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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58年9月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的，那时院长是吴作人先生，我们很少能见到他。低年级的同学以课堂学习为主，国画系自己的老师教，U字楼里有固定教室，老师三周、五周的连续排课，边讲边示范。国画系的两大名师李可染、李苦禅，都直接进教室上课。也有请来校外专家讲座，天南地北都有，海派、岭南画派、长安画派的领军人物都来过。当时流行外出写生，系里很多老师都带过写生课，其中叶浅予先生带我们最多，有时候既是写生、采风，也是体验生活，做美术调查。
“我是苦学派”
记得可染先生在第一堂课上，就叮嘱我们说：“我是苦学派，做什么事一定要练功，你们画画要吃得起苦。”
他讲自己早年跟孙佐臣拉胡琴的事，说孙老师要他记住“稳、准、狠”三个字。学艺讲究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最冷的冬天，手冻得僵硬，通过拉琴，手慢慢热起来，关节活络，最后灵活自如。可染先生的胡琴拉得出神入化，堪称一绝。他以此为例，很有说服力。他说，基本功就要这样打下，要对自己下得了狠心。你们下五年的基本功，并不吃亏。画画不是轻松的事，不是马马虎虎对付一下就交差的事，要非常认真。他常挂在嘴边的，是“严肃扎实”四个字。
在课上他还提出一个问题。他问大家：“中国园林里面用太湖石布景，西方园林则多摆放雕像。为什么？”他说：“这正是中西艺术的差异所在，差异在似与不似。中国画不具形，不讲究相似，追求神似。齐白石先生说太似则媚俗。这是中国人的艺术哲学。崇尚自然，讲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相依相存，不能对立。”
与李苦禅先生的随意亲和不同，可染先生为人清冷、认真。苦禅送过我好几幅画，可染先生从不主动送人，我们也不敢开口。课堂上，他很少讲题外话，话少而简捷，也从不讲伤人的话。他话不多，更不重，若说“你用点功”已经算是很重的批评了。他非常重视“功”，强调学画要能沉下心，要有吃苦的准备，踏踏实实，不走捷径。
可染先生自己画画，在技法上多得益于扎实的书法功底，以书代画，落笔极慢，慢慢地积点成线，有人赞誉可染先生的画是点线的舞蹈。即使课上演示，他也画得极慢，一幅简单的《杏花春雨江南》，往往要画两个上午。也因此，我们得以看得清晰，学得明白，先生怎样下笔、运笔和收笔都清清楚楚。
1960年，他提出“采一炼十”的艺术主张。本意是采矿非常艰辛，冶炼更加需要付出。引申到艺术上，他想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创作必须兼具采矿工人和冶炼工人双重艰辛和勤奋。可染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在艺术领域孜孜以求、不懈耕耘的苦行艺术家。
建议我们多临碑
可染先生话不多，但无疑是一名优秀的美术教育家。可染先生为我们讲山水，讲笔墨，建议我们多临碑。他更喜欢碑的金石气，这是北派书画家的偏好。
受其影响，我常去厂甸淘汉碑拓本。我逛厂甸，每次必去庆云堂，就在荣宝斋对面。每到店里，我自己翻，自己找，看到中意的就付钱。老板是位老先生，上世纪50年代仍旧穿长袍，戴瓜皮帽，圆面眼镜，厂甸卖碑帖的门店就数这家权威，多年经营，渠道很广。我去得多，和老板后来混得很熟，买东西看东西方便不少，挑东西比较随便。
