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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陶渊明在《桃花源记并诗》中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幸福家园，那里没有战争与剥削，人人怡然自得。基于这样的文化内涵，“桃花源”开始成为后世文人不断吟咏的母题。在唐代，“桃花源”被赋予了更为浓重的仙境色彩与隐逸色彩，并有了新的“爱情桃源”，这样的阐释无疑是时代因素与个人因素叠加的结果。
关键词：桃花源；唐代；流变
一、桃花源之源起与内涵
（一）桃花源的缘起
在陶渊明的笔下，桃花源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而这样的令无数人为之动容的色彩之下，却是陶渊明安顿无处可以安放的受伤心灵之处。陶渊明一生四次出仕，四次归隐，他不断在官僚和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后想隐居，心情很矛盾。在最后任彭泽县令时，在官仅八十余日。辞官原因据记载是他“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这样的反复与最后的决绝不单单是其个人原因使然，我们更应看到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东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皇室、门阀士族、寒门将帅之间争斗不断，孝武帝被杀、刘裕篡权等多起政变轮番上演，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成为权力争夺的牺牲品。正如在《魏书·食货志》中记载：“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存者，盖五十焉”。诸如此类的记载不胜枚举。战争在伤及无辜的同时，又不断蚕食活着的人。沉重的赋税和肆意延长的服役时间，都让人们迫于无奈，选择离开自己赖以生存的地方，逃避赋税和徭役。同时期的文人，自然也无法无视这残酷的现实，也无法抽身于世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在自己的力量无法与现实相抗衡的情况下，这些文人渐渐将这颗入仕之心隐藏起来，寻觅心灵的安身之处，开始寄希望于躬耕垄亩、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寻求解脱与慰藉。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陶渊明笔下为何能诞生一个桃花源。在经历了浩瀚沉浮的官场后，他已经是遍体鳞伤，再无力去争辩什么，田园生活的乐趣似乎可以暂时麻醉一下他的神经。事实上，在陶渊明之前的时代，亦有很多人在构建理想社会，发出无数次的呼唤。如《老子》的第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这样的情结在陶渊明那里集结，开出了一朵美丽的“桃花”。至此，“桃花源”在这里实现了完美定型。
（二）“桃花源”理想的内涵
“桃花源”不仅是陶渊明归隐田居、远离官场的寄托，也是其对大同社会理想的寄托，这也是站在“大我”的角度上，对深处苦难的劳苦大众，营造的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个和平、富足、和谐的社会。在这个乐园，没有战争，没有剥削，没有冷漠，人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是一个人人向往的地方。自此，“桃花源”便成为后代文人大夫的精神家园。
二、“桃花源”母题的流变
程千帆在其著书中这样说：“题材的因袭是文学艺术创作中常见的现象。人类生活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于生活中道德、伦理观念、审美观念等的继承和发展，使得每一位想有所成就的文学艺术家不能不在前人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有所创造，为人类增加一些新的精神财富”。同样，自从“桃花源”问世以来，怡然自得的“桃花源”便成为一种母题，历代文人墨客不断在这个母题上建构自己的理想世界。当然，基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境遇，“桃花源”也在经历着不同的变异。在现存的唐人诗作中，以“桃花源”为题的作品有24首。如王维的《桃源行》、韩愈的《桃园图》、刘禹锡的《桃源行》和《游桃园一百韵》等。
（一）赋予“桃花源”仙境色彩
唐人笔下的“桃花源”多为仙境，这似乎与当时陶渊明所想有所不同。这样的变异自然与唐代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唐代佛教、道教颇为兴盛。皇帝的重视与百姓的期许，使得宗教气息浓郁。身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些文人的诗歌自然而然地带上了各种寄托。如王维在19岁时所作的《桃源行》，可以称得上是桃源情结在唐代的代表作。在他的这首诗里，基本上是对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进一步“美化”，若前者是“淡妆”，他则将其变成了“浓妆”。原本的逃避之地变成了令人艳羡的仙境，就连避难所去的人都已经“成仙遂不还”。这个仙境中虽有田园，却无农耕。诗中多处出现“云”字，有“云山”“云树”“云林”，生动地呈现出仙境的空灵和飘渺。加之王维对于色彩的把握，使得整首诗的风格颇多雕琢痕迹。
