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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书、画、诗、文闻名于世的赵盂频，因以宋室王孙的身份出仕元朝而备受争议，关于仕元也一直是其研究的焦点。本文结合赵盂频《松雪斋集》及其经历，对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的某些看法提出异议：赵孟频是贰臣抑或逆子?赵孟频是主动出仕还是被动出仕?赵盂频力求外任是甘于淡泊还是无奈的选择?
关键词：赵孟频；仕元；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1—0124—04
《四库全书总目》载：“孟频以宋朝皇族，改节仕元，故不谐于物论。然论赵孟频才艺，则风流文采，冠绝当时。不但翰墨为元代第一，而且画入神品，即其文章也辑让于虞杨范揭之间，不甚出其后也。显然，四库馆臣对他仕元是惋惜的，同时对其在书、画、文领域的才艺又赞誉有加。
因赵孟频在书、画、诗、文等领域的卓越成就，加之他以故宋王孙的身份出仕元朝，故长期以来颇受研究者青睐，然学界对他的评判轩轾不一。
前人在此研究领域已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不过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还有待深入，有些论述还值得商榷。
一、赵孟频是贰臣抑或逆子
历朝开国之初，前朝旧臣改仕新朝而成显宦名流者不乏其人。赵孟频是宋元鼎革之际具有特殊身份的历史人物，他以宋室王孙的身份出仕元朝后“荣际五朝”。但翻开历史，像他这样备受争议、轩轾悬殊的人物却极为罕见。如北宋名臣钱惟寅，他的经历与赵孟频很相似，也是以前朝王孙身份出仕新朝。但世人对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形式主义的诗风。而对赵孟颁则将其文品与人品相提并论，首先是人品气节的诟病，并由此以人品论其文品。这一点从“元诗四大家”和“元画四大家”的提法及其变化，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把赵盂频列为元画“四大家”之首，但对赵仕元一事颇感遗憾。
而因其人品贬斥其文品的言辞更为激烈。如冯班《钝吟书要》云：“松雪正是子孙之守家法者尔。诋之以奴，不已过乎?”“赵文敏为人少骨力，故字无雄浑之气。”傅山言赵孟频虽用心于右军，“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康有为在告诫后学时也说：“更勿误学赵董，荡为软靡一路。若一入迷津，便堕阿鼻牛犁地狱，无复超度飞升之日矣。”
以上诸种责难都是因其仕元。因此，要正确认识和评价赵孟频其人其艺，关键是要对其仕元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这就必然涉及对传统文化中“夏夷之辨”的理解问题。即如何看待我国历史上非汉族政权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如何看待汉族遗民出仕非汉族政权统治的问题。
显然，宋亡元兴用传统的说法就是以“夷”代“夏”，或日以“胡”代“华”。古人从大汉族主义和封建主义“家天下”的观念出发，认为他出仕新朝是“胡夷”而责难他。笔者认为这在当时是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的。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不同，所持的道德评判标准不能固守历史，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和封建主义“家天下”的观念不利于民族团结，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和^类文明的进步。
徐复观先生就今人对赵孟叛的过激言辞颇有感慨，他认为“责论人而轻责以不死，实为不恕。同时，论人者不能为他人设身处地着想，更不顾自己立身行己之若何。而轻以不合当时情实的高调，加之于古人，实以见言者缺少真正人生的责任感，而不自觉其流于儇薄”。他认为程钜夫再次秉承圣命征访江南遗逸，使赵孟频所面临的抉择“不是富贵、贫贱的问题，而几乎是生与死的问题”。笔者认为徐先生站在今人的立场如是评判其出仕是符合情理的。在前人及时对赵孟频的各种评价中，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的观点是较为全面、客观、平允的。