中国书画南北风格不同，在央美我大多接触的是北派画家，1963年我分配到上海人美，开始较多接触海派画家，吸收和融汇进南派的笔墨与气质，加之从事美术出版工作，大量接触经典书画和顶级画家，我对南北风格感受明显，也注意吸收两者之长。正如白蕉先生所说，碑和帖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碑宏肆，帖萧散。宏肆务去粗犷，萧散务去侧媚。中国文化讲求辩证，反对走极端。可染先生偏爱碑的金石气，追求苍茫的历史感，喜欢岁月沉积的厚重感，这和他的笔法吻合，都是一样沉厚有力。
我们常说从事艺术要有天赋，可是从我多年的观察，特别在可染先生身上看到的，是除此之外，还必须有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只争朝夕的勤学苦练。我没看到过一个功底不扎实的大家、名家。黄永玉先生回忆说，自己的画室与可染先生画室刚好是九十度角，每次自己深夜准备休息时，看到可染先生的灯还亮着。可染先生也曾说过，自己平时很喜欢荷花，可是从来不敢轻易去画它，假若真要画的话，就需要买十刀二十刀纸，把这些纸都画完了，就可以真正地画荷花了。他始终在强调苦练艺术基本功，他要求我们多临碑也蕴含此意。
艺术上的两万五千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发生过一场中国画的改造大讨论。可染先生参与其中，在《美术》杂志创刊號上撰文《谈中国画的改造》。他给我们讲过，自己在中国画变革上的执着和艰辛，“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
他说，画好中国画，要“有胆有魂”，“胆”是敢于突破传统中陈腐框框，“魂”是要有时代精神的意境。可染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正是1949年后新时代的转型期，美术界紧跟形势，必然会催生新国画的崛起。他属于转型非常成功的一位，经常外出写生采风，创作出《万山红遍》这样的鸿篇巨制。这些新画大胆铺色、创新构图，营造出辉煌灿烂的时代图景，让他赢得圈内外的如潮好评。他说起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艰辛和探索，克服了很多矛盾和困惑，如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现实生活与艺术境界的矛盾。
可染先生不畏山高路远，始终坚持外出写生，体验火热的生活，他说：“绘画最重要的，要精读两本书，第一本是大自然，第二本是传统，任何大学问家都要读这两本书，离开大自然和传统，是不可能有任何创造的。”可染先生可能是中国写生地点最多、路线最长的画家，行程数万里，堪称艺术上的两万五千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黄永玉先生曾评价他：“可染先生其实是一种聪明而淳朴的农民性格，勤劳是他的天性。” 为了写生，可染先生带上类似修鞋匠的“马扎”，还发明了自己缝制的画夹。这种画夹用帆布包两块硬板，橡皮筋一勒，画纸夹在中间，不脱不掉，里面是够一天写生的纸，硬板还可以做画板。比起西方的标准画夹，可染先生的发明既轻便，又小巧，非常适合他这样长距离的野外写生。
颐和园写生
我曾有幸跟随可染先生外出写生。大一下学期开春，可染先生带领国画系同学，去颐和园写生两个礼拜。那次参加的人很多，两个班级的人都在，国画系的很多专业课都安排两个年级一起上，可染先生写生也带着两个班级。
我们就住在颐和园里面。颐和园漂亮，适合写生，张大千33岁那年，曾住进听鹂馆画荷花。在皇家园林里面，颐和园也算得上是翘楚，自然景色和人文景观都美不胜收，移步换景，可画的东西很多。我们集中写生和分散活动相结合，自己觉得好的地方，就可以展开画纸，画上一两张，晚上回到住处就一起聊天，谈白天画画的体会。那时候大家都年轻，风华正茂，情绪特别饱满。
