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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人说这句话是胡适说的,有人说不是,不过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句话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历史是与过去打交道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都是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前的死鬼们,如果有人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死鬼”,这一定会吓跑大多数的观众,因此,“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妙就妙这个“小姑娘”可以被装扮而不总是一副僵硬的面孔。
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说:“从历史中追寻和找出真实是一桩非常困难的事”,一些写历史书的人动辄有“盖棺论定”的思维,这实在很要不得的。试想,这历史的棺材岂能轻易盖上,即便有人想钉上钉子,也难能保死鬼们就不从棺材里跑出来。找寻真实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历史场景不可再现,而以文字为载体的历史著作无可避免的掉入“一旦落笔,便是主观”的困境,至于接受知识的读者们,那更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任何企图在历史的领域“统一思想、一统江湖”的做法,终将沦为历史的笑柄。
最近倒是有人写文章,声称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文中杀气腾腾,只要是与“已有的历史结论”不符合的历史新书写、只要是“为已被历史淘汰的旧势力评功摆好”的,均被扣上“做翻案文章”、“颠覆历史观”的罪名,一时间气势汹汹,大帽子横飞,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不错,历史虚无主义是需要反对的,但更有害的是历史虚假主义。所谓“历史虚假主义”,未必是伪造历史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而更多的是避重就轻、故意误导甚至有意抹去对历史认知至为重要的细节隐情,这种至为巧妙隐蔽的历史书写,才是真正作假的“秽史”。如果历史结论建立在这种所谓的“历史事实”之上,其客观公正性固然毋庸多说,而其禁止他人评说非但失于理性,而且失之霸道。
事实上,民众接受什么样的历史事实、形成什么样的历史观,完全取决于他们获得知识的内容、渠道和个人的理解、判断,如果以单一的途径灌输单一的内容,那才是一种危险的极端主义倾向。换句话说,历史的虚无主义固然有害,但和历史的虚假主义、霸道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相比,那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历史具有多重功能,既有政治宣传、文学娱乐的作用,又有学术研究、知识传播的价值,作为这样一个文化的复合体,历史原本就是见仁见智,任人评说乃是极其正常之事,但在近百年以来,一些历史的胜利者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断涂抹甚至颠覆历史,譬如辛亥革命党及后来的国民党为了证明自己的正义性、合法性而不断抹黑晚清及北洋时期,而更可悲的是,后来的胜利者在这个问题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国民党时期的历史书写与评价也得到了同样糟糕的结果。
强行统一思想的历史悲剧,在不远的几十年前就曾发生过。以“一人之思想,取代全民之思想;以一人之学说,成颠扑不破之真理;以一人之号召,成全国行动之指南”,全民汹汹,如痴如醉;全国上下,似癫似狂,这等可怕、可惧、可悲之处,毋庸笔者多费笔墨。
目前历史领域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革命史观”一统天下,这也是最近有人要特别强调的。所谓“革命史观”,那就是:只要是“农民起义”,那就一定是正当正义的,不管太平军或义和团多愚昧、破坏力多大,反正“就是好啊就是好”,而且不允许公开讨论;推而广之,只要是革命,便代表了天然正义;只要被打倒的,那一定是腐朽没落;只要是旧社会,那一定是水深火热……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符合当权者的价值观和口味,那就必须要否定,而且非经批准,不许翻案。
