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作为享誉全球的世界顶尖高等学府，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由约翰·洛克菲勒于1890年创办，至今已有89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此工作或学习。肯尼斯·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加州学派”代表人物，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在清末和20世纪末国家、社会和经济之间的交互影响，劳动力、家庭组织的比较研究，欧洲和东亚的经济变革等。芝加哥大学于2015年3月20日在洛克菲勒教堂举行的毕业典礼上，彭慕兰教授发表了主题是“为不完整性而奋斗”（Striving for Incompleteness）的演讲，劝诫所有即将毕业的学子勿将既有的事实作为全部事实，继续保持追求真理的状态，永不停歇。文章由本刊特约译者根据芝加哥大学网站公布的英文演讲稿编译，本刊编辑部审校。
我在准备这次演讲的过程中获悉芝加哥大学毕业致辞中可以讨论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其他大学的毕业致辞中，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虽然如此，我们在这里讨论研究成果的方式与学术会议场合下的讨论方式还是不尽相同。所以，请大家放松，今天的演讲不是评估农民的卡路里摄入量，不是分析森林滥伐的情况，也不是反思中国治国方略的演进。
历史学家都有以史为鉴的职业病，所以我查阅了上一位站在这里致辞的历史学家——亚当·格林（Adam Green）的演讲内容。他讨论了一种历史范畴以外的趋势——有时被称为“积极心理学”或“幸福研究”，及这一趋势与他所研究的美国黑人史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这就是芝加哥大学，一所注重跨学科研究的大学。我还注意到在亚当的演讲中有一条发人深省的评论，该评论是关于一位20世纪初著名的研究奴隶制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是一位很有天赋的学者，但他的研究使世界变得更糟，因为他描绘了一幅具有说服力但虚假的画面：和谐的种植园和不向往自由的人们。
我也将从一位因在行为经济学方面作出了奠基性贡献而赢得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n）的研究谈起，从他提出的另一种观点谈起，即“令人信服的历史如何误导你”。我希望这种结合可以更好地激发你去思考——芝加哥大学通过坚持“教育不仅仅是技术”的理念成就了什么。这个致辞当然是在祝贺你们顺利毕业及祝福你们一切安好，但同时更多的是对毕业生（及家长）重提那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我在这里学到了什么？我在为什么而做准备？
卡纳曼的基本观点是人类天生抗拒理性的思考，而是依赖于瞬间判断和感性化的场景，这些感性化的场景又为瞬间判断提供了合理性。例如，当他告诉人们，美国乡镇中肾癌发病率最低的地区大多数是南部和中西部偏远的小乡镇，那里有较高教堂参与率、较多的共和党的支持者等时，很多人会迅速地把这些信息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故事：户外生活、新鲜食物和坚定的道德信仰有利于健康。但是卡纳曼随后指出，肾癌发病率最高的乡镇大多数也是南部和中西部偏远的小乡镇，那里拥有较高教堂参与率并且民众的政治支持倾向于共和党。人们听到这些会构思出一个关于贫困、愚昧和监管不力的故事：较高的发病率源于当地人的贫穷、无知和管理松散。然而，事情真正的解释是，肾癌是罕见的，因此，拥有众多人口的乡镇有接近全国平均值的发病率，人口较少的乡镇的发病率低于平均值。这就像大医院里男孩每年的平均出生率大约是51%，但在一些日子里，男孩的出生率可能是20%或80%，位于均值的两端。一些乡镇的肾癌发病率较低，其唯一的客观事实就是那里人口稀少，而我们被自己编造故事以解释全部事实的这种渴望误导了，或许这也证实了我们存在思维定式。
这就导致我们会被日常生活中的“常识”所困扰，你也许能明白为什么历史学家也会有这种困扰， 包括那些（像我这样的）喜欢将事物能量化则量化的人。由于无法做实验，我们经常通过与已知事实的“相符性”来考证结论正确与否，而人们很容易选择那些能“解释”所有已知事实的结论，就如同卡纳曼捕捉到的人们的一贯做法。事实上，在他400多页的书中，唯一属于历史学范畴的结论是“我们倾向于构建和相信那些对过去的连贯叙述的结论”，这会误使我们对那些不称职的“专家”深信不疑。为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必须始终铭记在心：符合所有确定事实的主观臆想并不等于合理解释。不充分的解释往往是一把双刃剑。
