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在“文革”中改行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为响应毛泽东研究“四大起源”的号召，探求天体起源、地球起源、生命起源、人类起源，1978年初，中国科学院筹办《自然辩证法研究》月刊时便把我借调了过去，住在科学会堂周边的北京友谊宾馆里。
邓小平伸出两根指头
当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领导吩咐我参与编写与会专家的发言简报。这样，我得以接触到老一辈科学家。有些科学家是第一次见面，他们即使看到我的胸卡，也不愿多说，这时我就请华罗庚先生介绍。华罗庚的应用数学所也设在科学会堂周边楼，与我们一墙之隔，又在一个食堂吃饭，我多次聆听华罗庚讲故事。一经华罗庚介绍，大科学家就滔滔不绝地讲他们听了《科学的春天》后的感想，讲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讲他们吃过的苦头。不过，最难与之交谈的是陈景润。他不会讲故事，只会说一句当时流行的“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就没别的了。当然，这对他来讲也是实在话。会上令人难忘的是全体代表合影。我没资格参加合影，但我有条件观看合影。有一个镜头很少有人提及。邓小平走到半导体物理学家黄昆跟前时，问黄昆：“中国在半导体上几年能赶上外国？”黄昆回答：“三年。”邓小平马上伸出两个指头，意思是“争取两年赶上”，大家看了笑得乐不可支，尤其是我这个“文革”中曾在上海元件五厂参加过制造大面积集成电路的人，浮想联翩。
“你不用念了”
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的唯一标准》，从此开始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我隐隐约约听到领导层对此说法不一，这自然而然地启发了我的思考。正在这时，李昌、于光远请坚持实践标准的吴江在科学会堂旁边的小礼堂做报告，我们听了精神为之一振。时任上海科委主任的舒文知道我听了吴江报告，召我回来向他汇报。这时我已知道上海市领导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比别处迟了半拍，但我不知道舒文是什么态度，便小心谨慎地、不加评论地拿着笔记照念不误。舒文看出我有顾虑，听到一半时便插话说：“伟志同志，我赞成你和吴江的观点，你不用念了，说说你在京听到的观点吧！”这一下我明白了，他不同于某些市领导。我喜出望外，便对他放开讲了很多。我是舒老派到北京去的，不应当不对舒老讲真心话。第二天，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夏征农叫人通知我向他汇报。夏老是我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时的老领导，我了解他的性格，便欣然答应。哪知没到汇报时间，我们便在康平路吴兴路路口碰上了。他没听我说几句，就义正言辞地批评起“两个凡是”来。我听了喜不自禁。
从两个“不许”到三个“可以”
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工作会议可以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邓小平发表了八千字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拨乱反正，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成为历史的转折点，举国上下欢欣鼓舞。外国舆论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美中不足的是，在农村问题上全会有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我是安徽人，我比较早地知道了小岗村有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改变穷困面貌的愿望。好在不久举行的四中全会上勾掉了两个“不许”，好在万里丢下了一句话：“你们走阳关道，让我走走独木桥试试。”不久，中央把两个“不许”改为一个“不许”，过一阵又把一个“不许”变成了三个“可以”。三中全会四年后，“独木桥”成了“阳关道”，中央明确讲，农村改革是伟大创举，改革从农村开始。
后来，我认识了《科学的春天》的起草人，认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撰稿人和修订者，认识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起草人，并看到邓小平亲笔写给起草人的三页提纲手迹，更加深了我对发生在1978年的這三件大事的理解和认识。想不到的是，这几位撰稿人后来都遇到过麻烦，受过不大不小的委屈。这充分说明了事物的复杂性，这有力地验证了马克思的名言：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大道可走的。
抚今追昔，追昔抚今，温故而知新，知新而温故，当下我们应当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增强理论自信，弘扬百折不挠、不怕牺牲的精神，为真理而献身。
（作者为上海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责任编辑 杨之立
邓小平伸出两根指头
当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领导吩咐我参与编写与会专家的发言简报。这样，我得以接触到老一辈科学家。有些科学家是第一次见面，他们即使看到我的胸卡，也不愿多说，这时我就请华罗庚先生介绍。华罗庚的应用数学所也设在科学会堂周边楼，与我们一墙之隔，又在一个食堂吃饭，我多次聆听华罗庚讲故事。一经华罗庚介绍，大科学家就滔滔不绝地讲他们听了《科学的春天》后的感想，讲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讲他们吃过的苦头。不过，最难与之交谈的是陈景润。他不会讲故事，只会说一句当时流行的“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就没别的了。当然，这对他来讲也是实在话。会上令人难忘的是全体代表合影。我没资格参加合影，但我有条件观看合影。有一个镜头很少有人提及。邓小平走到半导体物理学家黄昆跟前时，问黄昆：“中国在半导体上几年能赶上外国？”黄昆回答：“三年。”邓小平马上伸出两个指头，意思是“争取两年赶上”，大家看了笑得乐不可支，尤其是我这个“文革”中曾在上海元件五厂参加过制造大面积集成电路的人，浮想联翩。
“你不用念了”
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的唯一标准》，从此开始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我隐隐约约听到领导层对此说法不一，这自然而然地启发了我的思考。正在这时，李昌、于光远请坚持实践标准的吴江在科学会堂旁边的小礼堂做报告，我们听了精神为之一振。时任上海科委主任的舒文知道我听了吴江报告，召我回来向他汇报。这时我已知道上海市领导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比别处迟了半拍，但我不知道舒文是什么态度，便小心谨慎地、不加评论地拿着笔记照念不误。舒文看出我有顾虑，听到一半时便插话说：“伟志同志，我赞成你和吴江的观点，你不用念了，说说你在京听到的观点吧！”这一下我明白了，他不同于某些市领导。我喜出望外，便对他放开讲了很多。我是舒老派到北京去的，不应当不对舒老讲真心话。第二天，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夏征农叫人通知我向他汇报。夏老是我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时的老领导，我了解他的性格，便欣然答应。哪知没到汇报时间，我们便在康平路吴兴路路口碰上了。他没听我说几句，就义正言辞地批评起“两个凡是”来。我听了喜不自禁。
从两个“不许”到三个“可以”
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工作会议可以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邓小平发表了八千字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拨乱反正，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成为历史的转折点，举国上下欢欣鼓舞。外国舆论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美中不足的是，在农村问题上全会有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我是安徽人，我比较早地知道了小岗村有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改变穷困面貌的愿望。好在不久举行的四中全会上勾掉了两个“不许”，好在万里丢下了一句话：“你们走阳关道，让我走走独木桥试试。”不久，中央把两个“不许”改为一个“不许”，过一阵又把一个“不许”变成了三个“可以”。三中全会四年后，“独木桥”成了“阳关道”，中央明确讲，农村改革是伟大创举，改革从农村开始。
后来，我认识了《科学的春天》的起草人，认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撰稿人和修订者，认识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起草人，并看到邓小平亲笔写给起草人的三页提纲手迹，更加深了我对发生在1978年的這三件大事的理解和认识。想不到的是，这几位撰稿人后来都遇到过麻烦，受过不大不小的委屈。这充分说明了事物的复杂性，这有力地验证了马克思的名言：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大道可走的。
抚今追昔，追昔抚今，温故而知新，知新而温故，当下我们应当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增强理论自信，弘扬百折不挠、不怕牺牲的精神，为真理而献身。
（作者为上海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责任编辑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