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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摘要：中国科学史家，英国人李约瑟博士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探讨，试图解决这个难题。然而，这么长时间过去了，难题似乎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却能带来人们对推动科技发展的因素的思考，这个问题也被称为一只“会下金蛋的鹅”。本文试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给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学；技术；解释力；符号化
一、问题的提出
英国科学家，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们完全一样，那么为什么像伽利略、脱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中国直到中世纪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种转变呢？”① 问题提出后，引起了无数的争论。各种试图回答的方法层出不穷。李约瑟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在《中国在科学技术史上的地位》一文中回答认为欧洲在近代、现代科学技术的大大超越中国史因为与中国相比欧洲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欧洲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欧洲封建社会的形式、欧洲重商主义和工业的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等。虽然他给出了回答。但他自己也觉得这个回答不能说明问题。其他的回答也很多。从社会、政治、思想、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进行过分析。甚至有观点认为李约瑟难题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根本不是事实，而是中国人最近的那种类似于阿Q那种“老子先前比你们阔多了”的心理。那么在分析和解决李约瑟难题之前首先要确定这一问题的存在性，即中国是否在从古代直到17世纪在科学技术方面世界领先。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从古文字，青铜文化农耕技术，到秦王朝建立，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就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和西方的希腊文明东西相望。从中国秦王朝的建立，封建社会的开始直到17世纪的明王朝，中国产生了像张衡、祖冲之、徐光启、郭守敬、沈括、李时珍等的科学家。还有大大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四大发明”。尤其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居于世界绝对领先的地位。这时期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约占54%。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古人的科技成果大加赞赏，称中国古代的科技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保持了让西方望尘莫及的高度。中国古代科技的领先绝非是阿Q式的“先前阔”，而是“确实阔”！ “遥遥领先”、“望尘莫及”两个词足以形容中国古代科技在世界上的地位。但到17世纪后，西方随着文艺复兴，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而中国依然在东方沉睡着，闭关锁国，做着“天朝大国”的迷梦。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发明仅占世界总发明的0.4%由上可见，李约瑟难题是真问题而绝非伪问题。
二、“科学”的辨析
在讨论中国科学技术的李约瑟难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何谓“科学”？，何谓“技术”？也就是说，在文明使用“科学”或“技术”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所指谓的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似乎并没有讨论的必要，根据马克思的看法，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的认识能力，技术是人们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而这一观点似乎也颇为大众所接受，讨论的焦点似乎不应当在这点。可事实上，考察各种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资料，会发现，各种观点中，虽然都用同一个“科学”这个名词，但事实上他们所指谓的却并不一样，这种名词概念定义上的不一样也是彼此观点分歧的一个原因。对于“技术”的定义，人们一般还都比较一致。一般认为：“技术是人类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运用科学知识，在改造、控制、协调自然的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劳动手段、工艺方法和技能体系的总称；是人工自然物及其创造过程的统一；是人类在历史过程中发展着的劳动技能、技巧、经验和知识；是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规律的方式和方法；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重要部分。技术负责“怎么做”？技术最关键的是它的效用性，只要它能解决实际问题就可以了。而科学则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解释力是衡量一个科学理论的重要指标。能解释问题，则认为这一理论是正确的；反之，则认为是不正确的。解释力强的理论被认为比解释力弱的理论有更强的真理性。那种认为科学是对真理的表述的观点是太过自负的表现。同时，西方近代科学是基于一定的理论结构的，是一种类似几何学体系的公理化结构，从前提，经推论，到结论。以实验为导向，追求理论的自洽。这是西方的科学。如果以西方科学作为科学的标准模板，以这种科学来对照中国古代，那么，中国古代可以说没有科学。但从科学是理论与现象的统一，科学是对现象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解释来看，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但这种科学和一般意义上的西方科学的科学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这里，我将用科学就是一种解释力的观点来认识科学，同时对中国和西方科学的特点的差别做一些分析，以此来回答李约瑟难题。