世人指摘赵孟频出仕元朝是贰臣。事实上，他虽身为宋宗室，但在南宋只是拟授了官职，未曾真正出仕。宋亡十余年后出仕元朝是他的真正人世，他一生只出仕了元朝，不能称他贰臣。
他以宋室王孙身份仕元的确应称为逆子。作为末世王孙，亡国之痛对他的精神冲击超出常人，光耀门楣、重振祖业，这对出身皇室的他来说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宋亡后，他在生母丘夫人的激励和鞭策下，“家居，益自力于学”，希望像父亲一样成为朝廷倚重的名臣，承继祖业。不仅他有这种思想，几乎所有封建士子的骨子里都有光宗耀祖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仕元又不能算是逆子。
二、赵孟频是主动出仕还是被动出仕
关于赵盂频出仕元朝的原因，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他完全是被迫；一种认为他是主动自愿；第三种认为他既非主动也非被动，是在犹豫中半推半就的。据其所处的时势及诗文，笔者认为其出仕原因极为复杂，有些甚至是隐晦的，用主动或被动简而言之不能得其全貌。
元一统天下后，实行严重的民族压迫政策，对旧宋赵氏族人的控制更加严密。《续资治通鉴》亦有类似记载。民族歧视政策给生性敏感的他埋下了一生的心理阴影和心理障碍，直接影响了他仕元的积极性。
据史可知，南宋遗民仕元的并不少，这或许有其深层的心理动因。因金灭宋过程中，宋徽宗、钦宗都是请降被俘北上的，并无“国君死社稷”之事。末代皇帝投海之时，还是幼童，且为陆秀夫所背负，当另论。宋代皇室一贯柔弱的传统使他们更趋向于选择身为俘囚、北上戎狄。而皇室的取向对南宋臣民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因此最终不少遗民在观望徘徊后选择了出仕元朝。
当然，选择出仕新朝的他们大多经历了痛苦而曲折的精神裂变。为延续中华文化传统，减轻常年战争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他们以儒家“用夏变夷”的理论为指导，开始为新朝服务。例如比赵孟频稍早被召征的南宋旧臣叶李，其仕元就经历了痛苦的心灵煎熬。《元史·叶李传》有详细记载。对此时势，郝经也曾予以深刻的揭示。
而在至元二十三年之前，赵孟频曾多次拒绝仕元，其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点是新政权的发展态势尚在观望之中。随着时势的变化，他对隐居与仕元的态度慢慢发生了转变，其间所作诗歌也可窥见其心迹。如《古诗十首》、《春思》等诗歌体现出他对生命的热爱、对青春的珍惜，而这不正是一种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真切体现吗?
在闲居的苦闷与茫然中挣扎了多年之后，心怀鸿鹄之志的赵孟频意识到只要“于时有用”，“则吾出处之计，了然定于胸中矣，非苟为是栖栖也”。
黄时鉴在《元朝史话》中对赵孟频出仕作了类似分析。他认为，求志与达道在青年赵孟频看来，达道才是读书人的目的。因此，在元世祖再次派人到江南求贤之时，他选择了儒家行义达道的理想。
可见，至元二十三年元廷再次征召金宋遗民时，赵孟频对自己是否出仕已了然于心，在心理上有了积极的准备。
另一方面，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也是赵孟频仕元不可忽视的动因。
自幼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他，追求经邦济世的人生价值。然而，宋亡阻断了他一时的晋身之路，可根深蒂固的用世情结并未泯灭。而出世就必须与灭亡故国的新朝合作，这与正统的儒家观念格格不入，这一两难处境势必造成他精神上的 极度困窘。不管他是隐居还是出仕，他背负的精神负荷都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亡国的遭遇注定宋宗室身份的他必然的悲剧性命运。
生活的极端贫困似乎不应该成为高贵王孙出仕的理由，但现实生活是残酷的！自赵父去世后，其家道日益衰落。儒雅的他的确有衣食不济之苦！从他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文，我们就可了解他当年生活的真实状况。如出仕后作于至元二十六年之前的《罪出》一诗云：
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骨肉生别离，丘垄缺拜扫。悉深无一语，目断南云杳。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
总的说来，在他作出仕元的重大决策之前，他在精神上经历了超乎常人的痛苦煎熬和裂变，并在心理上、学识上作了主动积极的准备，但在出仕这一具体行动上并没有主动，而是待到时机成熟，被动接受了元廷的征召。
