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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霜亮个人简介
1972年农历7月7日生于陕西.渭南
1999年7月大学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
2002年攻读西安美术学院国画专业研究生；
2005年7月研究生毕业并获硕士学位；
现为陕西国画院专职画家。
作品及论文在《美术界》、《当代艺术》、《中国书画鉴藏》、《盛世典藏》、《中国当代艺术》发表；
作品《南粤之旅》2001年参加建党八十周年展，并获得优秀奖；
2005年11月在陕西省国画院举办个展；
作品《子夜》2005年12月参加中日京都艺术展；
作品《北国风光》2006年7月参加建党八十五周年展,并获一等奖；
作品《我从山中来》2006年8月参加陕西省十三届运动会体育美术作品展；
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人物点击》栏目曾做专访；
西安电视台《艺家艺事》栏目曾做专访。
众所周知，一个人要选衣服，总是要考虑到自身的性别、体形特点、高矮、胖瘦，再考虑到自己的个性特征，是热烈奔放，还是稳重保守，然后才选取自己合心的衣服。若是搭配，选上装则看下装，选下装则考虑上装的风格样式，否则显得不男不女、不中不洋、不伦不类、滑稽可笑。
中国画里的色彩就好比一个人的外衣，选用不当，比着装不统一还要闹笑话。在以用墨为主的中国画里，黑色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其余色彩只是从属于墨色，是对黑色的一种点缀，陪衬和补充。虽然是从属于黑色，但使用不当，不仅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会损伤墨色，甚至颠覆了用墨的初衷。
中国画以用墨为主有其哲学的源缘，除了道家追求朴素的思想外，它更注重的是对摆脱客观物象的形色，并能超然于其外的追求。早在《庄子·外篇·山木》中就曾提到：“物物而不物于物”。西汉刘安在《淮南子·卷十四·诠言训》中也曾说到：“轻天下者，身不累于物，故能处之。”意思为做事依赖于客观存在，但不拘泥于客观物象，并能超然于其外。支道林在《大小品对比要钞序》中讲得更为彻底：“无物于物，故能齐于物。”中国人将五光十色的自然物象以朴素的黑色替而代之，但表现的并不是一个黑暗的世界，而是摆脱了自然物象形色的束缚，以朴素的形式展现了另外一种五彩斑澜的世界。
张彦远说：“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他认为运用墨的干湿浓淡变化，以墨代彩，同样能表现大自然的千变万化。故尔“草木敷荣，不待丹碌而采，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萃。”这即是得大自然之真意，相反，只注意模拟物象的色彩，追求表面的形似，反而会失去客观物象的真正精神。由此看来，墨是“意化”后的色彩，黑色替代了造化形色，以黑白形式“意画”出形形色色的另一个多彩世界。
中国画的传统和灵魂所在就是写意，不拘泥客观物象形色，画花不一定用红色，画雪不一定用白色，远山不用青色，树木不用绿色，仅仅一个黑色同样能表现出各自的特征，这都是中国画高明的地方。虚谷的雪竹，不施白粉，不空白，更不用诸如洒雪、弹雪、吹雪、用矾、用盐，甚至用洗衣粉等低劣的方法，而是利用断笔飞白，以单纯的墨色同样展现出了一个巧夺天工的艺术品。李可染的《元气淋漓障犹湿》整幅画面未使任何色，仅通过对墨色干湿，浓淡独具匠心的巧妙运用，使笔下万物好似雨后清洗一般，青山深深，光影斑驳，树木苍翠欲滴，大自然的一切色彩变化被墨色发挥得无微不至，淋漓尽致，真可谓得意之处，“墨色胜处色无功”。
在老子的思想里，“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本义谓黑，在这里，它是指潜在事物内部之间一种隐性的联系。中国画之所以能够墨分五彩，甚至替代一切色彩，均是利用和处理好了墨色之间干湿、浓淡的关系， 以黑色“意化”出造化之精神。
墨和色一起使用时，首先考虑的是二者的内在关系。墨已经将形色物象置换为黑白世界，是主观的、意化的。色彩本是客观的，自然化的，二者很难协调。况且色彩是从属于墨色的，这两种矛盾物能和谐搭配在一起，使用的根本是一致的，二者内在关系是都经过了“意化”，是中国画独有高深之处。
