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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初创时期，人才奇缺。
按照规定，调进干部单是一级级地办理调动手续就需要半年以上，而深圳经济特区刚开始建设又急需大量的人手。再加上新生的城市，显得很荒凉，干部一看都不愿意来。就算我已经有了十余年的组织部工作经验，一样在招人的难题前屡屡碰壁。
记得1981年，我刚来深圳不久，时任市委书记梁湘让我去广州调300多名干部过来。我想着自己在省里已经当了那么多年的组织部副部长，这事“小菜一碟”，就拍着胸口说：“没有问题。”第二天我就去了广州，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一听是深圳，就嘀咕说：“太荒凉了，不去。”没有办法，我就去找我熟悉的、优秀的人，没想到他们避之唯恐不及。那些被我点到名的人，都说我是“衰人”。
折腾了近两个月，才招来了20多个人，差了好大一截。回到深圳，梁湘眼看到处要大干快上却没有人，心急如焚之下，说我这个组织部部长干了一辈子还招不到人，简直就是“窝囊废”。
我從没挨过这么重的批评，但自知理亏不敢吭声，只能积极想办法解决这个燃眉之急。经过反复商量，我与组织人事部门的同事研讨出了一套方案——向外公开招聘干部。
但此事需要中央组织部“开绿灯”。1981年年底，我遵照梁湘的嘱咐，带队前往北京向中组部汇报，得到了中组部领导的大力支持，批准我到12个城市去招聘。得到消息时正是那一年的春节，我当时还在北京，得知消息后高兴地跳起来，马上给梁湘打电话，他也很兴奋，说：“解决了招人的大难题啊。”
1982年年初，中组部正式下了文件：只要个人自愿报名，深圳的招聘组也想要，当地组织部就要通知原来的单位放行。那一次，我们顺利在北京招聘了一批优秀的骨干人才。
其实，此时距离上次在省里招聘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深圳经济特区还是一样的荒凉，为什么这一下又有人自愿报名了呢？因为我们在商议引进人才优惠政策时，想到了一个具有诱惑力的条件：干部来了特区就有房子住，比如高级工程师或处级干部住三房一厅，工程师或科级干部住两房一厅。虽然房子还没有，但由于当时住房很紧张，那些知识分子一听有房子住，眼睛都亮了。
承诺好的房子怎么解决？当时我去找主管基建的罗昌仁同志，告诉他如果没有房子的话，招来的人恐怕都留不住了，他满口答应帮我解决。后来干部们来了之后果然都有房子住。我觉得很神奇，好像他变魔术一样把房子变出来了。他说是周鼎同志找来了资金，才把房子建起来的。
就算有了政策、有了房子，招人也不是一帆风顺。毕竟人才是每个地方的宝贝，把别人单位的优秀人才挖走了，就像挖掉了人家的心头肉。那时我的名声早已传遍各地组织部，所以我去好些地方招聘，还没自报家门，人家就知道是“刘波来了”，都躲着我。
这也难不倒我，我一边上街贴招聘启事，一边又登报招聘，还积极跟当地人事部门示好，后来报名的人还是很多的。1983年，我们在上海招聘时，得知著名艺术家祝希娟有意到特区发展，我赶紧亲自上门去拜访，她反复考虑后，毅然表示愿意到特区来出一份力。
祝希娟到深圳的事情很快就被媒体报道出来了，结果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来报名的人纷至沓来，“招人难”的局面一下子就扭转了，我心里乐开了花。
到了1985年，我已为特区招到了5.7万名人才，招聘工作总算告一段落。
（作者曾任深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政协副主席）
按照规定，调进干部单是一级级地办理调动手续就需要半年以上，而深圳经济特区刚开始建设又急需大量的人手。再加上新生的城市，显得很荒凉，干部一看都不愿意来。就算我已经有了十余年的组织部工作经验，一样在招人的难题前屡屡碰壁。
记得1981年，我刚来深圳不久，时任市委书记梁湘让我去广州调300多名干部过来。我想着自己在省里已经当了那么多年的组织部副部长，这事“小菜一碟”，就拍着胸口说：“没有问题。”第二天我就去了广州，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一听是深圳，就嘀咕说：“太荒凉了，不去。”没有办法，我就去找我熟悉的、优秀的人，没想到他们避之唯恐不及。那些被我点到名的人，都说我是“衰人”。
折腾了近两个月，才招来了20多个人，差了好大一截。回到深圳，梁湘眼看到处要大干快上却没有人，心急如焚之下，说我这个组织部部长干了一辈子还招不到人，简直就是“窝囊废”。
我從没挨过这么重的批评，但自知理亏不敢吭声，只能积极想办法解决这个燃眉之急。经过反复商量，我与组织人事部门的同事研讨出了一套方案——向外公开招聘干部。
但此事需要中央组织部“开绿灯”。1981年年底，我遵照梁湘的嘱咐，带队前往北京向中组部汇报，得到了中组部领导的大力支持，批准我到12个城市去招聘。得到消息时正是那一年的春节，我当时还在北京，得知消息后高兴地跳起来，马上给梁湘打电话，他也很兴奋，说：“解决了招人的大难题啊。”
1982年年初，中组部正式下了文件：只要个人自愿报名，深圳的招聘组也想要，当地组织部就要通知原来的单位放行。那一次，我们顺利在北京招聘了一批优秀的骨干人才。
其实，此时距离上次在省里招聘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深圳经济特区还是一样的荒凉，为什么这一下又有人自愿报名了呢？因为我们在商议引进人才优惠政策时，想到了一个具有诱惑力的条件：干部来了特区就有房子住，比如高级工程师或处级干部住三房一厅，工程师或科级干部住两房一厅。虽然房子还没有，但由于当时住房很紧张，那些知识分子一听有房子住，眼睛都亮了。
承诺好的房子怎么解决？当时我去找主管基建的罗昌仁同志，告诉他如果没有房子的话，招来的人恐怕都留不住了，他满口答应帮我解决。后来干部们来了之后果然都有房子住。我觉得很神奇，好像他变魔术一样把房子变出来了。他说是周鼎同志找来了资金，才把房子建起来的。
就算有了政策、有了房子，招人也不是一帆风顺。毕竟人才是每个地方的宝贝，把别人单位的优秀人才挖走了，就像挖掉了人家的心头肉。那时我的名声早已传遍各地组织部，所以我去好些地方招聘，还没自报家门，人家就知道是“刘波来了”，都躲着我。
这也难不倒我，我一边上街贴招聘启事，一边又登报招聘，还积极跟当地人事部门示好，后来报名的人还是很多的。1983年，我们在上海招聘时，得知著名艺术家祝希娟有意到特区发展，我赶紧亲自上门去拜访，她反复考虑后，毅然表示愿意到特区来出一份力。
祝希娟到深圳的事情很快就被媒体报道出来了，结果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来报名的人纷至沓来，“招人难”的局面一下子就扭转了，我心里乐开了花。
到了1985年，我已为特区招到了5.7万名人才，招聘工作总算告一段落。
（作者曾任深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