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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侠义公案小说中的侠和传统的侠最大的区别是他们大都投身朝廷、投靠高官，研究者把这时期的侠称为“官侠”，而清官如包拯等则是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侠是官化的侠，官是侠义的官，官、侠结合成为明清侠义公案小说的一大特点，学界对于官、侠结合有不同的声音。本文以包拯和展昭为例分析侠义公案小说中官、侠的特点及结合，力图对“官侠”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并探究官、侠结合之原因。
关键词：官、侠；结合；原因
中图分类号：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1—0149—03
一、《三侠五义》中的官、侠 《三侠五义》中的包公形象个性鲜明、独具特色。小说表现了人们对包公奉若神灵般的崇拜和敬仰，首先作者把包公虚构成奎星下凡，使他的出生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其次在包公成长过程中也发生了许多灵异之事：包公遭人陷害坠落井中，正在绝望之际，得到古镜指引，不仅顺利从井中脱险还得到古镜；包公幼年放牧时忽遇大雨，在古庙避雨时曾救助一只狐狸，狐狸知恩图报屡助包公。此外包公所断的诸多案件都颇具神异色彩，时人皆云包公白日断阳夜间断阴，在他断案过程中“游仙枕”、“古今盆”、“古镜”这些神异之物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颇具传奇色彩的包公形象既寄托了人们对清官的企盼，作者又可以自然而然地赋予这一形象以超乎常人的能力与品性。但如果一味追求神异色彩又会使人觉得故事难以置信，人物虚幻缥缈，所以《三侠五义》还把包公生活化，使他从“神”到“人”，从朝堂高院走到日常生活，走到百姓身边。首先包公是清官的代表，他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明断是非，惩治邪恶，他不再是以前小说中塑造的那个无所不能的神仙了，他就是一位忠臣贤相，一位铁面无私的清官，神仙鬼界已不再是他的能力范围，他只能在人间行使他作为忠臣清官的义务和职责。其次，包公也有马失前蹄、遭人暗算的时候。其三，包公也像大多数人一样有着光宗耀祖的思想。
，
可见，《三侠五义》中的包公相较从前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更让百姓有种亲近感，人物更加真实可信。包公在民间之所以受到人们的信任和爱戴是因为他秉正条陈、勤劳王事、一心为民的忠义，是因为他铲除强暴、惩处贪官，敢于碰硬的胆略，是因为他大是大非、大仁大义、大隋大爱的品性，而所有这些胆略品格都和侠的内涵本质精神相通，可以说包公就是一位具有侠义精神的清官。
鲁迅曾说“拯救又以忠诚之行，感化豪客”，那些自由自在、不受羁绊的侠客把包公当做知己，愿意受他驱遣。研究者大都把《三侠五义》中以展昭为代表的侠客称为“官侠”。他们兼具侠和官的双重特性，人们对于“官侠”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们武艺高超、行侠仗义又能辅佐贤良、为民除害，有人认为他们投靠朝廷、享受俸禄，失去了作为侠的自由奔放的气质和行走江湖不受羁绊的率性，笔者以为应该客观公正地对作品中的“官侠”做出评价，而如何看待展昭和包公的关系就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展昭武艺超群，行侠仗义，他有三绝：第一，剑法精奥；第二，袖箭百发百中；第三，他的纵跃法，真有飞檐走壁之能。早年展昭到处随遇而安，他朝游名山，暮宿古庙，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后来路遇包公，俩人相见恨晚，惺惺相惜，在未入开封府前，已四次救包公于危难之际。他在包公的举荐之下得到朝廷重用，可谓光宗耀祖，功成名就，可以说包公对展昭有再造之恩，对于展昭而言包公既是丞相，又是师长，还是坦诚以待的朋友。
作为四品带刀护卫的展昭身上官的特质表现明显，失却了当年笑傲江湖的豪气。鲁迅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说：“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可见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侠客和官吏结合后丧失了侠的自由、侠的意志乃至侠的人格，而他们身上的奴性却大大增加了。但笔者以为，我们应该宽容客观地看待以展昭为代表的侠客和官吏的结合，尤其应当注意他们辅佐的是怎样的君，投靠是怎样的官，入朝之后又做了何事。对于展昭而言，入朝做官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顾及包公情面。