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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庄子·天下篇》的作者问题,学术界多有讨论,形成截然不同的观点:庄子自著说和非庄子自著说。本文从庄子与公孙龙生平、《天下篇》的思想倾向及其行文特色三方面展开论证,说明《天下篇》非庄子自著,而是其后学所作。
[关键词]《天下篇》;庄子自著说;非庄子自著说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4-0047-02
关于《庄子·天下篇》的作者问题,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派主张《天下篇》为庄子本人所作,如胡文英、王夫之、梁启超、罗根泽等;另一派则否认《天下篇》为庄子自作,认为是庄子后学所作,如胡适、冯友兰、张涅、王运生等。
一、《天下篇》为庄子自作
胡文英《庄子独见》中说《天下篇》:“笔力雄奋奇幻环由万端,有外杂篇之所不能及者,庄叟而外,安得覆有此惊天破石之才。”王夫之《庄子解》说:“或疑此篇非庄子之自作,然其浩博贯综,而微言深至,固非庄子莫能为也。”罗根泽《〈庄子〉外杂篇探源》也说:“荀子、司马迁之论述庄子,都不很深刻,惟有《天下篇》之论述庄子,却独得要领……这样的恰如其分,很疑心是庄子的自白。”罗根泽更在其《诸子考索》中对庄子自作的证据作了总结,提出三点:“一是古人著书,常于书之末篇阐述学术源流、内容概要,是为通例;二是《天下篇》内容宏阔,非庄子不能为;三是文词瑰玮,非庄子不能及。”然而,其第一点关于书之末篇阐述学术源流、内容概要的“古书通例”的论证,我们看看“子书”就会发现:《老子》、《论语》、《墨子》都没有,与庄子大约同时的《孟子》也没有,只是《庄子》有了《天下篇》,而后的著作中就都有了。《荀子》有《非十二子》、《韩非子》有《显学》、《淮南子》有《要略》、司马谈有《论六家要旨》、班固有《诸子略》,《庄子·天下篇》似乎是开风气之先的作品。“古书通例”对《庄子》就不大合适了。至于后面两点,依“内容宏阔,文词瑰玮”而断定《天下篇》“非庄子不能作”, 还有胡文英、王夫之以 “笔力雄奋,微言深至”认为“非庄子莫能为”, 这种论断是不成立的。就如崔大华所说:“证据当然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的;从逻辑上说,是充分的,但不是必要的。”也就是缺乏直接的证据,是一种反向思维,带有强烈的主观认定性,初看合乎逻辑,却经不起仔细推敲。庄子固然大才,但也不能说庄子之后就再无人写出如此大气的文章来。再说以《天下篇》对庄子恰如其分的评价来判断是“庄子自作”也不合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正所谓“人不自查,医不自治”,何以庄子独自省如此呢?这就带有一定的主观倾向了。所以,罗先生自己也只说是“疑心”。
二、《天下篇》非庄子自作
(一)从庄子和公孙龙的生平考察
关于庄子生卒年的问题,马叙伦先生在《庄子年表》、《庄子宋人考》中进行了翔实的考证,认为庄子的生卒年代为公元前369至公元前286年。这个结论比较公允,得到学界的认可。而公孙龙的生平,梁启超在《先秦学术年表》认为是公元前310至公元前250年左右,钱穆《公孙龙年表》中认为“龙之生年,当在燕哙齐宣时”,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也认为 “公孙龙大概生于公元前325年和前315年之间。公孙龙死时,当在公元前250年左右”。从其生平来看,庄子早于公孙龙多年,庄子不可能批评公孙龙的思想。这样看来,庄子自作《天下篇》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二)从《天下篇》作者的思想倾向考察
《天下篇》批评六家学派却没有批评儒家,而在《庄子·内篇》中,庄周经常拿儒家圣人作反面教材。在《大宗师》篇中,虚拟“对尸而歌”嘲笑孔丘及其弟子子贡为不知“礼”;又通过许由之口,批评前来向他学道的意而子:“而奚来为轵?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徒之涂乎?”庄子常把孔子摆在对立的一面,极尽挖苦之能事,但在《天下篇》中却对孔子只字不提,这显然与庄子思想不符,可见,《天下篇》非庄子自作。
不但如此,《天下篇》在评论墨家学派时不用道家思想而用儒家学派观点。众所周知,庄子的思想是齐死生,视死生为一,“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死不哀,丧不吊”。《列御寇》:“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他反对厚葬,提倡平等。而《天下篇》中说:“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批评墨子不法先王之丧礼而“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祖法先王、厚葬隆礼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天下篇》不用老庄思想批判墨翟却用儒家思想,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天下篇》的作者是不是庄子了。王运生先生在《〈庄子·天下篇〉的真伪及学术价值》中认为,以上两点是庄子自作《天下篇》的两大漏洞。
(三)从《天下篇》的行文特色考察