历史学家们一直强调要在特定背景下解读历史：你能真正领悟林肯第二次就职演说的前提是，你要明白其演说中的关键词在1865年的美国是怎么使用的，以及当时人们对于南方诸州的态度；如果你想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就必须解读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谈论的一切东西，从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到神灵附体（Spirit Possession），再到满族官员勾结英国鸦片商人。这可能要从碎片化的记录中还原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杰弗里·埃尔顿（Geoffrey Elton）1967年的经典著作《历史学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History）敦促我们研究被试者，“直到能够预测接下来他们将要说什么”。但这种背景知识从来不能保证预测的准确性——最多，它让我们知道被试者可能会说（或会做）的事情的范围，然后我们需要再观察那些可能性如何变化。也就是说，重建“背景”告诉我们留给研究者什么样的空间是必要的。因此，这种背景的“不完整性”是历史学家们所追求的。一个人一定要不懈地追求“不完整性”，因为卡纳曼是正确的：我们的先入之见促使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完整、确定的画面，而它需要以理性（甚至是道德）为原则，在积累知识的同时，系统地安排知识，并在我们偏离真理时阻止我们。这种我们所追求和保护的“不完整性”与我们本性驱使却又危险的倾向是相对立的，本能让我们觉得自己对事物了解的程度已经足够得出事实真相，从而对于新的线索丧失兴趣。
过分“完整”的历史常常呈现出一种非常具体的形式：通过聚焦一个国家，赋予其一个单一的、普遍的和永存的角色，最终合成一个符合人们想象的故事。当然，我们知道，不同国家的国情迥乎不同，外部所面临的环境影响也相去甚远；然而，国家身份在现代社会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一再屈从本能的倾向，为了统一和解释所有的事实，把国家作为单元来研究，将其“社会结构”或“文化”作“定数”式的解读。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处于前沿的历史研究与各种单元相关联——追踪人口迁移、商品流动、思想传播和细菌扩散，以及同一宗教信仰者间的联系，贸易伙伴间的往来，工艺制作者、科学研究人员或海洋盆地居民间的交流——在芝加哥大学和其他大学，我们的课程仍以“中国”“墨西哥”“美国”这样的区域单元划分（对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来说，显然不完全是这样的）。在这里，我们可能具有卡纳曼所指出的人类共同的懒惰因素：沉溺于自己或我们学生的所具有的弱点，即根据已知，以更复杂的形式重塑万能的故事。虽然我们知道的足够多，但我们还可以对自己要求更严格。然而，也有比较积极的东西。很少有人否认，我们可以将出生率下降、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成立及19世纪末（Fin de Siècle）文艺运动统统纳入“法国1870-1914”，并从中获得一些合理的解释，因为我们知道一些人经历过全部这三者。借鉴各种包罗万象的失败模型，我们把这些不同的事件放在一起，不是为了减弱它们对一些新的主变量的影响，而是因为我们需要撒开一张大网以在特定领域寻找可能的差异化解释。在任何领域，最主要的限制因素往往是不明朗的，因为它们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方面，它们包括给定的物质条件，如降雨量和矿藏的位置，或者用以改善这些给定的条件而设计的规则。长期来看，给定的条件变化很慢，我们可以视它们为固定的，并追踪它们的影响（像我的一些工作）。另一方面，它们包括给定对象强烈坚持的假设，这个假设也许在短期内具有约束力，同时是隐形的。例如，主流生活也许被“对人们来说是自然的事”的想法所塑造。这种想法看起来显而易见，以至于只有在非主流资源中会非常清晰地浮出水面：毕竟孤儿院的档案文献发现不得不教授这些“自然”的角色，将偶然解释为天意的地方神话传说，或者一个因有悖当时常识而经常被边缘化的组织的宣言。其实有时候，历史学家通过与其他情景作类比，才能看到曾经深以为然的事情的真相。因此，关于背景，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还是其他层面的，并不等同于我们在文献中读到的，或者从上一任历史学家那里承袭来的。我们急于搭建、重建它们，为一些不断变化的问题寻找答案。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更好地理解结构、机构、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好地探索在其他一知半解情况下理解相互作用的方式。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今天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这个话题——你们当中只有少数人是或将是历史学家，但你们所有人将会扮演自己的历史角色。因为在芝加哥大学，无论在课程还是校园文化上——你们都参与再造并在结构和机构上留下了你的烙印——你们都异乎寻常地坚持从许多不同的角度反映你们学的东西和你们可以学到什么，你们不仅要找到事实真相，还不允许自己跳过那些细枝末节的故事。在你们离校之际，对于我们当中留校的人来说，能够教授人们继续开展我们的工作是无比快乐的，同样的快乐来自帮助那些分工各不相同的人们理解我们工作的意义，并基于此帮助他们评价和界定自己工作中的不足。现在，请允许我向你们表示祝贺并表达谢意。你们的学业已经完成，现在请你们继续前进，为追求不完整性而奋斗吧。
