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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夹心层”泛指在就业和生活境遇中处于不上不下境地的人群，他们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活跃力量，但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本文主要探析三个新生力量毕业却不能马上就业或者就业后低收入的大学生群体（即“蚁族”）、失业返乡而又无地可耕无业可就的新生代农民工、为城市高昂房价付出代价的年轻白领的“夹心层”的政治态度及其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夹心层”；政治态度
所谓的“夹心层”，是指那些高不成，低不就的人群，对于主流人群来说，他们的人生境遇，往往处于高低之间，尴尬徘徊，如同遭遇“天花板”。“夹心层”最早是指那些既买不起商品住房，又得不到政府住房支持的处于中产边缘的社会阶层。近些年来，毕业却不能马上就业或者就业后低收入的大学生群体（他们又被称为“蚁族”，后文将用“蚁族”来统称这一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年轻白领都成为“夹心层”的新生力量。
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我国的“夹心层”还将不断扩大。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夹心层”往往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活跃力量，但也是被忽视的群体，因此必须对“夹心层”这一群体政治态度做细致剖析。本文主要分析三个新生力量“夹心层”的政治态度及其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一、毕业却不能马上就业或者就业后低收入的大学生群体，即“蚁族”的政治态度及其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毕业却不能马上就业或者就业后低收入的大学生群体，即“蚁族”被称为即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三大弱势群体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与其他弱势群体相比其具有显著的特征是“高智、弱小、群居”。根据调查研究，“蚁族”多受过高等教育，却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平均年龄在22～29岁之间，以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为主；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生命力顽强，虽然生活艰辛，但奋斗目标明确；群体活跃而且行动团结一致。“蚁族”群体特有的特征也决定了这一群体独有的政治态度。
《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一书中对这一群体的调查研究发现，“蚁族”较低的政治地位和对民主权利的不满意使得该群体的个人社会政治控制感高于一般大众水平，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比一般大众激进或偏激。除此之外，近些年来，我国大学毕业生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不稳定的工作状况导致“蚁族”生活窘迫，人生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与预期相差较远，这使得他们感受到较为强烈的挫折感，社会公平感普遍较低。书中受访者在选择导致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因素时，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权力（29.8％）、家庭出身（19.4％）、阶层（16.1％）。导致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因素排在第一位的是“因权力导致的不公平”。排在第二、三位的是家庭因素和阶层因素，这两个因素均不属于个人能力的因素，而是与出身密切相关的因素。由此可见，“蚁族”的相对剥夺感十分强烈，对社会资源的世袭和继承有较强的不公平感，因而在政治态度上就比较倾向于拥有较高的“对社会事件和环境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蚁族”的政治态度直接影响其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行为，这一群体激进或偏激的政治态度直接导致其激进或偏激的政治行为。当遇到问题时，“蚁族”的首选应对方式是网络曝光和媒体曝光，其次是上访、公开集会、联合亲友对抗、发牢骚和忍受，赞同度最低的是罢工和游行示威。“蚁族”作为“高智、弱小的80后”社会群体，其对网络的熟练程度和网络的虚拟性使得网络成为其在利益表达时的首选工具。而其将罢工和游行示威较激进的行为作为最下下之选，这与中国的国庆密切相关，因此在中国这两种方式出现的几率比较小，并且成功率比较低。
二、失业返乡而又无地可耕无业可就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态度及其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最早在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正式使用，主要是指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约占农民工的60％，大约1个亿。这批人的显著特征是“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许多人都接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完成了高中学业，参加过一定的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期望值高，不安于现状，对明天怀有美好的期许，渴望出人头地，重视自我奋斗，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会过上幸福生活；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倡导闲暇娱乐，互联网、高端手机、流行时尚对他们来说都不陌生；工作耐受力低。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也基本上没有土地。