如果仔细推敲,所谓“革命的合法性”,说白了就是枪杆子的合法性,而枪杆子的哲学,不外乎“比试拳头大小软硬”的强盗哲学,这种合法性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不具备天然的合法性。必须指明的是,这种合理性只适用于短暂时期的解释,因为这种合理性的解释不具备继承性。汉高祖刘邦尚知“马上得天下”而不可“马上治天下”,在如今这样一个“治天下”的和平建设时期,却有人赤裸裸的鼓吹“馬上”暴力哲学,这未免是一种刻舟求剑式的有意或无意的误导,因为从逻辑上来说,如果革命具有天然的正义性与合法性,那民众岂不是可以继续革命、不断革命?这种思维,与当年的文革思维何其相似。
革命史观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什么?答案只能是“狂躁、暴力、非理性、非敌即友、非黑即白、简单的愚式思维、粗暴的奴式反动”,革命史观解决了胜利者短时期的历史合理性问题,但它绝不是现状、更不是未来的唯一答案,任何企图把中国人追求现实及其未来自由幸福的愿望吊死在一个已经过时的历史结论上的做法,都会被证明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偏执,并将给中国民众带来更大的混乱、盲动及伤害。
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换句话来说,坚持“革命史观”,势必保有并激起国民的革命热情,而所谓“革命”,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解释,都脱离不了暴力的阴影,而且将对社会的所有阶层造成直接或间接的伤害,从上到下,无一所能幸免。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如今社会存在各种不稳定因素,社会各阶层利益不断分化,各种社会危机此起彼伏,如果“革命思维”深入人心,势必是将火星抛入到潜在的火海,这种非理性的思维与价值观所引发的后果,似乎不需要更多的解释。
马克思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如今这样一个由传统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里,包容、妥协、理性、民主、多元化,才是时代的主流。从近年来的各国历史来看,只有多元化的思维才能带来更加理性的价值观,多元化的利益分配与各阶层的多重博弈才能带来更稳定的均衡。相反,如果仍旧顽固地坚持“革命史观”这种陈腐论调,不仅是企图用谎言填补历史的漏洞,而且是有意揭开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伤疤,这种投机心态和企图“一统天下”的粗蛮思想,在这样一个网络化、多元化的社会趋势中,不但不能扬汤止沸,反可能抱薪救火、引火烧身,其结果,势必引发更深层次的思想混乱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冲突。
至为遗憾的是,历史本来可以是个“小姑娘”,但在革命史观下却变成了一个简单、粗暴、僵化的恶妇形象,这种掩盖历史多样性、复杂性、鲜活性的霸道史学,又何止是“历史的不幸”?!
摘自 《百度文库》
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说:“从历史中追寻和找出真实是一桩非常困难的事”,一些写历史书的人动辄有“盖棺论定”的思维,这实在很要不得的。试想,这历史的棺材岂能轻易盖上,即便有人想钉上钉子,也难能保死鬼们就不从棺材里跑出来。找寻真实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历史场景不可再现,而以文字为载体的历史著作无可避免的掉入“一旦落笔,便是主观”的困境,至于接受知识的读者们,那更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任何企图在历史的领域“统一思想、一统江湖”的做法,终将沦为历史的笑柄。
最近倒是有人写文章,声称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文中杀气腾腾,只要是与“已有的历史结论”不符合的历史新书写、只要是“为已被历史淘汰的旧势力评功摆好”的,均被扣上“做翻案文章”、“颠覆历史观”的罪名,一时间气势汹汹,大帽子横飞,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不错,历史虚无主义是需要反对的,但更有害的是历史虚假主义。所谓“历史虚假主义”,未必是伪造历史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而更多的是避重就轻、故意误导甚至有意抹去对历史认知至为重要的细节隐情,这种至为巧妙隐蔽的历史书写,才是真正作假的“秽史”。如果历史结论建立在这种所谓的“历史事实”之上,其客观公正性固然毋庸多说,而其禁止他人评说非但失于理性,而且失之霸道。