编辑 吕伊雯 校对 潘雅
我在准备这次演讲的过程中获悉芝加哥大学毕业致辞中可以讨论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其他大学的毕业致辞中，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虽然如此，我们在这里讨论研究成果的方式与学术会议场合下的讨论方式还是不尽相同。所以，请大家放松，今天的演讲不是评估农民的卡路里摄入量，不是分析森林滥伐的情况，也不是反思中国治国方略的演进。
历史学家都有以史为鉴的职业病，所以我查阅了上一位站在这里致辞的历史学家——亚当·格林（Adam Green）的演讲内容。他讨论了一种历史范畴以外的趋势——有时被称为“积极心理学”或“幸福研究”，及这一趋势与他所研究的美国黑人史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这就是芝加哥大学，一所注重跨学科研究的大学。我还注意到在亚当的演讲中有一条发人深省的评论，该评论是关于一位20世纪初著名的研究奴隶制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是一位很有天赋的学者，但他的研究使世界变得更糟，因为他描绘了一幅具有说服力但虚假的画面：和谐的种植园和不向往自由的人们。
我也将从一位因在行为经济学方面作出了奠基性贡献而赢得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n）的研究谈起，从他提出的另一种观点谈起，即“令人信服的历史如何误导你”。我希望这种结合可以更好地激发你去思考——芝加哥大学通过坚持“教育不仅仅是技术”的理念成就了什么。这个致辞当然是在祝贺你们顺利毕业及祝福你们一切安好，但同时更多的是对毕业生（及家长）重提那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我在这里学到了什么？我在为什么而做准备？
卡纳曼的基本观点是人类天生抗拒理性的思考，而是依赖于瞬间判断和感性化的场景，这些感性化的场景又为瞬间判断提供了合理性。例如，当他告诉人们，美国乡镇中肾癌发病率最低的地区大多数是南部和中西部偏远的小乡镇，那里有较高教堂参与率、较多的共和党的支持者等时，很多人会迅速地把这些信息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故事：户外生活、新鲜食物和坚定的道德信仰有利于健康。但是卡纳曼随后指出，肾癌发病率最高的乡镇大多数也是南部和中西部偏远的小乡镇，那里拥有较高教堂参与率并且民众的政治支持倾向于共和党。人们听到这些会构思出一个关于贫困、愚昧和监管不力的故事：较高的发病率源于当地人的贫穷、无知和管理松散。然而，事情真正的解释是，肾癌是罕见的，因此，拥有众多人口的乡镇有接近全国平均值的发病率，人口较少的乡镇的发病率低于平均值。这就像大医院里男孩每年的平均出生率大约是51%，但在一些日子里，男孩的出生率可能是20%或80%，位于均值的两端。一些乡镇的肾癌发病率较低，其唯一的客观事实就是那里人口稀少，而我们被自己编造故事以解释全部事实的这种渴望误导了，或许这也证实了我们存在思维定式。
这就导致我们会被日常生活中的“常识”所困扰，你也许能明白为什么历史学家也会有这种困扰， 包括那些（像我这样的）喜欢将事物能量化则量化的人。由于无法做实验，我们经常通过与已知事实的“相符性”来考证结论正确与否，而人们很容易选择那些能“解释”所有已知事实的结论，就如同卡纳曼捕捉到的人们的一贯做法。事实上，在他400多页的书中，唯一属于历史学范畴的结论是“我们倾向于构建和相信那些对过去的连贯叙述的结论”，这会误使我们对那些不称职的“专家”深信不疑。为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必须始终铭记在心：符合所有确定事实的主观臆想并不等于合理解释。不充分的解释往往是一把双刃剑。
历史学家们一直强调要在特定背景下解读历史：你能真正领悟林肯第二次就职演说的前提是，你要明白其演说中的关键词在1865年的美国是怎么使用的，以及当时人们对于南方诸州的态度；如果你想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就必须解读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谈论的一切东西，从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到神灵附体（Spirit Possession），再到满族官员勾结英国鸦片商人。这可能要从碎片化的记录中还原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杰弗里·埃尔顿（Geoffrey Elton）1967年的经典著作《历史学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History）敦促我们研究被试者，“直到能够预测接下来他们将要说什么”。