三、试答李约瑟难题
在明确了李约瑟难题的存在性和认为科学是一种解释力的前提下，再来考察中国科技从古到今，从繁荣、领先到凋零、落后的原因。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的发展、产生总和一定的社会环境相关的。科学技术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同时社会对科学技术也有一定的反作用力来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影响包括很多的因素，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教育的等等。不同的社会环境，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作用是很不一样的，既有可能促进科技的发展，也有可能阻碍科技的发展。同时，科学技术有其内在的结构，它的发展除了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外，还有其内部自身的原因，内外因的共同作用，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考察到这些因素后，可对李约瑟难题做如下逻辑结构的回答：从外因即中国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内因即中国科技内部结构的原因来找出问题之所在，看看为什么会导致这种问题的出现。可以认为，导致“李约瑟难题”的主要原因如下。 1.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
一定的地理位置，社会历史和文化，培育着一种相应的思维方式。一个地区民族的思维方式的成因也很复杂，但其结果却是很明了的。且具有很强的惯性。思维方式是人类理性认识的活动方式，是思维主题按照自身的需要与目的，运用思维工具去接受、反映、理解、加工客体对象或客体信息的思维活动的样式或模式，其本质是思维主体、思维客体、思维工具三者关系的稳定的、定型化的思维结构，中国古代的思维，从商周，春秋时已经基本形成，并在后世不断强化，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中国思维模式。
对思维对象的把握，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表现为一种整体性的倾向，将宇宙万物理解为一个整天整体的、发展的、和谐的有机整体，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整体功能。在哲学中表现为“观象取物”的思维模式。以象征，类比来把握认识对象。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一”来把握而不去进行分析的研究与认识。在构建思维方式的过程中，中国古代表现为直觉性、经学性的倾向。直觉性指思维过程中依靠个人的直觉与体悟。对事物的本质、规律做出认识。无逻辑过程，也无思维的连续性，完全依靠思维主体的感觉。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如庄子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主“坐忘”。禅宗的“直指本身”等。对事物的直觉性思维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极其重视个体的直觉，个体通过经验、玄思，体悟得来的观念被认为是不可怀疑的，不需要通过外界客观的标准来评价的。但个体的经验、体悟往往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主观性。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知识结构不同，所经验到的、体悟到的就很不一样。由于排斥客观的评价标准，那么，每个人的观念都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也都可被认为是错误的。这与科学追求真理的确定性大相径庭，于科学的进步是极为不力的。
经学性的倾向更是对近代科学精神的极大反叛。经学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崇拜圣人和崇拜经典。把传统视为绝对的权威，有强烈的崇古和复古的倾向，“圣人者，百世之师也”，对经典的崇拜将圣人和经典升华、抽象、神化，并固定下来成为一种规范原则，不容遣返，使得一部《论语》经两千年被作为标准教材。后人对这些经典所做的，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维护。断不敢有置疑，否定的行为。即便有，也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被群起而攻之。而近代科学所需要的则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没有对经典的叛逆，就没有近代科学的进步。几乎近代科学的每一次重大的进步，从哥白尼、伽利略，到牛顿，到玻尔、爱因斯坦，都是沿着对既定经典的直接反叛的道路走过来的。
故中国传统思维中的直觉性和经学性的特点，使得近代科学想从中国发生成为不可能。
2. 中国古代重实用，轻理论的实用主义思想，排斥类似西方近代科学理论的形式。
中国传统的科学与技术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天文学、军事、医学相关的问题上。中国是一个有很强实用传统的国家。一切的活动都应当有其实用的价值才会被认为是必要的。农业相关的生产，如农耕、林业、渔牧业都是为了提供人们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资料。所以，与这些学科相关的就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如《齐民要术》等。天文学的研究也是为了需要制定历法以指导农业生产，制定政府的像战争，徭役等的计划。军事相关的如火药，兵法等也是出于防御外敌和侵略扩张。医学的发展也是这样。还有一些为了满足王公贵族的奢侈而发展起来的一些技艺，但这些技艺都被当作消耗来看待的，只是一种消费品，而不具有任何实用价值。再一个，中国古代有极其浓重的“重农轻商”的传统，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很少见的。在中国“民以食为天”的思想影响下，农业生产就社会各个阶层都认为是首当其冲的重要事情。而商业活动则被认为是不能创造财富的活动。而且，商人一直被认为是社会的蠹虫，不能为社会创造任何财富。而推动西方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就是工商业，市场的需求甚至成为了推动科技发展最重要的力量。