色彩在中国画里的使用，首要的便是先经过“意化”之后方可使用，而不是依据客观物象之色进行模拟复制。齐白石画荷花，不论用大红，洋红，朱红，还是胭脂，非常饱合，几乎不加水，直接将色涂抹在纸上，显得是那样的鲜艳，浓烈，与自然中的荷花比起来，齐白石笔下的荷花更为醒目，生气，耐人寻味，这便是经过胸中对自然物“意化”后的艺术高度夸张。在《万山红遍》里，李可染利用层层堆积，无论树木，房子，山坡，还是河流，不论近景，中景，远景，大胆地只用红色，夸张地渲染出“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深秋之意，与齐白石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花是红的，草是绿的，天是兰的，云是白的，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但是在中国画里却并非如此简单。齐白石对中国画有句概括性的评价，“作画当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苏东坡也曾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这里的“似”都是指拘泥于客观物象，或受制于自然，人人都能用平常眼光看得见的，认得清的客观形象，好比红花绿叶，其色是客观的，人人都可认识到的。“不似”指的是不满于客观物象，摆脱并超越了物象形色的束缚，达到了一种主观意向上认知。如此以来，中国画画天空就不一定非用兰色，画树木非绿色不可。钱松喦在《红岩》里，着墨不多，画中的芭蕉，大树也未施绿，仅以大片红色统领全局，一下子使观者忽略这个地方的存在，而直接追忆到白色恐怖的年代里，革命者前仆后继为了光明而以自己的鲜血染红了见证历史的那个红岩。古人在画竹时，甚至不用墨，更不用绿色，而直接以朱砂作画，同样能写自然物之精神。
相比之下，那种见了树就用头绿，二绿，三绿，石绿，水粉绿，遇到茅草屋就挤赭石，看到红花便拿出所有红色的家当来的蹩脚手段，实在对中国画是一种糟踏，就等于把中国画从写意的高处拽了下来，重新回到世俗中来。用墨是主观的，用色却是客观的，墨是意化的，色却是自然的。中国画的灵魂是写意，墨和色是它的外衣，墨自然是意化过的，但色彩要想和它一道成为中国画写意的外衣，就首先必须经过“意化”的洗礼，方能与墨一起成为中国画完整的，合适的外衣，否则上身是唐装，下身是西裤，中外人士见了都会笑话的。
1972年农历7月7日生于陕西.渭南
1999年7月大学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
2002年攻读西安美术学院国画专业研究生；
2005年7月研究生毕业并获硕士学位；
现为陕西国画院专职画家。
作品及论文在《美术界》、《当代艺术》、《中国书画鉴藏》、《盛世典藏》、《中国当代艺术》发表；
作品《南粤之旅》2001年参加建党八十周年展，并获得优秀奖；
2005年11月在陕西省国画院举办个展；
作品《子夜》2005年12月参加中日京都艺术展；
作品《北国风光》2006年7月参加建党八十五周年展,并获一等奖；
作品《我从山中来》2006年8月参加陕西省十三届运动会体育美术作品展；
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人物点击》栏目曾做专访；
西安电视台《艺家艺事》栏目曾做专访。
众所周知，一个人要选衣服，总是要考虑到自身的性别、体形特点、高矮、胖瘦，再考虑到自己的个性特征，是热烈奔放，还是稳重保守，然后才选取自己合心的衣服。若是搭配，选上装则看下装，选下装则考虑上装的风格样式，否则显得不男不女、不中不洋、不伦不类、滑稽可笑。
中国画里的色彩就好比一个人的外衣，选用不当，比着装不统一还要闹笑话。在以用墨为主的中国画里，黑色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其余色彩只是从属于墨色，是对黑色的一种点缀，陪衬和补充。虽然是从属于黑色，但使用不当，不仅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会损伤墨色，甚至颠覆了用墨的初衷。
中国画以用墨为主有其哲学的源缘，除了道家追求朴素的思想外，它更注重的是对摆脱客观物象的形色，并能超然于其外的追求。早在《庄子·外篇·山木》中就曾提到：“物物而不物于物”。西汉刘安在《淮南子·卷十四·诠言训》中也曾说到：“轻天下者，身不累于物，故能处之。”意思为做事依赖于客观存在，但不拘泥于客观物象，并能超然于其外。支道林在《大小品对比要钞序》中讲得更为彻底：“无物于物，故能齐于物。”中国人将五光十色的自然物象以朴素的黑色替而代之，但表现的并不是一个黑暗的世界，而是摆脱了自然物象形色的束缚，以朴素的形式展现了另外一种五彩斑澜的世界。
