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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场上，一次次听到那些庄严的词语，宏大的叙事，我想到的却是，一个小学教师，除了要学会做小事外，还得学会说小话――你与其要孩子爱国，不如首先让他爱家；你与其要孩子爱党，不如首先让他爱妈；你与其要孩子爱抽象的主义，不如首先让他爱具体的山水；你与其要孩子爱庞大的世界，不如首先让他爱身边的一朵小花。
在纸上记录这几句话时，并没有“首先”，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现在我加上了这两个字――小小的孩子，小小的眼睛，小小的心灵。非得要用庄严的、宏大的、生硬的、机械的、冰冷的概念，去欺骗他、吓唬他、诱导他、蛊惑他――当我想到，这样的教师之多，这样的课堂之多，就觉得，我们的教育，太无聊无趣，也太阴险可怕。
◎偶然回头，看二三十年前的同学，和他们的现状，我如此总结：当年的差生大多发家致富，当年的中生大多当了干部，当年的优生大多研究学术。这样的现象，我相信绝对是普遍的。如此，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现在的学生？应该怎样对待我们正教着的学生？
我特别感动于某个校长——每当学校新进教师，他都会语重心长地叮嘱：考100分的学生，你要对他好，他可能成为科学家；考80分的学生，你要对他好，他可能和你成为同事；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你要对他好，他可能会捐钱给学校；考试作弊的学生，你也要对他好，他将来可能会当官；中途退学的学生，你也要对他好，他可能会成为比尔·盖茨或乔布斯。
可惜，我不知道这位校长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谁。或者，它只是我的一个幻想，或梦境？
◎领导在会上说道，今年的目标和任务恐怕很难完成——当教育简化到具体的升学层次和数目时，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意见——但是他说，我们仍然要“盯死盯牢质量”。两个盯字，那死和牢字（是否就是死牢？），让我想到，对于明知道不可完成的任务，如果仍要努力去完成，是否会因此而不择手段？有良知的教育人，对于昏庸、糊涂甚至混帐的长官意志，该取什么样的态度？教育人，是永远的教育人，而长官，只是临时的长官，其意志，更只是临时的意志。我敢以契诃夫的名义作证：再没有比官场更盛产“变色龙”的了。
过去的官吏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现在的官员是：为官一任，政绩一时——莫非，差别在“吏”和“员”上面？或者在“过去”和“现实”的不同？
这是偶然间的感叹。现在想起这事，我想说的是，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不管轻重缓急，所有官员都不断面临和被强化着“届”的意识，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和“工程风”就无可避免，无论是工业农业，还是文化教育。可以作为参考的是，世界知名的百年企业，大多是家族型的，虽然发展缓慢，甚至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们大多从容，能够走得更远。
如果，无论什么样的目标、任务，都要拼死拼活地去挣，去做，只会撑大长官们的胃口，也只会让教育人更疲于奔命——这对任何一个真正理解教育、热爱教育的人来说，都是残酷的。
◎有时想，教育，其实用不着那么多创造和创新。教育的元素，更多是恒定的，教育的发展和变迁，注定是缓慢的。一天天播种，一季季耕耘，不出意外，种子就会发芽，生命就会成长。只要有良好的气候，收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总觉得，那些今天一个主张，明天一个想法，不断推陈出新的人，无论他表现或表演得怎样理解和热爱教育，我都觉得面目可疑，甚至心术不正。热衷于名词或概念的游戏，要么是功利心太强，要么是牟利意识太盛。
或许，这是社会转型期必然的“原罪”，是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必要的丧失”。关于现代性，德国哲学家阿诺德·盖伦如是说：“现代性的特征，就是不断的创新性、合理性和思考性，以及一种与之相应的对一切社会秩序的不可靠感和变化形态。”不断地创新，就是不断地否定，不断地抛弃。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那只掰苞谷的猴子，不断扔掉手里拥有的，始终忙忙碌碌，却始终只有手里的那根棒子。
教育是文化的传承，教育变革的最终也必然是形成文化。文化需要积累，需要沉淀。更多的时候，教育需要安静，需要常态，需要一种不被影响和打搅的从容与优雅。就像那些生长的植物，其实只要有良好的生态，不被人为破坏的生态，就足够了。
◎越来越觉得，所谓的教师专业发展，其实是个技术意味过重的词语。一个人的发展，应当是全面的，整体的，持续的。就像一棵树的生长，它可能缓慢，但是绝不会有一刻停止生长，也绝不会出现所谓的根的生长，干的生长，枝叶的生长——这一切，都是自然进行的、同时进行的，即使我们在生物学里，作出人为的划分和区别，但树肯定不会接受我们的知识。
