度。北京、天津、唐山，相对发展较快。例如，北京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3000美元，已进入高收入地区行列。与此同时，河北省还有39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包括围绕在京、津两大城市周边的大量贫困带。在两级之间，还有大片中间地带，他们的收入人均GDP也仅仅只有6000美金，也只是刚刚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这三个层级如何能够有效融合，像箱子一样将其有棱有角地包容整合，在发展中求得平等，是我们所要做得最重要的事情。
第三，没有户籍的城市人口在社会权利和保障方面难以健全。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包容性和公平性。以北京为例，有户籍的人享受到较高的社会福利。同时，目前在北京还有800多万的外来人口，虽然已经是这个城市的常住人口，但是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权利保障。而他们的亲人，又有很大一部分留守乡村，过着另外一种生活，是全然不同的生存状态。
如何弥补日益扩大的区域差异和阶层差异，杨开忠认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最迫切问题，也是这个国家战略的重要指向之一。
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已不鲜见。杨开忠认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趋势下，马太效应是否会出现，现阶段，取决于是否有良好充足的规划。
“从区域角度来说，我认为三地间的差距不会越来越大。”杨开忠表示。
从城市体系来看，一个区域发展可以分为不同阶段，即：工业化前各个地方自给自足、均匀发展；工业化初期各个地方自给自足状况打破，区域发展进入单中心化过程；工业化中期在中心城市外围地区出现了新的副中心城市，区域发展进入多中心化过程；工业化后期边缘地区与中心区完全融为一体。
这个区域发展周期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是日本首都圈还是伦敦圈，抑或美国东北部城市群，都曾经历这个周期。京津冀地区正处于从单中心向多中心首都圈深入转变的阶段。所以未来，京津冀地区一定是进一步多元化、多中心地发展。
当前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除了唐山、石家庄外，这个区域还需要新的副中心城市吗？
如果需要，那么新的副中心城市在哪里？大家知道，长三角（江浙沪），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上海、南京两个，200万到500万人口之间的城市有9个，100万到200万人口的城市6个。
京津冀地区人口约为长三角人口的四分之三，面积与长三角差不多，但京津冀虽有北京、天津两个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人口介于200万到500万之间的城市只有唐山和石家庄，远远少于长三角的9个。
这从另一方面表明，京津冀地区副中心城市还很不够，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培育新的副中心城市。杨开忠认为，无论从打造首都圈、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来看，还是从生态文明建设、带动北方腹地发展来看，应该优先发展沧州——黄骅区域副中心城市。
此外，新一轮改革强调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强调政府职能转变。这种改革意味着中央政府对经济资源配置的能力，控制的范围都将越来越有限，更多地会交由市场进行运作。这将削弱北京的政治优势。
因此，从区域自身发展的内在演化规律，同时考虑到改革趋势，京津冀这个区域的发展是不可能在地区间越来越两极分化的，而是会在空间上逐渐走向一个一体化的多中心区域结构。
在调整疏解北京城市功能中，谁离开北京？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包括一些专家，要么强调自己的主观意志，指点着谁该离开北京；要么感情用事，别人一提北京应当调整疏解功能，就直截了当地反问：让你离开北京你愿意吗？你都不愿走，凭什么让别人走？
杨开忠认为，这是个误区。
北京有2000多万人，大家各自的情况不尽相同，走不走是个人和企业基于自己的环境的选择，你的选择不一定是别人的选择，别人的选择也不一定是你的选择，要尊重个人和企业的选择。调整疏解北京城市功能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让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企业，自主决定是离开北京，还是留在北京。
“因此，我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首要的是要建立健全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体制机制。”
一要打破条块分割，打破垄断，建立健全京津冀开放统一的区域共同市场，让要素和商品能够自由流动起来，让市场供求关系、价格机制、竞争机制有效发挥作用。
在开放统一的区域共同市场中，市场会告诉你，北京的工业地价是河北的多少倍，是天津的多少倍，企业一看到这个市场价格差，自然会做出自己合理的区位选择。但以往三地间的发展常常不是这样的，为了招商引资，不同地方可能扭曲市场价格，人为地将其变成零甚至负地价，不论哪个地方全是一个价，怎么优化对策？
二要完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机制。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能够交给市场的就应该交给市场，采取公私合营更有效的就应采取公私合营的方式，政府自己提供的服务也要有一个合理的价格。
北京水、电、气、热、公交、遗产类公园、垃圾收费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价格普遍偏低，别说与世界上的著名大都市比较，就是与天津相比，某些价格也较低。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可能有一些人本来会选择离开的企业和个人也选择留在了北京，这是北京人口和产业功能过度膨胀的重要原因。
因此，政府对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价格要合理，要善于综合运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机制综合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矛盾。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需要照顾好低收入群体的生活。
三是要对要素（如土地、房屋，甚至劳动力）使用进行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管制。这是调整疏解城市功能、控制城市规模的重要途径。
例如一套房子本来只能住两个人，却硬是挤了二十个人，人数一下子成了原来的10倍，最后导致的结果可能不仅仅是房子拥挤，还会出现整个城市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压力增大等各种城市病。
通过要素使用管制控制城市成长，在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是很普遍的。杨教授以切身体会举例，“我在美国时，租了个一室一厅的房子，房东就说这套房子只能供你们夫妇两人住，孩子过来了，三口不能住这房子了，一家人就要搬离，这是规定。”
相比之下，他国的市场经济国家管制较严，但我国的管制机制并不健全，群租现象太普遍。北京随处可见地下人防空间出租用于居住。“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人口和功能能不膨胀吗？”杨教授反问到。
在京津冀一体化中，应该着力完善这三种机制。到时谁到北京，谁到天津，谁到河北，市场就会有效发挥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