根据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等五大行业。在最近几年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大批失业，出现失业返乡而又无地可耕无业可就的尴尬局面。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是他们政治态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他们会公开指责一些具体的政策规定“侵犯人权”，进而给予公开抵制。在他们那里，国家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基本瓦解，进入了一种新的政治态度。他们不大理会过去那套“主义”“道路”体系的话语逻辑。他们冷对高谈阔论的“政治”，蔑视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的“政治”，他们已经容不得“政治”来忽悠自己。
新生代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更加世俗也更加理性，更加崇尚自由和平等，对于国家政治生活提出了更多挑战，也蕴涵了更多的变数和希望。据2006年和2008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政治意识增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安全感、社会公平感、对政府的满意度都有所下降，而对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感知明确上升。经济低迷使得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失业，失业后的他们无地可耕又无业可就，失去了收入来源，生活压力倍增，社会挫折感明显增强，而这些又加剧了对社会公平感的感知的下降和对政府满意程度的下降。
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态度明显影响了其政治行为，他们对社会不公平感和政府的不满意等使得他们的政治行为比较激进，当其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很少选择沉默，更容易选择极端、群体性甚至是报复性的抗争方式。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身合法利益的诉求方式选择，往往具有反复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当农民工感到自己的权益遭到雇主的严重损害时，他们会转向选择反抗行为，通过隐蔽的反抗—磨洋工，或非隐蔽的反抗，如和雇主协商，求助于国家正式制度和部门，集体罢工等形式，来维护和争取自身的权益。当合法性的反抗行为仍然对维护农民工自身权益希望渺茫时，在此“绝境”中的农民工，将会采取一些对抗性强的过激性反抗行为。农民工因为被长期拖欠工资且讨薪无望的情况下，或受到工伤伤害依法寻求保障无果的情况下，在最基本的生存都已经出现危机的时候，“以死相逼”，在繁华的闹事以跳楼相威胁；甚至农民工自发的组织起来，封锁马路，集体静坐，形成一些负面的群体事件。新生代农民工的激进方式还可从“民工荒”的问题上可见一斑，有的农民工认为，“民工荒”实质为“奴隶荒”，对于奴隶般的生活，他们当然应该选择离开，不要指望他们像父辈一样继续安于做奴隶。有的民工在网络上发帖子称，要“全国工人团结起来，宁可失业，不进血汗工厂”。
三、为城市高昂房价付出代价的年轻白领的政治态度和其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白领职工”这一名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初。它的范围包括一切受雇于人而领取薪水的非体力劳动者，因而有“白领职工”之称。他们一般工作条件比较整洁，穿着整齐，衣领洁白，包括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办事员、推销员、打字员、速记员、文书、会计、店员及教师、医生、律师、普通职员等。白领阶层福利好、收入高、职位稳定，曾是令人羡慕的阶层。然而，进入21世纪后，白领的光环不再，“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已经成为铁的事实，他们在重负下前行，成为体力和脑力严重透支的人群。工作上带来满足感与现实生活中的压力、身体健康问题等极度矛盾，使得白领阶层在政治态度上也是极为矛盾的，一方面他们的社会公平感较高，很少产生“剥夺感”；另一方面他们又处于政策留白地带，生活压力尤其是房子的压力使他们喘不过气，表现出一定失望。
为城市高昂房价付出代价的年轻白领矛盾的政治态度同样影响其具有矛盾的政治行为。白领阶层的社会满足感使其很少产生“剥夺感”，故一般会选取合理合法的制度内政治参与。正因为白领阶层是凭借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其成功的方式既合理又合法，不会引起社会其他阶层的不平等感，自身也不会产生“剥夺感”。在利益表达诉求途径上，会以制度内的合法方式去实现。这种制度内参与，可以得到法律认可与制度保障，为政治体系所接受、支持与鼓励。但是，白领不知不觉沦为一系列政策的受损者，承受巨大的生活压力、健康压力等又使其在某些利益表达方式上一反常态，表现得极为激进。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夹心层”置身于市场和政府保障之间的空白地带，往往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活跃力量，但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他们的政治态度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繁荣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政府和学者乃至整个社会都要重视“夹心层”的政治态度，共同致力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 考 文 献
[1]廉思．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季乃礼．政治心理学导论[M]．北京：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孙永芬．中国社会各阶层政治心态研究—以广东调查为例[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4]李培林，田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J]．社会.2011（3）