所以我现在更愿意说，教师的发展，如果非要划分和区别，那也只可能是生命和专业两个方面的“共同发展”——生命成长的过程，其实就意味着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对人事的体察和颖悟。而在这过程中，自然也就伴随着策略的调整，方法的改进，意识的提升，诸如此类，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专业发展。
没有一个人是先发育身体，再发育意识的，就像没有一个人是先长大成人，再开始求知学习。在学习中成长，在成长中学习，这是同步的。
“同步”就意味着全面和整体，意味着和谐与统一。
而现在，我们过分强调“专业发展”，过度弱化“生命发展”，极容易误导和局限于知识与技能，极容易让教师以为，所谓的成长，就是上课，备课，就是多媒体和PPT——教育，怎么可能如此简单，机械？
◎其实，我们做事情，很多时候没必要那么功利。过于功利，眼睛里便只有那些功利的东西。为功利而功利，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反过来，功利心淡些，离功利的目标远些，眼睛就会看得更多一些，世界也会更广一些。或许，不为功利，反倒会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收获，那样的东西，可能才是更重要的东西。
或许我们没有必要天天说成绩，天天抓质量，或许我们先做一些“外围”的工作，效果会更好。比如说，先解决兴趣和方法的问题，再营造风气和氛围，最后再考虑效率和节奏。再比如说，尽可能让学生爱读书，多读书，会读书——我一直觉得，一个孩子，只要喜欢读书，学习和成绩，就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反过来，牛不饮水强摁头，被摁的牛必定反抗，摁牛的人也尽然难堪。
教师也是如此。我始终相信，状态比方法重要，观念比行动重要，氛围比制度重要。所以，作校长的，与其天天说质量，时时提成绩，不如首先解决观念的问题，状态的问题，氛围的问题——只要教师喜欢教书，愿意认真教书，能够从教书中感觉到快乐和愉悦，他自然会知道该怎么教书，知道该怎么努力把书教好。
也许，这与所谓的“高效”相悖，但对教育而言，所谓的高效，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教育是慢的艺术，教师的发展，孩子的成长，都是缓慢的，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等待，多些从容，多些优雅。那种急猴猴的“抓”，那所谓的“一抓就灵”，如果不靠“兴奋剂”，怕是难以保证效果的。即使真有些效果，可能也像“伟哥”一样，不过是盲目的自大，是虚幻的强硬，而且，难有持久的发展。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古人的这话，我愿意相信，这里面也暗含着教育的意味。责任编辑 赵霭雯
在纸上记录这几句话时，并没有“首先”，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现在我加上了这两个字――小小的孩子，小小的眼睛，小小的心灵。非得要用庄严的、宏大的、生硬的、机械的、冰冷的概念，去欺骗他、吓唬他、诱导他、蛊惑他――当我想到，这样的教师之多，这样的课堂之多，就觉得，我们的教育，太无聊无趣，也太阴险可怕。
◎偶然回头，看二三十年前的同学，和他们的现状，我如此总结：当年的差生大多发家致富，当年的中生大多当了干部，当年的优生大多研究学术。这样的现象，我相信绝对是普遍的。如此，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现在的学生？应该怎样对待我们正教着的学生？
我特别感动于某个校长——每当学校新进教师，他都会语重心长地叮嘱：考100分的学生，你要对他好，他可能成为科学家；考80分的学生，你要对他好，他可能和你成为同事；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你要对他好，他可能会捐钱给学校；考试作弊的学生，你也要对他好，他将来可能会当官；中途退学的学生，你也要对他好，他可能会成为比尔·盖茨或乔布斯。
可惜，我不知道这位校长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谁。或者，它只是我的一个幻想，或梦境？
◎领导在会上说道，今年的目标和任务恐怕很难完成——当教育简化到具体的升学层次和数目时，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意见——但是他说，我们仍然要“盯死盯牢质量”。两个盯字，那死和牢字（是否就是死牢？），让我想到，对于明知道不可完成的任务，如果仍要努力去完成，是否会因此而不择手段？有良知的教育人，对于昏庸、糊涂甚至混帐的长官意志，该取什么样的态度？教育人，是永远的教育人，而长官，只是临时的长官，其意志，更只是临时的意志。我敢以契诃夫的名义作证：再没有比官场更盛产“变色龙”的了。
过去的官吏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现在的官员是：为官一任，政绩一时——莫非，差别在“吏”和“员”上面？或者在“过去”和“现实”的不同？