3.中国从古代一直到17世纪从来没有过一支职业的科学家队伍。
西方的学园，大学，直到近代的科学院等，都是一些专门的科学机构。在西方，也有许多虽不依靠任何机构，却自觉地成为职业科学家的人。但这在中国古代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果非要举一个，那就只有沈括一人。
研究科学技术，必须是一些有知识基础的人，最起码得需要一定的读写能力。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四书五经”。而且他们的地位一般都是比较低下的，即便他们有兴趣自发地从事科学研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也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如医学家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张衡曾任尚书郎，徐光启甚至官至礼部尚书。但这些任的出任官职，也都只是为封建权力机构效力而已。且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头脑中从来没有动摇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何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入仕”才是正道。读书、知识只是敲门砖而已。但当这些人官场失意之时，也会暂时有一种淡薄名利，欲出世的态度。
4.缺乏符号化的工具
近代科学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符号化体系。将各种复杂的定义以极其简明的符号来代替，以简单的符号运算来代替复杂的思维过程。这对科学研究的深入是很有必要的。如若不然，随着研究的深入，问题的复杂性会迅速超越人脑所能处理的程度。而中国古代就没有这种符号化系统。所有的理论，方法都以所谓的“雅文”表述，这使得对问题的理解和研究都极为困难。
综上所述，在讨论“李约瑟难题”的时候，政治的、文化的、思维模式等个个方面的原因都起着作用。影响科技发展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样的。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科技的发展。只有丛这样复杂性的的角度综合分析，才能对“李约瑟难题”给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回答。
参考文献：
[1]夏基松.沈斐凤 《历史主义科学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2]刘爱玲.张冀满 《从社会文化价值因素和社会结构看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3
[3]单淮 《破解“李约瑟难题”》 理论学刊 2002.5
[4]陈林 《试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角度解“李约瑟难题”》 重庆工学院学报 2005.4
[5]张风帆 <从科学的社会功能看李约瑟难题>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6
[6]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科学出版社 1999
摘要：中国科学史家，英国人李约瑟博士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探讨，试图解决这个难题。然而，这么长时间过去了，难题似乎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却能带来人们对推动科技发展的因素的思考，这个问题也被称为一只“会下金蛋的鹅”。本文试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给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学；技术；解释力；符号化
一、问题的提出
英国科学家，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们完全一样，那么为什么像伽利略、脱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中国直到中世纪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种转变呢？”① 问题提出后，引起了无数的争论。各种试图回答的方法层出不穷。李约瑟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在《中国在科学技术史上的地位》一文中回答认为欧洲在近代、现代科学技术的大大超越中国史因为与中国相比欧洲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欧洲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欧洲封建社会的形式、欧洲重商主义和工业的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等。虽然他给出了回答。但他自己也觉得这个回答不能说明问题。其他的回答也很多。从社会、政治、思想、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进行过分析。甚至有观点认为李约瑟难题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根本不是事实，而是中国人最近的那种类似于阿Q那种“老子先前比你们阔多了”的心理。那么在分析和解决李约瑟难题之前首先要确定这一问题的存在性，即中国是否在从古代直到17世纪在科学技术方面世界领先。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从古文字，青铜文化农耕技术，到秦王朝建立，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就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和西方的希腊文明东西相望。从中国秦王朝的建立，封建社会的开始直到17世纪的明王朝，中国产生了像张衡、祖冲之、徐光启、郭守敬、沈括、李时珍等的科学家。还有大大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四大发明”。尤其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居于世界绝对领先的地位。这时期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约占54%。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古人的科技成果大加赞赏，称中国古代的科技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保持了让西方望尘莫及的高度。中国古代科技的领先绝非是阿Q式的“先前阔”，而是“确实阔”！ “遥遥领先”、“望尘莫及”两个词足以形容中国古代科技在世界上的地位。但到17世纪后，西方随着文艺复兴，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而中国依然在东方沉睡着，闭关锁国，做着“天朝大国”的迷梦。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发明仅占世界总发明的0.4%由上可见，李约瑟难题是真问题而绝非伪问题。
