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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农村土地政策从最初定型到后来改革，几乎每一步都像极了现代。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您在现代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而且对唐朝又足够熟悉的话，很可能就会产生梦回唐朝的错觉。
唐代的土地承包责任制
如果您留心历史的话，会发现唐朝实行的农村土地政策跟咱们今天非常相似。
在唐朝，农村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在今天，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严格讲，农村也有少量的国有土地，城市也有少量的集体土地，但就宏观而言，说农村土地归集体，城市土地归国家，基本没错）。不管是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总之都是公有，个人在法律上都不享有所有权。
国家向农民授田；在今天，集体也向农民发包。授田也好，发包也罢，都是把土地的使用权让渡给农民。唐朝授田按户口，一个家庭的人数越多，分到的田地也就越多；今天发包也按户口，一个家庭的人数越多，能够承包的责任田也就越多。
同时授田是有年限的，一个男性农民从成丁18岁那年从国家那里分到土地，到60岁那年必须再把土地还给国家，只享有42年的使用权；在今天，发包也是有年限的，最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不超过30年，草地的承包期不超过50年，林地的承包期不超过70年，承包期限满了之后，集体有权收回土地，重新发包。
在唐朝，农民耕种的田地分为两类，一类可以继承，叫永业田，另一类不能继承，叫口分田；在今天，农民耕种的田地也分两类，一类发包之后就不能再收回，叫自留地；另一类发包之后还可以再收回，叫责任田。农民使用宅基地受限制，每3口人最多占一亩，不能超标；今天农民使用宅基地也受限制，一户农民只能占用一块宅基，而且那块宅基的面积还不能超过地方政府规定的标准，譬如在河南城郊，每户宅基不能超过134平方米。
唐朝农民的宅基地允许买卖，但是无论怎样买卖，都不能超过每3口人占一亩的标准；今天农民的宅基地也允许出售，但是原则上只许卖给同一集体的村民，而且卖了之后就不能继续申请宅基地。
耕地也可以出租，但是不准买卖和抵押；今天的耕地也可以出租，同样不准买卖和抵押。
在唐朝前期，曾经出现大量的土地违法案件，譬如非法买卖耕地，非法占用宅基，以及把分到的农田抵押给钱庄和当铺等，朝廷屡禁而不止，甚至愈禁愈烈；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今天，广大农村的土地违法案件也是数不胜数，譬如农民从基本农田里取土，村集体通过无限期租用的形式变相卖地，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截留和贪污本来应该属于农民的征用款，以及城市郊区不断涌现的小产权房……中央虽然三令五申，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在唐朝后期，以捆绑为特征的农村土地政策终于松动了，朝廷不再授田，土地允许流转，无论出租还是抵押都成为合法，耕地和宅基在事实上成了农民的私产；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通过，农村土地虽然不可能私有化，但是农民手中的土地使用权必将在法理上进一步强化和扩大，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简言之，唐朝的农村土地政策从最初定型到后来改革，几乎每一步都像极了现代。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您在现代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而且对唐朝又足够熟悉的话，很可能就会产生梦回唐朝的错觉。我的话并不夸张。
我甚至认为，如果您不了解我们的农村土地政策为什么会改革，那么不妨先了解一下唐朝的农村土地政策为什么会改革，因为两者改革的背景也有相似之处。
对土地流转的把控
唐朝的农村土地政策为什么会改革呢？
首先，长期授田和还田，把田块分割得越来越零碎，不但单个田块的面积小了，而且每个田块还分散坐落在互不毗连的地方，使农民耕种起来费时费力。举个例子，小明家5口人，授田300亩（唐初地广人稀，理论上一名成年男子可以分得100亩耕地），后来小明不幸亡故，得向国家交回100亩；小强家3口人，授田200亩，后来小强也不幸亡故，也得向国家交回100亩；而此时小芳家刚好添了两名男丁，需要授田200亩。
假设村集体内只有小明、小强和小芳这3家农户，那么国家会从小明和小强家的农田里各划出100亩来分给小芳家。再假设小明家的农田在村东，小强家的农田在村西，那么很明显，以后小芳家种地必须村东村西两头奔忙。这只是个简化了的例子，现实当然更复杂，《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朝授田，有“乡有余以给比乡，县有余以给比县，州有余以给近州”的说法，这就好比一个住在北京延庆的农民，分到的田地很可能会在密云，下一回地就得跑百八十里，比今天住在通州的小白领每天去市中心上班都累。
其次，人口越来越多，城乡对流越来越频繁，朝廷根本没有精力和能力做到“添丁必授田，减丁必还田”。
农村土地流转的势头越来越猛，朝廷已经压制不住，只有改革法令，主动认可。笔者读过《册府元龟》第四百八十七卷《邦计部》“赋税”篇所载唐朝诸帝禁止农村土地流转的诏令，发现从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七年颁布均田令开始，到唐玄宗李隆基于天宝十一年下令禁止农地买卖和抵押结束，近130年内共有个皇帝（含大周皇帝武则天）发布九道诏书，都是禁止农村土地流转的。如果朝廷控制得住，我相信一道诏书就足够，也用不着连发九道了。
唐朝政府不让农民出售和抵押土地，据说是出于两条顾虑：第一，怕农民没了土地也就没了生活保障，而农民一旦失去生活保障是很容易发生动乱的；第二，怕土地自由流转会导致兼并，使大量土地集中到少数地主的手中。用唐玄宗的话说，就是“爰及口分永业，违法卖买，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所以土地流转要不得，出租还行，出售和抵押绝对不可以。