这一点在《三侠五义》第二十九回展昭与丁兆蕙的一段对话中可以得到印证。丁兆蕙祝贺展昭得官，展昭却觉得做官之后反而失去自由，身受羁绊，心中不畅，如果不是顾及包公的情面他早已辞职归隐了。展昭的这一番表白，恰恰揭示了他之所以入朝做官的根本原因是感念包拯的知遇之恩，即“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价值取向所致。清官视侠客为知己，给予侠客令人羡慕的地位和情同手足般的信赖，为回报清官的知遇之恩，侠客就用自己的一腔热血、一片忠心和一身武艺来回报。正如冯友兰先生在《原儒墨》所说的：“士如受某人之用，则即忠于其事”，“所谓‘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王家。’此一般‘士’之心理。”可见，传统的“士”，包括儒士、侠士，虽然他们拥有不同的技艺才能，但他们的共同心理是希望能够学有所成、学有所用，而替朝廷服务，替清官办事，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好的归宿。
二、官侠结合的原因
迎合读者的审美心理需求 中国传统的小说题材多是历史政治、神仙鬼怪、才子佳人等，人们对此类小说早已心生厌烦，而侠义公案小说则带给人们全新的内容组合和独特的审美享受，在《三侠五义》中既有扣人心弦的断案故事，又有行侠仗义的英雄行为，既有惩强除恶的正义之声，又有温暖人心的人间真情。鲁迅在评价《三侠五义》的艺术成就时曾这样解释道：“值世间方饱于妖异之说、脂粉之谈，而此遂以粗豪脱略见长，于说部中露头角也。”可见《三侠五义》满足了人们维护正义，铲除不平的英雄情结，使小说独具一种豪迈奔放、激荡人心的阳刚之美，而小说中的神仙鬼怪和才子佳人故事只不过是从“妖异之说”、“脂粉之谈”向“粗豪脱略”的演变过程中隐隐留下的尾巴而已。
符合官、侠的共同价值取向 清官以惩强扶弱，为民除害为己任，以维护封建统治、保护人民利益为目标。包公之所以被老百姓称为包青天就是因为他忠君爱民，公正严明，包公的三口铡刀——龙头铡刀、虎头铡刀、狗头铡刀，下铡草民，上铡王孙，中铡官吏，更成了铁面无私、不畏强权的象征，真正实现了王法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法制原则。包公的门生颜查散、倪继祖等人俱是为官清廉、为民做主的正直之士，他们是包公的左右手，继承人，他们壮大了清官队伍，寄托了老百姓渴望现世太平的美好愿望。
虽然侠士采用法律所不允许的以暴抗暴的手段对封建秩序会造成局部的破坏，然而由于官、侠共同的目标和任务促使他们走向合作。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维护稳定，伸张正义，惩强扶弱等。用侠士的武艺，用清官的谋略和官方的地位，使好人得助、坏人得诛。《三侠五义》里的展昭等侠士和包公等一批清官合作干了许多大快人心的好事，比如包公勇斗郭槐、刘太后，揭露了当年宫中狸猫换太子的宫廷丑闻；展昭帮助包公生擒荼毒百姓、强抢民女的恶霸庞昱；智化、丁兆兰、丁兆蕙、艾虎等群侠设计铲除肆虐逞凶、为害百姓的马强叔侄等。可见官、侠的共同价值取向使得二者的结合成为必然，显示了强强联手在剪除恶势力，暂时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巨大作用。
清代的侠客有着比以前任何朝代更加强烈的功名心，他们渴望得到顶戴，渴望光宗耀祖，但是他们的行为又不能和侠精神背道而驰，否则就失去了作为侠的特质和存在价值。问题是如何既让侠为朝廷效劳，又不失侠的本质呢?侠投身朝廷、投靠高官必须符合两个前提：一是最高统治者天子必须是明君，总领侠客的高官必须是清官；二是官、侠有一致的奋斗目标和斗争对象，即维护封建统治，以惩强除恶、爱护百姓为己任。只有这样才能使侠客投靠朝廷合理化，才能对维护封建统治更有利，才更容易被人民接受，如《三侠五义》中的仁宗就是仁德英明、重用人才的明君，包拯、颜查散、倪继祖等俱是明辨是非、惩奸扬善的清官，他们虚怀若谷、求贤若渴。白玉堂大闹开封府寄柬留刀、潜入皇宫杀命题诗，对于此等滔天大罪仁宗非但不加怪罪，反而认为能有此等所为者绝非一般人物，于是多次催促包公找到此人好让自己一睹英雄风采。包公对白玉堂的行为更是毫不介意，他数次相邀，希望他到相府任职。对于白玉堂而言走进朝堂既能尊享朝廷俸禄光宗耀祖，又能在明君清官的保护下惩恶扬善为民除害，还可以实现自己作为一介草民所不可能完成的政治理想，这就难隆侠客们会俯首谢恩，欣欣然走进官府做带刀卫士，为朝廷卖命了。
三、结语
《三侠五义》中的“官侠”——展昭、五鼠、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等在入朝之前要么是行走江湖，自由自在的游侠；要么是衣食无忧，行侠仗义的豪侠；要么是功名未遂，暂落山林的草寇，身处君清臣贤的所谓太平盛世，在清官包拯的感召之下纷纷到开封府任职，为朝廷效力，实现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赢。但是让人遗憾的是在后世侠义小说中一些侠由于对功名的强烈追逐失去了侠的精神和本质，他们背信弃义、残害忠良，欺凌弱小，沦为朝廷鹰犬，他们和《三侠五义》中的“官侠”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关键词：官、侠；结合；原因