有论者认为他出仕是被迫，其推理的主要依据是谢防得之死。谢枋得是南宋忠君效国的志士仁人。元廷多次请他出山，均遭其严厉拒绝，后虽强起大都，终在大都绝食而死，其全家十余口或战死或自尽，史称“阉门死节”。此事对南宋遗民的影响颇大。论者由是推测作为特殊身份的孟频如果隐居不仕，恐怕最终也会欲隐而不得为之，成为悲剧时代的殉葬品！事实上，元廷屡次征召金宋遗民入仕，均未采取强迫的方式，对遗民是比较宽容的。就连谢枋得也说：“迩者程侍御荐仿得辈，甚盛心也。”他在《上程雪楼御史书》中还说：“弓旌招贤，轮帛迎士，此礼不见于天下久矣。岂非清朝一盛事乎?有志经世者，孰不兴起?可见，谢枋得对有志于经世者出仕元朝也是予以理解的。
依据之二是孟叛有些诗文提及应征人仕之事暗含了被动之意。如《送高仁卿还湖州》开篇即云：“昔年东吴望幽燕，长路北走如登天。捉来官府竟何补，还望故乡心惘然。…‘捉来官府”用的是北宋杨朴的典故。《春寒》中“山林隐未得，空觉此生劳”句也表达了因“隐未得”而被迫出仕之意。关于这一点，陶然著文认为，赵孟顺对自己出仕有“捉来官府”、“误落尘网”、“诏举逸民”、“擢自布衣”四种解释模式。这四种不同的解释其实是四种心态的体现，“是现实境遇影响的结果，也是其自我心理的需要”，“与当时特定的现实处境、心理感受均有密切联系”。我认为陶文所论颇有道理，不能因其诗中有“捉来官府”就认定其仕元是被迫的。
三、赵孟频“力求补外”是甘于
淡泊还是无奈的选择
怀着对仕途的无限憧憬，满怀理想的他选择了入仕。初至京城他就受到元世祖的亲自接见，种种礼遇使他受宠若惊，虽还未任免官职，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元廷的朝政事务中。他为世祖草诏，挥笔立就，才气横溢；参与论钞法，旁征博引，高见迭出，深得世祖满意。《初至都下即事诗》就是他当时对前程充满了信心与希望的表白，诗云：“海上眷深柳色浓，蓬莱宫阙五云中。半生落魄江湖上，今日钧天一梦同。”
或许是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在入仕不足三年即至元二十六年前他就产生了“自悔自责”的心态。《罪出》一诗就是他此时心态的真实写照。
作为赵宋遗民的代表和元廷笼络江南士人的象征性人物，他欲辞官归隐的念想引起了元世祖的注意。于是元世祖赐赠他统钞五十锭(大约相当于他近三年的俸禄)，至元二十七年他又被升迁为集贤直学士、奉议大夫。世祖的恩宠倚重，满足了他光耀门楣的虚荣心，也使他对世祖有了更好的印象，重新唤起了他对仕途的热情。
然而，伴君如伴虎。尽管他赤心为国，元统治者却对他始终抱有戒心。而官场上的倾轧排挤更使他常有如履薄冰之感。本传和《行状》记载：“自念久在上侧”，“若进处要地，必为人所忌”。随着元世祖的年迈，皇室政局变幻莫测。经历京中六年的洗礼，他深知朝中宦海的险恶，对元廷更感失望，对自己的前程颇为担忧。因此，至元二十八年(1291)世祖欲请他“与闻中书政事”时，为躲避是非，全身远祸，他力求外任，出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远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笔者认为，他这次考虑的不再是出仕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仕途上走得更稳更远的问题。
有论者认为至元二十九年“补外”是他在仕途将近权力巅峰时，“心趋淡泊，急流勇退”心态的体现。但我认为“补外”并不说明他心趋淡泊，而是在残酷的朝廷政治斗争中一种明智而又无奈的选择。且看当时的政局，汉族儒生在朝中是“疏远之臣”，议事处于劣势，一般不敢担任要职。许衡、阎复都曾是元世祖物色为宰相的人选，但他们都固辞不就，或推举蒙古人担任，以免惹杀身之祸。
即便如此，汉族儒生在朝中还常常遭到不测，常因不附权奸而被视为异己。在元世祖当政时，蒙、汉大臣之间的明争暗斗，他应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的力求“补外”并不是真正“心趋淡泊”，而是一种圆滑谨慎的为官之道，一旦有好机会，他并没有放弃。如在以文治著称的元仁宗即位后，他欣然再度赴京，真正达到了政治生涯的顶峰。
综观赵孟频一生的轨迹，他官至从一品，仕宦给他带来了荣耀，但其内心始终是痛苦矛盾的，其灵魂深处是跌宕起伏的。儒家的入世思想和佛道的出世思想在他几十年的仕宦生涯中没有停止过交锋。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柏拉图的一句话：“人的灵魂，是一辆精神驾驭着的由骏马和驽马组成的马车。骏马以广阔的天空和遥远的彼岸为目标，驽马却要在混沌的大地上匍匐。”赵孟频正是这样，他陷入了精神世界的两难矛盾，一面是儒家的人世，一面又竭力要超脱尘世，朝极乐世界飞升。