刘禹锡生活的时代情况与王维写作桃源诗的时候大不相同，盛世已衰，内忧外患，朝廷已经无力回天，沉重的赋税使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只能被迫远离家乡，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样的背景与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记》时颇似。但是，写作内容却有较大变异。在《游桃园一百韵》中，虽然依然是对《桃花源记》中世外桃源的景致描写，但是却没有了陶渊明的自然，褪去了其笔端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淳朴，给人以刻意雕琢的生硬感。浓重的异于人间的仙境，已然是“不食人间烟火”， 诗中出现了诸如王母、姹女、青童等神仙，人味儿尽失。虽然他描写的是令人艳羡的仙境，但却并未停滞于此，而是在此基础上托物言志，抒发了内心的愤懑。感慨建功立业之难，报国之心无门。所以他希望重返要职，实现自己的抱负。这样的理想寄托，与陶渊明“大我”的社会理想，还有一定的距离。
（二）赋予“桃花源”隐逸色彩
隐逸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特有的情结。在他们心中，深埋着浓浓的“归去”之意趣。当他们遭遇仕途的坎坷之时，总希望能有一片净土，让他们的心灵得到解脱，而归隐便成为他们能够抓住的最后一株救命稻草。隐逸虽不是唐代的独有产物，却在这个时代被愈演愈烈。晚唐社会，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牛李党争使得朝廷力量微弱，百姓自是生活得痛苦不堪。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如“桃花源”般的理想家园更是期望。在这一时期，桃源诗也比前期要多。百姓只是多数苦于自己的生活，而文人志士则踌躇于自己的抱负未果。他们难以进入更高的权力控制中心，只能是在幕府中聊以自慰。既然无处贡献治国之策，文人们则开始寻觅可以寄托心灵的地方。如许浑的《泛溪》：“疑与武陵通，青溪碧嶂中。水寒深见石，松晚静闻风。遁迹驱鸡吏，冥心失马翁。才应毕婚嫁，还此息微躬”。官场失利，舍弃了声名显赫，却也收获了内心的安逸。
（三）赋予“桃花源”爱情色彩
在晚唐，出现了将“桃花源”与刘晨、阮肇故事的天台山遇仙故事的结合。在刘义庆的《幽明录》中，描述了刘、阮二人在仙境所遇仙女，展现了人仙恋爱的美好。自此，晚唐的许多文人便以此为切入点，进行了较多的含有人仙恋爱的“桃花源”诗创作。很显然，这也是晚唐神仙观念世俗化的产物。描写爱情也是很多人逃避现实的方式，但这样的爱情也是如世外桃源般可望而不可即。如金车美人所写“惆怅佳期一梦中，武陵春色尽成空”。而王涣亦在《惆怅诗》中，如其题目所写，同样表达了未曾寻觅到仙子的失落孤独之感，只有那随处飘零的桃花。类似的还有曹唐的一组描写仙凡恋爱的诗，相比于之前诗人的悲情基调，他的诗中增添了些许可以期许的相逢。这样看来，在晚唐这个动荡的时期，文人们已经彻底失去了奋斗仕途的决心，已经没有力量去思考“大我”的问题，开始渐渐抽身于政治之外。
参考文献：
[1]刘中文.异化的乌托邦——唐人“桃花源”题咏的承与变[J].学术交流，2006（6）.
[2]渠红岩.中国古代文学中“桃花源”思想的产生与主题表现[J].阅江学刊，2010（2）.
关键词：桃花源；唐代；流变
一、桃花源之源起与内涵
（一）桃花源的缘起
在陶渊明的笔下，桃花源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而这样的令无数人为之动容的色彩之下，却是陶渊明安顿无处可以安放的受伤心灵之处。陶渊明一生四次出仕，四次归隐，他不断在官僚和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后想隐居，心情很矛盾。在最后任彭泽县令时，在官仅八十余日。辞官原因据记载是他“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这样的反复与最后的决绝不单单是其个人原因使然，我们更应看到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东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皇室、门阀士族、寒门将帅之间争斗不断，孝武帝被杀、刘裕篡权等多起政变轮番上演，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成为权力争夺的牺牲品。正如在《魏书·食货志》中记载：“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存者，盖五十焉”。诸如此类的记载不胜枚举。战争在伤及无辜的同时，又不断蚕食活着的人。沉重的赋税和肆意延长的服役时间，都让人们迫于无奈，选择离开自己赖以生存的地方，逃避赋税和徭役。同时期的文人，自然也无法无视这残酷的现实，也无法抽身于世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在自己的力量无法与现实相抗衡的情况下，这些文人渐渐将这颗入仕之心隐藏起来，寻觅心灵的安身之处，开始寄希望于躬耕垄亩、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寻求解脱与慰藉。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陶渊明笔下为何能诞生一个桃花源。在经历了浩瀚沉浮的官场后，他已经是遍体鳞伤，再无力去争辩什么，田园生活的乐趣似乎可以暂时麻醉一下他的神经。事实上，在陶渊明之前的时代，亦有很多人在构建理想社会，发出无数次的呼唤。如《老子》的第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这样的情结在陶渊明那里集结，开出了一朵美丽的“桃花”。至此，“桃花源”在这里实现了完美定型。
（二）“桃花源”理想的内涵
