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其他古老的文字在历史长河中相继消亡，而汉字凭借其顽强的生命力和文化活力跨越了数千年。
汉字缘何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的背后蕴藏着哪些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的人们应该如何走近汉字？古文字学者应该如何把握时代机遇，展现汉字文化的蓬勃生机？对此，中国文字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带来了他的思考。
汉字不是“汉代使用的文字”
问：我们每天都在接触汉字，但对汉字并不一定真正了解。究竟何为汉字？
黄德宽：汉字既不是指汉代使用的文字，也不是指汉民族使用的文字，而是指中国和海外华人所通用的记录汉语的文字系统。
中国古代并没有“汉字”这个名称。先秦时代称作“文”“字”“书”“名”“书契”等，秦代才将“文字”连称，近代称为“中国文字”。到了现代，“汉字”这个名称才流行开来。
问：一种文字对一个国家、民族来说，意味着什么？
黄德宽：人类历史上使用的文字，既有产生于本土的自源文字，也有借自其他文字系统发展而来的借源文字。对自源文字体系而言，文字是历史、社会和民族深层心理结构的综合，它的发明和使用标志着一个国家和民族进入到文明时代。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使用的文字系统，都是在借鉴、移植其他文字的基础上创造的。汉字是从中华文化沃土上创造出来的自源文字，与中华文明的进程相伴而生，记录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汉字记载下的汗牛充栋的历代典籍，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后人正是通过文字记载才能更好地走近中华民族的历史，了解过去。
问：那么，汉字到底起源于何时？
黄德宽：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华文明的形成，目前仍是学者探索的重要课题。
根据现代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可以肯定，至少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夏代，汉字就已经形成了。比如，《史记》对夏代世系就有详细记载，这透露出司马迁撰写《夏本纪》时，可能依据了流传下来的早期文字记录。现代考古发现，我国多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出现了与文字起源关系密切的刻画符号。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文”“邑”“辰”等文字符号（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000年），尽管学术界在如何释读上还有不同意见，但这些字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汉字样本是没有疑问的。
问：同样是古老的文字，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都早早地消亡了。汉字为何拥有这么强的生命力？
黄德宽：总体来说，一种文字的衰亡，其主要原因是创造出这种文字的文明因为各种历史原因而衰落乃至消亡，一种文明的消亡必然导致与之相伴随的文字失去生存的根本。
与其他文字相比，汉字之所以能历久弥新，永葆生机，中华文明的世代传承、生生不息是最根本的原因。尽管中华文明一路走来也经历了许多坎坷，但以汉民族为核心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没有中断，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吸收不同民族和域外文化的精华，经历着不断的自我扬弃、丰富、创新和发展。汉字与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相伴而生，也因此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被使用并传承至今。
另外，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它的功能和使命是记载不断变化发展的语言和社会生活。汉字能保持生命力的内在原因，在于它能很好地适应汉语的各种变化，不断完善其记录语言的功能。汉语是一种多方言的语言，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关注到了方言，到汉代还产生了记录各地方言的著作。汉字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它具有强大的超方言功能，不同方言区的人们书面语都使用汉字，不会因为方言差异而造成交流障碍。不管方言读音有怎样的变化，汉字的字形字义是稳定的，文字符号与不同方言之间也能建立起对应关系，并不因为方言而影响信息的传递。
从现实看，汉字也完全能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工具属性。比方说有一种新的化学元素被发现了，运用汉字的形声造字法就能够很便捷地造出一个新的字来记录它。
不必将“yyds”“xswl”看得太严重
问：但是，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汉字也经历过危机。
黄德宽：的确。汉字经历了不断突破自我发展困境的历程，并且渡过了存废危机才有了今天的发展。