若《天下篇》为庄子自作,那么《天子篇》中对庄子学派的评论就成了自我评价,其他如《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淮南子·要略》、班固《诸子略》等评论学术的文章中,都没有自我评价的内容,而《庄子·天下篇》是惟一的例外。
细读《天下篇》就可以发现,《天下篇》中评论的语气是一种客观、介绍性的语气,以一个局外人的口吻写成,如“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釐闻其风而悦之”,“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说之”,“庄周闻其风而悦之”等,其中对每一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是直呼其名,没有偏颇,《天下篇》若为庄子自著,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也不会直呼自己的名字。
其次,在对庄周学术的评价中还有如“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其理不竭,其来不蜕”称他的著作、称他的文章、称他的道,都用“其书”、“其辞”、“其理”之类词语,这显然是一个局外人的口吻,即以第三人称的角度着笔,而不是第一人称。若为庄子自作,其自我评价则会是第一人称而不会是第三人称,可见《天下篇》非庄子所作。
《天下篇》在评论各家学说时相对客观,都是肯定和否定统一,长短并见,各有抑扬。如对墨翟学派是否定后有所肯定,先说:“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者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对其行为进行否定,而后用一转折联词“虽然”转而肯定墨子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对于庄子学派的评论也应是如此,先肯定,然后用“虽然”转折后有所否定。这里“虽然”一词非常明显,它表示述评内容的转变。林希逸《庄子口义》中指出:“前三段的三个‘虽然’,皆断说其学之是非……至此又着‘虽然’两字,谓其学非无用于世者。此是其文字转换处,笔力最高,不可不子细看也。”显然,这也是一条《天下篇》非庄子所作的有力证据。
综上所述,可以推断《庄子·天下篇》非庄子本人所作。
首先,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天下篇》的作者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文中不但用儒家的观点批评墨翟学派,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反映出明显的儒家思想。如《天下篇》开篇说:“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书》、《礼》、《乐》是儒家的经典,邹鲁之士,儒家圣贤孔孟就是邹鲁之士;搢绅先生,指为官者,但这是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入世态度。
其次,《天下篇》作者对道家多溢美之词,如称“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对道家的传承者庄周,也是一连串的赞美,说他们“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说其著作“弘大而辟,深阂而肆”等,可看出《天下篇》作者对道家学派也是情有独钟。再者,作者附《天下篇》于《庄子》之后,应该与庄周有一定的渊源。
鉴于作者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和对道家老聃、庄周学派的崇尚,《天下篇》的作者应该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老庄之后学。如冯友兰先生说:“《庄子·天下篇》是战国末年一个道家人所写的先秦哲学发展史。”张涅在其《〈庄子·天下〉学术史札记》中也认为:“《天下篇》作者对关尹、老聃表述含蓄,这似透露给我们其作者很可能是老子思想的追随者。”至于确切是何人,至少现在还无法说明。也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天下篇》的作者还是应该归于庄子名下,因为先秦典籍的命名,不管作者是其本人,还是其后学,都冠以始创者之名。若以此论,却也在更多、更直接证据被发现之前,可为《天下篇》的作者问题找到一个归宿。
[参考文献]
[1]罗根泽.诸子考索[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罗根泽.《庄子》外杂篇探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马叙伦.庄子年表[M].上海: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王夫之.庄子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崔大华.庄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7]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9]王运生.《庄子·天下篇》的真伪及学术价值[J].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9).
