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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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内容简介
  这是第一部描述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它似一壁饱得天地之灵气,令人惊叹却难得其解的神奇岩画;又似一卷时而安恬、时而激越,向世人诉说人生挚爱与心灵悲苦的民族史诗。
  著名女作家迟子建,以一位年届九旬,这一弱小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的自述,向我们娓娓道来——
  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信奉萨满,逐驯鹿喜食物而搬迁、游猎,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艰辛备尝,人口式微。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等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他们有大爱,有大痛,有在命运面前的殊死抗争,也有眼睁睁看着整个民族日渐衰落的万般无奈。然而,一代又一代的爱恨情仇,一代又一代的独特民风,一代又一代的生死传奇,显示了弱小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小说语言精妙,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小说以小见大,以一曲对弱小民族的挽歌,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某种悲哀,其文学主题具有史诗品格与世界意义。
  2.推荐理由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所著的长篇小说,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以一位年迈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的口吻,讲述了鄂温克族人如何与大自然、命运顽强抗争,以及族人之间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作者以精练、细腻的笔触为读者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幅游牧民族鄂温克人恢宏的生活画卷。这部小说在《收获》杂志上登载以来,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热切关注,被媒体称为“最值得期待的书”之一,是中国第一部描述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
  3.经典书摘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如今夏季的雨越来越稀疏,冬季的雪也逐年稀薄了。它们就像我身下的已被磨得脱了毛的狍皮褥子,那些浓密的绒毛都随风而逝了,留下的是岁月的累累瘢痕。坐在这样的褥子上,我就像守着一片碱场的猎手,可我等来的不是那些竖着美丽犄角的鹿,而是裹挟着沙尘的狂风。
  西班他们刚走,雨就来了。在这之前,连续半个多月,太阳每天早晨都是红着脸出来,晚上黄着脸落山,一整天身上一片云彩都不披。炽热的阳光把河水给舔瘦了,向阳山坡的草也被晒得弯了腰。我不怕天旱,但我怕玛克辛姆的哭声。柳莎到了月圆的日子会哭泣,而玛克辛姆呢,他一看到大地旱得出现弯曲的裂缝,就会蒙面大哭。好像那裂縫是毒蛇,会要了他的命。可我不怕这样的裂缝,在我眼中它们就是大地的闪电。
  安草儿在雨中打扫营地。
  我问安草儿,布苏是不是个缺雨的地方,西班下山还得带着雨?
  安草儿直了直腰,伸出舌头舔了舔雨滴,冲我笑了。他一笑,他眼角和脸颊的皱纹也跟着笑了——眼角笑出的是菊花纹,脸颊笑出的是葵花纹。雨水洒下来,他那如花的皱纹就像是含着露珠。
  我们这个乌力楞只剩下我和安草儿了,其他人都在早晨时乘着卡车,带着家当和驯鹿下山了。以往我们也下山,早些年去乌启罗夫,近年来到激流乡,用鹿茸和皮张换来酒、盐、肥皂、糖和茶等东西,然后再回到山上。但这次他们下山却是彻底离开大山了。他们去的那个地方叫布苏,帕日格告诉我,布苏是个大城镇,靠着山,山下建了很多白墙红顶的房子,那就是他们定居的住所。山脚下还有一排鹿圈,用铁丝网拦起,驯鹿从此将被圈养起来。
  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如果午夜梦醒时我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我的眼睛会瞎的;我的驯鹿没有犯罪,我也不想看到它们蹲进“监狱”。听不到那流水一样的鹿铃声,我一定会耳聋的;我的腿脚习惯了坑坑洼洼的山路,如果让我每天走在城镇平坦的小路上,它们一定会疲软得再也负载不起我的身躯,使我成为一个瘫子;我一直呼吸着山野清新的空气,如果让我去闻布苏的汽车放出的那些“臭屁”,我一定就不会喘气了。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我要在山里,把它还给神灵。


  两年前,达吉亚娜召集乌力楞的人,让大家对下山做出表决。她发给每人一块白色的裁成方形的桦树皮,同意的就把它放到妮浩遗留下来的神鼓上。神鼓很快就被桦树皮覆盖了,好像老天对着它下了场鹅毛大雪。我是最后一个起身的,不过我不像其他人一样走向神鼓,而是火塘,我把桦树皮投到那里了。它很快就在金色的燃烧中化为灰烬。我走出希楞柱的时候,听见了达吉亚娜的哭声。