[参考文献]
[1]永塔，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赵维江，赵孟频与管道升[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关键词：赵孟频；仕元；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1—0124—04
《四库全书总目》载：“孟频以宋朝皇族，改节仕元，故不谐于物论。然论赵孟频才艺，则风流文采，冠绝当时。不但翰墨为元代第一，而且画入神品，即其文章也辑让于虞杨范揭之间，不甚出其后也。显然，四库馆臣对他仕元是惋惜的，同时对其在书、画、文领域的才艺又赞誉有加。
因赵孟频在书、画、诗、文等领域的卓越成就，加之他以故宋王孙的身份出仕元朝，故长期以来颇受研究者青睐，然学界对他的评判轩轾不一。
前人在此研究领域已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不过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还有待深入，有些论述还值得商榷。
一、赵孟频是贰臣抑或逆子
历朝开国之初，前朝旧臣改仕新朝而成显宦名流者不乏其人。赵孟频是宋元鼎革之际具有特殊身份的历史人物，他以宋室王孙的身份出仕元朝后“荣际五朝”。但翻开历史，像他这样备受争议、轩轾悬殊的人物却极为罕见。如北宋名臣钱惟寅，他的经历与赵孟频很相似，也是以前朝王孙身份出仕新朝。但世人对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形式主义的诗风。而对赵孟颁则将其文品与人品相提并论，首先是人品气节的诟病，并由此以人品论其文品。这一点从“元诗四大家”和“元画四大家”的提法及其变化，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把赵盂频列为元画“四大家”之首，但对赵仕元一事颇感遗憾。
而因其人品贬斥其文品的言辞更为激烈。如冯班《钝吟书要》云：“松雪正是子孙之守家法者尔。诋之以奴，不已过乎?”“赵文敏为人少骨力，故字无雄浑之气。”傅山言赵孟频虽用心于右军，“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康有为在告诫后学时也说：“更勿误学赵董，荡为软靡一路。若一入迷津，便堕阿鼻牛犁地狱，无复超度飞升之日矣。”
以上诸种责难都是因其仕元。因此，要正确认识和评价赵孟频其人其艺，关键是要对其仕元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这就必然涉及对传统文化中“夏夷之辨”的理解问题。即如何看待我国历史上非汉族政权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如何看待汉族遗民出仕非汉族政权统治的问题。
显然，宋亡元兴用传统的说法就是以“夷”代“夏”，或日以“胡”代“华”。古人从大汉族主义和封建主义“家天下”的观念出发，认为他出仕新朝是“胡夷”而责难他。笔者认为这在当时是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的。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不同，所持的道德评判标准不能固守历史，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和封建主义“家天下”的观念不利于民族团结，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和^类文明的进步。
徐复观先生就今人对赵孟叛的过激言辞颇有感慨，他认为“责论人而轻责以不死，实为不恕。同时，论人者不能为他人设身处地着想，更不顾自己立身行己之若何。而轻以不合当时情实的高调，加之于古人，实以见言者缺少真正人生的责任感，而不自觉其流于儇薄”。他认为程钜夫再次秉承圣命征访江南遗逸，使赵孟频所面临的抉择“不是富贵、贫贱的问题，而几乎是生与死的问题”。笔者认为徐先生站在今人的立场如是评判其出仕是符合情理的。在前人及时对赵孟频的各种评价中，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的观点是较为全面、客观、平允的。
世人指摘赵孟频出仕元朝是贰臣。事实上，他虽身为宋宗室，但在南宋只是拟授了官职，未曾真正出仕。宋亡十余年后出仕元朝是他的真正人世，他一生只出仕了元朝，不能称他贰臣。