汉字的发展，首先遇到的便是构形的困境。汉字早期的构造主要运用以形表意的方法，如运用象形、指事、会意等造字法来构造文字符号。但这种造字方式有很大局限性，不仅符号众多，而且复杂的抽象概念以及语言中的虚词等无形可象的，就难以构造记錄符号，从而陷于构形的困境。先人们通过运用“同音假借”和形声造字法，使汉字实现了构形困境的突破。形声造字法的发展完善，从根本上解决了汉字符号生成的机制问题，使得汉字符号可以适应时代发展而生生不息。
汉字发展的第二个困境是书写和阅读效率之间的矛盾。往往字的构形越复杂，符号自身提供的信息就越丰富，辨识就更容易，对阅读理解字义也更有利。但形体符号太复杂，会影响书写效率。因此，汉字形体符号的省简就成为贯穿汉字体系发展的主线。汉字系统通过自身的发展，在简化形体过程中，经历了从描摹客观物象而形成的篆体，变为抽象点画组合的隶书，后来又确立了楷书，使得汉字的笔画系统和方块字形态最终确立，解决了书写效率的提高问题。与此同步，汉字系统通过形声字发展和构形模式的单一化（形声化），使以形符示义和以声符记音相统一，从而突破了书写与阅读效率相矛盾的困境。
汉字真正面临的危机，是清末西方文化冲击下形成的汉字改革运动，到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期将汉字改革推向了高潮。当时，中华民族陷入深重危机，一些人将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归结为科技教育落后，而科技教育落后是因为汉字繁难。一时间，各种汉字改革方案纷纷面世，改革汉字乃至废除汉字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流声音。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家的强盛和繁荣，回过头来看，人们发现，以前对汉字的否定，实际上是由于民族正面临存亡危机，丧失了对自身文化的信心，从而导致对汉字认识上出现了偏差。伴随着中华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重新得到了认识，古老的汉字也经历了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在新时代再一次展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问：步入信息化时代，当人们习惯于打字之后，就容易提笔忘字。这么下去，人们以后是不是都不会写字了？
黄德宽：技术的发展和工具的改变是时代的必然，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信息化时代给人类带来了很多便捷，整体利大于弊。当然，这也伴随着对文字书写的影响。
一方面，我们要相信汉字的传承亦是中华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力量不可抗拒，不必过分担忧。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加强汉字教育，有意识地作一些日常习惯上的改变，避免书写功能的下降。我们不妨把书写作为一种享受、一种审美，作为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来弥补信息化时代下少有书写机会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要改进和加强语文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汉字教学。不能只教汉字怎么写，还要告诉学生这个字为什么这么写，要兼顾汉字背后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提升了，才能增进文化的传承。
问：汉字有书写规范，但在信息时代，互联网上的表达十分丰富。前几年出现了“火星文”，近两年则随着弹幕文化的流行，出现大量的字母缩写表达，比如yyds（永远的神）、xswl（笑死我了）。这些网络用语会对人们，尤其是下一代的正常表达产生影响或危害吗？
黄德宽：首先要明确，规范地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每个人都应该遵守国家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维护语言文字的严肃性，不能胡乱改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语言文字的良好传承和发展。
对于网络上层出不穷的新表达，比如用符号、字母和汉语拼音来替代汉字，我们可以看作是一种亚文化现象，是独特的虚拟世界的表达。这些流行的亚文化更新迭代非常快，可能没多久就会被自然淘汰。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维护好主流阵地的语言文字规范不动摇，对于网络上这些突破规范的表达，我们不必将其看得太严重，可以持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
“冷门绝学”其实有生机、有温度
问：在一部分人看来，古文字学是一门冷门学科，甚至是一门“绝学”。为何您却认为，这是一门有生机、有温度的新兴学科？
黄德宽：古文字学研究的对象是上古的东西，这门学问的起源非常早。一提到古文字学就让人联想到“冷门绝学”，实际上说的是它的难度，做的人少，怕它传承不下来。
随着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后人比汉代人看到了更多更早的文字。20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周易》等一大批珍稀文献。20世纪90年代，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了《老子》《缁衣》等多种战国时期的竹书。近年来，上海博物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安徽大学从海外抢救回来了多批战国秦汉竹简，其中既包含了中华核心经典，也有大量未曾传世的佚书。考古单位也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的文献资料。还有历年发现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数量多达两万余件，记录了许多重要的商周历史文化内容。这些出土文献新材料内容极为丰富，涵盖了上古社会的方方面面，很多内容都属于首次发现。