  我以为西班会把桦树皮吃掉,他从小就喜欢啃树皮吃,离不开森林的,可他最终还是像其他人一样,把它放在神鼓上了。我觉得西班放在神鼓上的,是他的粮食。他就带着这么一点粮食走,迟早要饿死的。我想西班一定是为了可怜的拉吉米才同意下山的。
  安草儿也把桦树皮放在了神鼓上,但他的举动说明不了什么。谁都知道,他不明白大家在让他做什么事情,他只是想早点把桦树皮打发掉,好出去做他的活计。安草儿喜欢干活,那天有一只驯鹿的眼睛被黄蜂蜇肿了,他正给它敷草药,达吉亚娜唤他去投票,安草儿进了希楞柱,见玛克辛姆和索长林把桦树皮放在了神鼓上,他便也那么做了。那时他的心里只有驯鹿的那只眼睛。安草儿不像别人把桦树皮恭恭敬敬地摆在神鼓上,而是在走出希楞柱时,顺手撒开,就好像一只飞翔的鸟,不经意间遗落下的一片羽毛。
  虽然营地只有我和安草儿了,可我一点也不觉得孤单。只要我活在山里,哪怕是最后的一个人了,也不会觉得孤单。
  我回到希楞柱,坐在狍皮褥子上,守着火塘喝茶。
  以往我们搬迁的时候,总要带着火种。达吉亚娜他们这次下山,却把火种丢在这里了。没有火的日子,是寒冷和黑暗的,我真为他们难过和担心。但他们告诉我,布苏的每座房子里都有火,再也不需要火种了。可我想布苏的火不是在森林中用火镰对着石头打磨出来的,布苏的火里没有阳光和月光,那样的火又怎么能让人的心和眼睛明亮呢!   我守着的这团火,跟我一样老了。无论是遇到狂风、大雪还是暴雨,我都护卫着它,从来没有让它熄灭过。这团火就是我跳动的心。
  我是个不擅长说故事的女人,但在这个时刻,听着刷刷的雨声,看着跳动的火光,我特别想跟谁说说话。达吉亚娜走了,西班走了,柳莎和玛克辛姆也走了,我的故事说给谁听呢?安草儿自己不爱说话,也不爱听别人说话。那么就让雨和火来听我的故事吧,我知道这对冤家跟人一样,也长着耳朵呢。
  我是个鄂温克女人。
  我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
  我出生在冬天。我的母亲叫达玛拉,父亲叫林克。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猎到了一头黑熊。为了能获取上好的熊胆,父亲找到熊“蹲仓”的树洞后,用一根桦木杆挑逗它,把冬眠的熊激怒,才举起猎枪打死它。熊发怒的时候,胆汁旺盛,熊胆就会饱满。父亲那天运气不错,他收获了两样东西:一个圆润的熊胆,还有我。
  我初来人间听到的声音,是乌鸦的叫声。不过那不是真的乌鸦发出的叫声。由于猎到了熊,全乌力楞的人聚集在一起吃熊肉。我们崇拜熊,所以吃它的时候要像乌鸦一样“呀呀呀”地叫上一刻,想让熊的魂灵知道,不是人要吃它们的肉,而是乌鸦。
  4.精彩书评
  中国式的“百年孤独”
  眠已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用博大伟岸的叙事元素,写尽了拉美大陆山川海陆、动物植物、宗教民族和所有人的面貌,通过虚构一个家族的百年兴衰历程,将历史、现实与幻想融合,以史诗般的宏伟笔法演绎了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大陆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和命运,而在光怪陆离、色彩斑驳的巨幅图景中,既有不可思议的奇迹,更有最纯粹的现实生活。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则是通过一个90岁的鄂温克女人自述她近百年的人生经历,折射出鄂温克族近百年的发展历程。这个民族在森林中生活,在自然的恩惠与折磨下生存,遭遇了日侵又经历了“文革”,在文明的“侵袭”下,他们不得不在游牧与定居之间游荡。遲子建怀着素有的真挚澄澈之心,缓步进入鄂温克人的生活世界,以沉静婉约的文风、空灵曼妙的语言,为我们再现了鄂温克人的百年坚守和文化变迁,实现了“百年孤独”的中国式演绎。
  迟子建是一个在追忆中怀想的逆行精灵《,额尔古纳河右岸》勾勒出的至美境界,与顾城的童话诗境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童话般的意象、唯美浪漫的美学特色融入顾城童话诗境的天国,他笔下的世界往往是纯美的,是用“纯银的声音和色彩去构制的一个‘天国’”。而在迟子建的笔下,额尔古纳河右岸那片春天时因解冻变得泥泞,夏天时绿树成荫,秋天时白雪茫茫的土地,亦被描绘得如童话一般幻美。那里不仅有遮天蔽日的大树,而且河流遍布,那里有暖融融的阳光、洁白的云朵、绿色的山峦、长着五彩羽翎的山鸡、可爱的白桦树……树木、野兽、河流、天空、星月和人一样有灵性,或者说是神性,它超出了我们当下的尘世经验,显现出清新、原始的格调。尤其是萨满身上所发生的神奇的法力,比如说能在跳神时让病入膏肓的人起死回生等等事例,已经屡见不鲜,萨满的存在不再是一种“虚妄”。人们仰望天空,沉醉于河流和山林,心中敬畏神明,唱着单纯的歌曲,生于“风声”,最后又被埋葬于风中。这是多么神奇的土地、多么可爱的家园,甚至让人禁不住怀疑它的真实性。然而这样一片童话中的天国却真实地存在着,存在于额尔古纳河右岸。