[10]张涅.《庄子·天下》学术史意义札记[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9).
[关键词]《天下篇》;庄子自著说;非庄子自著说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4-0047-02
关于《庄子·天下篇》的作者问题,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派主张《天下篇》为庄子本人所作,如胡文英、王夫之、梁启超、罗根泽等;另一派则否认《天下篇》为庄子自作,认为是庄子后学所作,如胡适、冯友兰、张涅、王运生等。
一、《天下篇》为庄子自作
胡文英《庄子独见》中说《天下篇》:“笔力雄奋奇幻环由万端,有外杂篇之所不能及者,庄叟而外,安得覆有此惊天破石之才。”王夫之《庄子解》说:“或疑此篇非庄子之自作,然其浩博贯综,而微言深至,固非庄子莫能为也。”罗根泽《〈庄子〉外杂篇探源》也说:“荀子、司马迁之论述庄子,都不很深刻,惟有《天下篇》之论述庄子,却独得要领……这样的恰如其分,很疑心是庄子的自白。”罗根泽更在其《诸子考索》中对庄子自作的证据作了总结,提出三点:“一是古人著书,常于书之末篇阐述学术源流、内容概要,是为通例;二是《天下篇》内容宏阔,非庄子不能为;三是文词瑰玮,非庄子不能及。”然而,其第一点关于书之末篇阐述学术源流、内容概要的“古书通例”的论证,我们看看“子书”就会发现:《老子》、《论语》、《墨子》都没有,与庄子大约同时的《孟子》也没有,只是《庄子》有了《天下篇》,而后的著作中就都有了。《荀子》有《非十二子》、《韩非子》有《显学》、《淮南子》有《要略》、司马谈有《论六家要旨》、班固有《诸子略》,《庄子·天下篇》似乎是开风气之先的作品。“古书通例”对《庄子》就不大合适了。至于后面两点,依“内容宏阔,文词瑰玮”而断定《天下篇》“非庄子不能作”, 还有胡文英、王夫之以 “笔力雄奋,微言深至”认为“非庄子莫能为”, 这种论断是不成立的。就如崔大华所说:“证据当然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的;从逻辑上说,是充分的,但不是必要的。”也就是缺乏直接的证据,是一种反向思维,带有强烈的主观认定性,初看合乎逻辑,却经不起仔细推敲。庄子固然大才,但也不能说庄子之后就再无人写出如此大气的文章来。再说以《天下篇》对庄子恰如其分的评价来判断是“庄子自作”也不合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正所谓“人不自查,医不自治”,何以庄子独自省如此呢?这就带有一定的主观倾向了。所以,罗先生自己也只说是“疑心”。
二、《天下篇》非庄子自作
(一)从庄子和公孙龙的生平考察
关于庄子生卒年的问题,马叙伦先生在《庄子年表》、《庄子宋人考》中进行了翔实的考证,认为庄子的生卒年代为公元前369至公元前286年。这个结论比较公允,得到学界的认可。而公孙龙的生平,梁启超在《先秦学术年表》认为是公元前310至公元前250年左右,钱穆《公孙龙年表》中认为“龙之生年,当在燕哙齐宣时”,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也认为 “公孙龙大概生于公元前325年和前315年之间。公孙龙死时,当在公元前250年左右”。从其生平来看,庄子早于公孙龙多年,庄子不可能批评公孙龙的思想。这样看来,庄子自作《天下篇》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二)从《天下篇》作者的思想倾向考察
《天下篇》批评六家学派却没有批评儒家,而在《庄子·内篇》中,庄周经常拿儒家圣人作反面教材。在《大宗师》篇中,虚拟“对尸而歌”嘲笑孔丘及其弟子子贡为不知“礼”;又通过许由之口,批评前来向他学道的意而子:“而奚来为轵?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徒之涂乎?”庄子常把孔子摆在对立的一面,极尽挖苦之能事,但在《天下篇》中却对孔子只字不提,这显然与庄子思想不符,可见,《天下篇》非庄子自作。
不但如此,《天下篇》在评论墨家学派时不用道家思想而用儒家学派观点。众所周知,庄子的思想是齐死生,视死生为一,“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死不哀,丧不吊”。《列御寇》:“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他反对厚葬,提倡平等。而《天下篇》中说:“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批评墨子不法先王之丧礼而“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祖法先王、厚葬隆礼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天下篇》不用老庄思想批判墨翟却用儒家思想,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天下篇》的作者是不是庄子了。王运生先生在《〈庄子·天下篇〉的真伪及学术价值》中认为,以上两点是庄子自作《天下篇》的两大漏洞。
(三)从《天下篇》的行文特色考察
若《天下篇》为庄子自作,那么《天子篇》中对庄子学派的评论就成了自我评价,其他如《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淮南子·要略》、班固《诸子略》等评论学术的文章中,都没有自我评价的内容,而《庄子·天下篇》是惟一的例外。