随着这些新材料的发现，古文字学这门古老的学问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开辟了很多新的研究领域，成为一个充满现代学术精神的新学科。近年来，在国家的支持下，古文字学的发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因而充满生机，发展前景广阔。
问：您一直强调，如今的古文字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如果只懂得古文字，就做不好这门学问。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也有类似论断。一个合格的古文字学研究者，究竟要具备哪些领域的知识和技能？
黄德宽：古文字学是一门既专且博的学问。它研究的是中国上古时期的文字，这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有专门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对一个字根本无从辨认、分析。
同时，它很“博”。除了文字学的知识，还要对上古汉语有所了解。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如果脱离语言环境，只从文字本身进行分析，很可能会出现错误。而文字作为一种符号，记录了当时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内容，因此也要对历史学有所涉猎。古文字的书写方式、篇章组织、文本流传问题，又涉及文献学。此外，很多文献都从地下出土，要整理、鉴定这些文物，光有古文字和古文献经验还不够，还要具备一定的考古学知识，并借助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方法。
问：这些年您一直在从事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研究，現在正主持清华简的研读工作，是否也用到了上述的“十八般武艺”？
黄德宽：是的。清华简并非科学考古发现的，而是2008年从海外文物商那里抢救回来的，所以它们面临的第一个质疑就是究竟是真是假。对于这批竹简的出土时间、流散过程，全都不得而知。当时，清华大学成立了由李学勤、裘锡圭、李伯谦等先生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进行鉴定，大家凭借多年来积累的经验，一致认为这批竹简上的文字书写风格是战国时期的，从内容来看应该是战国时期的古书类文献，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
这还不够。为了印证这一论断，2008年年底，清华对这批竹简中的无字残片标本进行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后，得到的数据为公元前305加减30年，即战国中晚期，这与学者鉴定观察的结果基本一致。另外，专家还对竹简残片的含水率做了测定，结果是400%，这是曾经在水中浸泡千年才有的结果，现代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后来，随着对这批竹简整理研究的深入，把残章断简一片片拼起来，根据文字记载的内容进行综合判断，证明它的价值极其重大，绝不可能是造假之物。
经过一系列研究和检测综合判断，毫无疑问这批竹简是战国时期的真品。十多年来，在李学勤先生奠定的基础上，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专家们经过艰苦努力，迄今为止，已经整理发布了10辑研究报告，每一辑报告的发布都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并带动了相关学科研究的开展。今年，我们马上就要发布第11辑研究报告，大家对此都非常期待。
尤其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 问：2020年1月，教育部发布了“强基计划”，古文字学专业被列入其中。这是否意味着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黄德宽：过去，古文字学人才的培养主要从研究生教育阶段开始，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根据自身条件，分别在中国语言文學、考古学、历史学等一级学科下属的有关二级学科招生培养，培养方式、课程体系百花齐放，差异明显。这种模式现在已经难以适应古文字学发展对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求。
这次改革将古文字学列入“强基计划”，选择若干所具备条件的高校，从本科生抓起，建立本科、硕士、博士衔接的培养模式，是对古文字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大改革，将为加强我国古文字研究力量、积聚后备人才、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独特和重要的作用。
问：今年6月，清华大学首届“强基计划”古文字学专业举行了开班仪式。这批学生是怎样选出来的？