二、“科学”的辨析
在讨论中国科学技术的李约瑟难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何谓“科学”？，何谓“技术”？也就是说，在文明使用“科学”或“技术”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所指谓的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似乎并没有讨论的必要，根据马克思的看法，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的认识能力，技术是人们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而这一观点似乎也颇为大众所接受，讨论的焦点似乎不应当在这点。可事实上，考察各种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资料，会发现，各种观点中，虽然都用同一个“科学”这个名词，但事实上他们所指谓的却并不一样，这种名词概念定义上的不一样也是彼此观点分歧的一个原因。对于“技术”的定义，人们一般还都比较一致。一般认为：“技术是人类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运用科学知识，在改造、控制、协调自然的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劳动手段、工艺方法和技能体系的总称；是人工自然物及其创造过程的统一；是人类在历史过程中发展着的劳动技能、技巧、经验和知识；是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规律的方式和方法；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重要部分。技术负责“怎么做”？技术最关键的是它的效用性，只要它能解决实际问题就可以了。而科学则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解释力是衡量一个科学理论的重要指标。能解释问题，则认为这一理论是正确的；反之，则认为是不正确的。解释力强的理论被认为比解释力弱的理论有更强的真理性。那种认为科学是对真理的表述的观点是太过自负的表现。同时，西方近代科学是基于一定的理论结构的，是一种类似几何学体系的公理化结构，从前提，经推论，到结论。以实验为导向，追求理论的自洽。这是西方的科学。如果以西方科学作为科学的标准模板，以这种科学来对照中国古代，那么，中国古代可以说没有科学。但从科学是理论与现象的统一，科学是对现象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解释来看，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但这种科学和一般意义上的西方科学的科学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这里，我将用科学就是一种解释力的观点来认识科学，同时对中国和西方科学的特点的差别做一些分析，以此来回答李约瑟难题。
三、试答李约瑟难题
在明确了李约瑟难题的存在性和认为科学是一种解释力的前提下，再来考察中国科技从古到今，从繁荣、领先到凋零、落后的原因。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的发展、产生总和一定的社会环境相关的。科学技术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同时社会对科学技术也有一定的反作用力来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影响包括很多的因素，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教育的等等。不同的社会环境，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作用是很不一样的，既有可能促进科技的发展，也有可能阻碍科技的发展。同时，科学技术有其内在的结构，它的发展除了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外，还有其内部自身的原因，内外因的共同作用，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考察到这些因素后，可对李约瑟难题做如下逻辑结构的回答：从外因即中国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内因即中国科技内部结构的原因来找出问题之所在，看看为什么会导致这种问题的出现。可以认为，导致“李约瑟难题”的主要原因如下。 1.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
一定的地理位置，社会历史和文化，培育着一种相应的思维方式。一个地区民族的思维方式的成因也很复杂，但其结果却是很明了的。且具有很强的惯性。思维方式是人类理性认识的活动方式，是思维主题按照自身的需要与目的，运用思维工具去接受、反映、理解、加工客体对象或客体信息的思维活动的样式或模式，其本质是思维主体、思维客体、思维工具三者关系的稳定的、定型化的思维结构，中国古代的思维，从商周，春秋时已经基本形成，并在后世不断强化，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中国思维模式。
对思维对象的把握，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表现为一种整体性的倾向，将宇宙万物理解为一个整天整体的、发展的、和谐的有机整体，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整体功能。在哲学中表现为“观象取物”的思维模式。以象征，类比来把握认识对象。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一”来把握而不去进行分析的研究与认识。在构建思维方式的过程中，中国古代表现为直觉性、经学性的倾向。直觉性指思维过程中依靠个人的直觉与体悟。对事物的本质、规律做出认识。无逻辑过程，也无思维的连续性，完全依靠思维主体的感觉。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如庄子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主“坐忘”。禅宗的“直指本身”等。对事物的直觉性思维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极其重视个体的直觉，个体通过经验、玄思，体悟得来的观念被认为是不可怀疑的，不需要通过外界客观的标准来评价的。但个体的经验、体悟往往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主观性。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知识结构不同，所经验到的、体悟到的就很不一样。由于排斥客观的评价标准，那么，每个人的观念都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也都可被认为是错误的。这与科学追求真理的确定性大相径庭，于科学的进步是极为不力的。