这期间，一起写生的同学拍了合影，大家挤坐在台阶上，人头簇拥，无不兴高采烈。我挨着可染先生，就坐在他身旁。照片我一直留着，里面一张张年轻的笑脸，范曾、周思聪、王振中也都在其中，回想当年的学子生涯，感慨无已。
颐和园写生回来后，大家都创作了一些作品。这些作业送到可染先生那里，他从中挑选出一幅，说这幅好。那是周思聪的作品。周思聪是天津人，因为喜欢画画，又画得好，中学便离开家乡，考到美院附中。当时，她已经比我们多受了3年的正规美术训练。她的画笔墨清新，表现力强，女性画家的特点很鲜明。
那一年，维也纳正在举办世界青年联欢节，可染先生选中周思聪的画，亲题画名为《万寿山一角》，推荐去维也纳参展。后来《万寿山一角》获得国际青年作品展银奖。这个奖对周思聪影响很大，从此她就成了学生中的名人。大三分科之后，她选了人物方向，进入蒋兆和先生的工作室，但她一直感念可染先生的知遇之恩，很尊重可染先生，过世前的最后一幅作品即是李可染人物肖像画。
周思聪才华横溢，人聪明，基本功扎实，是我们班的风头人物。上大学后，系里号召大家争取入团，我们当然积极响应，争取了半天，学习毛选劲头十足，我还是学毛选积极分子呢。最后我也没入上团，说是出身不好，得往后排。实际上那时候我父亲已经确定成分为职员，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这说明当年入团门槛高，入团很难。周思聪不光入团，还当了团干部，属于又红又专的学生。叶浅予先生、蒋兆和先生和可染先生都喜欢她。
大雅宝胡同甲2号
当年读书时，我们常去可染先生家。那时他住中央美院的一处宿舍大院，大雅宝胡同甲2号。他家不大，当时住宿紧张，分的宿舍房间都很小，画家的纸、画、画具堆得满满的。差不多家家如此，看上去拥挤又杂乱。很多画家家里的画经常更换，但可染先生家里常年只挂两幅画，一幅林风眠先生的，一幅是关良先生的。他对我们说，这两幅画，你们现在看不懂，是给50年后的人看的。
可染先生是个念旧重情的人。他出身贫寒，早年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美术熏陶，但是极为刻苦，勤于绘事。上世纪30年代，他报考杭州国立艺专，被林风眠院长破格录取，读书期间受到林先生颇多关照。据说林先生曾一度准备送他去留法学画，后来由于可染先生参加进步活动，被当局盯上，没去成。当时，为了避祸，林先生给可染先生几十元钱，送他离开了杭州。1944年可染先生和师母邹佩珠在重庆喜结良缘，请来同在重庆的林先生主婚。可染先生不多言辞，这些和林先生之间的岁月旧事，他始终念念不忘。
可染先生爱讲一些美术理论，聊天多围绕艺术主题，有时我们晚饭后去他家，一直待到九十点钟，大家还在聊天的兴头上，不愿散去。他敬佩黄宾虹、齐白石，黄宾虹讲得最多。他的积点成线法，就受有黄宾虹的影响。可染先生说，齐先生的字和画力能扛鼎，这份功力跃然纸上，能够透过线条传递给观者，他们作为学生辈，作品都不敢挂在齐先生的画旁边，因为功力不够，云泥立现。
齐、黄两位笔墨厚重，其实可染先生本身也非常重视艺术的浑厚。他给我们讲书法，提到的作品都是笔力雄强，气势阔大，其中列举汉碑最多。唐碑他提到李北海。当代书法家，上海的，我听他提过两个人。一位是沈尹默，说沈先生的字肌骨自然流畅，神韵起伏飘逸，有境界，有趣味，非常难得。另一位是鲁迅先生，他说鲁迅的字好啊，好到不怕推敲，你们去找他的字来看，小方格里的字放大以后，不失真，不会垮掉，仍旧耐看，那可真不容易。可染先生重视文化底蕴，沈尹默和鲁迅学养深厚，是一代有思想的学者，他们的字自然也韵味丰厚。
我们去可染先生家的时候，偶尔会见到邹师母。师母是重庆国立艺专雕塑系的毕业生，当时也在央美当老师，教雕塑。她曾为新四军著名将领彭雪枫塑像，那是她的代表作。师母为人开朗，喜欢文艺，也擅长文艺，体育和京剧都在行，京剧唱得能够上票友水准。可染先生拉胡琴，师母善唱，妇唱夫随，非常和谐。