黄德宽：学校考虑到高中生进入大学直接学习古文字学可能比较困难，所以先让学生上了一年的课，了解相关内容，随后由日新书院文、史、哲三个专业本科生在一年级末进行双向选择，择优遴选组成现在的古文字班。
开班仪式上，一位学生代表的发言让我印象深刻。他回顾了自己与古文字学结缘以及逐步萌生学习兴趣的历程，并表达了自己坚持这个专业的原因和对未来的畅想。从他和其他学生身上，我感受到了清华学子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和担当精神。如果仅仅为了追求个人的生活幸福、更好的工作，大家也不会选择这个专业。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一定是出于内心召唤和深层思考的引导。
问：您觉得，从事古文字学研究的人应该具备哪些品质？
黄德宽：其实做学问，不管是古文字学还是其他学科，都需要一定的品质，这是相通的。我认为以下三点尤为重要。
首先要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深切的热爱和崇敬。没有热爱与崇敬，很难真正献身于这份事业。
其次在学术上要有奉献精神，尤其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研究古文字学不是为稻粱谋，也不是为一己之利，它是一份清苦、艰难的事业。如果耐不住寂寞，不甘于“坐冷板凳”，就难以坚持。
最后要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善于吸收多学科的知识。不要以为古文字学就是枯燥、死板的咬文嚼字，要在古文字学领域有所突破，就必须打开眼界，博采众长。青年学生还要有国际化视野，这样才能更好地承担起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责任。
问：对青年学子来说，老一辈学人的优良作风和家国情怀也是激励着他们前进与成长的动力。
黄德宽：是的。老一辈学者都是数十年孜孜以求、心无旁骛地治学，他们的自觉担当影响了一代代青年学子。
清华大学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时，李学勤先生已经75岁高龄了，为了清华简的整理研究，他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带着一群年轻人从无到有地干起来。后来他生病入院，在病床上依然心系研究，通过口述来写文章。他的治学态度和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今年4月17日，在清华蒙民伟人文楼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内建成的李学勤先生纪念室正式揭牌。中心还设立了“李学勤出土文献基金”，以奖励投身于出土文献学习研究的优秀青年学子。我想，青年学生的治学品格，需要教师平时的言传身教，需要老一辈学人治学精神的滋养，更需要他们在实践中自觉地去砥砺磨炼。
汉字缘何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的背后蕴藏着哪些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的人们应该如何走近汉字？古文字学者应该如何把握时代机遇，展现汉字文化的蓬勃生机？对此，中国文字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带来了他的思考。
汉字不是“汉代使用的文字”
问：我们每天都在接触汉字，但对汉字并不一定真正了解。究竟何为汉字？
黄德宽：汉字既不是指汉代使用的文字，也不是指汉民族使用的文字，而是指中国和海外华人所通用的记录汉语的文字系统。
中国古代并没有“汉字”这个名称。先秦时代称作“文”“字”“书”“名”“书契”等，秦代才将“文字”连称，近代称为“中国文字”。到了现代，“汉字”这个名称才流行开来。
问：一种文字对一个国家、民族来说，意味着什么？
黄德宽：人类历史上使用的文字，既有产生于本土的自源文字，也有借自其他文字系统发展而来的借源文字。对自源文字体系而言，文字是历史、社会和民族深层心理结构的综合，它的发明和使用标志着一个国家和民族进入到文明时代。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使用的文字系统，都是在借鉴、移植其他文字的基础上创造的。汉字是从中华文化沃土上创造出来的自源文字，与中华文明的进程相伴而生，记录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汉字记载下的汗牛充栋的历代典籍，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后人正是通过文字记载才能更好地走近中华民族的历史，了解过去。
问：那么，汉字到底起源于何时？
黄德宽：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华文明的形成，目前仍是学者探索的重要课题。
根据现代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可以肯定，至少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夏代，汉字就已经形成了。比如，《史记》对夏代世系就有详细记载，这透露出司马迁撰写《夏本纪》时，可能依据了流传下来的早期文字记录。现代考古发现，我国多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出现了与文字起源关系密切的刻画符号。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文”“邑”“辰”等文字符号（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000年），尽管学术界在如何释读上还有不同意见，但这些字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汉字样本是没有疑问的。