[5]孙龙．当前城市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给予北京业主群体的调查与分析[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6）
[6]韩振方．论新生代民工的特点与作用[J]．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4）
【关键词】“夹心层”；政治态度
所谓的“夹心层”，是指那些高不成，低不就的人群，对于主流人群来说，他们的人生境遇，往往处于高低之间，尴尬徘徊，如同遭遇“天花板”。“夹心层”最早是指那些既买不起商品住房，又得不到政府住房支持的处于中产边缘的社会阶层。近些年来，毕业却不能马上就业或者就业后低收入的大学生群体（他们又被称为“蚁族”，后文将用“蚁族”来统称这一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年轻白领都成为“夹心层”的新生力量。
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我国的“夹心层”还将不断扩大。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夹心层”往往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活跃力量，但也是被忽视的群体，因此必须对“夹心层”这一群体政治态度做细致剖析。本文主要分析三个新生力量“夹心层”的政治态度及其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一、毕业却不能马上就业或者就业后低收入的大学生群体，即“蚁族”的政治态度及其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毕业却不能马上就业或者就业后低收入的大学生群体，即“蚁族”被称为即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三大弱势群体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与其他弱势群体相比其具有显著的特征是“高智、弱小、群居”。根据调查研究，“蚁族”多受过高等教育，却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平均年龄在22～29岁之间，以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为主；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生命力顽强，虽然生活艰辛，但奋斗目标明确；群体活跃而且行动团结一致。“蚁族”群体特有的特征也决定了这一群体独有的政治态度。
《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一书中对这一群体的调查研究发现，“蚁族”较低的政治地位和对民主权利的不满意使得该群体的个人社会政治控制感高于一般大众水平，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比一般大众激进或偏激。除此之外，近些年来，我国大学毕业生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不稳定的工作状况导致“蚁族”生活窘迫，人生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与预期相差较远，这使得他们感受到较为强烈的挫折感，社会公平感普遍较低。书中受访者在选择导致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因素时，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权力（29.8％）、家庭出身（19.4％）、阶层（16.1％）。导致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因素排在第一位的是“因权力导致的不公平”。排在第二、三位的是家庭因素和阶层因素，这两个因素均不属于个人能力的因素，而是与出身密切相关的因素。由此可见，“蚁族”的相对剥夺感十分强烈，对社会资源的世袭和继承有较强的不公平感，因而在政治态度上就比较倾向于拥有较高的“对社会事件和环境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蚁族”的政治态度直接影响其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行为，这一群体激进或偏激的政治态度直接导致其激进或偏激的政治行为。当遇到问题时，“蚁族”的首选应对方式是网络曝光和媒体曝光，其次是上访、公开集会、联合亲友对抗、发牢骚和忍受，赞同度最低的是罢工和游行示威。“蚁族”作为“高智、弱小的80后”社会群体，其对网络的熟练程度和网络的虚拟性使得网络成为其在利益表达时的首选工具。而其将罢工和游行示威较激进的行为作为最下下之选，这与中国的国庆密切相关，因此在中国这两种方式出现的几率比较小，并且成功率比较低。
二、失业返乡而又无地可耕无业可就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态度及其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最早在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正式使用，主要是指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约占农民工的60％，大约1个亿。这批人的显著特征是“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许多人都接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完成了高中学业，参加过一定的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期望值高，不安于现状，对明天怀有美好的期许，渴望出人头地，重视自我奋斗，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会过上幸福生活；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倡导闲暇娱乐，互联网、高端手机、流行时尚对他们来说都不陌生；工作耐受力低。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也基本上没有土地。