他以宋室王孙身份仕元的确应称为逆子。作为末世王孙，亡国之痛对他的精神冲击超出常人，光耀门楣、重振祖业，这对出身皇室的他来说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宋亡后，他在生母丘夫人的激励和鞭策下，“家居，益自力于学”，希望像父亲一样成为朝廷倚重的名臣，承继祖业。不仅他有这种思想，几乎所有封建士子的骨子里都有光宗耀祖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仕元又不能算是逆子。
二、赵孟频是主动出仕还是被动出仕
关于赵盂频出仕元朝的原因，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他完全是被迫；一种认为他是主动自愿；第三种认为他既非主动也非被动，是在犹豫中半推半就的。据其所处的时势及诗文，笔者认为其出仕原因极为复杂，有些甚至是隐晦的，用主动或被动简而言之不能得其全貌。
元一统天下后，实行严重的民族压迫政策，对旧宋赵氏族人的控制更加严密。《续资治通鉴》亦有类似记载。民族歧视政策给生性敏感的他埋下了一生的心理阴影和心理障碍，直接影响了他仕元的积极性。
据史可知，南宋遗民仕元的并不少，这或许有其深层的心理动因。因金灭宋过程中，宋徽宗、钦宗都是请降被俘北上的，并无“国君死社稷”之事。末代皇帝投海之时，还是幼童，且为陆秀夫所背负，当另论。宋代皇室一贯柔弱的传统使他们更趋向于选择身为俘囚、北上戎狄。而皇室的取向对南宋臣民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因此最终不少遗民在观望徘徊后选择了出仕元朝。
当然，选择出仕新朝的他们大多经历了痛苦而曲折的精神裂变。为延续中华文化传统，减轻常年战争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他们以儒家“用夏变夷”的理论为指导，开始为新朝服务。例如比赵孟频稍早被召征的南宋旧臣叶李，其仕元就经历了痛苦的心灵煎熬。《元史·叶李传》有详细记载。对此时势，郝经也曾予以深刻的揭示。
而在至元二十三年之前，赵孟频曾多次拒绝仕元，其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点是新政权的发展态势尚在观望之中。随着时势的变化，他对隐居与仕元的态度慢慢发生了转变，其间所作诗歌也可窥见其心迹。如《古诗十首》、《春思》等诗歌体现出他对生命的热爱、对青春的珍惜，而这不正是一种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真切体现吗?
在闲居的苦闷与茫然中挣扎了多年之后，心怀鸿鹄之志的赵孟频意识到只要“于时有用”，“则吾出处之计，了然定于胸中矣，非苟为是栖栖也”。
黄时鉴在《元朝史话》中对赵孟频出仕作了类似分析。他认为，求志与达道在青年赵孟频看来，达道才是读书人的目的。因此，在元世祖再次派人到江南求贤之时，他选择了儒家行义达道的理想。
可见，至元二十三年元廷再次征召金宋遗民时，赵孟频对自己是否出仕已了然于心，在心理上有了积极的准备。
另一方面，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也是赵孟频仕元不可忽视的动因。
自幼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他，追求经邦济世的人生价值。然而，宋亡阻断了他一时的晋身之路，可根深蒂固的用世情结并未泯灭。而出世就必须与灭亡故国的新朝合作，这与正统的儒家观念格格不入，这一两难处境势必造成他精神上的 极度困窘。不管他是隐居还是出仕，他背负的精神负荷都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亡国的遭遇注定宋宗室身份的他必然的悲剧性命运。
生活的极端贫困似乎不应该成为高贵王孙出仕的理由，但现实生活是残酷的！自赵父去世后，其家道日益衰落。儒雅的他的确有衣食不济之苦！从他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文，我们就可了解他当年生活的真实状况。如出仕后作于至元二十六年之前的《罪出》一诗云：
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骨肉生别离，丘垄缺拜扫。悉深无一语，目断南云杳。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
总的说来，在他作出仕元的重大决策之前，他在精神上经历了超乎常人的痛苦煎熬和裂变，并在心理上、学识上作了主动积极的准备，但在出仕这一具体行动上并没有主动，而是待到时机成熟，被动接受了元廷的征召。