1961年，央美国画系分科，分为人物、山水、花鸟几个方向。可染先生教山水，带山水工作室。我对花鸟有兴趣，更多从李苦禅先生学画。此后便很少直接受教于可染先生，但他的艺术见解和课堂教诲，我卻一直牢记不忘。
（本文选自《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第五辑之《龚继先口述历史》，该书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我是苦学派”
记得可染先生在第一堂课上，就叮嘱我们说：“我是苦学派，做什么事一定要练功，你们画画要吃得起苦。”
他讲自己早年跟孙佐臣拉胡琴的事，说孙老师要他记住“稳、准、狠”三个字。学艺讲究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最冷的冬天，手冻得僵硬，通过拉琴，手慢慢热起来，关节活络，最后灵活自如。可染先生的胡琴拉得出神入化，堪称一绝。他以此为例，很有说服力。他说，基本功就要这样打下，要对自己下得了狠心。你们下五年的基本功，并不吃亏。画画不是轻松的事，不是马马虎虎对付一下就交差的事，要非常认真。他常挂在嘴边的，是“严肃扎实”四个字。
在课上他还提出一个问题。他问大家：“中国园林里面用太湖石布景，西方园林则多摆放雕像。为什么？”他说：“这正是中西艺术的差异所在，差异在似与不似。中国画不具形，不讲究相似，追求神似。齐白石先生说太似则媚俗。这是中国人的艺术哲学。崇尚自然，讲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相依相存，不能对立。”
与李苦禅先生的随意亲和不同，可染先生为人清冷、认真。苦禅送过我好几幅画，可染先生从不主动送人，我们也不敢开口。课堂上，他很少讲题外话，话少而简捷，也从不讲伤人的话。他话不多，更不重，若说“你用点功”已经算是很重的批评了。他非常重视“功”，强调学画要能沉下心，要有吃苦的准备，踏踏实实，不走捷径。
可染先生自己画画，在技法上多得益于扎实的书法功底，以书代画，落笔极慢，慢慢地积点成线，有人赞誉可染先生的画是点线的舞蹈。即使课上演示，他也画得极慢，一幅简单的《杏花春雨江南》，往往要画两个上午。也因此，我们得以看得清晰，学得明白，先生怎样下笔、运笔和收笔都清清楚楚。
1960年，他提出“采一炼十”的艺术主张。本意是采矿非常艰辛，冶炼更加需要付出。引申到艺术上，他想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创作必须兼具采矿工人和冶炼工人双重艰辛和勤奋。可染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在艺术领域孜孜以求、不懈耕耘的苦行艺术家。
建议我们多临碑
可染先生话不多，但无疑是一名优秀的美术教育家。可染先生为我们讲山水，讲笔墨，建议我们多临碑。他更喜欢碑的金石气，这是北派书画家的偏好。
受其影响，我常去厂甸淘汉碑拓本。我逛厂甸，每次必去庆云堂，就在荣宝斋对面。每到店里，我自己翻，自己找，看到中意的就付钱。老板是位老先生，上世纪50年代仍旧穿长袍，戴瓜皮帽，圆面眼镜，厂甸卖碑帖的门店就数这家权威，多年经营，渠道很广。我去得多，和老板后来混得很熟，买东西看东西方便不少，挑东西比较随便。
中国书画南北风格不同，在央美我大多接触的是北派画家，1963年我分配到上海人美，开始较多接触海派画家，吸收和融汇进南派的笔墨与气质，加之从事美术出版工作，大量接触经典书画和顶级画家，我对南北风格感受明显，也注意吸收两者之长。正如白蕉先生所说，碑和帖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碑宏肆，帖萧散。宏肆务去粗犷，萧散务去侧媚。中国文化讲求辩证，反对走极端。可染先生偏爱碑的金石气，追求苍茫的历史感，喜欢岁月沉积的厚重感，这和他的笔法吻合，都是一样沉厚有力。