这是偶然间的感叹。现在想起这事，我想说的是，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不管轻重缓急，所有官员都不断面临和被强化着“届”的意识，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和“工程风”就无可避免，无论是工业农业，还是文化教育。可以作为参考的是，世界知名的百年企业，大多是家族型的，虽然发展缓慢，甚至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们大多从容，能够走得更远。
如果，无论什么样的目标、任务，都要拼死拼活地去挣，去做，只会撑大长官们的胃口，也只会让教育人更疲于奔命——这对任何一个真正理解教育、热爱教育的人来说，都是残酷的。
◎有时想，教育，其实用不着那么多创造和创新。教育的元素，更多是恒定的，教育的发展和变迁，注定是缓慢的。一天天播种，一季季耕耘，不出意外，种子就会发芽，生命就会成长。只要有良好的气候，收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总觉得，那些今天一个主张，明天一个想法，不断推陈出新的人，无论他表现或表演得怎样理解和热爱教育，我都觉得面目可疑，甚至心术不正。热衷于名词或概念的游戏，要么是功利心太强，要么是牟利意识太盛。
或许，这是社会转型期必然的“原罪”，是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必要的丧失”。关于现代性，德国哲学家阿诺德·盖伦如是说：“现代性的特征，就是不断的创新性、合理性和思考性，以及一种与之相应的对一切社会秩序的不可靠感和变化形态。”不断地创新，就是不断地否定，不断地抛弃。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那只掰苞谷的猴子，不断扔掉手里拥有的，始终忙忙碌碌，却始终只有手里的那根棒子。
教育是文化的传承，教育变革的最终也必然是形成文化。文化需要积累，需要沉淀。更多的时候，教育需要安静，需要常态，需要一种不被影响和打搅的从容与优雅。就像那些生长的植物，其实只要有良好的生态，不被人为破坏的生态，就足够了。
◎越来越觉得，所谓的教师专业发展，其实是个技术意味过重的词语。一个人的发展，应当是全面的，整体的，持续的。就像一棵树的生长，它可能缓慢，但是绝不会有一刻停止生长，也绝不会出现所谓的根的生长，干的生长，枝叶的生长——这一切，都是自然进行的、同时进行的，即使我们在生物学里，作出人为的划分和区别，但树肯定不会接受我们的知识。
所以我现在更愿意说，教师的发展，如果非要划分和区别，那也只可能是生命和专业两个方面的“共同发展”——生命成长的过程，其实就意味着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对人事的体察和颖悟。而在这过程中，自然也就伴随着策略的调整，方法的改进，意识的提升，诸如此类，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专业发展。
没有一个人是先发育身体，再发育意识的，就像没有一个人是先长大成人，再开始求知学习。在学习中成长，在成长中学习，这是同步的。
“同步”就意味着全面和整体，意味着和谐与统一。
而现在，我们过分强调“专业发展”，过度弱化“生命发展”，极容易误导和局限于知识与技能，极容易让教师以为，所谓的成长，就是上课，备课，就是多媒体和PPT——教育，怎么可能如此简单，机械？
◎其实，我们做事情，很多时候没必要那么功利。过于功利，眼睛里便只有那些功利的东西。为功利而功利，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反过来，功利心淡些，离功利的目标远些，眼睛就会看得更多一些，世界也会更广一些。或许，不为功利，反倒会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收获，那样的东西，可能才是更重要的东西。
或许我们没有必要天天说成绩，天天抓质量，或许我们先做一些“外围”的工作，效果会更好。比如说，先解决兴趣和方法的问题，再营造风气和氛围，最后再考虑效率和节奏。再比如说，尽可能让学生爱读书，多读书，会读书——我一直觉得，一个孩子，只要喜欢读书，学习和成绩，就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反过来，牛不饮水强摁头，被摁的牛必定反抗，摁牛的人也尽然难堪。
教师也是如此。我始终相信，状态比方法重要，观念比行动重要，氛围比制度重要。所以，作校长的，与其天天说质量，时时提成绩，不如首先解决观念的问题，状态的问题，氛围的问题——只要教师喜欢教书，愿意认真教书，能够从教书中感觉到快乐和愉悦，他自然会知道该怎么教书，知道该怎么努力把书教好。
也许，这与所谓的“高效”相悖，但对教育而言，所谓的高效，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教育是慢的艺术，教师的发展，孩子的成长，都是缓慢的，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等待，多些从容，多些优雅。那种急猴猴的“抓”，那所谓的“一抓就灵”，如果不靠“兴奋剂”，怕是难以保证效果的。即使真有些效果，可能也像“伟哥”一样，不过是盲目的自大，是虚幻的强硬，而且，难有持久的发展。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古人的这话，我愿意相信，这里面也暗含着教育的意味。责任编辑 赵霭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