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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垃圾分类在发达国家是铁律
日本便是其中典范，这条“铁律”执行的成果甚至已经反映到方方面面，包括影视作品当中。2019年夏季档的悬疑推理日剧《轮到你了》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某天一幢居民楼内开社区讨论会，由于管理员的突然过世，居民们需要投票选出一位志愿者，专门监督各家的垃圾分类投放执行情况。经过投票，大家选出了带有明显偏执狂特征的单身女子木下，原因便是她平常喜欢独来独往，唯独对居民的垃圾投放问题非常执着，经常一个人在底楼垃圾桶前对每户放置的垃圾袋进行翻查。推选木下女士干这个，基本上无人有异议。
为什么日本人要给自己“找虐”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垃圾分类做得好不好，不仅仅与维护环境切身相关，更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体面与安全。
众所周知，日本的垃圾分类回收是从1980年开始实行的，在此之前，那里不可能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国家”。那种脏，脏到什么程度呢？在没有“重工业”入驻的战国时代，倒尿盆的方式就是一种——站在楼上打开窗，把尿水直接往下泼。这种陋习，一直到大正时代都没有什么改观。那时候已经有所谓的“饮料自动贩售机”了，也就是一个分格的木头箱面上，挨个儿装上龙头，每个龙头下方锁上一个杯子，你选择一个箱子投硬币，就会流出想喝的饮料，饮料是有分类的，但杯子没有，前一个人喝完走人，后来者还得拿同一个杯子继续喝，流行性疾病的传播根本刹不住车。
尽管在大正之前的明治三十三年，国家推出了“污物扫除法”，让每家每户都装上了“尘芥箱”，然而情况也未得到根本改善。不管干垃圾还是厨余垃圾，都往同一个桶里倒，每户人家门前散发的恶臭和由此蔓延的传染病便可想而知。试想一下，整个东京的住宅区，都是被肮脏的垃圾桶包围，那“重口味”谁受得了？
谁也想不到，拯救日本清洁度的，居然是“面子工程”——也就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要臭气熏天的东京来迎接各国运动员，显然太不像话了，日本政府这才于1961年开始竭力挽尊，通过普及带盖子的便携式塑料垃圾桶，将臭味脏物都“封印”起来。与此同时，垃圾回收车也开上了街面，让处理人员可以每天定点定时地处理垃圾。这才把东京清洁一新，挽回了国家尊严。
但是，根本的垃圾处理问题还是没有以科学的方式解决，就在经济飞速增长的十年间，日本的垃圾处理办法只有一种——烧掉。烧纸可以，塑料怎么办？其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噁英是致癌物，在规定居民自行焚烧垃圾的时候，他们的身心健康问题谁来解决呢？于是，1970年政府修改了法案，推出《有关废弃物处理和清扫的法律》，这便是垃圾分类的雏形。最初，对于分类的重要性，日本平民还没有特别意识，直到1995年的東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爆发。这场邪教制造的浩劫，以及之后产生的一连串恐怖事件，令所有公共场所的带盖垃圾桶都变得“面目可憎”起来。谁能保证这些随处可见的玩意儿，不会被恐怖分子相中，想着往里头装毒气弹或炸药包呢？“不安全感”意外地激发了全民环保意识，于是政府借机将24小时便利店门口等少数公共场所以外的垃圾桶全部撤掉，意味着已经明确要求“自己制造的垃圾自己处理”。
这就是日本城市街头鲜少能看到垃圾桶的原因，也是通过先前“垃圾分类”打下的意识基础，还国家一个“清白”。
同样是一国之都，我们再看看印度的孟买，时至今日都是垃圾成山，焚烧垃圾对空气的污染程度也是可想而知。全世界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尼日利亚的奥尼查，也是垃圾污染“赐予”的排名。
同样，德国也是曾经饱受垃圾折磨的地域，直到20世纪初，城市的垃圾都是直接往街上扔，政府不得不专设部门承担垃圾处理工作，但是收效甚微，重工业大城市科隆的河里连活鱼都几乎看不到了。毫无疑问，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越快，产生的垃圾就越多，最终这种后遗症会成为一块短板，令辛苦打造的文明大厦一夜倾倒。因此，德国政府经过努力，在1907年以柏林夏洛腾堡区作为试点，逐步完成了强制垃圾分类的措施，甚至为此配备了“环保警察”进行巡逻监督。这才让原本臭不可闻的垃圾填埋场，变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心中的圣地——新汉纳山。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兴盛与否，要看它的垃圾如何处理，这是脸面问题，更关系到政策的执行力和公民的素质。为什么有人会怕呢？因为倘若不遵守，是会受到惩罚的。日本市民处理垃圾违规的，严重者会被拘捕并处以3万-5万日元的罚金。
倘若这些国家都只重经济，无视垃圾，那么必将遭到垃圾的严惩，也就是自作自受。到时的情况会是怎样？美国导演韦斯·安德森于2018年送往柏林电影节作为开幕片放映的《犬之岛》便是答案，末日荒岛上，只有高不可攀的垃圾山、腐味浓浓的空气，以及一群被抛弃的落魄之犬。
那么问题来了，你是怕垃圾分类？还是怕做垃圾岛上的一条狗？是要尊严？还是舍弃脸面在脏兮兮的环境里保持低素质生活？这就好比发现身上长了脓疮，用衣服把它遮起来，任凭它慢慢增大，续而破坏你的外表，危及你的健康;还是自己树立起正确的“保健意识”，将它扼杀在摇篮里？答案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