我们常说从事艺术要有天赋，可是从我多年的观察，特别在可染先生身上看到的，是除此之外，还必须有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只争朝夕的勤学苦练。我没看到过一个功底不扎实的大家、名家。黄永玉先生回忆说，自己的画室与可染先生画室刚好是九十度角，每次自己深夜准备休息时，看到可染先生的灯还亮着。可染先生也曾说过，自己平时很喜欢荷花，可是从来不敢轻易去画它，假若真要画的话，就需要买十刀二十刀纸，把这些纸都画完了，就可以真正地画荷花了。他始终在强调苦练艺术基本功，他要求我们多临碑也蕴含此意。
艺术上的两万五千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发生过一场中国画的改造大讨论。可染先生参与其中，在《美术》杂志创刊號上撰文《谈中国画的改造》。他给我们讲过，自己在中国画变革上的执着和艰辛，“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
他说，画好中国画，要“有胆有魂”，“胆”是敢于突破传统中陈腐框框，“魂”是要有时代精神的意境。可染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正是1949年后新时代的转型期，美术界紧跟形势，必然会催生新国画的崛起。他属于转型非常成功的一位，经常外出写生采风，创作出《万山红遍》这样的鸿篇巨制。这些新画大胆铺色、创新构图，营造出辉煌灿烂的时代图景，让他赢得圈内外的如潮好评。他说起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艰辛和探索，克服了很多矛盾和困惑，如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现实生活与艺术境界的矛盾。
可染先生不畏山高路远，始终坚持外出写生，体验火热的生活，他说：“绘画最重要的，要精读两本书，第一本是大自然，第二本是传统，任何大学问家都要读这两本书，离开大自然和传统，是不可能有任何创造的。”可染先生可能是中国写生地点最多、路线最长的画家，行程数万里，堪称艺术上的两万五千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黄永玉先生曾评价他：“可染先生其实是一种聪明而淳朴的农民性格，勤劳是他的天性。” 为了写生，可染先生带上类似修鞋匠的“马扎”，还发明了自己缝制的画夹。这种画夹用帆布包两块硬板，橡皮筋一勒，画纸夹在中间，不脱不掉，里面是够一天写生的纸，硬板还可以做画板。比起西方的标准画夹，可染先生的发明既轻便，又小巧，非常适合他这样长距离的野外写生。
颐和园写生
我曾有幸跟随可染先生外出写生。大一下学期开春，可染先生带领国画系同学，去颐和园写生两个礼拜。那次参加的人很多，两个班级的人都在，国画系的很多专业课都安排两个年级一起上，可染先生写生也带着两个班级。
我们就住在颐和园里面。颐和园漂亮，适合写生，张大千33岁那年，曾住进听鹂馆画荷花。在皇家园林里面，颐和园也算得上是翘楚，自然景色和人文景观都美不胜收，移步换景，可画的东西很多。我们集中写生和分散活动相结合，自己觉得好的地方，就可以展开画纸，画上一两张，晚上回到住处就一起聊天，谈白天画画的体会。那时候大家都年轻，风华正茂，情绪特别饱满。
这期间，一起写生的同学拍了合影，大家挤坐在台阶上，人头簇拥，无不兴高采烈。我挨着可染先生，就坐在他身旁。照片我一直留着，里面一张张年轻的笑脸，范曾、周思聪、王振中也都在其中，回想当年的学子生涯，感慨无已。
颐和园写生回来后，大家都创作了一些作品。这些作业送到可染先生那里，他从中挑选出一幅，说这幅好。那是周思聪的作品。周思聪是天津人，因为喜欢画画，又画得好，中学便离开家乡，考到美院附中。当时，她已经比我们多受了3年的正规美术训练。她的画笔墨清新，表现力强，女性画家的特点很鲜明。