问：同样是古老的文字，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都早早地消亡了。汉字为何拥有这么强的生命力？
黄德宽：总体来说，一种文字的衰亡，其主要原因是创造出这种文字的文明因为各种历史原因而衰落乃至消亡，一种文明的消亡必然导致与之相伴随的文字失去生存的根本。
与其他文字相比，汉字之所以能历久弥新，永葆生机，中华文明的世代传承、生生不息是最根本的原因。尽管中华文明一路走来也经历了许多坎坷，但以汉民族为核心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没有中断，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吸收不同民族和域外文化的精华，经历着不断的自我扬弃、丰富、创新和发展。汉字与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相伴而生，也因此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被使用并传承至今。
另外，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它的功能和使命是记载不断变化发展的语言和社会生活。汉字能保持生命力的内在原因，在于它能很好地适应汉语的各种变化，不断完善其记录语言的功能。汉语是一种多方言的语言，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关注到了方言，到汉代还产生了记录各地方言的著作。汉字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它具有强大的超方言功能，不同方言区的人们书面语都使用汉字，不会因为方言差异而造成交流障碍。不管方言读音有怎样的变化，汉字的字形字义是稳定的，文字符号与不同方言之间也能建立起对应关系，并不因为方言而影响信息的传递。
从现实看，汉字也完全能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工具属性。比方说有一种新的化学元素被发现了，运用汉字的形声造字法就能够很便捷地造出一个新的字来记录它。
不必将“yyds”“xswl”看得太严重
问：但是，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汉字也经历过危机。
黄德宽：的确。汉字经历了不断突破自我发展困境的历程，并且渡过了存废危机才有了今天的发展。
汉字的发展，首先遇到的便是构形的困境。汉字早期的构造主要运用以形表意的方法，如运用象形、指事、会意等造字法来构造文字符号。但这种造字方式有很大局限性，不仅符号众多，而且复杂的抽象概念以及语言中的虚词等无形可象的，就难以构造记錄符号，从而陷于构形的困境。先人们通过运用“同音假借”和形声造字法，使汉字实现了构形困境的突破。形声造字法的发展完善，从根本上解决了汉字符号生成的机制问题，使得汉字符号可以适应时代发展而生生不息。
汉字发展的第二个困境是书写和阅读效率之间的矛盾。往往字的构形越复杂，符号自身提供的信息就越丰富，辨识就更容易，对阅读理解字义也更有利。但形体符号太复杂，会影响书写效率。因此，汉字形体符号的省简就成为贯穿汉字体系发展的主线。汉字系统通过自身的发展，在简化形体过程中，经历了从描摹客观物象而形成的篆体，变为抽象点画组合的隶书，后来又确立了楷书，使得汉字的笔画系统和方块字形态最终确立，解决了书写效率的提高问题。与此同步，汉字系统通过形声字发展和构形模式的单一化（形声化），使以形符示义和以声符记音相统一，从而突破了书写与阅读效率相矛盾的困境。
汉字真正面临的危机，是清末西方文化冲击下形成的汉字改革运动，到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期将汉字改革推向了高潮。当时，中华民族陷入深重危机，一些人将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归结为科技教育落后，而科技教育落后是因为汉字繁难。一时间，各种汉字改革方案纷纷面世，改革汉字乃至废除汉字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流声音。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家的强盛和繁荣，回过头来看，人们发现，以前对汉字的否定，实际上是由于民族正面临存亡危机，丧失了对自身文化的信心，从而导致对汉字认识上出现了偏差。伴随着中华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重新得到了认识，古老的汉字也经历了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在新时代再一次展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问：步入信息化时代，当人们习惯于打字之后，就容易提笔忘字。这么下去，人们以后是不是都不会写字了？
黄德宽：技术的发展和工具的改变是时代的必然，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信息化时代给人类带来了很多便捷，整体利大于弊。当然，这也伴随着对文字书写的影响。