张彦远说：“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他认为运用墨的干湿浓淡变化，以墨代彩，同样能表现大自然的千变万化。故尔“草木敷荣，不待丹碌而采，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萃。”这即是得大自然之真意，相反，只注意模拟物象的色彩，追求表面的形似，反而会失去客观物象的真正精神。由此看来，墨是“意化”后的色彩，黑色替代了造化形色，以黑白形式“意画”出形形色色的另一个多彩世界。
中国画的传统和灵魂所在就是写意，不拘泥客观物象形色，画花不一定用红色，画雪不一定用白色，远山不用青色，树木不用绿色，仅仅一个黑色同样能表现出各自的特征，这都是中国画高明的地方。虚谷的雪竹，不施白粉，不空白，更不用诸如洒雪、弹雪、吹雪、用矾、用盐，甚至用洗衣粉等低劣的方法，而是利用断笔飞白，以单纯的墨色同样展现出了一个巧夺天工的艺术品。李可染的《元气淋漓障犹湿》整幅画面未使任何色，仅通过对墨色干湿，浓淡独具匠心的巧妙运用，使笔下万物好似雨后清洗一般，青山深深，光影斑驳，树木苍翠欲滴，大自然的一切色彩变化被墨色发挥得无微不至，淋漓尽致，真可谓得意之处，“墨色胜处色无功”。
在老子的思想里，“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本义谓黑，在这里，它是指潜在事物内部之间一种隐性的联系。中国画之所以能够墨分五彩，甚至替代一切色彩，均是利用和处理好了墨色之间干湿、浓淡的关系， 以黑色“意化”出造化之精神。
墨和色一起使用时，首先考虑的是二者的内在关系。墨已经将形色物象置换为黑白世界，是主观的、意化的。色彩本是客观的，自然化的，二者很难协调。况且色彩是从属于墨色的，这两种矛盾物能和谐搭配在一起，使用的根本是一致的，二者内在关系是都经过了“意化”，是中国画独有高深之处。
色彩在中国画里的使用，首要的便是先经过“意化”之后方可使用，而不是依据客观物象之色进行模拟复制。齐白石画荷花，不论用大红，洋红，朱红，还是胭脂，非常饱合，几乎不加水，直接将色涂抹在纸上，显得是那样的鲜艳，浓烈，与自然中的荷花比起来，齐白石笔下的荷花更为醒目，生气，耐人寻味，这便是经过胸中对自然物“意化”后的艺术高度夸张。在《万山红遍》里，李可染利用层层堆积，无论树木，房子，山坡，还是河流，不论近景，中景，远景，大胆地只用红色，夸张地渲染出“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深秋之意，与齐白石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花是红的，草是绿的，天是兰的，云是白的，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但是在中国画里却并非如此简单。齐白石对中国画有句概括性的评价，“作画当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苏东坡也曾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这里的“似”都是指拘泥于客观物象，或受制于自然，人人都能用平常眼光看得见的，认得清的客观形象，好比红花绿叶，其色是客观的，人人都可认识到的。“不似”指的是不满于客观物象，摆脱并超越了物象形色的束缚，达到了一种主观意向上认知。如此以来，中国画画天空就不一定非用兰色，画树木非绿色不可。钱松喦在《红岩》里，着墨不多，画中的芭蕉，大树也未施绿，仅以大片红色统领全局，一下子使观者忽略这个地方的存在，而直接追忆到白色恐怖的年代里，革命者前仆后继为了光明而以自己的鲜血染红了见证历史的那个红岩。古人在画竹时，甚至不用墨，更不用绿色，而直接以朱砂作画，同样能写自然物之精神。
相比之下，那种见了树就用头绿，二绿，三绿，石绿，水粉绿，遇到茅草屋就挤赭石，看到红花便拿出所有红色的家当来的蹩脚手段，实在对中国画是一种糟踏，就等于把中国画从写意的高处拽了下来，重新回到世俗中来。用墨是主观的，用色却是客观的，墨是意化的，色却是自然的。中国画的灵魂是写意，墨和色是它的外衣，墨自然是意化过的，但色彩要想和它一道成为中国画写意的外衣，就首先必须经过“意化”的洗礼，方能与墨一起成为中国画完整的，合适的外衣，否则上身是唐装，下身是西裤，中外人士见了都会笑话的。