我也承认，土地自由流转之后，也许会出现兼并。但是请不要忘记，地方政府对农村土地的低价征用也是一种兼并，那种兼并更可怕，它是权力行为而非经济行为。
唐代的土地承包责任制
如果您留心历史的话，会发现唐朝实行的农村土地政策跟咱们今天非常相似。
在唐朝，农村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在今天，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严格讲，农村也有少量的国有土地，城市也有少量的集体土地，但就宏观而言，说农村土地归集体，城市土地归国家，基本没错）。不管是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总之都是公有，个人在法律上都不享有所有权。
国家向农民授田；在今天，集体也向农民发包。授田也好，发包也罢，都是把土地的使用权让渡给农民。唐朝授田按户口，一个家庭的人数越多，分到的田地也就越多；今天发包也按户口，一个家庭的人数越多，能够承包的责任田也就越多。
同时授田是有年限的，一个男性农民从成丁18岁那年从国家那里分到土地，到60岁那年必须再把土地还给国家，只享有42年的使用权；在今天，发包也是有年限的，最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不超过30年，草地的承包期不超过50年，林地的承包期不超过70年，承包期限满了之后，集体有权收回土地，重新发包。
在唐朝，农民耕种的田地分为两类，一类可以继承，叫永业田，另一类不能继承，叫口分田；在今天，农民耕种的田地也分两类，一类发包之后就不能再收回，叫自留地；另一类发包之后还可以再收回，叫责任田。农民使用宅基地受限制，每3口人最多占一亩，不能超标；今天农民使用宅基地也受限制，一户农民只能占用一块宅基，而且那块宅基的面积还不能超过地方政府规定的标准，譬如在河南城郊，每户宅基不能超过134平方米。
唐朝农民的宅基地允许买卖，但是无论怎样买卖，都不能超过每3口人占一亩的标准；今天农民的宅基地也允许出售，但是原则上只许卖给同一集体的村民，而且卖了之后就不能继续申请宅基地。
耕地也可以出租，但是不准买卖和抵押；今天的耕地也可以出租，同样不准买卖和抵押。
在唐朝前期，曾经出现大量的土地违法案件，譬如非法买卖耕地，非法占用宅基，以及把分到的农田抵押给钱庄和当铺等，朝廷屡禁而不止，甚至愈禁愈烈；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今天，广大农村的土地违法案件也是数不胜数，譬如农民从基本农田里取土，村集体通过无限期租用的形式变相卖地，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截留和贪污本来应该属于农民的征用款，以及城市郊区不断涌现的小产权房……中央虽然三令五申，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在唐朝后期，以捆绑为特征的农村土地政策终于松动了，朝廷不再授田，土地允许流转，无论出租还是抵押都成为合法，耕地和宅基在事实上成了农民的私产；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通过，农村土地虽然不可能私有化，但是农民手中的土地使用权必将在法理上进一步强化和扩大，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简言之，唐朝的农村土地政策从最初定型到后来改革，几乎每一步都像极了现代。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您在现代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而且对唐朝又足够熟悉的话，很可能就会产生梦回唐朝的错觉。我的话并不夸张。
我甚至认为，如果您不了解我们的农村土地政策为什么会改革，那么不妨先了解一下唐朝的农村土地政策为什么会改革，因为两者改革的背景也有相似之处。
对土地流转的把控
唐朝的农村土地政策为什么会改革呢？
首先，长期授田和还田，把田块分割得越来越零碎，不但单个田块的面积小了，而且每个田块还分散坐落在互不毗连的地方，使农民耕种起来费时费力。举个例子，小明家5口人，授田300亩（唐初地广人稀，理论上一名成年男子可以分得100亩耕地），后来小明不幸亡故，得向国家交回100亩；小强家3口人，授田200亩，后来小强也不幸亡故，也得向国家交回100亩；而此时小芳家刚好添了两名男丁，需要授田200亩。
假设村集体内只有小明、小强和小芳这3家农户，那么国家会从小明和小强家的农田里各划出100亩来分给小芳家。再假设小明家的农田在村东，小强家的农田在村西，那么很明显，以后小芳家种地必须村东村西两头奔忙。这只是个简化了的例子，现实当然更复杂，《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朝授田，有“乡有余以给比乡，县有余以给比县，州有余以给近州”的说法，这就好比一个住在北京延庆的农民，分到的田地很可能会在密云，下一回地就得跑百八十里，比今天住在通州的小白领每天去市中心上班都累。
其次，人口越来越多，城乡对流越来越频繁，朝廷根本没有精力和能力做到“添丁必授田，减丁必还田”。
农村土地流转的势头越来越猛，朝廷已经压制不住，只有改革法令，主动认可。笔者读过《册府元龟》第四百八十七卷《邦计部》“赋税”篇所载唐朝诸帝禁止农村土地流转的诏令，发现从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七年颁布均田令开始，到唐玄宗李隆基于天宝十一年下令禁止农地买卖和抵押结束，近130年内共有个皇帝（含大周皇帝武则天）发布九道诏书，都是禁止农村土地流转的。如果朝廷控制得住，我相信一道诏书就足够，也用不着连发九道了。
唐朝政府不让农民出售和抵押土地，据说是出于两条顾虑：第一，怕农民没了土地也就没了生活保障，而农民一旦失去生活保障是很容易发生动乱的；第二，怕土地自由流转会导致兼并，使大量土地集中到少数地主的手中。用唐玄宗的话说，就是“爰及口分永业，违法卖买，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所以土地流转要不得，出租还行，出售和抵押绝对不可以。
我也承认，土地自由流转之后，也许会出现兼并。但是请不要忘记，地方政府对农村土地的低价征用也是一种兼并，那种兼并更可怕，它是权力行为而非经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