  与马尔克斯的男性视角写作不同的是,迟子建以女性本真的生命体验为基础,向人们弹奏了一首悒郁苍凉的歌。她没有局限于知识女性的狭窄视野,避免陷入女性文学的精英主义误区,执着地关注人世的生存状态,始终如一地坚持以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来描绘生存真相并对它们寄寓深切的悲悯,体现出独立、清醒、深刻的现代女性意识。她笔下的每一件事物都具有人的灵气,她笔下的每一个人都与天地神祇相连,温润、清新、宽大,那是只有女性的手心、怀抱、眼神与灵魂才能把握的神秘世界,这样的世界让人沉醉。迟子建作为“本色派”代表,她的作品表达出一种原生态之美,是一种对故乡的热爱与迷恋,但又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小说。迟子建曾说:“一个作家,心中最好是装有一片土地,这样不管流浪到哪里,疲惫的心都会有一个可以休憩的地方。”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这是《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第一个句子,这些比喻的、完成式的、叹息着的句子,有一种来自命运本身的苍茫意味,简约、直接,使忧伤与诗意洋溢而出,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的口吻,叙述一个民族的生存、坚守和文化变迁。亦如《百年孤独》中历尽沧桑的老人乌苏拉叨念着“时间好像在打圈圈”“世界好像在打转转”,迟子建以一个“他者”的身份来介入少数民族的生活和历史,选取“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作为小说唯一的叙述人,让小说故事具有了原创色彩,增加了可信度。大眼睛、红胡子的商人罗林斯基心地善良,是孩子们心目中慈祥的老人,他和气经商、公平交易;鄂温克人力量的化身——伊万,双手有强大之力,面对同胞遭受日本狼狗的撕咬,他冲上去将狗尾撕下,然后用脚将这条恶狗踢死。在享受大自然的恩赐的同时,鄂温克人也饱尝了瘟疫、雪灾、猛兽的侵害,但人们齐心协力,同仇敌忾,沉着应对种种灾难,拉吉达等人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小说中鄂温克族浓郁的民风民俗,都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幅真实生动的画面,作者对生命的本真体验拨动着读者的心弦。迟子建在其小说中塑造的形象没有精神上的优越感,而是对环境有着很强的认同感,她不是高高在上地悲悯人生,而是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他们一起喜怒哀乐,她不是“叛逆者”而是“皈依者”。


  全书最为成功的一面还在于,感情基调哀而不伤,不断升华,直到实现古典的回归——回归自然、回归大地、回归淳朴人性。神话会碎,再怎么美丽的事物都有它的大限,迟子建笔下的乌力楞不再是与世隔绝的仙境,不祥的预兆陆续到来,部落的原始气脉不断受损,列娜、林克、达西、拉吉达、瓦罗加一个个地走了,驯鹿也未能幸免。“那场瘟疫持续了近两个月,我们眼看着心爱的驯鹿一天天地脱毛、倒地和死亡。死亡面前,萨满跳神也无济于事。死亡是象征灾难的符号,指引最大灾难的出现——外来力量挪动鄂温克人的位置,更改他们的水土根基。”小说的结尾,妮娜就是在这个时候最后一次披挂上神衣、神帽、神裙,手持神鼓,开始了跳神求雨。妮娜在雨中唱起了她生命中最后一支神歌,可她没有唱完那支神歌就倒在了雨中。在人的颂赞时代,迟子建把瑰丽的颂歌献给了神灵,她选取有神话色彩的人事、最能象征非常现代的命运符号,以打通过去与现在的时空联系、精神关系。当沉重和苦痛建立在个人生命体验上的时候,化解的曙光就在迟子建的小说中升起,所以她的小说总能回归温情。《额尔古纳河右岸》营造的是一个泛神的世界,茅盾文学奖曾如此评价此书:“这部家族式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与鄂温克族人的坦诚对话,在对话中表达了她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等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彰扬,是对温情生活的辛酸表达。”迟子建用“清晨”“正午”“黄昏”和“尾声”四个乐章,奏响了一首“命运交响曲”,通过对鄂温克人性格之美的挖掘,使朴素、耿直、智慧的人性之光在作品中通体透亮、单纯清新、悠扬舒缓,充满悠远的憧憬、缅怀与慰藉。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一次自我想象的远征,与《百年孤独》一样演绎着时代的变化和世界的发展,都充满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然而,无论作者以一种怎样哀婉的笔调,总有一种温情的力量,让我们感受到忧伤而不绝望。
  5.关于作者
  迟子建,女,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全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中国的北极村——漠河,童年在黑龙江畔度过。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
  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五百万字,出版单行本四十余部。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迟子建卷》《踏着月光的行板》,以及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我的世界下雪了》《迟子建随笔自选集》等。出版有《迟子建文集》四卷和《迟子建作品精华》三卷。
  曾获鲁迅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作品有英、法、日、意大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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