“桃花源”不仅是陶渊明归隐田居、远离官场的寄托，也是其对大同社会理想的寄托，这也是站在“大我”的角度上，对深处苦难的劳苦大众，营造的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个和平、富足、和谐的社会。在这个乐园，没有战争，没有剥削，没有冷漠，人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是一个人人向往的地方。自此，“桃花源”便成为后代文人大夫的精神家园。
二、“桃花源”母题的流变
程千帆在其著书中这样说：“题材的因袭是文学艺术创作中常见的现象。人类生活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于生活中道德、伦理观念、审美观念等的继承和发展，使得每一位想有所成就的文学艺术家不能不在前人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有所创造，为人类增加一些新的精神财富”。同样，自从“桃花源”问世以来，怡然自得的“桃花源”便成为一种母题，历代文人墨客不断在这个母题上建构自己的理想世界。当然，基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境遇，“桃花源”也在经历着不同的变异。在现存的唐人诗作中，以“桃花源”为题的作品有24首。如王维的《桃源行》、韩愈的《桃园图》、刘禹锡的《桃源行》和《游桃园一百韵》等。
（一）赋予“桃花源”仙境色彩
唐人笔下的“桃花源”多为仙境，这似乎与当时陶渊明所想有所不同。这样的变异自然与唐代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唐代佛教、道教颇为兴盛。皇帝的重视与百姓的期许，使得宗教气息浓郁。身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些文人的诗歌自然而然地带上了各种寄托。如王维在19岁时所作的《桃源行》，可以称得上是桃源情结在唐代的代表作。在他的这首诗里，基本上是对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进一步“美化”，若前者是“淡妆”，他则将其变成了“浓妆”。原本的逃避之地变成了令人艳羡的仙境，就连避难所去的人都已经“成仙遂不还”。这个仙境中虽有田园，却无农耕。诗中多处出现“云”字，有“云山”“云树”“云林”，生动地呈现出仙境的空灵和飘渺。加之王维对于色彩的把握，使得整首诗的风格颇多雕琢痕迹。
刘禹锡生活的时代情况与王维写作桃源诗的时候大不相同，盛世已衰，内忧外患，朝廷已经无力回天，沉重的赋税使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只能被迫远离家乡，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样的背景与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记》时颇似。但是，写作内容却有较大变异。在《游桃园一百韵》中，虽然依然是对《桃花源记》中世外桃源的景致描写，但是却没有了陶渊明的自然，褪去了其笔端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淳朴，给人以刻意雕琢的生硬感。浓重的异于人间的仙境，已然是“不食人间烟火”， 诗中出现了诸如王母、姹女、青童等神仙，人味儿尽失。虽然他描写的是令人艳羡的仙境，但却并未停滞于此，而是在此基础上托物言志，抒发了内心的愤懑。感慨建功立业之难，报国之心无门。所以他希望重返要职，实现自己的抱负。这样的理想寄托，与陶渊明“大我”的社会理想，还有一定的距离。
（二）赋予“桃花源”隐逸色彩
隐逸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特有的情结。在他们心中，深埋着浓浓的“归去”之意趣。当他们遭遇仕途的坎坷之时，总希望能有一片净土，让他们的心灵得到解脱，而归隐便成为他们能够抓住的最后一株救命稻草。隐逸虽不是唐代的独有产物，却在这个时代被愈演愈烈。晚唐社会，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牛李党争使得朝廷力量微弱，百姓自是生活得痛苦不堪。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如“桃花源”般的理想家园更是期望。在这一时期，桃源诗也比前期要多。百姓只是多数苦于自己的生活，而文人志士则踌躇于自己的抱负未果。他们难以进入更高的权力控制中心，只能是在幕府中聊以自慰。既然无处贡献治国之策，文人们则开始寻觅可以寄托心灵的地方。如许浑的《泛溪》：“疑与武陵通，青溪碧嶂中。水寒深见石，松晚静闻风。遁迹驱鸡吏，冥心失马翁。才应毕婚嫁，还此息微躬”。官场失利，舍弃了声名显赫，却也收获了内心的安逸。
（三）赋予“桃花源”爱情色彩
在晚唐，出现了将“桃花源”与刘晨、阮肇故事的天台山遇仙故事的结合。在刘义庆的《幽明录》中，描述了刘、阮二人在仙境所遇仙女，展现了人仙恋爱的美好。自此，晚唐的许多文人便以此为切入点，进行了较多的含有人仙恋爱的“桃花源”诗创作。很显然，这也是晚唐神仙观念世俗化的产物。描写爱情也是很多人逃避现实的方式，但这样的爱情也是如世外桃源般可望而不可即。如金车美人所写“惆怅佳期一梦中，武陵春色尽成空”。而王涣亦在《惆怅诗》中，如其题目所写，同样表达了未曾寻觅到仙子的失落孤独之感，只有那随处飘零的桃花。类似的还有曹唐的一组描写仙凡恋爱的诗，相比于之前诗人的悲情基调，他的诗中增添了些许可以期许的相逢。这样看来，在晚唐这个动荡的时期，文人们已经彻底失去了奋斗仕途的决心，已经没有力量去思考“大我”的问题，开始渐渐抽身于政治之外。
参考文献：
[1]刘中文.异化的乌托邦——唐人“桃花源”题咏的承与变[J].学术交流，2006（6）.
[2]渠红岩.中国古代文学中“桃花源”思想的产生与主题表现[J].阅江学刊，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