中图分类号：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1—0149—03
一、《三侠五义》中的官、侠 《三侠五义》中的包公形象个性鲜明、独具特色。小说表现了人们对包公奉若神灵般的崇拜和敬仰，首先作者把包公虚构成奎星下凡，使他的出生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其次在包公成长过程中也发生了许多灵异之事：包公遭人陷害坠落井中，正在绝望之际，得到古镜指引，不仅顺利从井中脱险还得到古镜；包公幼年放牧时忽遇大雨，在古庙避雨时曾救助一只狐狸，狐狸知恩图报屡助包公。此外包公所断的诸多案件都颇具神异色彩，时人皆云包公白日断阳夜间断阴，在他断案过程中“游仙枕”、“古今盆”、“古镜”这些神异之物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颇具传奇色彩的包公形象既寄托了人们对清官的企盼，作者又可以自然而然地赋予这一形象以超乎常人的能力与品性。但如果一味追求神异色彩又会使人觉得故事难以置信，人物虚幻缥缈，所以《三侠五义》还把包公生活化，使他从“神”到“人”，从朝堂高院走到日常生活，走到百姓身边。首先包公是清官的代表，他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明断是非，惩治邪恶，他不再是以前小说中塑造的那个无所不能的神仙了，他就是一位忠臣贤相，一位铁面无私的清官，神仙鬼界已不再是他的能力范围，他只能在人间行使他作为忠臣清官的义务和职责。其次，包公也有马失前蹄、遭人暗算的时候。其三，包公也像大多数人一样有着光宗耀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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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三侠五义》中的包公相较从前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更让百姓有种亲近感，人物更加真实可信。包公在民间之所以受到人们的信任和爱戴是因为他秉正条陈、勤劳王事、一心为民的忠义，是因为他铲除强暴、惩处贪官，敢于碰硬的胆略，是因为他大是大非、大仁大义、大隋大爱的品性，而所有这些胆略品格都和侠的内涵本质精神相通，可以说包公就是一位具有侠义精神的清官。
鲁迅曾说“拯救又以忠诚之行，感化豪客”，那些自由自在、不受羁绊的侠客把包公当做知己，愿意受他驱遣。研究者大都把《三侠五义》中以展昭为代表的侠客称为“官侠”。他们兼具侠和官的双重特性，人们对于“官侠”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们武艺高超、行侠仗义又能辅佐贤良、为民除害，有人认为他们投靠朝廷、享受俸禄，失去了作为侠的自由奔放的气质和行走江湖不受羁绊的率性，笔者以为应该客观公正地对作品中的“官侠”做出评价，而如何看待展昭和包公的关系就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展昭武艺超群，行侠仗义，他有三绝：第一，剑法精奥；第二，袖箭百发百中；第三，他的纵跃法，真有飞檐走壁之能。早年展昭到处随遇而安，他朝游名山，暮宿古庙，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后来路遇包公，俩人相见恨晚，惺惺相惜，在未入开封府前，已四次救包公于危难之际。他在包公的举荐之下得到朝廷重用，可谓光宗耀祖，功成名就，可以说包公对展昭有再造之恩，对于展昭而言包公既是丞相，又是师长，还是坦诚以待的朋友。
作为四品带刀护卫的展昭身上官的特质表现明显，失却了当年笑傲江湖的豪气。鲁迅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说：“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可见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侠客和官吏结合后丧失了侠的自由、侠的意志乃至侠的人格，而他们身上的奴性却大大增加了。但笔者以为，我们应该宽容客观地看待以展昭为代表的侠客和官吏的结合，尤其应当注意他们辅佐的是怎样的君，投靠是怎样的官，入朝之后又做了何事。对于展昭而言，入朝做官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顾及包公情面。这一点在《三侠五义》第二十九回展昭与丁兆蕙的一段对话中可以得到印证。丁兆蕙祝贺展昭得官，展昭却觉得做官之后反而失去自由，身受羁绊，心中不畅，如果不是顾及包公的情面他早已辞职归隐了。