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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环境污染重、环境质量差、生态受损大、环境风险高，生态环境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相比有较大差距，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
“应该看到，我国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环境污染重、环境质量差、生态受损大、环境风险高，生态环境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相比有较大差距，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2016年12月，環保部副部长赵英民在《“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发布会上如是说。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是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紧迫性和长期性没有改变，当前我国当前生态环境保护面临五方面挑战：
我国还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会持续地存在。中国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现代化进程，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还在进行之中来解决环境的问题，所以这里面既有经济规律的约束，也有自然规律的客观限制，所以这就是环境治理的难度。
“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但是工业发展依然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发展模式，工业仍然是消耗能源资源和产生排放的主要领域。”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高云虎说，“工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我们要主动适应新常态，把工业绿色发展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着力点，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新常态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减缓，一方面环境压力在减少，但是另一方面要看增量，增量还在持续大幅度上升。所以实际现在是在比绝对增量上升得快，还是效率提升得快？效率提升得快环境问题才好解决，如果增量高于效率，提升对环境带来的仍然是巨大的一个压力。夏光：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永远是环保工作中遇到的一个核心问题，处理好这个关系是最难也是最关键的。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发展对环境带来的压力逐渐接近生态环境承受的边界，很多方面甚至已经突破了边界。此时经济发展受到生态环境承载边界的约束，再按照过去那种模式发展不动了。当然又不能放弃发展，那就只有绿色发展。
进一步推进污染治理和环境改善任务复杂。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坦言：“PM2.5的治理，需要更多投入的氨氮的问题、氮、磷的治理问题，这些问题越来越难了。过去同样一个投入解决的问题，现在恐怕需要翻倍的投入才能解决。跟国际相比，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处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我们面临问题要早一些。”以美国为例，陈吉宁谈到，美国提出PM2.5控制时的1996年，人均GDP2.8万美金，那个时候它的煤炭、工业能耗占比仅为20%和7%左右。我们是2011年提出治理PM2.5，那个时候我们的人均GDP只有5400美金，5400美金跟2.8万美金去对比。我们能源消耗中，煤炭消耗占将近70%，工业能耗占70%，两个70%，他只有20%和7%。
“可以看到由于发展阶段不同，能源和经济发展阶段差异巨大，给我们治理的复杂性和难度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挑战。”但他同时说道：“让所有的污染源排放暴露在阳光下，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污染排放监督者，动员全社会力量一起来形成共治雾霾的局面。”
区域风险在显现，统筹协调要求高、范围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总体上看环境质量出现了好转的态势，但、中西部很大程度上还在复制东部过去的发展模式，还处于重工业急剧发展的阶段。我们从环评项目的审批情况看，环保部审批的重化工项目中中西部投资占全国80%。如果处理不好，中西部很有可能重复东部一些地区污染严重、生态受损的这种状况。另外一方面监管能力弱，一旦出现问题将会是灾难性的。
同时，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国际压力也日益加大。
高云虎透露：“我们正在组织编制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方案，要组织实施传统制造业专项技术改造，开展绿色低碳产业化示范，实施重点区域、流域行业清洁水平行动计划，扎实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源防治专项计划。制定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企业标准体系，开展绿色评价。到2025年，制造业绿色发展和主要产品单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基本建立起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绿色制造体系。”
实现绿色发展必须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生产方式绿色化，既要加快传统制造业绿色化改造，也要积极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起点、绿色发展。同时要努力提高绿色产品质量，扩大绿色产品供给，提升绿色产品在大众消费领域的竞争力。统筹考虑企业节能、节水、节电及减排治污成本，大力推动及时先进、节能环保效果突出，应用前景广阔的绿色工艺和装备，加快实现绿色生产，引导绿色消费。
“应该看到，我国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环境污染重、环境质量差、生态受损大、环境风险高，生态环境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相比有较大差距，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2016年12月，環保部副部长赵英民在《“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发布会上如是说。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是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紧迫性和长期性没有改变，当前我国当前生态环境保护面临五方面挑战：
我国还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会持续地存在。中国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现代化进程，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还在进行之中来解决环境的问题，所以这里面既有经济规律的约束，也有自然规律的客观限制，所以这就是环境治理的难度。
“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但是工业发展依然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发展模式，工业仍然是消耗能源资源和产生排放的主要领域。”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高云虎说，“工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我们要主动适应新常态，把工业绿色发展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着力点，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新常态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减缓，一方面环境压力在减少，但是另一方面要看增量，增量还在持续大幅度上升。所以实际现在是在比绝对增量上升得快，还是效率提升得快？效率提升得快环境问题才好解决，如果增量高于效率，提升对环境带来的仍然是巨大的一个压力。夏光：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永远是环保工作中遇到的一个核心问题，处理好这个关系是最难也是最关键的。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发展对环境带来的压力逐渐接近生态环境承受的边界，很多方面甚至已经突破了边界。此时经济发展受到生态环境承载边界的约束，再按照过去那种模式发展不动了。当然又不能放弃发展，那就只有绿色发展。
进一步推进污染治理和环境改善任务复杂。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坦言：“PM2.5的治理，需要更多投入的氨氮的问题、氮、磷的治理问题，这些问题越来越难了。过去同样一个投入解决的问题，现在恐怕需要翻倍的投入才能解决。跟国际相比，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处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我们面临问题要早一些。”以美国为例，陈吉宁谈到，美国提出PM2.5控制时的1996年，人均GDP2.8万美金，那个时候它的煤炭、工业能耗占比仅为20%和7%左右。我们是2011年提出治理PM2.5，那个时候我们的人均GDP只有5400美金，5400美金跟2.8万美金去对比。我们能源消耗中，煤炭消耗占将近70%，工业能耗占70%，两个70%，他只有20%和7%。
“可以看到由于发展阶段不同，能源和经济发展阶段差异巨大，给我们治理的复杂性和难度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挑战。”但他同时说道：“让所有的污染源排放暴露在阳光下，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污染排放监督者，动员全社会力量一起来形成共治雾霾的局面。”
区域风险在显现，统筹协调要求高、范围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总体上看环境质量出现了好转的态势，但、中西部很大程度上还在复制东部过去的发展模式，还处于重工业急剧发展的阶段。我们从环评项目的审批情况看，环保部审批的重化工项目中中西部投资占全国80%。如果处理不好，中西部很有可能重复东部一些地区污染严重、生态受损的这种状况。另外一方面监管能力弱，一旦出现问题将会是灾难性的。
同时，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国际压力也日益加大。
高云虎透露：“我们正在组织编制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方案，要组织实施传统制造业专项技术改造，开展绿色低碳产业化示范，实施重点区域、流域行业清洁水平行动计划，扎实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源防治专项计划。制定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企业标准体系，开展绿色评价。到2025年，制造业绿色发展和主要产品单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基本建立起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绿色制造体系。”
实现绿色发展必须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生产方式绿色化，既要加快传统制造业绿色化改造，也要积极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起点、绿色发展。同时要努力提高绿色产品质量，扩大绿色产品供给，提升绿色产品在大众消费领域的竞争力。统筹考虑企业节能、节水、节电及减排治污成本，大力推动及时先进、节能环保效果突出，应用前景广阔的绿色工艺和装备，加快实现绿色生产，引导绿色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