细读《天下篇》就可以发现,《天下篇》中评论的语气是一种客观、介绍性的语气,以一个局外人的口吻写成,如“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釐闻其风而悦之”,“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说之”,“庄周闻其风而悦之”等,其中对每一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是直呼其名,没有偏颇,《天下篇》若为庄子自著,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也不会直呼自己的名字。
其次,在对庄周学术的评价中还有如“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其理不竭,其来不蜕”称他的著作、称他的文章、称他的道,都用“其书”、“其辞”、“其理”之类词语,这显然是一个局外人的口吻,即以第三人称的角度着笔,而不是第一人称。若为庄子自作,其自我评价则会是第一人称而不会是第三人称,可见《天下篇》非庄子所作。
《天下篇》在评论各家学说时相对客观,都是肯定和否定统一,长短并见,各有抑扬。如对墨翟学派是否定后有所肯定,先说:“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者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对其行为进行否定,而后用一转折联词“虽然”转而肯定墨子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对于庄子学派的评论也应是如此,先肯定,然后用“虽然”转折后有所否定。这里“虽然”一词非常明显,它表示述评内容的转变。林希逸《庄子口义》中指出:“前三段的三个‘虽然’,皆断说其学之是非……至此又着‘虽然’两字,谓其学非无用于世者。此是其文字转换处,笔力最高,不可不子细看也。”显然,这也是一条《天下篇》非庄子所作的有力证据。
综上所述,可以推断《庄子·天下篇》非庄子本人所作。
首先,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天下篇》的作者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文中不但用儒家的观点批评墨翟学派,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反映出明显的儒家思想。如《天下篇》开篇说:“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书》、《礼》、《乐》是儒家的经典,邹鲁之士,儒家圣贤孔孟就是邹鲁之士;搢绅先生,指为官者,但这是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入世态度。
其次,《天下篇》作者对道家多溢美之词,如称“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对道家的传承者庄周,也是一连串的赞美,说他们“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说其著作“弘大而辟,深阂而肆”等,可看出《天下篇》作者对道家学派也是情有独钟。再者,作者附《天下篇》于《庄子》之后,应该与庄周有一定的渊源。
鉴于作者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和对道家老聃、庄周学派的崇尚,《天下篇》的作者应该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老庄之后学。如冯友兰先生说:“《庄子·天下篇》是战国末年一个道家人所写的先秦哲学发展史。”张涅在其《〈庄子·天下〉学术史札记》中也认为:“《天下篇》作者对关尹、老聃表述含蓄,这似透露给我们其作者很可能是老子思想的追随者。”至于确切是何人,至少现在还无法说明。也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天下篇》的作者还是应该归于庄子名下,因为先秦典籍的命名,不管作者是其本人,还是其后学,都冠以始创者之名。若以此论,却也在更多、更直接证据被发现之前,可为《天下篇》的作者问题找到一个归宿。
[参考文献]
[1]罗根泽.诸子考索[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罗根泽.《庄子》外杂篇探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马叙伦.庄子年表[M].上海: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王夫之.庄子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崔大华.庄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7]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9]王运生.《庄子·天下篇》的真伪及学术价值[J].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9).
[10]张涅.《庄子·天下》学术史意义札记[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