经学性的倾向更是对近代科学精神的极大反叛。经学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崇拜圣人和崇拜经典。把传统视为绝对的权威，有强烈的崇古和复古的倾向，“圣人者，百世之师也”，对经典的崇拜将圣人和经典升华、抽象、神化，并固定下来成为一种规范原则，不容遣返，使得一部《论语》经两千年被作为标准教材。后人对这些经典所做的，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维护。断不敢有置疑，否定的行为。即便有，也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被群起而攻之。而近代科学所需要的则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没有对经典的叛逆，就没有近代科学的进步。几乎近代科学的每一次重大的进步，从哥白尼、伽利略，到牛顿，到玻尔、爱因斯坦，都是沿着对既定经典的直接反叛的道路走过来的。
故中国传统思维中的直觉性和经学性的特点，使得近代科学想从中国发生成为不可能。
2. 中国古代重实用，轻理论的实用主义思想，排斥类似西方近代科学理论的形式。
中国传统的科学与技术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天文学、军事、医学相关的问题上。中国是一个有很强实用传统的国家。一切的活动都应当有其实用的价值才会被认为是必要的。农业相关的生产，如农耕、林业、渔牧业都是为了提供人们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资料。所以，与这些学科相关的就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如《齐民要术》等。天文学的研究也是为了需要制定历法以指导农业生产，制定政府的像战争，徭役等的计划。军事相关的如火药，兵法等也是出于防御外敌和侵略扩张。医学的发展也是这样。还有一些为了满足王公贵族的奢侈而发展起来的一些技艺，但这些技艺都被当作消耗来看待的，只是一种消费品，而不具有任何实用价值。再一个，中国古代有极其浓重的“重农轻商”的传统，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很少见的。在中国“民以食为天”的思想影响下，农业生产就社会各个阶层都认为是首当其冲的重要事情。而商业活动则被认为是不能创造财富的活动。而且，商人一直被认为是社会的蠹虫，不能为社会创造任何财富。而推动西方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就是工商业，市场的需求甚至成为了推动科技发展最重要的力量。
3.中国从古代一直到17世纪从来没有过一支职业的科学家队伍。
西方的学园，大学，直到近代的科学院等，都是一些专门的科学机构。在西方，也有许多虽不依靠任何机构，却自觉地成为职业科学家的人。但这在中国古代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果非要举一个，那就只有沈括一人。
研究科学技术，必须是一些有知识基础的人，最起码得需要一定的读写能力。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四书五经”。而且他们的地位一般都是比较低下的，即便他们有兴趣自发地从事科学研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也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如医学家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张衡曾任尚书郎，徐光启甚至官至礼部尚书。但这些任的出任官职，也都只是为封建权力机构效力而已。且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头脑中从来没有动摇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何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入仕”才是正道。读书、知识只是敲门砖而已。但当这些人官场失意之时，也会暂时有一种淡薄名利，欲出世的态度。
4.缺乏符号化的工具
近代科学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符号化体系。将各种复杂的定义以极其简明的符号来代替，以简单的符号运算来代替复杂的思维过程。这对科学研究的深入是很有必要的。如若不然，随着研究的深入，问题的复杂性会迅速超越人脑所能处理的程度。而中国古代就没有这种符号化系统。所有的理论，方法都以所谓的“雅文”表述，这使得对问题的理解和研究都极为困难。
综上所述，在讨论“李约瑟难题”的时候，政治的、文化的、思维模式等个个方面的原因都起着作用。影响科技发展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样的。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科技的发展。只有丛这样复杂性的的角度综合分析，才能对“李约瑟难题”给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回答。
参考文献：
[1]夏基松.沈斐凤 《历史主义科学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2]刘爱玲.张冀满 《从社会文化价值因素和社会结构看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3
[3]单淮 《破解“李约瑟难题”》 理论学刊 2002.5
[4]陈林 《试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角度解“李约瑟难题”》 重庆工学院学报 2005.4
[5]张风帆 <从科学的社会功能看李约瑟难题>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6
[6]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科学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