根据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等五大行业。在最近几年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大批失业，出现失业返乡而又无地可耕无业可就的尴尬局面。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是他们政治态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他们会公开指责一些具体的政策规定“侵犯人权”，进而给予公开抵制。在他们那里，国家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基本瓦解，进入了一种新的政治态度。他们不大理会过去那套“主义”“道路”体系的话语逻辑。他们冷对高谈阔论的“政治”，蔑视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的“政治”，他们已经容不得“政治”来忽悠自己。
新生代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更加世俗也更加理性，更加崇尚自由和平等，对于国家政治生活提出了更多挑战，也蕴涵了更多的变数和希望。据2006年和2008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政治意识增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安全感、社会公平感、对政府的满意度都有所下降，而对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感知明确上升。经济低迷使得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失业，失业后的他们无地可耕又无业可就，失去了收入来源，生活压力倍增，社会挫折感明显增强，而这些又加剧了对社会公平感的感知的下降和对政府满意程度的下降。
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态度明显影响了其政治行为，他们对社会不公平感和政府的不满意等使得他们的政治行为比较激进，当其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很少选择沉默，更容易选择极端、群体性甚至是报复性的抗争方式。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身合法利益的诉求方式选择，往往具有反复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当农民工感到自己的权益遭到雇主的严重损害时，他们会转向选择反抗行为，通过隐蔽的反抗—磨洋工，或非隐蔽的反抗，如和雇主协商，求助于国家正式制度和部门，集体罢工等形式，来维护和争取自身的权益。当合法性的反抗行为仍然对维护农民工自身权益希望渺茫时，在此“绝境”中的农民工，将会采取一些对抗性强的过激性反抗行为。农民工因为被长期拖欠工资且讨薪无望的情况下，或受到工伤伤害依法寻求保障无果的情况下，在最基本的生存都已经出现危机的时候，“以死相逼”，在繁华的闹事以跳楼相威胁；甚至农民工自发的组织起来，封锁马路，集体静坐，形成一些负面的群体事件。新生代农民工的激进方式还可从“民工荒”的问题上可见一斑，有的农民工认为，“民工荒”实质为“奴隶荒”，对于奴隶般的生活，他们当然应该选择离开，不要指望他们像父辈一样继续安于做奴隶。有的民工在网络上发帖子称，要“全国工人团结起来，宁可失业，不进血汗工厂”。
三、为城市高昂房价付出代价的年轻白领的政治态度和其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白领职工”这一名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初。它的范围包括一切受雇于人而领取薪水的非体力劳动者，因而有“白领职工”之称。他们一般工作条件比较整洁，穿着整齐，衣领洁白，包括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办事员、推销员、打字员、速记员、文书、会计、店员及教师、医生、律师、普通职员等。白领阶层福利好、收入高、职位稳定，曾是令人羡慕的阶层。然而，进入21世纪后，白领的光环不再，“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已经成为铁的事实，他们在重负下前行，成为体力和脑力严重透支的人群。工作上带来满足感与现实生活中的压力、身体健康问题等极度矛盾，使得白领阶层在政治态度上也是极为矛盾的，一方面他们的社会公平感较高，很少产生“剥夺感”；另一方面他们又处于政策留白地带，生活压力尤其是房子的压力使他们喘不过气，表现出一定失望。
为城市高昂房价付出代价的年轻白领矛盾的政治态度同样影响其具有矛盾的政治行为。白领阶层的社会满足感使其很少产生“剥夺感”，故一般会选取合理合法的制度内政治参与。正因为白领阶层是凭借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其成功的方式既合理又合法，不会引起社会其他阶层的不平等感，自身也不会产生“剥夺感”。在利益表达诉求途径上，会以制度内的合法方式去实现。这种制度内参与，可以得到法律认可与制度保障，为政治体系所接受、支持与鼓励。但是，白领不知不觉沦为一系列政策的受损者，承受巨大的生活压力、健康压力等又使其在某些利益表达方式上一反常态，表现得极为激进。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夹心层”置身于市场和政府保障之间的空白地带，往往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活跃力量，但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他们的政治态度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繁荣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政府和学者乃至整个社会都要重视“夹心层”的政治态度，共同致力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 考 文 献
[1]廉思．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季乃礼．政治心理学导论[M]．北京：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孙永芬．中国社会各阶层政治心态研究—以广东调查为例[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4]李培林，田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J]．社会.2011（3）
[5]孙龙．当前城市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给予北京业主群体的调查与分析[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6）
[6]韩振方．论新生代民工的特点与作用[J]．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