展昭的这一番表白，恰恰揭示了他之所以入朝做官的根本原因是感念包拯的知遇之恩，即“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价值取向所致。清官视侠客为知己，给予侠客令人羡慕的地位和情同手足般的信赖，为回报清官的知遇之恩，侠客就用自己的一腔热血、一片忠心和一身武艺来回报。正如冯友兰先生在《原儒墨》所说的：“士如受某人之用，则即忠于其事”，“所谓‘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王家。’此一般‘士’之心理。”可见，传统的“士”，包括儒士、侠士，虽然他们拥有不同的技艺才能，但他们的共同心理是希望能够学有所成、学有所用，而替朝廷服务，替清官办事，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好的归宿。
二、官侠结合的原因
迎合读者的审美心理需求 中国传统的小说题材多是历史政治、神仙鬼怪、才子佳人等，人们对此类小说早已心生厌烦，而侠义公案小说则带给人们全新的内容组合和独特的审美享受，在《三侠五义》中既有扣人心弦的断案故事，又有行侠仗义的英雄行为，既有惩强除恶的正义之声，又有温暖人心的人间真情。鲁迅在评价《三侠五义》的艺术成就时曾这样解释道：“值世间方饱于妖异之说、脂粉之谈，而此遂以粗豪脱略见长，于说部中露头角也。”可见《三侠五义》满足了人们维护正义，铲除不平的英雄情结，使小说独具一种豪迈奔放、激荡人心的阳刚之美，而小说中的神仙鬼怪和才子佳人故事只不过是从“妖异之说”、“脂粉之谈”向“粗豪脱略”的演变过程中隐隐留下的尾巴而已。
符合官、侠的共同价值取向 清官以惩强扶弱，为民除害为己任，以维护封建统治、保护人民利益为目标。包公之所以被老百姓称为包青天就是因为他忠君爱民，公正严明，包公的三口铡刀——龙头铡刀、虎头铡刀、狗头铡刀，下铡草民，上铡王孙，中铡官吏，更成了铁面无私、不畏强权的象征，真正实现了王法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法制原则。包公的门生颜查散、倪继祖等人俱是为官清廉、为民做主的正直之士，他们是包公的左右手，继承人，他们壮大了清官队伍，寄托了老百姓渴望现世太平的美好愿望。
虽然侠士采用法律所不允许的以暴抗暴的手段对封建秩序会造成局部的破坏，然而由于官、侠共同的目标和任务促使他们走向合作。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维护稳定，伸张正义，惩强扶弱等。用侠士的武艺，用清官的谋略和官方的地位，使好人得助、坏人得诛。《三侠五义》里的展昭等侠士和包公等一批清官合作干了许多大快人心的好事，比如包公勇斗郭槐、刘太后，揭露了当年宫中狸猫换太子的宫廷丑闻；展昭帮助包公生擒荼毒百姓、强抢民女的恶霸庞昱；智化、丁兆兰、丁兆蕙、艾虎等群侠设计铲除肆虐逞凶、为害百姓的马强叔侄等。可见官、侠的共同价值取向使得二者的结合成为必然，显示了强强联手在剪除恶势力，暂时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巨大作用。
清代的侠客有着比以前任何朝代更加强烈的功名心，他们渴望得到顶戴，渴望光宗耀祖，但是他们的行为又不能和侠精神背道而驰，否则就失去了作为侠的特质和存在价值。问题是如何既让侠为朝廷效劳，又不失侠的本质呢?侠投身朝廷、投靠高官必须符合两个前提：一是最高统治者天子必须是明君，总领侠客的高官必须是清官；二是官、侠有一致的奋斗目标和斗争对象，即维护封建统治，以惩强除恶、爱护百姓为己任。只有这样才能使侠客投靠朝廷合理化，才能对维护封建统治更有利，才更容易被人民接受，如《三侠五义》中的仁宗就是仁德英明、重用人才的明君，包拯、颜查散、倪继祖等俱是明辨是非、惩奸扬善的清官，他们虚怀若谷、求贤若渴。白玉堂大闹开封府寄柬留刀、潜入皇宫杀命题诗，对于此等滔天大罪仁宗非但不加怪罪，反而认为能有此等所为者绝非一般人物，于是多次催促包公找到此人好让自己一睹英雄风采。包公对白玉堂的行为更是毫不介意，他数次相邀，希望他到相府任职。对于白玉堂而言走进朝堂既能尊享朝廷俸禄光宗耀祖，又能在明君清官的保护下惩恶扬善为民除害，还可以实现自己作为一介草民所不可能完成的政治理想，这就难隆侠客们会俯首谢恩，欣欣然走进官府做带刀卫士，为朝廷卖命了。
三、结语
《三侠五义》中的“官侠”——展昭、五鼠、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等在入朝之前要么是行走江湖，自由自在的游侠；要么是衣食无忧，行侠仗义的豪侠；要么是功名未遂，暂落山林的草寇，身处君清臣贤的所谓太平盛世，在清官包拯的感召之下纷纷到开封府任职，为朝廷效力，实现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赢。但是让人遗憾的是在后世侠义小说中一些侠由于对功名的强烈追逐失去了侠的精神和本质，他们背信弃义、残害忠良，欺凌弱小，沦为朝廷鹰犬，他们和《三侠五义》中的“官侠”是有着本质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