但这种背景知识从来不能保证预测的准确性——最多，它让我们知道被试者可能会说（或会做）的事情的范围，然后我们需要再观察那些可能性如何变化。也就是说，重建“背景”告诉我们留给研究者什么样的空间是必要的。因此，这种背景的“不完整性”是历史学家们所追求的。一个人一定要不懈地追求“不完整性”，因为卡纳曼是正确的：我们的先入之见促使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完整、确定的画面，而它需要以理性（甚至是道德）为原则，在积累知识的同时，系统地安排知识，并在我们偏离真理时阻止我们。这种我们所追求和保护的“不完整性”与我们本性驱使却又危险的倾向是相对立的，本能让我们觉得自己对事物了解的程度已经足够得出事实真相，从而对于新的线索丧失兴趣。
过分“完整”的历史常常呈现出一种非常具体的形式：通过聚焦一个国家，赋予其一个单一的、普遍的和永存的角色，最终合成一个符合人们想象的故事。当然，我们知道，不同国家的国情迥乎不同，外部所面临的环境影响也相去甚远；然而，国家身份在现代社会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一再屈从本能的倾向，为了统一和解释所有的事实，把国家作为单元来研究，将其“社会结构”或“文化”作“定数”式的解读。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处于前沿的历史研究与各种单元相关联——追踪人口迁移、商品流动、思想传播和细菌扩散，以及同一宗教信仰者间的联系，贸易伙伴间的往来，工艺制作者、科学研究人员或海洋盆地居民间的交流——在芝加哥大学和其他大学，我们的课程仍以“中国”“墨西哥”“美国”这样的区域单元划分（对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来说，显然不完全是这样的）。在这里，我们可能具有卡纳曼所指出的人类共同的懒惰因素：沉溺于自己或我们学生的所具有的弱点，即根据已知，以更复杂的形式重塑万能的故事。虽然我们知道的足够多，但我们还可以对自己要求更严格。然而，也有比较积极的东西。很少有人否认，我们可以将出生率下降、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成立及19世纪末（Fin de Siècle）文艺运动统统纳入“法国1870-1914”，并从中获得一些合理的解释，因为我们知道一些人经历过全部这三者。借鉴各种包罗万象的失败模型，我们把这些不同的事件放在一起，不是为了减弱它们对一些新的主变量的影响，而是因为我们需要撒开一张大网以在特定领域寻找可能的差异化解释。在任何领域，最主要的限制因素往往是不明朗的，因为它们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方面，它们包括给定的物质条件，如降雨量和矿藏的位置，或者用以改善这些给定的条件而设计的规则。长期来看，给定的条件变化很慢，我们可以视它们为固定的，并追踪它们的影响（像我的一些工作）。另一方面，它们包括给定对象强烈坚持的假设，这个假设也许在短期内具有约束力，同时是隐形的。例如，主流生活也许被“对人们来说是自然的事”的想法所塑造。这种想法看起来显而易见，以至于只有在非主流资源中会非常清晰地浮出水面：毕竟孤儿院的档案文献发现不得不教授这些“自然”的角色，将偶然解释为天意的地方神话传说，或者一个因有悖当时常识而经常被边缘化的组织的宣言。其实有时候，历史学家通过与其他情景作类比，才能看到曾经深以为然的事情的真相。因此，关于背景，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还是其他层面的，并不等同于我们在文献中读到的，或者从上一任历史学家那里承袭来的。我们急于搭建、重建它们，为一些不断变化的问题寻找答案。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更好地理解结构、机构、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好地探索在其他一知半解情况下理解相互作用的方式。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今天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这个话题——你们当中只有少数人是或将是历史学家，但你们所有人将会扮演自己的历史角色。因为在芝加哥大学，无论在课程还是校园文化上——你们都参与再造并在结构和机构上留下了你的烙印——你们都异乎寻常地坚持从许多不同的角度反映你们学的东西和你们可以学到什么，你们不仅要找到事实真相，还不允许自己跳过那些细枝末节的故事。在你们离校之际，对于我们当中留校的人来说，能够教授人们继续开展我们的工作是无比快乐的，同样的快乐来自帮助那些分工各不相同的人们理解我们工作的意义，并基于此帮助他们评价和界定自己工作中的不足。现在，请允许我向你们表示祝贺并表达谢意。你们的学业已经完成，现在请你们继续前进，为追求不完整性而奋斗吧。
编辑 吕伊雯 校对 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