事实上,民众接受什么样的历史事实、形成什么样的历史观,完全取决于他们获得知识的内容、渠道和个人的理解、判断,如果以单一的途径灌输单一的内容,那才是一种危险的极端主义倾向。换句话说,历史的虚无主义固然有害,但和历史的虚假主义、霸道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相比,那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历史具有多重功能,既有政治宣传、文学娱乐的作用,又有学术研究、知识传播的价值,作为这样一个文化的复合体,历史原本就是见仁见智,任人评说乃是极其正常之事,但在近百年以来,一些历史的胜利者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断涂抹甚至颠覆历史,譬如辛亥革命党及后来的国民党为了证明自己的正义性、合法性而不断抹黑晚清及北洋时期,而更可悲的是,后来的胜利者在这个问题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国民党时期的历史书写与评价也得到了同样糟糕的结果。
强行统一思想的历史悲剧,在不远的几十年前就曾发生过。以“一人之思想,取代全民之思想;以一人之学说,成颠扑不破之真理;以一人之号召,成全国行动之指南”,全民汹汹,如痴如醉;全国上下,似癫似狂,这等可怕、可惧、可悲之处,毋庸笔者多费笔墨。
目前历史领域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革命史观”一统天下,这也是最近有人要特别强调的。所谓“革命史观”,那就是:只要是“农民起义”,那就一定是正当正义的,不管太平军或义和团多愚昧、破坏力多大,反正“就是好啊就是好”,而且不允许公开讨论;推而广之,只要是革命,便代表了天然正义;只要被打倒的,那一定是腐朽没落;只要是旧社会,那一定是水深火热……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符合当权者的价值观和口味,那就必须要否定,而且非经批准,不许翻案。
如果仔细推敲,所谓“革命的合法性”,说白了就是枪杆子的合法性,而枪杆子的哲学,不外乎“比试拳头大小软硬”的强盗哲学,这种合法性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不具备天然的合法性。必须指明的是,这种合理性只适用于短暂时期的解释,因为这种合理性的解释不具备继承性。汉高祖刘邦尚知“马上得天下”而不可“马上治天下”,在如今这样一个“治天下”的和平建设时期,却有人赤裸裸的鼓吹“馬上”暴力哲学,这未免是一种刻舟求剑式的有意或无意的误导,因为从逻辑上来说,如果革命具有天然的正义性与合法性,那民众岂不是可以继续革命、不断革命?这种思维,与当年的文革思维何其相似。
革命史观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什么?答案只能是“狂躁、暴力、非理性、非敌即友、非黑即白、简单的愚式思维、粗暴的奴式反动”,革命史观解决了胜利者短时期的历史合理性问题,但它绝不是现状、更不是未来的唯一答案,任何企图把中国人追求现实及其未来自由幸福的愿望吊死在一个已经过时的历史结论上的做法,都会被证明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偏执,并将给中国民众带来更大的混乱、盲动及伤害。
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换句话来说,坚持“革命史观”,势必保有并激起国民的革命热情,而所谓“革命”,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解释,都脱离不了暴力的阴影,而且将对社会的所有阶层造成直接或间接的伤害,从上到下,无一所能幸免。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如今社会存在各种不稳定因素,社会各阶层利益不断分化,各种社会危机此起彼伏,如果“革命思维”深入人心,势必是将火星抛入到潜在的火海,这种非理性的思维与价值观所引发的后果,似乎不需要更多的解释。
马克思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如今这样一个由传统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里,包容、妥协、理性、民主、多元化,才是时代的主流。从近年来的各国历史来看,只有多元化的思维才能带来更加理性的价值观,多元化的利益分配与各阶层的多重博弈才能带来更稳定的均衡。相反,如果仍旧顽固地坚持“革命史观”这种陈腐论调,不仅是企图用谎言填补历史的漏洞,而且是有意揭开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伤疤,这种投机心态和企图“一统天下”的粗蛮思想,在这样一个网络化、多元化的社会趋势中,不但不能扬汤止沸,反可能抱薪救火、引火烧身,其结果,势必引发更深层次的思想混乱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冲突。
至为遗憾的是,历史本来可以是个“小姑娘”,但在革命史观下却变成了一个简单、粗暴、僵化的恶妇形象,这种掩盖历史多样性、复杂性、鲜活性的霸道史学,又何止是“历史的不幸”?!
摘自 《百度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