有论者认为他出仕是被迫，其推理的主要依据是谢防得之死。谢枋得是南宋忠君效国的志士仁人。元廷多次请他出山，均遭其严厉拒绝，后虽强起大都，终在大都绝食而死，其全家十余口或战死或自尽，史称“阉门死节”。此事对南宋遗民的影响颇大。论者由是推测作为特殊身份的孟频如果隐居不仕，恐怕最终也会欲隐而不得为之，成为悲剧时代的殉葬品！事实上，元廷屡次征召金宋遗民入仕，均未采取强迫的方式，对遗民是比较宽容的。就连谢枋得也说：“迩者程侍御荐仿得辈，甚盛心也。”他在《上程雪楼御史书》中还说：“弓旌招贤，轮帛迎士，此礼不见于天下久矣。岂非清朝一盛事乎?有志经世者，孰不兴起?可见，谢枋得对有志于经世者出仕元朝也是予以理解的。
依据之二是孟叛有些诗文提及应征人仕之事暗含了被动之意。如《送高仁卿还湖州》开篇即云：“昔年东吴望幽燕，长路北走如登天。捉来官府竟何补，还望故乡心惘然。…‘捉来官府”用的是北宋杨朴的典故。《春寒》中“山林隐未得，空觉此生劳”句也表达了因“隐未得”而被迫出仕之意。关于这一点，陶然著文认为，赵孟顺对自己出仕有“捉来官府”、“误落尘网”、“诏举逸民”、“擢自布衣”四种解释模式。这四种不同的解释其实是四种心态的体现，“是现实境遇影响的结果，也是其自我心理的需要”，“与当时特定的现实处境、心理感受均有密切联系”。我认为陶文所论颇有道理，不能因其诗中有“捉来官府”就认定其仕元是被迫的。
三、赵孟频“力求补外”是甘于
淡泊还是无奈的选择
怀着对仕途的无限憧憬，满怀理想的他选择了入仕。初至京城他就受到元世祖的亲自接见，种种礼遇使他受宠若惊，虽还未任免官职，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元廷的朝政事务中。他为世祖草诏，挥笔立就，才气横溢；参与论钞法，旁征博引，高见迭出，深得世祖满意。《初至都下即事诗》就是他当时对前程充满了信心与希望的表白，诗云：“海上眷深柳色浓，蓬莱宫阙五云中。半生落魄江湖上，今日钧天一梦同。”
或许是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在入仕不足三年即至元二十六年前他就产生了“自悔自责”的心态。《罪出》一诗就是他此时心态的真实写照。
作为赵宋遗民的代表和元廷笼络江南士人的象征性人物，他欲辞官归隐的念想引起了元世祖的注意。于是元世祖赐赠他统钞五十锭(大约相当于他近三年的俸禄)，至元二十七年他又被升迁为集贤直学士、奉议大夫。世祖的恩宠倚重，满足了他光耀门楣的虚荣心，也使他对世祖有了更好的印象，重新唤起了他对仕途的热情。
然而，伴君如伴虎。尽管他赤心为国，元统治者却对他始终抱有戒心。而官场上的倾轧排挤更使他常有如履薄冰之感。本传和《行状》记载：“自念久在上侧”，“若进处要地，必为人所忌”。随着元世祖的年迈，皇室政局变幻莫测。经历京中六年的洗礼，他深知朝中宦海的险恶，对元廷更感失望，对自己的前程颇为担忧。因此，至元二十八年(1291)世祖欲请他“与闻中书政事”时，为躲避是非，全身远祸，他力求外任，出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远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笔者认为，他这次考虑的不再是出仕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仕途上走得更稳更远的问题。
有论者认为至元二十九年“补外”是他在仕途将近权力巅峰时，“心趋淡泊，急流勇退”心态的体现。但我认为“补外”并不说明他心趋淡泊，而是在残酷的朝廷政治斗争中一种明智而又无奈的选择。且看当时的政局，汉族儒生在朝中是“疏远之臣”，议事处于劣势，一般不敢担任要职。许衡、阎复都曾是元世祖物色为宰相的人选，但他们都固辞不就，或推举蒙古人担任，以免惹杀身之祸。
即便如此，汉族儒生在朝中还常常遭到不测，常因不附权奸而被视为异己。在元世祖当政时，蒙、汉大臣之间的明争暗斗，他应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的力求“补外”并不是真正“心趋淡泊”，而是一种圆滑谨慎的为官之道，一旦有好机会，他并没有放弃。如在以文治著称的元仁宗即位后，他欣然再度赴京，真正达到了政治生涯的顶峰。
综观赵孟频一生的轨迹，他官至从一品，仕宦给他带来了荣耀，但其内心始终是痛苦矛盾的，其灵魂深处是跌宕起伏的。儒家的入世思想和佛道的出世思想在他几十年的仕宦生涯中没有停止过交锋。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柏拉图的一句话：“人的灵魂，是一辆精神驾驭着的由骏马和驽马组成的马车。骏马以广阔的天空和遥远的彼岸为目标，驽马却要在混沌的大地上匍匐。”赵孟频正是这样，他陷入了精神世界的两难矛盾，一面是儒家的人世，一面又竭力要超脱尘世，朝极乐世界飞升。
[参考文献]
[1]永塔，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赵维江，赵孟频与管道升[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