一方面，我们要相信汉字的传承亦是中华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力量不可抗拒，不必过分担忧。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加强汉字教育，有意识地作一些日常习惯上的改变，避免书写功能的下降。我们不妨把书写作为一种享受、一种审美，作为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来弥补信息化时代下少有书写机会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要改进和加强语文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汉字教学。不能只教汉字怎么写，还要告诉学生这个字为什么这么写，要兼顾汉字背后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提升了，才能增进文化的传承。
问：汉字有书写规范，但在信息时代，互联网上的表达十分丰富。前几年出现了“火星文”，近两年则随着弹幕文化的流行，出现大量的字母缩写表达，比如yyds（永远的神）、xswl（笑死我了）。这些网络用语会对人们，尤其是下一代的正常表达产生影响或危害吗？
黄德宽：首先要明确，规范地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每个人都应该遵守国家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维护语言文字的严肃性，不能胡乱改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语言文字的良好传承和发展。
对于网络上层出不穷的新表达，比如用符号、字母和汉语拼音来替代汉字，我们可以看作是一种亚文化现象，是独特的虚拟世界的表达。这些流行的亚文化更新迭代非常快，可能没多久就会被自然淘汰。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维护好主流阵地的语言文字规范不动摇，对于网络上这些突破规范的表达，我们不必将其看得太严重，可以持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
“冷门绝学”其实有生机、有温度
问：在一部分人看来，古文字学是一门冷门学科，甚至是一门“绝学”。为何您却认为，这是一门有生机、有温度的新兴学科？
黄德宽：古文字学研究的对象是上古的东西，这门学问的起源非常早。一提到古文字学就让人联想到“冷门绝学”，实际上说的是它的难度，做的人少，怕它传承不下来。
随着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后人比汉代人看到了更多更早的文字。20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周易》等一大批珍稀文献。20世纪90年代，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了《老子》《缁衣》等多种战国时期的竹书。近年来，上海博物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安徽大学从海外抢救回来了多批战国秦汉竹简，其中既包含了中华核心经典，也有大量未曾传世的佚书。考古单位也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的文献资料。还有历年发现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数量多达两万余件，记录了许多重要的商周历史文化内容。这些出土文献新材料内容极为丰富，涵盖了上古社会的方方面面，很多内容都属于首次发现。
随着这些新材料的发现，古文字学这门古老的学问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开辟了很多新的研究领域，成为一个充满现代学术精神的新学科。近年来，在国家的支持下，古文字学的发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因而充满生机，发展前景广阔。
问：您一直强调，如今的古文字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如果只懂得古文字，就做不好这门学问。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也有类似论断。一个合格的古文字学研究者，究竟要具备哪些领域的知识和技能？
黄德宽：古文字学是一门既专且博的学问。它研究的是中国上古时期的文字，这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有专门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对一个字根本无从辨认、分析。
同时，它很“博”。除了文字学的知识，还要对上古汉语有所了解。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如果脱离语言环境，只从文字本身进行分析，很可能会出现错误。而文字作为一种符号，记录了当时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内容，因此也要对历史学有所涉猎。古文字的书写方式、篇章组织、文本流传问题，又涉及文献学。此外，很多文献都从地下出土，要整理、鉴定这些文物，光有古文字和古文献经验还不够，还要具备一定的考古学知识，并借助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方法。
问：这些年您一直在从事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研究，現在正主持清华简的研读工作，是否也用到了上述的“十八般武艺”？
黄德宽：是的。清华简并非科学考古发现的，而是2008年从海外文物商那里抢救回来的，所以它们面临的第一个质疑就是究竟是真是假。对于这批竹简的出土时间、流散过程，全都不得而知。当时，清华大学成立了由李学勤、裘锡圭、李伯谦等先生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进行鉴定，大家凭借多年来积累的经验，一致认为这批竹简上的文字书写风格是战国时期的，从内容来看应该是战国时期的古书类文献，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
