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族形式：当近代建筑遇上中国元素

• 作 者: 汪晓茜
• 出 处: 莫愁·时代人物
• 发表日期: 2020年8期

近代建筑的内部装饰中充满了中国传统元素

内部装饰

　　地处南北之中的南京，近代城市建筑风格一般被以正统保守形容，似乎缺乏商业城市灵活时尚的形态，其实这样的描述并不准确。事实上，南京在引领近代建筑风格新潮方面并不亚于上海、天津等租界城市，其中，一种名为“新民族形式”、中西合璧的新建筑样式即以南京为大本营，继而流行于全国，成为中国建筑转型阶段颇具特色的见证。

传统建筑形式与现代建筑功能

　　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近代建筑发展进入一个蓬勃而又面临突破的阶段。一方面，现代功能、现代技术广泛介入建造活动，推动建筑在物质层面上革新;另一方面，受民族复兴思潮影响，建筑艺术的探讨正面临如何对待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或者说建筑师以何种恰当的方式来传达中华传统精神。事实上，建筑师如果简单套用古代宫殿形式将在功能、技术和经济上遇到极大困扰。
　　而上世纪30年代的国际建筑界，功能性、讲究新技术应用和几何造型的现代主义思潮已走向成熟并成为创作主流，身处世界环境的中国建筑界无法置身事外。于是，一部分民国建筑师开始试图探讨能够将民族复兴和现代性表达结合起来的新途径。他们看到了传统建筑形式与现代技术、现代功能结合的矛盾，并且也考虑到宫殿式或大屋顶建筑造价昂贵，于是大胆发展出另一种中西合璧的方式，一种“简朴实用式略带中国色彩”的方式，后来也被称作“新民族形式”：形制是西洋的，采用新建筑的平面组合和体形构图，多数用钢筋混凝土平屋顶或现代屋架的两坡屋顶，但局部适当点缀传统形式的细部和图案，如檐口、须弥座、墙面、花格门窗及门廊等常以传统构件或传统花纹图案装饰。室内装修用藻井、彩画、沥粉贴金等。这些装饰元素，不像大屋顶那样以触目的形态出现，而是作为一种民族特色的标志符号出现，是一种基于新技术之上的“中国式现代主义”。

探索中国式现代主义建筑

　　与作为国家象征的整体式仿古相比，“新民族形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建筑师面对现状的独立思考。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这种方式被更广泛地接受与采用，是民国阶段中国建筑师探求新建筑发展方向的可贵尝试。

手绘近代建筑

　　当时南京对“新民族形式”风格建筑的探索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它已突破了单纯对传统形式的模仿而进入创造领域。其中不少作品至今仍不失为中国建筑史上的优秀范例，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中央體育场、中央医院、紫金山天文台、大华戏院、国民政府外交部、国民大会堂和国立美术馆、中山陵音乐台、北极阁中央气象台等，它们手法娴熟，新意十足，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示范效应。

原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

　　华盖事务所赵深、童寯、陈植等设计的原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现江苏省人大）堪称经典。1932年华盖事务所提出的外交部大楼以“经济、实用又具有中国固有形式”的特点，击败基泰建筑工程司杨廷宝主持设计的中国宫殿式屋顶方案而夺标。尽管当时更加受青睐的是大屋顶设计，但在时任外交部长的大力劝说下终于妥协，主要的原因还是缺钱。华盖事务所的方案摒弃了传统中国建筑外观造型显著的大屋顶方式，而采用西式平顶，通过几何体量组合展现出简洁性和现代性，并适应了功能布局的需要。
　　立面采用西方古典建筑三段式构图，分基座、墙身和檐部三部分。基座勒脚用仿石的水泥砂浆粉刷;墙身用深褐色泰山面砖，严丝合缝，沉稳庄重;檐口下则以褐色琉璃砖砌出简化斗栱装饰，以呈现民族式样，是一种极为洗练的仿古手法。大厅和会议室则做红木垂花门罩、梁枋、天花绘清式彩画装饰等。原国民政府外交部作为新民族形式的典型作品之一，反映了建筑师们既讲“民族性”又追求“科学性”，既照顾到业主意图又要实践自己价值取向的建筑策略，在当时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和社会价值。
　　杨廷宝设计的原中央医院（现东部战区总医院）也是南京地区新民族形式创作中的重要作品。医院主楼的平面完全按现代医院功能的要求进行配置，分区明确、流线合理，立面则在西方现代建筑几何构图和平屋顶基础上增加了传统的细部与花纹，如梁枋、霸王拳、线角、滴水等，并在入口部位重点加以处理，这些抽象化的建筑符号都有助于对民族形式的理解。杨廷宝的另一件作品大华戏院则将民族性表达重点放在室内装饰上，外观简洁明快，更接近于国际领先的现代派，透露出西方新建筑运动对中国建筑创作的影响。
　　既忘不了中国传统文化，又要在现代世界中发展，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长期以来摆脱封建帝制后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念，“新民族形式”的建筑创作能以现代设计为主体，巧妙融入民族意象，既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又符号化了民族意识，不失为中国建筑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可贵探索。（作者系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理论与遗产研究所副教授，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暨重要近现代建筑保护与利用专家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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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王冬艳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