那一年，维也纳正在举办世界青年联欢节，可染先生选中周思聪的画，亲题画名为《万寿山一角》，推荐去维也纳参展。后来《万寿山一角》获得国际青年作品展银奖。这个奖对周思聪影响很大，从此她就成了学生中的名人。大三分科之后，她选了人物方向，进入蒋兆和先生的工作室，但她一直感念可染先生的知遇之恩，很尊重可染先生，过世前的最后一幅作品即是李可染人物肖像画。
周思聪才华横溢，人聪明，基本功扎实，是我们班的风头人物。上大学后，系里号召大家争取入团，我们当然积极响应，争取了半天，学习毛选劲头十足，我还是学毛选积极分子呢。最后我也没入上团，说是出身不好，得往后排。实际上那时候我父亲已经确定成分为职员，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这说明当年入团门槛高，入团很难。周思聪不光入团，还当了团干部，属于又红又专的学生。叶浅予先生、蒋兆和先生和可染先生都喜欢她。
大雅宝胡同甲2号
当年读书时，我们常去可染先生家。那时他住中央美院的一处宿舍大院，大雅宝胡同甲2号。他家不大，当时住宿紧张，分的宿舍房间都很小，画家的纸、画、画具堆得满满的。差不多家家如此，看上去拥挤又杂乱。很多画家家里的画经常更换，但可染先生家里常年只挂两幅画，一幅林风眠先生的，一幅是关良先生的。他对我们说，这两幅画，你们现在看不懂，是给50年后的人看的。
可染先生是个念旧重情的人。他出身贫寒，早年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美术熏陶，但是极为刻苦，勤于绘事。上世纪30年代，他报考杭州国立艺专，被林风眠院长破格录取，读书期间受到林先生颇多关照。据说林先生曾一度准备送他去留法学画，后来由于可染先生参加进步活动，被当局盯上，没去成。当时，为了避祸，林先生给可染先生几十元钱，送他离开了杭州。1944年可染先生和师母邹佩珠在重庆喜结良缘，请来同在重庆的林先生主婚。可染先生不多言辞，这些和林先生之间的岁月旧事，他始终念念不忘。
可染先生爱讲一些美术理论，聊天多围绕艺术主题，有时我们晚饭后去他家，一直待到九十点钟，大家还在聊天的兴头上，不愿散去。他敬佩黄宾虹、齐白石，黄宾虹讲得最多。他的积点成线法，就受有黄宾虹的影响。可染先生说，齐先生的字和画力能扛鼎，这份功力跃然纸上，能够透过线条传递给观者，他们作为学生辈，作品都不敢挂在齐先生的画旁边，因为功力不够，云泥立现。
齐、黄两位笔墨厚重，其实可染先生本身也非常重视艺术的浑厚。他给我们讲书法，提到的作品都是笔力雄强，气势阔大，其中列举汉碑最多。唐碑他提到李北海。当代书法家，上海的，我听他提过两个人。一位是沈尹默，说沈先生的字肌骨自然流畅，神韵起伏飘逸，有境界，有趣味，非常难得。另一位是鲁迅先生，他说鲁迅的字好啊，好到不怕推敲，你们去找他的字来看，小方格里的字放大以后，不失真，不会垮掉，仍旧耐看，那可真不容易。可染先生重视文化底蕴，沈尹默和鲁迅学养深厚，是一代有思想的学者，他们的字自然也韵味丰厚。
我们去可染先生家的时候，偶尔会见到邹师母。师母是重庆国立艺专雕塑系的毕业生，当时也在央美当老师，教雕塑。她曾为新四军著名将领彭雪枫塑像，那是她的代表作。师母为人开朗，喜欢文艺，也擅长文艺，体育和京剧都在行，京剧唱得能够上票友水准。可染先生拉胡琴，师母善唱，妇唱夫随，非常和谐。
1961年，央美国画系分科，分为人物、山水、花鸟几个方向。可染先生教山水，带山水工作室。我对花鸟有兴趣，更多从李苦禅先生学画。此后便很少直接受教于可染先生，但他的艺术见解和课堂教诲，我卻一直牢记不忘。
（本文选自《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第五辑之《龚继先口述历史》，该书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