这还不够。为了印证这一论断，2008年年底，清华对这批竹简中的无字残片标本进行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后，得到的数据为公元前305加减30年，即战国中晚期，这与学者鉴定观察的结果基本一致。另外，专家还对竹简残片的含水率做了测定，结果是400%，这是曾经在水中浸泡千年才有的结果，现代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后来，随着对这批竹简整理研究的深入，把残章断简一片片拼起来，根据文字记载的内容进行综合判断，证明它的价值极其重大，绝不可能是造假之物。
经过一系列研究和检测综合判断，毫无疑问这批竹简是战国时期的真品。十多年来，在李学勤先生奠定的基础上，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专家们经过艰苦努力，迄今为止，已经整理发布了10辑研究报告，每一辑报告的发布都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并带动了相关学科研究的开展。今年，我们马上就要发布第11辑研究报告，大家对此都非常期待。
尤其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 问：2020年1月，教育部发布了“强基计划”，古文字学专业被列入其中。这是否意味着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黄德宽：过去，古文字学人才的培养主要从研究生教育阶段开始，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根据自身条件，分别在中国语言文學、考古学、历史学等一级学科下属的有关二级学科招生培养，培养方式、课程体系百花齐放，差异明显。这种模式现在已经难以适应古文字学发展对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求。
这次改革将古文字学列入“强基计划”，选择若干所具备条件的高校，从本科生抓起，建立本科、硕士、博士衔接的培养模式，是对古文字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大改革，将为加强我国古文字研究力量、积聚后备人才、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独特和重要的作用。
问：今年6月，清华大学首届“强基计划”古文字学专业举行了开班仪式。这批学生是怎样选出来的？
黄德宽：学校考虑到高中生进入大学直接学习古文字学可能比较困难，所以先让学生上了一年的课，了解相关内容，随后由日新书院文、史、哲三个专业本科生在一年级末进行双向选择，择优遴选组成现在的古文字班。
开班仪式上，一位学生代表的发言让我印象深刻。他回顾了自己与古文字学结缘以及逐步萌生学习兴趣的历程，并表达了自己坚持这个专业的原因和对未来的畅想。从他和其他学生身上，我感受到了清华学子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和担当精神。如果仅仅为了追求个人的生活幸福、更好的工作，大家也不会选择这个专业。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一定是出于内心召唤和深层思考的引导。
问：您觉得，从事古文字学研究的人应该具备哪些品质？
黄德宽：其实做学问，不管是古文字学还是其他学科，都需要一定的品质，这是相通的。我认为以下三点尤为重要。
首先要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深切的热爱和崇敬。没有热爱与崇敬，很难真正献身于这份事业。
其次在学术上要有奉献精神，尤其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研究古文字学不是为稻粱谋，也不是为一己之利，它是一份清苦、艰难的事业。如果耐不住寂寞，不甘于“坐冷板凳”，就难以坚持。
最后要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善于吸收多学科的知识。不要以为古文字学就是枯燥、死板的咬文嚼字，要在古文字学领域有所突破，就必须打开眼界，博采众长。青年学生还要有国际化视野，这样才能更好地承担起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责任。
问：对青年学子来说，老一辈学人的优良作风和家国情怀也是激励着他们前进与成长的动力。
黄德宽：是的。老一辈学者都是数十年孜孜以求、心无旁骛地治学，他们的自觉担当影响了一代代青年学子。
清华大学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时，李学勤先生已经75岁高龄了，为了清华简的整理研究，他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带着一群年轻人从无到有地干起来。后来他生病入院，在病床上依然心系研究，通过口述来写文章。他的治学态度和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今年4月17日，在清华蒙民伟人文楼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内建成的李学勤先生纪念室正式揭牌。中心还设立了“李学勤出土文献基金”，以奖励投身于出土文献学习研究的优秀青年学子。我想，青年学生的治学品格，需要教师平时的言传身教，需要老一辈学人治学精神的滋养，更需要他们在实践中自觉地去砥砺磨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